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也都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和造反派的冲击。
一些造反派为炫耀自己的“能干”，甚至把有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揪到北京，游街示众。
周恩来曾派自己的联络员转告造反派头头，制止这种乱揪乱斗的行为。
毛泽东对这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做法也有不满。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卡博和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周恩来参加陪见。
谈到眼前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
两天之后，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江青、陈伯达等人打击老干部的行为提出了批评：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和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吗？对干部，不要不许革命。徐向前，我保。江华、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谭启龙这些人还是要保吧！
毛泽东这么一说，周恩来心中有底了。他根据毛泽东要保江华、谭启龙、江渭清、杨尚奎等人的意思，顶着林彪、江青一伙的压力，把保护范围扩大到所有受冲击的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并把他们接至北京保护起来。
周恩来先指示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几位副总理写出报告，然后由他把报告送给毛泽东批准。真可谓用心良苦。
二月初，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先后两次写报告给周恩来，提出把一些省市委的负责人接到北京。
总理：
我们建议把叶飞、谭启龙、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等同志调到北京来，一方面可以打通思想，另方面也可使他们身体得到休息。
震林、陈毅
总理：
建议把下列同志调来北京，如张平化、张体学、韦国清、霍士廉、陈玉显、刘子厚。一方面可以打通思想，一方面使之休息一下。
陈毅、震林、先念、富春
二月八日，周恩来将这两份报告转送毛泽东批准，并附信建议：对叶飞、谭启龙、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等同志均拟先接来北京养病。
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这样，在周恩来和造反派的直接交涉下，受冲击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陆续被接至北京养病。名为养病，实为保护。
二月九日晚上，周恩来通过军委一号台要通了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的电话。
“得志同志，你还好吗？谭启龙同志现在在哪里？”
“文化大革命”中，谭启龙是遭受冲击比较早的地方领导干部之一。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红卫兵要求参加省委为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劝阻无效，学生冲击会场，并押谭启龙上北京。红卫兵向中央提出几点要求：（一）要求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批判谭启龙；（二）要求在京游行（即游街）；（三）要求拨给经费和两辆宣传车。对此，周恩来明确答复：（一）十万人大会不能开；（二）游行不能搞；（三）委托陶铸、谭震林同志出面处理。在周恩来、陶铸、谭震林等的直接干预下，公开批斗谭启龙的大会被取消了。谭启龙回到山东后，在一月夺权的狂潮中，又被造反派关押起来了。
“总理，谭启龙同志前两天刚从青岛被押回到济南，听说现在被关在山东医学院。”杨得志回答说。
“好。得志同志，请你立即派人把谭启龙同志从造反派手中接出来，并由军队护送到机场。毛主席指示，让谭启龙到北京来休息一段时间。明天早上七点，中央派飞机到机场接谭启龙同志来北京。”
“总理，你放心，我一定找到谭启龙同志。”
晚上十点，杨得志司令员派出的人直接把车开到了谭启龙被关押的地方——山东医学院教学楼。
开始，造反派拒不交人。军区来的人斩钉截铁地说：“中央有紧急指示，要谭政委马上去北京。”谭启龙那时还兼济南军区第一政委。
谭启龙被接上汽车，来到军区五所，换了一部车后，未作停留，直奔机场。
谭启龙心里有点纳闷，不知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但从那些人对他的态度上看，又不像是造反派。
