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铁路系统实现了大联合，为全国铁路交通状况日趋好转奠定了一个基础，但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运动继续坚持进行的条件下，并不意味由此而万事大吉。林彪、江青一伙对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下半年批极左、纠极左的言行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反应极为惊恐。一九六八年初，林彪、江青策划在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制造了杨、余、傅事件。在此煽动下，前一时期有所收敛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再度泛起，若干地区的铁路交通局势再度恶化。
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整理的一份《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的情况反映》送到了国务院总理值班室。《反映》说：
一月二十六日，津浦线徐州以南桃山集站中断运输一天，经济南军区采取措施，二十七日恢复通车。二月二日，跨苏、鲁、皖、豫、鄂五省的一群众组织五百多人在徐州以南的曹村车站把停靠在站的八百四十六次列车的乘务员打伤、架走，又拦截二十一次旅客列车，打伤、架走乘务员，抢走列车值勤部队枪支七枝。桃山集至三铺站之间的铁路被炸坏一处，徐州至桃山集、曹村、大栗园的调度电话被切断。这样，徐州至蚌埠间的客货运输全部中断。
又据济南局报告：二月三日二十一时左右，徐州以西的徐州北站至夹河寨站间的老黄河桥被炸坏，徐州以北的毛村至不老河站间的一座两孔桥也被炸。四日零时，桃山集站附近又有爆炸声。与此同时，徐州以西、以北的三座公路桥也被炸。这样，徐州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客货运输全部中断。津浦、陇海线中断，对华东煤、油运输和春节客运影响甚大。
另据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报告：二月四日晚，五十四次列车全体旅客急电反映，五十四次列车因郑州以南桥梁被炸，已在开封停车二十七个小时，要求中央火速解决。
看着《情况反映》，周恩来心如刀绞。他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已超出了一般的派性斗争，而类似这样的情况其他地方也存在。如果这样的行为再不及时制止，而任其向全国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周恩来立即召集碰头会，研究对策和措施。
会后，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上《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的情况反映》。
主席：像另纸(作者注：指《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的情况反映》)所报破坏铁路情况，在徐州、蚌埠、郑州、连云港十字线上为最甚，次之为衡阳、柳州、广州三角线上，再次为西南昆明、成都一线。现在这些破路、破桥行动，已超过派性，而为反革命特务分子混入一派或两派中进行的。因此，目前必须责成济南军区调集机动兵力(从济南、蚌埠、开封各调一个团交六十八军统一指挥)，沿线夹击。一经发现这股反革命集团，便需进行围攻和追击，务须做到政治进攻、军事包围两结合，逼其全部放下武器，然后区别对待，将坏头头反革命分子与被胁从的群众分开处理，并须就地发布公告，宣布这一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动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
这一措施拟不待全国统一军事部署护路、护桥的命令下达前，在今晚提前实行。碰头会各同志同意这一意见。妥否，请予批示，以便立即下达命令。
周恩来
二月四日
同日，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退总理办。
周恩来立即组织具体实施。
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命令。命令指出：煽动、操纵和指挥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的极少数坏头头是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法办。此命令又简称“二六”命令。
周恩来抓铁路运输的艰辛，他自己有过多次自述。就在中央“二六”命令发布后不久，即二月十七日，周恩来会见越南驻华大使吴明鸾、越南外贸部副部长李班。李班请求周恩来协助解决援越物资的铁路运输问题，并说：国内讲，这个问题只有上呈总理才能解决。周恩来说：一年了，我都在管铁路运输工作，每星期都过问。运输上发生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副作用。两派争吵。最近，我们下了个严厉的命令(按：指“二六”命令)。前天，广西发生了铁路交通的问题。昨天，我要韦国清开会解决广西问题，要他今天报来处理结果。如果解决不了，我自己跑一趟。今天，国务院要召开业务小组会议，研究这个问题。刚才，我同有关同志商量，打算在内部下一个更严厉的命令。
周恩来这里所说的更严厉的命令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维护铁路交通运输的紧急补充命令。二月十八日，周恩来逐字逐句地阅改了命令。命令指出：为保障援越物资的运输畅通，特紧急补充命令如下：
(一)煽动和指挥对行驶列车鸣枪威胁，到车站、港口无理取闹，挑动铁路交通部门群众搞武斗，殴打和绑架铁路、港口军管人员等破坏铁路交通运输的行为，一概是反革命的土匪行为，必须采取专政措施，坚决按“二六”命令办理。
(二)铁路港口广大职工要坚决克服无政府主义，坚守工作岗位，决不允许迟到早退。对无故不上班而逾期不归者，应扣其工资。
