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五四、码头遇险
一九二八年五月初，不知敌人从何处得知周恩来要取道东北去莫斯科，便撒下了天罗地网，在大连码头布满了日伪警探。“呜——”随着汽笛长鸣，一艘日本客轮靠岸了，船头上站着一对年轻夫妇，两人紧挽着臂膀，注视着码头上的动向，他俩正是周恩来与邓颖超。不料，刚一上岸，警探就盯住了他俩，并带到港口警察所盘问。一个日本警官似乎嗅出点什么，目不转睛地瞪了半天，突然一句：“你是周恩来！”这突如其来的发问，使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在当时，要混过警探的一般性盘问并不难，可这次他们准确无误地认出了周恩来，那可就难以招架了。但这时，他俩镇定自若，料定敌人是在诈唬，脸上无一丝惊慌的表情。只听周恩来冷静地回答说：“我是古玩商，不是周恩来！”尽管警官一再盘问，可俩人回答得滴水不漏，找不出任何破绽，只好又将他俩放了。
（田俊翘）
六五五、假古玩商
在大连周恩来以“古董商”的身份，骗过了日伪特工，但是，他们并不死心，依旧暗中紧紧跟梢。
周恩来夫妇为了甩掉尾巴，立即乘火车离开大连，这时一个日伪警探跟上了火车，坐在两人对面，假装客气，主动寒暄。周恩来一眼就看出了对方的真实身份，沉着自然地和他周旋。密探自称酷爱古玩，提出各种问题，转弯抹角地变相盘问。周恩来却对答如流，俩人一来二去，越谈越投机，密探渐渐打消了怀疑，以为他就是古玩商。临下车时，密探拿出自己的名片，要与周恩来交换，可周恩来由于出发仓促，没来得及准备，可作为一个商人，没有名片在当时是不合常情的，这就会引起警探的重新怀疑，于是，他随口说：“好，好”一面假装在口袋里掏名片，翻遍了几个口袋，也没找到。便对密探说：“我的名片大概放在箱子里了。”说着就要脱鞋上座，好像要把行李架上的皮箱拿下来。密探看着他那认真的劲儿，连声说：“不必了，不必了！”周恩来趁机表示歉意，从座位上下来，又一次转危为安。
（田俊翘）
六五六、神秘的胡公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周恩来来到中共中央，任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由于党中央是在敌人统治下的上海从事秘密工作，周围的环境异常险恶。周恩来在这复杂的环境下，却以他的冷静和机智，从容应付，积累起更加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居住的地点，有时住一个月，甚至只住半个月，每换一处就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处的只有两、三个人。由于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太多，他外出的时间严格限制在清晨五时至七时和晚上七时以后，其余时间除特殊情况都不出去。他对上海的街道布局进行过仔细的研究，尽量少走大马路，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他通常装扮成商人，后来又留起了大胡子，所以党内许多人叫他“胡公”。敌人尽管把他做为极力搜索的重点目标，却始终无法发现他的踪迹。
（徐必成）
六五七、紧急处置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后叛变，国民党反动派极为重视，阴谋用顾顺章提供的线索对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企图将共产党地下组织一举破获。这对党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在这险恶的形势下，周恩来挑起了全面负责处理这一紧急事变的重担。他临危不惧。在陈云等同志协助下，以惊人的机智、果断，抢在敌人前面，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做周密的保卫和转移；把顾顺章所能侦察到或熟识的负责同志的秘书迅速调用新手；尽快地转移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审慎而果断地处置了顾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紧急改变顾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
