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月中旬至二月底，周恩来几乎每天都在和群众组织谈夺权问题。尽管周恩来一再强调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不能夺生产业务权，不能夺党委的领导权，不能把所有领导干部都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倒，但是，有些单位的造反派仍然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当时，财政部的一名副部长和造反派搞在一起，要夺财政部大权，要解散财政部党组。
二月十七日凌晨二时，国务院新礼堂，周恩来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也到场。
在这次被接见的代表名单中，本来没有那位与造反派一起夺财政部大权的×××副部长和×××副司长。但是，这两个人却混水摸鱼，和造反派一起混入了接见会场。
周恩来叫联络员和先念同志的秘书要他们两个退出会场。
这两个人拒绝离开会场。一些造反派还起哄，围攻联络员和李先念副总理的秘书，并声称：如果要×××、×××离开会场，他们就全体退席。
一向善于克制的周恩来实在忍无可忍。他声色俱厉地说：今天，我请财贸各部造反派代表来谈话，没有请各部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参加会议。我严守这次规定。因此，×××不能参加这次会议，你不能代表造反派。×××，出去！我奉主席之命来开这个会，你不执行最高指示吗？
群众高喊：×××出去！
但这两个人置若罔闻，像没听见一样。
周恩来离开座位，来到这两个人面前，愤怒的目光直逼那位副部长：×××，我再次命令你，马上退出会场。
×××低着头，不敢正视周恩来。
周恩来大声说：解放军同志，把他逮捕起来！
在场的警卫战士当场把这位副部长逮捕了。少数原来跟着起哄的造反派被这种气势镇住了。
周恩来回到座位。说：×××他是来夺取无产阶级财政大权的，受蒙蔽的同志要觉悟过来。我二月七日就说过，财政大权不能夺。我叫先念同志去传达的。但×××竟说，总理的指示我怀疑，按实际情况财政部夺权应该夺，夺得对，为什么不能夺？我一个总理代表中央作出的决定，他作为副部长竟这样对抗，拒不执行，这样做行吗？我忍耐了很久。我们信任先念同志，才把财政大权交给先念，让他兼财政部长。而×××却玩弄手法，欺骗党中央，欺骗国务院，欺骗群众，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宣布先念、吴波(按：吴波当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如何如何，夺财政部的财政大权。财政部的夺权中央没有批准，不能承认！
接下来，周恩来与造反派的谈话突出地强调了三点：
第一，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的业务大权不能夺。
周恩来批评财政部的造反派：我在几次座谈会上都说过财政大权不能夺。你们却信任他(指那位副部长)，认为他能够帮你们夺权！财政部是代表中央执行财政权的，你们夺财政大权就是夺党中央、毛主席的权。你们这样下去，就要走上斜路了。我再次宣布：中央的党权、政权、军权都是大权，政权里有财政权等，这些权不能夺。对中央各部门，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业务只能是监督，不能超过这个界限。业务大权都是中央直接掌管的，中央的大权怎么能夺呢？政府大权如外交、财政、公安、国防、经济大权怎么能夺？难道夺权能夺到中央？中央各部的夺权，凡是未经中央同意的，都不能算数，我们要一个一个地审查。
第二，夺权不能叫党委靠边站，各部取消党组的要恢复，党组还要行使职权。
周恩来说：各部党组要恢复。党组可以由群众宣布解散吗？财政部党组要恢复，掌握财政部党组大权的，还是先念，部长还是先念兼。商业部党组也要恢复，党组书记还是姚依林，你们的通缉令(按：指造反派发的对姚依林的通缉令)要撤销。其实无所谓恢复党组，我们本来就没有取消党组。总之，党组还要行使职权，负责的还是部长、司长。党组取消的必须恢复。
第三，不能打倒所有的老干部，对老干部不能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周恩来指出：夺权的目标就是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席在《红旗》第三期社论中加上，不是所有的当权派都靠边站，犯了错误，改了就行了。主席不同意另一句话，就是把夺权目标扩大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因为这样一扩大，黑手就来了，所以现在不提“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了。能不能说中央各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不能。对犯了错误的干部，不能一概打倒。即使是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但只要不是坚持不改，还要允许他们改过，将功折罪。我说过：“撤职留用，限期观察，将功折罪，以观后效”。这是我党的传统的干部政策，是毛主席的思想，怎么能把老干部统统撤掉呢？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老干部都打倒，我们都靠边站，把国家大事都交给你们，你们能承担得起吗？如果让你们这样做，我就要犯罪。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不能这样无休止地搞下去了。对外经委的方毅同志入过狱。中央审查过没有问题，他的工作做得很好。但他被停止工作斗了一个多月，对干部一斗就是几十天，张霖之死了。他被捕过，煤炭部造反派、矿业学院造反派就是抓住他不放，斗了四十多天，他是怎么死的我都不知道。我心里很难过。你们把段君毅(时任一机部部长)、王磊(时任商业部副部长)抓走，这样搞怎么行？必须把抓走的人交出来。我们感到，你们是以敌对的态度来对待领导干部，几十年的战友，你们不感到我感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主席一向反对。现在这样的斗争也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戴高帽、挂黑牌、搞喷气式，并把照片登报纸、传单，给外国记者。我想到这些就心里难过。我是不会流泪的，任何时候我都能挺下去。
一月十八日凌晨三时到七时，周恩来又接见财贸口各部司局长以上的干部，重申了上述三条。