到机场后，负责护送的军人才告诉谭启龙：“谭政委，周总理打电话给杨司令，指示把你从造反派手里接出来，负责护送到机场。明天早上七点派飞机来接你。”
次日一早，北京派来的飞机准时降落在济南机场。谭启龙到北京后，被安排住进了由军队控制的京西宾馆。
对此，谭启龙曾回忆说：
“文化大革命”中，我是遭受冲击比较早的地方领导干部之一。从受冲击，被打倒，到重新工作的大约十年时间里，周总理曾三次指示把我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三次与我面谈，还有五次在关键时刻通过各种途径指示有关同志对我采取保护性措施。如果没有总理的保护及许多同志的帮助，在无法无天的运动冲击下我能否生存下来，能否继续为党和人民做一些工作，是很难预料的。
就在谭启龙被接到北京的当天，浙江省军区的电话直接打到了总理值班室，说造反派将于十二日在省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参加的批斗江华的大会，省军区是否参加，如何表态？
江华当时是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因病在上海住院治疗。一九六六年底被造反派从上海揪回杭州，关押起来。他担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妻子吴仲廉也被迫害致死。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浙江省来京的造反派时，严厉批评了造反派揪斗、关押江华的行为，说：浙江省委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江华是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是拥护毛主席的。他是少数民族，我们要团结少数民族干部。毛主席再三说过，对江华要保。
总理值班室秘书周家鼎将浙江省军区的请示写在了《要事汇报》条上。
周恩来凌晨才回到西花厅，看到浙江省军区的请示后，拿起军委一号台的专线电话，要通了南京军区政委杜平。此前，中央针对浙江的混乱形势，委派杜平以中央驻浙江代表的身份负责处理浙江问题。
“杜平同志吗？我是周恩来。主席指示让江华同志来北京治病。中央决定，十一日晚派飞机到嘉兴机场，接江华同志来北京。你们要负责保证把江华同志安全地送到机场。为保证安全，路上要多派些人护送。”电话声音质量不好，周恩来几乎是对着话筒在喊话。
周恩来这一招是釜底抽薪。造反派不是要在十二日召开批斗江华的十万人大会吗？
十一日晚上就把江华接到北京，看你这个会怎么开。
“总理，我马上召集会议，保证完成任务。”杜平就像在战争年代接受战斗任务。
十一日上午，杜平召集驻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浙江省军区政委南萍、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等和群众组织代表开会，传达周恩来的指示。
那时，地方领导机构大多已瘫痪，说话不灵了，只有军队说话还管点用。
造反派虽然不情愿交出江华，但无奈有“最高指示”，不得不服从。
十一日晚上，江华被安全地护送到嘉兴机场，飞往北京。
江西省委的电话打了几次，工作都没有做通。
二月十八日，周恩来再次嘱秘书打电话给江西，限令江西造反派在二月十九日负责将杨尚奎、刘俊秀送到北京，到时，中央派飞机到南昌接。
江西有关方面给造反派传达周恩来的命令后，造反派不愿意放人，竟打电话到总理值班室讨价还价：“我们十九日准备在八一广场召开批斗走资派刘俊秀的大会，杨尚奎也要参加。我们要求推迟几天送他们来北京。”
总理值班室的回答没有商量的余地：立即按时送到，不得推迟。
二月十九日，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和书记处书记刘俊秀在两名造反派“护送”下，乘飞机来到北京。
周恩来派出的联络员早在机场等候。
联络员对“护送”的两名造反派说：“总理指示，把人交给我们，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了，你们可以走了！”
联络员穿着军装。两名造反派大眼瞪小眼，眼看联络员带着杨尚奎、刘俊秀上了车。
刘俊秀后来回忆说：
联络员把我们送到中央办公厅招待所住下，并对我们说：“在这里你们安心好了，总理希望你们好好休息，保重身体，以后更好地为党工作。”我们同声回答：“感谢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
刚住下不久，招待所又不断受到冲击。为了安全，总理把一些同志转移到中南海，我和另外几位同志被转移到京西宾馆。在京西宾馆期间，总理还经常派人来看望和慰问我们。在总理的关怀和保护下，我在京西宾馆住了一年零一百天。
据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和不完全统计，当时被周恩来以这种方式接到北京保护起来的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除谭启龙、江华、杨尚奎、刘俊秀外，还有李井泉、宋任穷、张体学、张平化、叶飞、江渭清、欧阳钦、黄火青、黄欧东、曾希圣、程子华、廖志高、霍士廉、杨超、高克林、朱德海等。这些老同志开始被分别安排在中直招待所和京西宾馆住下，周恩来专门指派有关人员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