在这场关系党生死存亡的白热化战斗中，周恩来凭着他的沉着、机智、果断，经过连续几个昼夜的紧张工作，便迅速地把党中央机关隐蔽下来，粉碎了敌人发动的一场闪电般的袭击。这是一个惊人的历史奇迹。
（徐必成）
六五八、回到娘家
一九三一年敌人利用顾顺章的叛变一举破获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阴谋破产后，便把仇恨集中到了周恩来身上。敌人出动大批军警宪特，疯狂搜捕周恩来。九月国民党中央作出悬赏通缉周恩来的决定。十一月，上海各报刊相继刊登悬赏数万银元缉捕周恩来的紧急启事。可是敌人始终找不到周恩来的踪迹，于是又在次年二月在报纸上刊登文章诬蔑周恩来，攻击共产党。
其实周恩来已经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化装成一个广州客人，从容不迫地离开了上海，经广东汕头、大埔，冒着敌人搜捕的危险，穿过敌占区，从福建永安转到了江西瑞金。次年初，周恩来给上海党组织发了一份电报：“一路顺风，平安到达娘家”。
（徐必成）
六五九、看似无情
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后，在长征途中，周恩来在黄河边偶然碰到了廖承志。此时的廖承志已被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当作“反革命”开除出党，由保卫部门押着，随队伍行军。在这危急时刻，廖看见周恩来，竟不知如何是好——是向副主席兼政委打招呼并敬礼呢；还是背过脸去？他不想因彼此熟悉而给父亲的老朋友带来麻烦。这时周恩来走过来了，他脸上毫无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只是当着押送人员的面紧紧握了一下廖承志的手。然后走开了。当晚，周恩来派人把廖承志叫到司令部，没有理睬有意挑衅的张国焘，佯装声色俱厉地问廖：“你认识了错误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在廖一一回答后，他叫廖留下吃晚饭，吃饭时，他也不理廖，只同张国焘说话，饭毕，他立即把廖打发走了。张国焘本已宣布当晚处决廖，幸亏是足智多谋的周恩来佯装愤怒，无情地训斥廖承志，才在关键时刻救了他的命。
（徐必成）
六六○、听谁的话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周恩来在对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作了许多说服工作后，又于二十四日晚，在宋氏兄妹陪同下去见蒋介石，力促蒋介石抗日。
蒋介石见周恩来走进他的卧室，勉强从床上坐起来，请周恩来坐下。周恩来对蒋介石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点点头，叹口气，然后一双眼睛直看着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回答说：“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接着，周恩来又一针见血地向他指出：目前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警告他只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他唯一的出路。蒋介石听了这些话，连连点头。沉默了一会儿，蒋表示了同意议定的六项条件，并邀请周恩来在他回南京后，去南京直接谈判。
（徐必成）
六六一、武汉空城计
武汉儿童剧团，在社会上影响越来越大，通过“街头演出”、“募捐”、“慰问”等宣传活动，在市区打开局面，队员由二十四人增加到三十多人，这使国民党顽固派十分头疼，于是搞了个“调虎离山计”，要把剧团搬进国民党市党部，成为供达官贵人消遣解闷的“小梨园”。小演员们一致反对，剧团的“小领导”向周恩来介绍了情况，他亲切地说：“你们是对的，搬进市党部，那就与工农群众隔绝了，就不容易再出来了。不过，目前正处在国共合作时期，还要注意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我看，你们先躲开他们，避避风头，演个“空城计”，给顽固派们看看……”大家一听，高兴得蹦了起来，连声喊好。周恩来继续说：“你们明早，离开武汉，到石灰窑、黄石一带去，那里有煤矿、钢铁公司。其中钢厂就有几千工人，农村的老百姓就更多了，你们在那里把抗日的烈火烧起来！”“好，太好了！”
周恩来及时找到了船，做了周密的布置，转移了小剧团。当第二天国民党党部派卡车要强行搬迁时，只见院内空空荡荡，一个人影也没有了。
