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结束后，擅搞政治阴谋的张春桥、姚文元当即与王力一起核对整理了一份会议记录，并逐条向江青汇报。
江青一听，暴跳如雷，大叫“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她要张春桥、姚文元、王力连夜向毛泽东报告。
当然，他们知道毛泽东最不爱听、最忌讳的是什么，也知道什么样的话能激怒毛泽东。哪些该详细说，哪些该简略，都有一番谋划。
江青还给毛泽东写了张纸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
毛泽东当夜召见了张春桥等三人，听他们汇报。
张春桥先是汇报了谭震林责问陈丕显的事，说老同志有情绪。毛泽东只是笑了笑，没当回事。老同志不理解也是正常的。
接着，张春桥使出了杀手锏，详细地添油加醋地汇报了陈毅的“黑话”：“陈毅说，延安整风冤屈了许多人，这次文化大革命也将冤屈许多人。他还说斯大林晚年重用赫鲁晓夫，斯大林在世时，赫鲁晓夫吹捧得最起劲，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就焚尸扬灰……”
毛泽东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斯大林晚年”的曲笔之意，是晚年毛泽东最忌讳的话题，而当时毛泽东重用林彪，有意让林彪来当接班人。延安整风总体上是正确的，但其中也有些彼此心照不宣的敏感问题。
毛泽东被激怒了。
张春桥继续说：“总理对《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没有送给他看有意见。”
毛泽东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经常委审查！”
……
王力曾回忆过当时的汇报情况，他说：“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主席已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有发脾气。”
次日，林彪又在毛泽东面前火上浇油。
这天，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痛斥中央文革一伙。信中写道：
昨天碰头会上我是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指江青一伙──作者注)不仅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大批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非整死你不可。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绝不自杀也不叛国，也绝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林彪看了谭震林的信后，恰好江青来到神秘阴森的毛家湾，向林彪状告“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
可以想象，当江青看了谭震林的信后，会是怎样的暴跳如雷。
于是，谭震林的信被立即转送给毛泽东。
林彪还在谭震林的信上批道：“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识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现将他的信送上，请阅。”
二月十九日凌晨，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等。
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大闹怀仁堂”的几位老同志：中央文革小组是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的。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讨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你们都是投了赞成票的，为什么现在又反对？文革小组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回去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哩！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陈伯达、江青不行，那就改组文革小组，让你陈毅来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我和林彪马上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力量还嫌不够，就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毛泽东这次的确是大动了肝火。据康生后来说：“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
周恩来事先虽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也没料到毛泽东会把话说到这种地步──把话说绝了。他心情十分沉重。
明摆着，如果这时硬要起来论个我是你非，党就要分裂，军队就要分裂，国家和民族将陷于万劫不复之中。
顾全大局，相忍为党。这是当时的历史空间留给周恩来的唯一选择。
这时，必须有人出来承认“错误”，以缓和毛泽东的气头，使毛泽东平静下来。
除了周恩来，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为什么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特殊的缓冲作用？为什么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起到了他人绝难替代的作用？这就是其中一个生动感性的实例。
周恩来一边劝毛泽东不要生气，一边诚恳地自我检讨，大意是：怀仁堂会议的事，主要责任在我，我作为会议主持人，没有掌握好。会后，几位老同志也感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作了检查，我没有及时向主席汇报。他们自己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讨。
毛泽东的怒气和缓了一些，他说：恩来同志，我建议这件事要开会认真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党来解决。
于是，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出面主持政治局“政治生活批评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进行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陈毅的工作，由周恩来亲自做，亲自找他谈。
从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十八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被迫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
会上，中央文革一伙扯大旗当虎皮，借机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又称“二月逆流”)的罪名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三老四帅进行批斗围攻，并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康生说：“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江青说：“你们的目的就是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
陈伯达说：“反对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自上而下的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
各种帽子、棍子一齐飞来。什么“俱乐部”、“黑干将”、“联络员”，等等。李富春是协助周恩来处理国务院日常工作，几个副总理常因工作需要到他家里讨论问题，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俱乐部主任”，协助周恩来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和谷牧被诬为“俱乐部”的“联络员”。
这样一说，周恩来不就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吗？
这正是中央文革一伙的险恶用心，由此逼周恩来作检讨。
不得已，周恩来只好自我检讨，检讨自己“在路线斗争问题上不敏锐、迟钝”。
不光自己违心地检讨，周恩来还要说服“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检讨。
据童小鹏回忆，周恩来当时对几位副总理和老帅们提出：“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与他们奉陪到底；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不能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
周恩来所选择的斗争道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既是一条充满荆棘和漩涡的艰难之路，也是一条痛苦之路。周恩来是一个非常看重道德人格的政治家。自己有时不得已的违心之举，对他来说是痛苦的；别人甚至连有些并肩战斗几十年的老同志对此不理解，周恩来就更为痛苦。但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为了民族的安危与前途，他不能不抛弃个人的荣辱得失而忍辱负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义凛然的二月抗争的失利，使周恩来陷入了更为艰难的处境。
原本可以协助周恩来处理党、政、军、文革工作的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失去了发言权，连参加政治局会议的资格也被剥夺了。
原由周恩来主持，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中央碰头会被迫中断，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
中央文革碰头会虽然还是由周恩来主持召集，但成员多是江青一伙。周恩来势单力薄。
江青一伙公开逼周恩来交权。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张春桥几次公然对周恩来说：“主席已经讲过了，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以后总理要像对待书记处一样对待文革小组。”
2007/09/10
七、二月抗争的失利，使周恩来陷入了更为艰难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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