这些老同志当时的住处是保密的，一般人不知道。然而，中央文革一伙故意将这些老同志的住处透露给造反派。这样，中直招待所和京西宾馆经常受到造反派的冲击。
一次，来自四川的“红卫兵成都部队”冲进中直招待所，把李井泉、程子华、廖志高、杨超等西南局和四川省的几位负责人抓走。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指示增派一个加强连赶来加强守卫，并与造反派交涉，限令他们立即放人，要回了李井泉等人。
七月底，北京航空学院的“北航红旗”造反派翻越中直招待所的围墙，把张体学、张平化、叶飞等三人揪走。
周恩来亲自找北航的造反派头头韩爱晶，要他下令放人。随后又指示北京卫戍区派人前往“北航红旗”要回了张体学、张平化和叶飞。
当时，正是在武汉“七·二○事件”以后，极左思潮猖獗一时。警卫森严的京西宾馆和它那高厚的院墙也没能挡住造反派的冲击。
八月二十五日，来自东北的造反派在京西宾馆门前吵嚷着要揪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
宋任穷也是被周恩来接到北京保护起来的，住在京西宾馆六楼东头的一个套间。
此前，鉴于东北三省的混乱局势，周恩来几次提出要“解放”宋任穷，让他回东北局工作，但江青等人百般阻挠，说宋任穷还没有接受群众的批判，承认错误，还没有“过关”。
警卫部队负责人见造反派人多气盛，一面派人报告总理值班室，一面令战士在门口的警戒线前手挽手筑起了人墙，并劝说造反派不要冲。
但造反派这次是有备而来、有恃而来。他们仗着人多，混乱中有些造反派从警卫战士的头顶越过，冲破警戒线，直奔六楼东头宋任穷的房间。剩下的一部分继续在和警卫部队纠缠。
显然，事先有人把宋任穷的住处告诉了造反派，要不，他们怎么知道得如此准确？！
造反派冲进宋任穷的房间揪着宋任穷连拉带推，就往阳台上拖，个别造反派还在混乱中对宋任穷施以拳脚。他们知道要想从大门口揪走宋任穷是不可能的，便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准备把宋任穷从阳台上吊下去，强行揪走。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立即指示傅崇碧，要他亲自火速赶到京西宾馆保护宋任穷。
傅崇碧带了两个加强连急速赶到京西宾馆，正赶上造反派往宋任穷的身上系绳子。
要动真的，造反派哪是部队的对手！何况还是训练有素的警卫部队。三下五除二，傅崇碧就指挥部队把宋任穷从造反派手中夺了回来。
次日凌晨，周恩来找东北造反派谈话，严厉批评他们冲击京西宾馆揪斗宋任穷的行为，说：你们这种做法完全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是资产阶级政治，说坏一点，是国民党特务作风。我劝你们不要学这种特务作风。你们对宋任穷同志有意见，可以在会上提，但不能用这种办法，把人拖走，这成什么政治？你们看看武斗打成什么样子，损失有多大！完全没有国家的观念，没有整体的观念，就是派别的利益！你们这样怎能做接班人？你们想一想，难过不难过？你们自己这样下去会一天一天地脱离群众，要走到反面。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中直招待所、京西宾馆多次遭造反派的冲击，住在这些地方的老同志都暴露了，安全很难保证。
深夜，周恩来把傅崇碧找到西花厅。
“崇碧同志，在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一定要保护好，不能让人揪走。现在他们住的地方也不安全了，你要想想办法把他们转移到一个秘密、安全的地方。”周恩来满脸倦容，望着这位跟着自己东奔西突的卫戍司令。
为了保护老干部，周恩来可谓绞尽脑汁，同林彪、江青一伙周旋着、斗争着。
傅崇碧稍稍想了一会，从包里拿出了一张地图。
“东高地有卫戍区两个团，一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那个地方比较僻静，也比较安全，把他们转移到那里，你看行吗？”傅崇碧指着地图上的一片营房，征询周恩来的意见。
“我看可以，要绝对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行动要快。”周恩来果断地说。
“好，我先安排布置一下，尽快把他们转移。”
几天后一个夜深人静的凌晨，傅崇碧亲自指挥，选了几十个精干强壮的警卫战士，用汽车把这些老同志拉上，在北京市区兜了几个大圈，确认没有造反派的跟踪后，隐秘地来到了东高地。
周恩来又指派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具体负责与这些老同志联系。
造反派一下子见这些老同志消失得无影无踪，找不到，就到中央文革小组去告状。
江青一伙料定这些老同志是周恩来让人藏起来了，但又不好直接责问周恩来，便几次当着周恩来的面逼问傅崇碧把这些人藏到哪里去了，指桑骂槐。
傅崇碧装作不知道，不搭理他们。
一天晚上，傅崇碧被紧急召到钓鱼台那座灰色的小楼，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会议室。
傅崇碧进门一看，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在，周恩来也在。
“你到底把那些人藏到哪里去了？”傅崇碧进门还没坐下，陈伯达就气冲冲地发出责问。
“哪些人？”傅崇碧依然采取装糊涂的战术。
