七月，炎热的夏季。
人民大会堂一百一十八室，毛泽东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
毛泽东坐在靠西边的一个大沙发上，纵论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而后提出：七月了，我要到外面走走，去长沙、武汉看看，去武汉游水，那里的水好。
对毛泽东提出要去武汉游长江，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武汉几派群众组织斗争激烈，为安全起见，最好不要去武汉。
林彪和中央文革的几个人也劝毛泽东。其实，最担心毛泽东安全的是周恩来。这倒不是说单指去武汉危险。在当时全国派性林立、武斗迭起这样一种乱哄哄的局面下，外出去哪里也不安全。试想，如果此时毛泽东的人身安全万一出现个三长两短，党怎么办？国家向何处去？高兴的只会是那些急于乱中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
因此，周恩来也不赞成毛泽东去武汉游长江。他对武汉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相对来说，武汉当时的情况更乱一些。自一月份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以来，各地造反派与军队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许多地方的造反派把矛头指向了军队，冲击军事机关。三月，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为稳定武汉局势，抓了武汉地区军内外一批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解散了“工总”及其所属组织，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在中央文革成员的怂恿下，造反派连续冲击武汉军区。
对此，周恩来于四月十九日在钓鱼台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听取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的汇报。会上，周恩来要求中央文革尽快接见武汉造反派赴京代表，做做他们的工作，要他们不要再冲武汉军区了。但中央文革阳奉阴违。就在此前后，江青在接见军队群众组织代表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武汉和从北京南下的造反派公开提出了“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
五月十六日，出于对武汉军区的支持，武汉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百万雄师”认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军区，不能不加分析地打倒所有老干部。这样，武汉地区的群众组织派性斗争日趋激烈，并出现大规模的武斗。当地驻军也被卷入。七月初，周恩来正打算叫武汉两派群众组织派代表来北京汇报。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要去武汉游长江，周恩来怎能不对毛泽东的安全多加考虑呢？但是，毛泽东决定了的事谁也无法改变。他坚持说：天下的水要算武汉最好，我哪里也不去，就到武汉去游水。并要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随行。
当然，周恩来对毛泽东外出表示忧虑，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担心毛泽东不在北京，中央文革一伙趁机会更加为所欲为，自己与他们斗争的难度也将会增加。
周恩来深知，毛泽东虽然有时支持江青一伙的某些做法，赞成“天下大乱”，但当他看到严重的混乱状况出现时，也是赞成对运动加以一定的约束的，他虽然严厉批评了参加“二月抗争”“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但是，从总体上说并没有要彻底打倒这些老同志的想法，还是主张要保护他们。这与林彪、江青等人欲置这些老同志于死地是有本质不同的。
因此，周恩来与林彪、江青一伙斗争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运用毛泽东某些局部的正确主张并加以发挥，尽可能争取毛泽东的有限支持，来制定和贯彻一些正确的政策措施，从而尽可能地减少运动带来的损失。无疑，及时获得毛泽东的一些想法，及时地把运动中的有些情况准确地传达到毛泽东耳中，对周恩来的这种斗争策略就显得十分重要。
因此，当毛泽东外出巡视的想法成为难以改变的决定之后，周恩来对将随行的杨成武交待说：你的任务是当好我和主席的联络员，保证主席的安全，直接同我联系。
周恩来的这一用意是很明显的，而且这一用意在后来的斗争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决定自己先飞武汉打前站，顺便借这个机会解决武汉的问题。他打电话告诉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原来准备来北京汇报的武汉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不要到北京来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
七月十四日凌晨二点三十分，周恩来坐空军的飞机前往武汉。随机前往的有李作鹏和空军作战部的负责人。
行前，周恩来致信李富春、李先念、陈毅：我有任务离京两三日，大事请报中央文革，一般业务请你们商决。
凌晨四点左右，周恩来飞抵武汉汉口机场。当时的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在机场迎接，把周恩来等接到了武汉空军司令部。
周恩来见陈再道、钟汉华不在场，心里有点纳闷，以为造反派把他们弄走了，便问刘丰：陈再道、钟汉华哪里去了？
刘丰一时答不上来。原来，周恩来到武汉一事，把持空军的吴法宪没有通知武汉军区，只通知了刘丰。这是极为反常的。
周恩来对刘丰说：赶紧通知陈再道和钟汉华，让他们立即到东湖宾馆开会。
草草地用过早餐后，周恩来等便直奔中共湖北省委招待所——东湖宾馆。
在百花一号楼会议室，周恩来召集陈再道、钟汉华、李作鹏、刘丰及武汉军区、空军有关负责人开会，宣布了毛泽东即将到武汉的消息，并详细布置了毛泽东到武汉后的住地及游长江的安全工作。
七月的武汉，酷暑如蒸。由于电厂也忙于闹革命，东湖宾馆的电也停了。还是早上八点多钟，会议室挂着的温度表就已升到了摄氏三十四度。
周恩来不顾天气炎热，又带着有关负责人到长江岸边察看地形，对确定毛泽东下水的地点、游泳的路线、在什么地方上船及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应采取的应急措施等都作了细致的安排。
下午五时，周恩来亲自来到梅岭一号查看为毛泽东准备的房间。
站在门口烈日下的哨兵，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湿得像水泡了似的，见到周恩来，赶紧敬礼。
周恩来关切地对哨兵说：辛苦了，你可以站在阴凉处有风的地方。
哨兵激动地说：谢谢总理，我不热。
走进梅岭一号，一股闷热迎面扑来。周恩来对随行的军队负责人说：派人去发电厂了解一下，看是什么原因停的电。告诉电厂，就说我周恩来在武汉，请他们尽快排除故障，恢复向这个地区供电。
据当时的随行工作人员说，周恩来当时还作好了万一不能准时供电，就让毛泽东住在专列上的准备。
电厂听说周恩来到了武汉，很快答应立即排除障碍，尽快恢复供电。后来六点多种，电厂就恢复了对东湖宾馆的供电。
周恩来又把东湖宾馆的负责人和服务员找来，要求他们以实际行动迎接毛泽东的到来，不要因闹派性而影响工作，要绝对保密。
晚上九点，毛泽东抵达武汉，住进了梅岭一号。当晚，周恩来到毛泽东处汇报了有关情况。
就在同一天下午，谢富治、王力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从四川也来到武汉。
本来，谢富治、王力是受中央委托到四川、云南处理问题的。毛泽东决定到武汉后，周恩来打电话给当时兼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要他赶到武汉，负责毛泽东的安全工作，并要王力等一同来武汉，先解决武汉问题。