他说：现在进入夺权，来势之猛，不像我们主观想像的那样。不要说你们对运动有时不理解，就是我们在主席身边紧学、紧改、紧跟、紧赶，还赶不上。我们号召造反派夺权，我们也做过一些规定，如对业务权不能夺，只能监督。尽管这样，夺权还是发生了偏差。我们要帮助造反派把偏向加以纠正，这是有利于夺权，不是泼冷水。因为他们夺权超过了业务监督的界限。造反派只能监督业务，不能超过这一界限，中央的大权，如党的领导权，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怎么能夺？政府的大权，财经、公安、外交、国防这些大权怎么能夺呢？
周恩来还说：国防工办不能夺权，也不能监督。财政大权不仅不能夺，全部监督也不行。商业部我声明了姚依林不是黑帮，他身体不好，应当让他休息。那样斗不符合中央精神。我要姚依林回中南海休息，他们(指造反派)跟着就下了通缉令，说谁要隐藏姚依林，以破坏文化大革命论处。这还了得，这等于是通缉我了！中南海还是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样夺权，走到斜路上去了。各部部长、司局长，还要转告所有的处长、科长，都要振作精神，要敢于创立工作条件，勇于负责任。
夺权出了偏差，周恩来分批找各口的造反派代表和干部开会，纠正夺权中的偏差。
二月十八日晚，周恩来接见国防工业口造反派代表。李富春、聂荣臻等在座。周恩来问二机部的代表：你们现在对部的业务还是监督吗？
二机部代表说：业务监督，党委靠边站。
周恩来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声音也高了：“你们没有报告中央啊！中央没有叫你们监督党委的领导权。同志们，你们简直没边了！你们造反精神很好，但也不能这么个造法啊！部党委上面还有中央，不能叫党委靠边站。革命不能革到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到毛主席头上。”
二机部代表有点心虚：“党委刁难我们，弄得我们很被动。”
周恩来说：你们不要头脑发热。我们允许你们夺权，但是有限定的范围。中央各部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业务权不能夺，只能监督。这是中央再三申明的。业务权属于国务院，中央各部委直属党中央。
说到这里，周恩来举了操纵造反派夺财政部大权而被逮捕的那位副部长为例子，警告造反派：财政、外交、国防、国防工业、宣传等大权属于中央，你们不能夺。今天我给你们谈，明天或后天我要召集国防工业各部部长、司局长开会，除党中央宣布停职反省的外，一个也不能扣留。先给你们打个招呼，否则，你们就要犯错误。总还要中央领导吧。
同日，周恩来还阅改了《红旗》杂志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
社论强调：对干部队伍，要有正确的基本的估计。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钻进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在夺权斗争中，必须从这样一个正确的估计出发去对待干部。必须清醒地看到，大多数干部是好的，犯有错误的干部，甚至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在党和群众的教育下，大都是可以改正的。我们绝不能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钻进干部队伍里来的阶级异己分子估计得过多。如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的干部，也是敌我不分，那是很危险的。半年多来，一些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是不好的，不能依赖的，应当一律打倒。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是不符合事实的。对当权派，不作阶级分析，一切怀疑，一概否定，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要把干部一概打倒的观点，就是抹煞十七年来的基本事实，就是否认十七年的伟大成就。
社论还强调：革命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而且他们能够成为当前夺权斗争中的领导力量。现在，必须有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核心领导，才能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的战斗任务。经验证明，这些革命领导干部参加核心领导，他们同广大群众结合起来，就能比较顺利地进行夺权斗争，就能比较快地把权真正掌起来。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反之如果排斥革命领导干部，就不能建立强有力的核心领导，就会形成群龙无首，各自为政。
周恩来阅改后，送毛泽东批发。并注明：主席：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我看写得不错。提议在党、政、军、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妥否，请予批示。
毛泽东用粗粗的铅笔在“主席”这两个字上重重地划了一个圈，而后批道：退总理。同意你的意见，讨论后再发表，并把三结合的思想写进去。再则，以后重要的社论都应这样做。
写完后，毛泽东又在“重要”二字下面重重地加了两个圆点。
接毛泽东批示后，周恩来致信陈伯达、王力：现将红旗社论和主席批语送上，阅后请退还，拟即付印，发参加怀仁堂碰头会各同志。定下星期一(二十)晚间讨论。如何，请告。
三月一日，该社论由《红旗》杂志正式发表。
这篇社论的发表，对广大干部是一个保护。
由于周恩来的坚持和斗争，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业务领导权在夺权狂潮中没有被夺，基本上还是掌握在党的手中；一大批领导干部也得到了保护。这样，就避免了夺权狂潮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更大的损失。如果当时没有周恩来的斗争，死死把住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业务大权，后果和局面将更加不堪设想。
2007/09/10
三、我是不会流泪的，任何时候我都能挺下去。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