(三)军管人员和护路部队、当地驻军要积极制止铁路港口内外串连，制止武斗。如制止无效，造成运输、装卸中断，则坚决按“二六”命令办理。
(四)中央立即派出监督小组，分赴重要站段和港口，监督“二六”命令和紧急补充命令的执行。
应当说，这些命令和措施已经相当严厉了。然而，在那无政府主义猖獗的喧嚣中，一些地方的造反派视中央命令如儿戏，顶风作乱，越来越猖狂。五、六、七三个月，在广西、陕西等地都相继发生炸毁铁路桥梁、抢劫火车轮船、中断铁路交通和邮电通讯、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恶性事件。在广西，开往越南的援越军用专列被抢，大批枪支弹药被哄抢一空；桂林、柳州、南宁等地的铁路交通长时间不能恢复通车……
对此，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与有关负责人商定，对大搞打砸抢、破坏铁路交通的一小撮坏分子采取更为坚决果断的措施。七月份，中央连续颁发“七·三”、“七·二四”两个布告，要求造反派立即停止武斗，无条件恢复铁路交通，对不听劝告、拒不放下武器的坏分子进行坚决打击。
就在“七·二四”布告发布的同一天，周恩来接见来京学习的柳州、桂林、南宁、梧州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和军队部分干部，严厉批评包围监狱、中断铁路交通、抢夺援越物资和解放军武器等行为，愤怒地责问：你们包围第三监狱、劳改工厂，那里是劳改犯，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占领监狱是造谁的反？你们把军队的枪都抢了，你们已经走到边缘了，快掉下去了！马上打电话回去，一定要从第三监狱撤出去，由军队接管。你们把杀人的、放火的、抢援越物资的、中断铁路交通的，都说成是受压的，还说别人是右倾翻案。这些是反革命罪行，对这些人就是要实行专政嘛！要停止武斗，恢复交通，这是马上要办的。要马上打电话叫没到的二十几个代表在两天内赶到北京解决问题。不能听任“七三”布告在广西不能实现。我给你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周恩来又责问柳州的代表：柳州铁路不通，是关键问题，你们还打算停车停多久？你叫王反修？你是真反修还是假反修？你不是王反修，是忘反修。你要承认，我给你们那么多电话电报，“七三”布告下达又有二十多天了，铁路还不通，柳州这个关还是过不去。
最后，周恩来警告说：广西各派如果再联合不起来，广西这个局面就要推迟，再推迟就要犯罪。广西打成什么样子了嘛！哪个省也没闹到像你们那样，快两个月没通车了。再不通车还行啊！今天下午就要达成协议，非把铁路打通不可。哪个违犯就要犯错误。
同日，周恩来还致信毛泽东，提出：“停止武斗、纵火，恢复铁路交通，将是目前政治动员中在广西首先要实现的任务。”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毛泽东与周恩来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一起接见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北京高校五个造反派头头。毛泽东向他们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今天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院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那一派的人也有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按：指七·三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按：指七·二四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泽东的批评和警告是很有分量的。
两天之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认为毛泽东七月二十八日接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五人的谈话“极为重要”，提议将这次谈话的书面整理稿或北京市革委会正式传达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要点》发到全国。
毛泽东的谈话迅速地传达下去，有力地保证了“七·三”、“七·二四”布告的贯彻执行，制止了对铁路交通更大规模的破坏性行为。此后，全国局势日趋平稳，铁路交通运输日渐恢复正常，运输生产逐渐回升。到一九六九年，铁路运输产量全面回升。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铁路交通是重灾区。在“文化大革命”最为混乱的前三年，为了维系铁路交通，周恩来可以说是历经千辛万苦，费尽了心血。尽管在那种无政府主义行径极端猖獗的特殊历史氛围中，再加上林彪、江青一伙在一旁的刁难和干扰，周恩来的某些努力和措施一时难以奏效，但他从未气馁，从未停止过努力。这种韧性、持久而又痛苦的努力，正是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许多经历过那段历史的老同志回想起来都感慨万千：如果当时没有周恩来韧性、艰苦的努力和百般抗争，全国铁路交通混乱甚至瘫痪到何种程度，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整个国民经济的严重后果，我们今天是很难想像的。
“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深谙经济的陈云同志的这句话，正是从这样的意义层面准确而恰当地揭示出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定位。
2007/09/10
二十、周恩来上书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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