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跛着脚，踉跄着撞入一九六七年。
国民经济的形势更为严峻。
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的“邪火”全面进入工厂、农村，农民、工人四处串连，停产闹革命；更要命的是接踵而来的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又席卷全国，工厂、农村更多的领导组织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群众组织之间在夺权问题上你争我夺，互相厮杀，好些地方的工农业生产处于无人管的无政府状态。
真是雪上加霜，乱上加乱。
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于中国这个农业国来说，尤其如此。眼下，春天将至，关系到七亿人民一年吃穿的春耕生产迫在眉睫。但农村又是这样一种局面，这叫七亿人民的“总管家”周恩来怎能不忧心？
三年“大跃进”之后，由于天灾人祸，不少地方饥荒严重，很多人活活饿死，粮食问题千钧一发，很多城市的粮食只有几天的库存。各地粮食告急的电话使周恩来日夜难眠。为了渡过这一难关，周恩来不知费了多少心血，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事后，周恩来回想当时的紧急情况，仍不寒而栗。
多少年过去了，当年协助周恩来抓粮食工作的李先念在一九八八年还这样说：粮食问题，我们是吓怕了的！
应当说，当年亲自领导全国人民共度粮食难关的周恩来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农业和粮食问题的重要性。
二月十一日，周恩来把农业部、农垦部、水产部、气象局、农办等机关“权力接管委员会”的代表和农口红色造反联络总站的代表召集到国务院会议厅。谭震林、江一真等也在场。
当时，农业部、农办、农垦部、气象局等机关相继被夺权，成立了所谓的“权力接管委员会”。
周恩来逐一询问了各单位的夺权情况后，说：当前春耕生产到了，你们要抓革命促生产。今晚找你们来谈，目的是要打好春耕生产第一炮，你们要全力地抓。政府部门、业务部门，并不是每个部门问题都那么严重，都非夺权不可。你们农口要准备一下，搞一个对全国的呼吁书，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光有青年人参加还不行，青年人有闯劲，但缺乏业务经验，要三结合，搞个像样的全国呼吁书。总之，中心是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季节性很强，一年之计在于春，过了季就完了，不像工业。你们接管委员会负责生产的班子要认真研究一下。
二月二十日，周恩来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农村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发出了一封抓紧搞好春耕生产的信。但是，周恩来知道，在那种局面下，这封信的号召力和约束力太微弱了。
没有具体的组织领导保证，仅靠一般的号召是唤不醒早已被一种政治狂热所湮灭了的良知的。
必须采取措施。否则，“粮荒”饿死人的历史悲剧又将重演。
周恩来想到了军队。
人民解放军在当时是全国唯一保持组织系统并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重要力量。
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把在京的各大军区、各省军区的负责人召集到京西宾馆，要求各军区立即行动起来，抓好当地的春耕生产。
周恩来说：军队的担子很重，不仅要处理好军队自己的问题，还要把地方的担子担起来，抓好工农业生产。当前比较紧急的工作是春耕生产问题，季节逼人。这个问题耽误了不得了，生产没人搞，没饭吃了，什么事情都办不成。当前的春耕生产由各大军区、省军区负责领导，要立即分两条线布置春耕生产。一是打电话传达布置，二是由省军区负责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军分区、县武装部来人参加。有的省、地、县已经瘫痪了，也要找几个人来。组织各级干部参加，最好是过去管农业的。也要吸收农林部门的同志参加，他们熟悉情况。
有人为难地提出：现在省市领导干部大多被打倒，有的没有“过关”，怎么办呢？
周恩来说：省地领导干部有些没有过关的，也可以先出来工作，以后再过关。每个省总可以找出几个干部。今天是二十三号，要快一点，季节逼人，南方更要快一点，三级干部会议都要在二月底开完。会议不要开长，顶多两天，把中央的精神讲一讲，就说中央委托军区、省军区抓生产。对地、县都要抓，县一级是重点。省、地、县各级都以军事部门为主，党、政机关找几个领导参加，组成生产办公室。
会上，周恩来还和在场的叶剑英、萧华商量，提议召开一个全军军以上政治干部会议，就军队帮助地方搞好春耕生产和夺权等问题再强调和布置一下。
大家都同意周恩来的这一提议。叶剑英说：那就趁热打铁，二十五日就报到，二十六日开会。
周恩来说：可以，请示林彪同志后即以电话告各军。
下午，在怀仁堂的中央碰头会上，周恩来就把召开全军军以上政治干部会议的打算和目的说了。
在一旁的叶群很不高兴。原因是林彪作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管军队，事先却没有得到此事的报告。
周恩来也确实没来得及亲自报告林彪。因为在京西宾馆的会上，他交代了一下要请示林彪。这是由工作人员办的事。
到晚上，周恩来将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的想法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每个军至少应该来两个人。
这件事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即使是一时的疏忽，也可以理解。周恩来一天到晚忙得顾了头，顾不上脚，饭顾不上吃，觉不能睡，这种疏忽在所难免。
但叶群抓住此事大做文章，她放出话来：林副主席被架空了。
江青更是借机围攻周恩来：调一个营，都得主席批准，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事先报告主席？
话传到周恩来耳中。周恩来被迫于七月二十四日写信向林彪解释。
林彪同志：
