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毛泽东的直接表态，江青一伙企图以“叛徒”罪名打倒周恩来的图谋不得不有所收敛。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在“伍豪启事”这件事上，江青压根就没死心，而是把它作为一颗不定时的“定时炸弹”攥在手中，并一次又一次地紧拧“发条”。
——一九六七年十月，江青在钓鱼台住地同吴法宪等人谈话时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这一口袋是周恩来的材料。”在此同时，江青、张春桥把持下的上海市革委会的《抓叛徒》简报中，还列入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条。
——一九六八年五月，上海档案馆的一造反派头头受命将诬陷周恩来的材料密封起来托吴法宪转交江青。
——一九六八年七月，在江青一伙的指使下，两个行动诡秘的人到绍兴、上海、南京、淮安等地，搜集诬陷周恩来的黑材料，被群众发现扭送到公安机关。
——一九六九年五月，九大结束后，当上了政治局委员的江青得意洋洋。她把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召到自己的住处吹风：“周总理，行政领导，组织才能有一些，但他掌握大方向、大原则不行。文化大革命，单独搞一个中央常委碰头会，不支持中央文革。常委碰头会垮了，才来依靠中央文革来解决问题。”说到此，江青神秘兮兮地拍拍自己的中山装下衣兜：“嘻嘻，总理还有不少材料掌握在我的手里。”
……
周恩来注意到了江青一伙的不良居心。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当着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的面，说：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历史上多少年的东西都找出来。我倒要感谢他们，如果是好意的话给我提出来。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犯过不少错误，说过不少错话，但是，我总是跟着毛主席走的，有的时候跟得不紧就改正嘛！现在，我说明，对你们的帮助我是欢迎的，但是，如果拿根本不存在的事来要挟，来煽阴风点鬼火，搞阴谋，那我是坚决反对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和十一月，周恩来先后将载有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报纸和他五月十九日给毛泽东的信以及毛泽东的批示等材料拍照存档。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周恩来又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告知她已将有关材料拍照存档的事。信中说：“此事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也许是因为鬼把戏被人看破的作贼心虚，也许还有因为眼看得意的阴谋难以得逞，江青看了周恩来的信后，越发老羞成怒，直接找周恩来的岔子一时找不着，就玩起了“项庄舞剑”的把戏。
在短短的三个月之内，江青两次大肆撒泼，狠整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以此来刁难和攻击周恩来。
对江青第一次撒泼的情况，当时任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说：
那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中旬，由周总理主持召开讨论解决东北问题和宋任穷同志出来工作问题。会议定在下午四时在大会堂接见厅开，那时我是警卫局警卫处副处长，负责这次会议的现场警卫工作。大约在三点半左右，江青的警卫员孙占龙同志打电话给我，说江青刚起床，还没有吃饭，要我在大会堂准备吃的，在会议室旁边找个房间先吃饭，后参加会议，要吃鸡蛋饼、鸡汤面、两荤两素四个小菜。我找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同志，尽快按要求备好了吃的，放在旁边小山东厅里。此时，党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等有关同志都到了，就等着江青了。此事我向在场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兼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作了汇报。我们两人站在会议厅门外迎接江青。江青大约晚到了十五分钟，汪东兴给她敬了个礼，我对她说：开会在这个厅，你的饭在小山东厅，要不要先吃点东西？她没说话，斜了我一眼，就进了会议室。那时大家对她出于尊敬都站了起来，她却不理睬，径直走向总理，以质问的口气说，你们在开什么会？为什么叫成元功在门口档着不让我进来？当着与会者的面大吵大闹起来。总理解释她不听，会也开不成了。
为了照顾影响，总理宣布休会后，同江青、汪东兴、杨成武、李作鹏等人来到小山东厅。江青继续吵闹不休，硬说是总理安排我在门口挡着不让她进去，意思是总理背着她搞什么活动。总理就让汪东兴叫我进去当面说清楚。当我走到门口时，听见总理大声说：“我是个老同志，你应该相信我们这些老同志，根本没有的事。”我推门进去后，总理说：“你们查对吧，我不参加。”说完总理就到走廊里去了。这时汪东兴要我把情况说一下，我就把她的警卫员来电话说的原原本本讲了一遍。江青一拍桌子，说：“根本没有的事，去把我的警卫员叫来。”汪东兴把孙占龙叫去，孙说：“是我打电话让成元功准备饭的。”江青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说：“你们都给我滚出去，不要你们在这里工作，你们去给总理说去。”
我出来违心地对总理说：总理，今天我们工作没做好。总理没有说什么，又进了小山东厅。后来江青又和总理大吵大闹了一个多小时。说什么孙维世是一条狼，成元功是一条狗，骂不绝口。我心里清楚，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是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拿我们开刀的。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中受江青迫害的还有周家鼎、杨德中同志，尤其是杨德中同志，江青限他四天内离开北京。
几天后，一个深夜，江青又把总理、汪东兴叫到钓鱼台，让秘书们也参加。江青说：成元功历史上就是个坏人，曾多少次限制我，多少次阻挡我和总理接触……。总理说：不会的，成元功十四岁参加革命，从小在这里长大的。江青斩钉截铁地说：那至少也是变了质的坏分子。随后，又把警卫处其他同志指责了一番，骂了一通。