（田俊翘）
六六二、深夜渡船
为转移儿童剧团，避开顽固派将剧团迁入国民党市党部的企图，周恩来巧用“空城计”，让剧团连夜转移到黄石一带农村、工厂宣传抗日。可时间急迫，到哪去筹借船只？
时间已是深夜了，周恩来亲自向四面八方打电话，拨了一个又一个，回答总是“十分抱歉”、“无力相助”。突然他想起一个人：李德全女士！她是冯玉祥将军的夫人，素有爱国之心和正义感。长期居住汉口，她家就有船泊放在江上，此时求她，准能奏效！但是一连拨了五次，电话总是不通，可能是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周恩来毅然放下话筒，对警卫说：“快去通知副官处，派一趟车，立即去李德全女士寓所。”
由于周恩来的亲自出马，国民党特务无可奈何，终于解决了问题。次日凌晨，孩子们乘李德全的拖轮离开汉口，三十几个小战士欢欣雀跃，高呼：“谢谢周伯伯！谢谢办事处！”
（田俊翘）
六六三、陈诚闹事
一九三八年在武汉蒋介石主持的军事会议上，国民党大员们将矛头对准了周恩来。
一个将军用干哑的嗓子说：汉阳兵工厂几次停工闹事是因为“孩子剧团”去演过两次戏，还有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也去演过讲……！周恩来爽朗地笑起来，“孩子剧团去演过戏，不错沈钧儒去演过讲，也对，可是，如果说工人停工闹事，是演戏和演讲造成的，这也不是共产党的责任，因为这几次活动，都是厂方提出的要求，由政治部部长陈诚将军同意批准的。”
说着，周恩来笑盈盈地对正襟危坐的陈诚摊开双手说：“陈将军，看，你成了‘停工闹事’的幕后指挥了！哈——。”
这一下子可激怒了陈矮子将军了，他瞪大眼珠子瞪了那个草包将军一眼，喝道：“没事干，尽扯淡，你哪点不能讲，偏讲这没影的屁事！”引得人们不由得暗笑起来。
（田俊翘）
六六四、拒绝行礼
抗日战争初期，国共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授衔为中将，部长由国民党方面陈诚担任。
当时，政治部每个星期日要在饭厅举行纪念周活动，有时陈诚不在，便由周恩来主持，在向国民党党旗和国旗三鞠躬时，全体人员必须毕恭毕敬一致敬礼，唯有主持者周恩来从始至终巍然不动。有一次，一个国民党特务头子对此大为不满，责问周恩来为什么不鞠躬，想以此挑衅，制造事端。而周恩来胸有成竹，轻蔑地看着这个特务，严正而又不乏幽默地回答：“我不是国民党员，没有资格向党旗行礼。”
（田俊翘）
六六五、商议对策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二日，“飞将军从天而降”，周恩来在武汉机场迎来了朱德，他是应蒋介石的召请，刚从华北战场风尘仆仆地赶来。在八路军办事处，两位战友就商议起与蒋介石会谈的对策来。周恩来说：“目前蒋介石把持国民政府，忙着迁都重庆，不打算放一枪一炮，武汉的陷落是确定无疑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应抓紧两党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为了说清问题，你不妨先对他宣传八路军在前方英勇抗敌的事例。”“对，对，”朱德连连点头，“我们不去评论他大撤退命令是否正确，我们单单讲军队与老百姓的抗战热情！”说着，用劲拍着随身带来的公文皮包说：“我这里带来好多份将士们用鲜血写成的请战书、决心书，他姓蒋的不怕亡国，老百姓可不愿意当亡国奴，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他，叫他这位逃跑统帅感到惭愧，远不如一个普通老百姓。”
通过商议对策，决定了所应谈及的重点内容，召见时在气势上就能压倒对方，使蒋介石处于被动地位。他不得不答应我方提出的合理要求，并同意建立“南岳训练班”的建议。
（田俊翘）
六六六、开车捉迷藏
一九三八年底，周恩来来到重庆，住在曾家岩五十号——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办公的地方。在这所被称为“周公馆”的三层小楼的周围，国民党特务机关煞费苦心作了安排。附近好几个“开茶铺的”、“修鞋的”、“卖烟的”，长期盯在那里，日夜监视代表团的一举一动。只要我们的汽车一出去，特务的汽车就紧紧跟上。有一次，周恩来要会见一位朋友。他事先请这位朋友将汽车开到公园旁一条僻静的公路上等着，然后便乘汽车出发了，和每次一样，又有特务盯在后面。快到接头地点时，周恩来的汽车突然开足马力，冲下了坡。特务的汽车没有准备，被甩在后面。周恩来在汽车猛一煞车时敏捷地跳下车来，跨上那位朋友的汽车走了。代表团的汽车又继续行驶，把后面赶上来的特务引到国泰大戏院门口，让特务在此傻等。后来，连国民党特务也不得不说：“周先生真厉害！共产党的人，我们跟不上，共产党的车，我们也跟不上！”