昨(二十三)日在京西宾馆邀集各军区同志会谈，请他们回本地后负责召开省、地、县三级以军区为主的会议，布置春耕工作，同时以电话通知来京的省军区照办。当讨论时，联系到无锡三十一军的要求，我与剑英、萧华两同志商量，提议召开各军政治首长会议，讨论帮助地方春耕和支持参加夺权斗争问题，当时大家都赞成。我说了请示林副主席后就以电话通知各地，剑英说二十五日报到，二十六日开会。当日下午，我在怀仁堂碰头会上又提出此建议，夜间报告了主席，主席还指示每军应到两人，我并说要请文革小组参加指导。在这些报告中，我竟疏于检查剑英和我的秘书已否报告林副主席。下午，又未再向叶群同志在碰头会上打招呼，这是一大错误。
林彪圈阅了此信，没写下任何意见。
二月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三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了北京市怀柔县成立了由县委书记、副县长、县武装部负责人、当地驻军代表及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抓春耕生产的消息。同时，还配发了社论《建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
社论指出：“成立这种指挥部是当前抓好工农业生产，特别是抓好春耕生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措施，应当在全国普遍推广。省(市)、地、县各级革命群众组织、革命领导干部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都要立即行动起来，建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尤其要迅速建立县一级的第一线指挥部，以便领导好迫在眉睫的春耕生产工作。”
三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再次报道怀柔县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抓春耕生产的消息，并发表了《春耕期间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不夺权》的社论。社论说：为了集中力量打好春耕生产这一仗，党中央指示：在春耕大忙期间，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不要进行夺权斗争。
同日，周恩来在为帮助地方搞好春耕生产而召开的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呼吁：“无论如何要在三月份解决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机构问题，以便抓革命，促生产。各级领导机构成员以解放军为主，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如果没有省、市、自治区领导机构，生产怎么能搞好？没有领导机构的地方，可以先成立像报纸上介绍的怀柔县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季节逼人，现在就抓，不能再晚了。”
显然，周恩来对怀柔县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较满意。
实际上，怀柔县的做法也正是体现了周恩来二月二十三日在京西宾馆召集各大军区负责人谈话的精神。但“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这个名称有点创造性和号召力。
周恩来觉得仅在《人民日报》上宣传还不够，还必须把怀柔县的做法作为中央决定向全国推行。并且，以抓春耕生产为契机，推动工业、交通、财贸等其他各项经济工作。
三月十四日，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亲自起草了一份给各地的公开电报。电报是这样写的：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级党委，各军区、军分区党委：
北京怀柔县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的经验很好。这些经验，《人民日报》已在三月十二、十三两日加以报道，并在十二日发表社论，予以支持。现在各地已在转播、转载这些报道和社论。
中央认为，怀柔县的经验应在全国推广。全国省(市)、专区、县各级革命群众组织、革命领导干部和人民解放军当地军事领导机关或驻军，都要立即行动起来，以军事代表为主，建立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尤其要迅速建立县一级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要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动员一切力量，狠抓农业及其增产措施，狠抓工业、交通、财贸、卫生、教育等方面工作及其对春耕生产的支援工作。
不论需要不需要夺权或者已否夺权的地区，都应该这样做。在已经取得夺权斗争胜利的地区，第一线指挥部应设在革命委员会之下，成为抓生产的班子，通过各业务部门，一直抓到基层生产单位。在没有夺权或者正在夺权的地区，第一线指挥部如能在军事代表推动下组成，它不仅对生产斗争有利，也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给革命群众组织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打下了基础。这样做，将大大有利于革命、生产双丰收。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四日
电报起草完后，周恩来将电报送陈伯达阅转毛泽东、林彪。并附信说明：“我认为，在没有夺权或者正在夺权的地区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接近于三结合的筹备小组，但以抓生产为重点，或者就是军管会下抓生产的班子。如能成立，不论何属，都是好事。”
由于周恩来及时采取了得力的措施，一九六七年的春耕生产总算没有出大的问题。一九六七年，全国的粮食生产为二亿一千七百八十万元，比一九六六年增加一点八％。
2007/09/10
十四、周恩来提议召开全军军以上政治干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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