这样一来，警卫局的领导不好办了。汪东兴和几位局领导找我谈话，说你先到学习班学习一段时间再说，以后不要再到首长处去了。我于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进了学习班，又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五日去了江西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直到粉碎“四人帮”前夕才回到北京工作的。
成元功遭难被迫离开周恩来两个月后，按捺不住“倒周”之心的江青再次向周恩来撒泼发难。
事情的缘起是江青批示传阅的一份电话记录。
五月三十一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并举行盛大的成立大会。同日，四川省革委会主任张国华的秘书打电话报告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办事组接电话的人记了一个电话记录，大致内容是：（一）四川省革委会成立庆祝大会的规模和盛况，会议开得很好，没有发现问题和死亡事故；（二）明天梁兴初司令员、李大章等准备去重庆参加六月二日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三）省革委会委员准备明天到金牛区学毛主席著作，参加劳动。
这完全是一个例行公事式的电话，没什么实质性的重要内容。因为四川省革委会成立前已经过中央批准，中央领导层都知道。但江青为了显示一下权力欲，大笔一挥，把电话记录批送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传阅。
周恩来签阅后，顺手将这份文件与另一份文件用曲别针别住，放进他办公时常用的皮夹子里。
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来询问这一文件时，秘书周家鼎怎么也找不到这份文件。待周家鼎找到这份文件退中办秘书局时，已是六月二日了，隔了一天。当天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醒目的巨长标题《毛主席伟大预见“四川很有希望”鼓舞七千万人民前进，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在剧烈的阶级斗争风暴中胜利诞生》，报道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
因此，秘书局值班人员询问总理值班室：此件毛主席已阅，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已发消息，是否还需要传阅？
秘书局值班人员的意思是用不着再传阅了。
总理值班室的秘书也认为可以不再传阅了，但还是留了一句：还要不要传阅，可请示一下中央文革办事组。
不料，江青借此事大做文章，指责周恩来纵容他的秘书，目无中央文革，看不起她江青，等等。而后，又气冲冲地在传回的电话记录上批了一段很长的文字：“如果总理的秘书和中办秘书局认为可以不传阅了，那么，请只送毛主席、林副主席、伯达同志，其他同志可以不传。不过，政治责任应由总理的秘书和中办秘书局负。”
完了，江青又把电话记录批送毛泽东、林彪。
林彪阅后，又批给周恩来，并加了一句：“今后江青同志及中央文革其他同志批传的文件及电话记录必须按批送的范围及时传阅。”
康生、陈伯达也附和：完全同意林副主席的批示。
文件重又回到了总理值班室。秘书们一看给总理捅了个大漏子，心情沉重而又紧张。
周恩来是天快亮时才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西花厅。心事重重的周家鼎赶紧连检讨带报告：“总理，我们犯大错误了……”
周恩来看了江青、林彪的批语后，沉思了半天没说一句话。许久，周恩来才缓缓地说了一句：“家鼎啊，你们顶不住，告诉我，我写几句话，由我来负责就是了。”
周恩来的意思是，当时文件找不到，可以告诉他，由他出面去解释。
说罢，周恩来在文件上批道：“我将另有一检讨意见送上。”
然而，周恩来的检讨并没有使这件事情了结。江青抓住这件事胡搅蛮缠，没完没了，说总理值班室的眼中没有中央文革，要解散，等等。
总理值班室两个秘书、三个干事，一共才五个人。而“文化大革命”中的忙和累使得在工作上从不轻易喊累的周恩来也不堪重负。
周恩来当时曾对阿尔巴尼亚外宾说：我很坦率地说，现在比三年解放战争时忙得多，真正打仗时也不这么忙，每天都遇到问题，时间总是不够用。人手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周恩来还曾对秘书说：现在什么事都要我批，没有人替我顶一顶。我现在一过四点（指拂晓），就出现早跳心慌，靠氧气维持，一睡下就起不来，疲劳不堪。
显然，对于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忙的周恩来来说，五个人的值班室本来就人手不够。但江青一伙出于对周恩来“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垮”的企图，打起了总理值班室的主意。
此后不久，总理值班室被迫撤销。周恩来身边除留下一个秘书外（以后又增加了一个），其他人下放基层“支工”、“支农”。周家鼎当然也就被迫离开总理值班室。
周家鼎后来回忆说：
在我们向总理告别时，总理讲了三条：一到最基层锻炼；二不要担任任何领导职务；三改个名字。我们在总理的长期教育下，习惯提出自己的意见。我当时冒昧提出：“四清”时，为“扎根串连”，改名换姓，不是都受了批评吗？我们要不要改名字？当时，邓颖超大姐在场，说：“总理让你们改就改么。”指着我说：“你就改名叫贾汀好了。”事后才知道，总理担心我们得罪过江青，日后一旦被她发现，会借手造反派整我们；另外，也考虑到我们同首都和全国各地的造反派联系较多，以原名出现会招惹麻烦。足见总理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谈话后，我改名贾汀，到铁道部二七机车车辆厂蹲了五年。
总理值班室撤销后不久，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说：我现在只有两个秘书，其他的都支工支农去了。每天二十四小时，一个人得工作十二小时。我不能不让他们休息。晚上我让他们走，有些事情我自己写，自己办。
周恩来还对外宾说：如果文化大革命完成了，我还没有死，还没有被打倒、被免职，我一定陪科列加同志去参观长江大桥和黄河三门峡水电站。
从这些言辞中，我们不难体察到周恩来的心境：面对江青的无端刁难和险恶居心，周恩来表面平静似水，内心却汹涌如海。
周恩来忍辱负重斗群贼，这需要一种何等的韧性！
天若有情天亦老。
2007/09/10
四十二、忍字心上一把刀，天若有情天亦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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