“啪──”江青一掌拍在桌子上，怒目而立：“傅崇碧，你不要装糊涂，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摆老资格的老革命都到哪里去了？”
傅崇碧这才明白今天找他来又是来审问他把这些老同志藏到了什么地方。他偷偷地看了周恩来一眼，周恩来不动声色地坐在沙发上。
“我怎么知道到哪里去了？你们又没有把人交给我们。”傅崇碧顶了一句。
“你是卫戍司令，你怎么能说不知道？”姚文元也在一旁责问。
“他们又不是我们卫戍区管的，我怎么知道。”
“你不讲，我们也知道是你把他们弄走了，我们早就掌握了情况。你现在要交代是谁让你这么干的，是谁？”康生善于搞唬人的这一套，阴森森的镜片后面露出两股凶光。
“傅崇碧，你必须交代，是谁叫你这么干的？”江青几乎是指着傅崇碧的鼻子。
正在这时，工作人员进来说，毛主席那里来电话，叫傅崇碧司令员马上到中南海毛主席的住处去。
毛泽东的电话解了傅崇碧的围，也解了周恩来的围。对此，在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傅崇碧将军接受采访时，作了详细地回忆：
我从钓鱼台来到了中南海。到主席那里的时候，主席还在游泳池洗澡。他的秘书告诉主席说我来了。主席从游泳池上来了，穿那件睡衣。主席说，吃饭吧，吃包子。那时已凌晨一点多了。我就在主席那里一块吃饭。我拿出那个“百丑图”（注：“文革”期间造反派画的丑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图画），主要是贺龙、罗瑞卿抬轿子，抬刘少奇等。主席说，你拿着个什么？我说：我出来以后，红卫兵塞了一个图给我，我还没看。我没讲我有意识拿的。主席说，他们给你的，你为什么不看看？我说，还没来得及。我就把图打开了。主席一看，这是丑化我们党，丑化我们，马上要秘书打电话，告诉陈伯达这个画不能发，要没收。我说，主席可别对人讲是我给你看的，我怕跟别人讲了我要倒霉。主席说，我不讲。然后，主席就问北京的情况。……
主席问：写朱老总的大字报街上还有没有？我说，有。主席说，还有大字报不好嘛，朱毛不能分开，没有朱，也就没有毛。主席这么讲，我心里很高兴。我说，陈毅的夫人带着个木枷，被拉到外面游街了。胡耀邦发烧到三十九度，还要跪倒，腿都跪掉皮了。主席说，这个不好，有病为什么要游街啊！主席问：搞喷气式，当年红军斗地主时，你们搞喷气式吗？我说，不搞，那时戴高帽子，敲锣，游行。主席问，喷气式怎样做的？我就给主席比划。我说三个人，一个按着脑袋，两个按着手。主席说，那个不好。我对主席说，这些人都搞得不行了，那些搞原子弹的，还有北京医院看病的这些教授，人家都叫臭老九，要打倒。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句话就是这样来的。我说，总理讲了，现在那些省委书记、老部长被搞得没有办法了，造反派要抓他们。总理要我们把他们保护起来。这样，我就把他们保护到我们的营房里去了，在东高地，北京市南面，那里有我们两个团，一个炮兵团，一个步兵团。这个我不能给主席说瞎话了。我又说，现在有人追问我两次了，我没讲江青追问我，我也不好讲，我讲中央文革追问我，要我交待。现在还没怎么，只是追问我，向我发火。刚才在钓鱼台追问我，我还没讲清楚你就叫我来了。主席说：总理做得好，你们也做得好。好人搞坏了，坏人搞死了，这样搞不好。我说：我还没有交待清楚，他们还会追问我。主席说：不要紧，再要找你追查，你就说我叫你办的。主席这样一讲，我就有了尚方宝剑，我不怕了。……
主席讲完后，快到凌晨四点了。我从主席处出来后，我就回家了。他们（注：指中央文革一伙）打电话到主席那儿问我走了没有，主席那儿说我走了。他们又打电话到卫戍区也没找到我，到北京市委也没找到我，最后打了我家的红机电话，说你要赶快来，快要天明了。这样，我又坐着车到钓鱼台去了。江青、康生他们都还在，总理也在。他们问我，主席找你谈什么？你讲一讲。我说：没谈什么，主席问了北京的情况，我把北京的情况给他讲了，主席讲，要讲团结，要讲联合。保护那些人的事，我没有跟他们讲。江青说：算了算了，你不要讲了，你把那些人藏到哪里去了，你还没交待清楚，你赶快交待。这个时候我心里有了底气，我就喝我的水，拿根烟抽着。结果，康生站起来了，说：你这个人不老实，你为什么不交待，讲清楚？我就火了，我说你们去问毛主席。他们说，你怎么不早些讲。我说：我说上面让这么做的，你们不让我讲话。我发了火，茶杯里的水都摔了出来。我说，你们不要我讲话，我一讲，你们就对我发火，我有什么办法？你们去问主席去，主席叫我这么办的。这下，他们再也不敢讲了，对我态度就好了，说不要讲了，这个问题搞清楚了。
开完会，从钓鱼台到人民大会堂，去接见红卫兵。一出门，总理一下子就把我拉到他车上去了，坐他的车。总理说：你刚才怎么这样讲呢？我说，毛主席说你办得好，我们办得好，好人搞坏了，坏人搞死了。总理笑了。总理说，今天他们这样查你。你吃了苦头了。
所以，我说很多干部如果没有总理千方百计想尽各种办法来保护，这些人很多都被搞死了。包括罗瑞卿，总理要求我们对罗瑞卿同志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揪走。在北京医院，总理几次制止了造反派把罗瑞卿抓走。林彪亲自对我讲，说我不开绿灯，光开红灯。
2007/09/10
三十五、周恩来把一批高级干部转移到秘密地点保护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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