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一月,几乎是在一月夺权狂潮迭起的同时,一股空前的打击、迫害老干部的恶浪呼啸而来。
一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被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倒。
同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被康生冠以“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的罪名打倒。
陈毅、叶剑英这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被指责为“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遭造反派围攻。
一月七日前后,成千上万的红卫兵连续包围并多次冲入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
一月八日,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上将被陈伯达、江青所逼,留下“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的字条,含冤自尽。
一月二十一日,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中将突然不明不白地死于司令部招待所花园的一口井里。
一月二十二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被残酷迫害致死。
一月二十九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卫恒连续惨遭揪斗,自杀身亡。
短短的一个月内,这么多党、政、军高层领导含冤身亡。这些老干部过去出生入死,没有倒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下,却死在了……
就说张霖之吧。他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五年发动盐民暴动,组织红军游击队。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组织部长,在黄河以北领导抗日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区党委书记、纵队政委、第二野战军兵团副政委,参加了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解放大西南等战役。建国后历任南京市副市长,重庆市委书记,第二、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部长,电力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江青一伙说张霖之是彭真线上的人,是彭真的死党,煽动造反派揪斗张霖之。一九六六年底,张霖之正在东北深入矿区检查煤炭生产情况,被煤炭部和北京矿业学院的造反派揪回北京批斗。在江青、戚本禹的直接指挥下,张霖之在短时间内被残酷地批斗了五十多次。由于他性情刚烈,宁折不弯,造反派对他进行了非人的折磨。
下面是当年参加批斗张霖之的人保存下来的日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张部长被送至台上,强行按倒跪下。他使劲抬头,李××、戴××猛扑上前,用力压。接着又有四个人一齐踩在他的小腿上,让他无法再站。又有一些人拿着一根钉着木牌的棍子插进衣领,张部长拼力反抗。棍上的倒刺把他的耳朵、脸、鼻子都划破了,顺着脖子淌血。会刚开完,李××和一群人扭着张的胳膊串过大、小礼堂游斗,后又到院里斗、大门口斗。张部长站在一把凳子上,上衣被扒光,在零下十七度的严寒里冻着。他遍体鳞伤,双手举着木牌,又气又冻,全身哆嗦。有几个家伙说他站得不直,就用小刀子捅他、割他……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汾西矿务局的李××来京,还带来一个特制的六十多斤重的铁帽子。
……
斗争会一开始,几个小子就拎着铁帽子往张部长头上扣。他双腿打颤,脸色蜡黄,汗珠直往下掉。不到一分钟,铁帽子就把他压趴在台上,口吐鲜血。这么折腾了三四次,张部长已奄奄一息,昏死过去。
这一幕幕的血腥惨剧怎能不叫广大的老干部义愤填膺,拍案而起!
周恩来是在张霖之惨死之后才得知消息的。极度悲愤之中,周恩来眼含泪水,拿着张霖之遍体鳞伤的照片,激愤地质问造反派:“你们把张霖之部长扣押四十多天,不让他回家,也不向我报告,批斗几十次,刑讯逼供,是谁给你们的权力?别说对一个部长,就是对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能这样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真是无法无天了!”
国务院会议上,周恩来为自己没能保护好张霖之而深感内疚。他悲愤地说:“霖之同志不明不白的就这样死了,他是国务院的一位部长,是中央候补委员,叫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
在场的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谷牧等看着周恩来那悲戚的面容,听着他那激愤的声音,无不为之动容。
如果说,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的几个月里,广大老干部出于对毛泽东的尊敬和崇拜,是在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中被动地紧跟,那么,面对阎红彦、陶勇、张霖之、卫恒等的惨死身亡,一大批老干部就怎么也想不通、跟不上了。
当时任李先念秘书的蒋冠庄、郝志学回忆说: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刚刚上任几个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因不同意“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并坚持抓生产,被突然打倒。……对此,李先念和陈毅、谭震林等同志十分困惑,就到李富春家,想问问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知不知道事情的原委。李富春说他也不知道,常委没有讨论过。后来又听说周总理和陶铸本人事先也不知道。这激起了他们强烈不满,义愤填膺。李先念和陶铸是老战友,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一起开辟中原根据地,全国解放后又在中南局一起工作过,所以对他的遭遇更难容忍。此时,国务院处境更困难,周总理和几位副总理苦苦支撑的局面也很难维持。陈毅几次到李先念的住处东花厅,李先念也多次到陈毅、谭震林的办公室一面谈工作,一面谈“文革”的遭遇。他们三人还曾在李富春处研究工作时,议论“文革”中出现的各种反常现象,表示对文革小组不满。
于是,一场在党内高层发生的、对文化大革命极左错误和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的大规模抗争由此开始了。
一月十九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碰头会,讨论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江青、陈伯达、康生等蓄意制造混乱,一个劲地嚷着要军队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说“军队不能搞特殊,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
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坚持军队必须保持稳定,不能像地方一样搞“四大”。他们认为:军队有战备任务,军队稳不住,一旦敌人入侵,就无法应付。如果军队开展“四大”,必然出现无政府主义,什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都将变成一句空话。军队没有铁的纪律,命令不服从,打起仗来“放羊”,军队就不成其为军队了。这样搞下去,军队怎么能担负起保卫国家的重任?
两种意见,针锋相对。相持不下之际,江青、陈伯达、叶群突然向到会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发起攻击,企图从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军队,打倒老帅,窃取军权。
叶群给萧华强加了种种罪名,要他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
江青指着萧华的鼻子逼问:“今晚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你敢去不敢去?”
陈伯达扯着嗓子喊:“你萧华是绅士,而不是战士。你要把人民解放军变成资产阶级军队。”
叶剑英、聂荣臻实在看不下去了,没等会议结束,就愤然退出会场。
晚上,周恩来看到叶剑英关于军委扩大会议情况的报告,打电话告叶剑英:“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检查。”
不料,会议内容不慎泄漏。当天晚上,得知消息的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等单位的造反派连夜对萧华发起突然袭击,冲到景山东街要抓萧华。多亏萧华机灵,闻得风声后从后门跑出,到西山叶剑英住所躲了起来。但造反派还是抄了萧华的家。
第二天上午,军委扩大的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进行。
坐在叶剑英左侧的江青见萧华没到,阴阳怪气地火上浇油:“总政治部主任失踪,躲到哪里去了啊?”
叶剑英压了压火气,没予理睬。
不一会儿,萧华来了。知道内情的徐向前问:“昨晚你到哪里去了?”
萧华讲了昨晚被抄家的经过。
“啪!”徐向前怒火冲顶,狠劲一掌击在桌子上,茶杯盖震起老高,又在桌面上弹了两下,滚落地上摔了个粉碎。
这时,叶剑英针对江青的明知故问,高声怒喝:“萧华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着,叶剑英“啪”地一声,也朝桌子猛击一掌。由于用力过猛,右手的掌骨都骨折了。
这就是后来名震一时的“大闹京西宾馆”。
几位老帅“大闹京西”拉开了一九六七年“二月抗争”的序幕。
2007/09/10
五、一大批老干部怎么也想不通、跟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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