周恩来还告诫王力：在武汉暂不要露面。然而，谢富治、王力违背周恩来的指示，抵汉的当天晚上就与造反派组织接触，并公开了他们“中央代表团”的身份。
从七月十五日起，一直到十八日，周恩来连续召集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空军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开会，听取武汉情况的汇报，解决武汉问题。
七月十七日上午九时三十分，毛泽东在梅岭一号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杨成武、余立金、郑维山等开会，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四川、云南及湖北等地“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
当谢富治、王力汇报到云南要打倒李成芳、湖北要打倒陈再道时，毛泽东插话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认识了错误，统统不打倒。人家承认错了，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了错误，打倒也不行。
说罢，毛泽东指了指周恩来，说：我和总理在北京就说了，到武汉是来给陈再道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武汉军区要起草个稿子，发表公开声明：一是有功，二是有错嘛！支工支农有功，支左就有错嘛！
显然，毛泽东认为武汉军区没有真正支持左派群众。他对军区抓了少数几个造反派头头，解散“工总”有不满，认为这是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路线错误。
因此，毛泽东又说：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不报告，就是有问题。“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今明两天放了。
“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正得快。”毛泽东燃起了一支香烟，继续不紧不慢地漫谈：“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陈再道就是不动脑子，少政治。”
周恩来插话说：“有些老同志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这次欢迎赞比亚总统时，我让陈老总去敬韩爱晶一杯酒。韩爱晶说，陈老总啊，我们要打倒你，不是真的要把你打倒，而是要把你打到毛主席的路线上来。我用手捅了捅陈老总，示意他表示一下态度，向革命小将学习，他未吭声。”
谢富治说：“湖北问题比较复杂，要解决有困难。”
毛泽东不以为然：“不见得。我看湖北问题比湖南、江西要好。对红卫兵不要太怕，不管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三派（指‘百万雄师’、‘二司’、‘三新’）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
“公、检、法系统全烂掉了，百分之百地烂掉了。”谢富治似乎还不甘心在毛泽东面前讨了个没趣。
“不一定。有坏的，也有好的。有问题，经过教育还可以改过来。”毛泽东仍然甩给谢富治一个软钉子。
毛泽东又问周恩来：“恩来什么时候回北京啊？明天回去吧，去解决一下湖南问题。”
周恩来说：“郑维山同我一路回北京，这里留下成武、余立金同志，还有海军的李作鹏。”
毛泽东点了点头，又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我同总理临时决定的（指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作者注），发得那么快，引起了很多猜测，整到总理头上，北大、清华也有这种论调。”
这次会议，实际上毛泽东已定下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原则。会后，周恩来找陈再道、钟汉华谈话。
次日，即十八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及驻武汉部队师以上支左单位的负责人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事前，周恩来将亲拟的讲话提纲送毛泽东审阅过。实际上，这是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处理武汉问题的原则。
周恩来在讲话中肯定了武汉军区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同时也指出：军区在支左问题上有错误，责任由军区主要领导同志承担。陈再道同志、钟汉华同志，要主动承认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工总”平反，并马上释放朱鸿段（朱为武汉军区抓的造反派头头）。“工总”起来之后，可能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作。军区要对部队进行教育，各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联合起来，互相学习。
周恩来还主动为武汉军区担了一份责任，说：军区解散“工总”，可能是受了他的一次讲话的影响。
当时，陈再道等人没能领会周恩来的用意和难处，对要他们承认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不服。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因此犯了错误。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正了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的。主席都表态了嘛！
为了让陈再道等人放下思想包袱，晚上，周恩来又特意带着陈再道、钟汉华来到毛泽东住处。
毛泽东一见陈再道他们，就笑呵呵地问：“你们怎么样啊？”陈再道忧心忡忡地说：“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大手一挥，说：“这怕么子呀？现在他们一提就是路线错误，谁都是路线错误。”
陈再道听毛泽东这么一说，心里踏实了一点，说：“要是犯了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作检查。”
毛泽东笑了。摇了摇手：“那可不行，你千万不能开会，你一开会，就下不了台。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发表之前，三方面（‘三新’、‘二司’、‘百万雄师’）先要开好会，军区也要开好会，声明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
毛泽东说：“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派工人这么左，那派工人就那么右吗？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要联合起来。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泽东还对陈再道、钟汉华说：慢慢来，不要着急。要先把部队和群众组织的思想工作做通。我要中央文革做“工总”的工作，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拥护你们。
说着，毛泽东当着谢富治、王力的面，指着陈再道、钟汉华说：要使他们能出去，不仅保证人身安全，还要保证拥护陈司令、钟政委。
谢富治、王力表示按毛泽东的指示办。
至此，武汉问题的解决已安排就绪。周恩来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晚十一点三十分，周恩来离开武汉飞回北京。
2007/09/10
四十三、混乱之中，毛泽东要到武汉去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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