（高生）
六六七、狱中训话
一九三九年初，周恩来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分视察了浙江。四月六日离开浙江来到上饶，向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交涉，要求释放被顽固派逮捕关押的周钦冰等七名新四军干部，交涉没有结果，周恩来亲自到拘留所来看望周钦冰等同志。国民党监狱当局请他对全体犯人训话，却故意把周钦冰等人排在最后面，使他看不到他们。周恩来讲话时大声问道：你们中间有周钦冰吗？周钦冰回答一声“有”，飞快地跑到前面，向周恩来敬礼、汇报。周恩来充满激情地鼓励周钦冰等同志在监狱中要努力学习，提高觉悟、坚持斗争（他们已在监狱中成立了党支部）。离开的时候，周恩来还留下一百元钱给周钦冰等同志零用。
（高生）
六六八、秘密电台
皖南事变发生后，局势异常险恶，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随时有遭到国民党政府破坏的可能。党组织采取紧急措施疏散，凡是有办法在国统区呆下来的同志，一律找关系隐蔽。组织决定湖北省利川县县委书记王宇光，利用家庭关系回老家成都读书。周恩来为防备国民党袭击八路军办事处，破坏公开的电台，决定在王宇光的成都家中安一部秘密电台。为此，他亲自向王宇光交待任务后，直接了当嘱咐他：“一定要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原则。回成都要设法继续读书，要做一个优等生。同时多交朋友，联系群众。”后来，公开电台未被破坏，秘密电台就一直闲放着。一九四七年，王宇光将电台改装成收音机，及时收听延安新华社广播，并将消息刻印散发，鼓舞了国统区人民的斗志。
（高生）
六六九、有信为凭
皖南事变，叶挺被俘，周恩来千方百计寻找他的下落，忧心如焚。这时，他突然收到十几个字的来信：“我已被押到重庆……希夷。”希夷，就是叶挺。他喜出望外，对周围的人说：“有了这封信，我立即去找蒋介石！”
原来，叶挺被俘后，在由江西上饶押解重庆那天，见路边有个厕所，灵机一动，便要解手，特务不得不允，只好守在门口，叶挺利用这个时间，急忙写了这封短信，并附上一张纸条和五元钱。“请拾到信的朋友买个信封，按信上的地址发出去，我将终生感恩不尽，这五元做为酬谢。”他顺手捡一块砖压在信上，砖下露出五元钱的角儿。
此信就这样几经辗转，最终送到周恩来手里。有信为凭，一字千金，在铁的事实面前，他寸步不让，步步进逼，蒋介石无法抵赖，不得不承认，叶挺就关在重庆。周恩来立即通过各种渠道，掀起了一个营救叶挺的高潮。当局只好保证叶挺人身安全，改善生活条件，并答应在适当时机释放叶挺。
（田俊翘）
六七○、周密疏散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对工作进行周密的安排。《新华日报》原有二百多工作人员，只留八十多人，其余全部疏散。对有条件通过关系在国统区找到学习或工作机会的，安排他们转入地下工作。对于已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干部和各省、地区八路军办事处的撤退人员，让他们搭乘六辆卡车，组成车队，前往延安。他还对留下来的工作人员，进行气节和保密教育。为对付国民党的突然袭击，制定了保密工作条例和一系列措施：清理机密文件，重要档案用密电发往延安，然后焚毁，必须保存的密码写在薄纸上，随时准备销毁；机关内部装置报警设备、石灰包、沙包；在机密文件多的三楼，安装了焚毁文件的炉子；工作人员外出要请假，必须二人同行，回来要销假；派人到成都在社会关系掩护下建立起秘密电台。
（高生）
六七一、一流外交家
一九四六年五月，周恩来飞抵南京。在这里，他率领中共代表团同美蒋反动派进行十个月的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当时，美帝国主义为支持蒋介石发动反人民的内战，用飞机、军舰把大批国民党军队运往内战前线。周恩来用确凿的事实，揭露美帝国主义利用“调处”之名，干涉中国内政的侵略阴谋。有一次，马歇尔派国民党的一个谈判代表到梅园来，说是请周恩来到他那里去举行会谈。周恩来拒不接见，这个“代表”坐等了一个又一个小时，自觉无趣，灰溜溜地回去了。事后，周恩来派人到马歇尔那里去，义正辞严地指出：“要谈判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双方共同约定一个时间，共同商定一个中间地带才行。”马歇尔吃个败仗以后，不得不伸出大拇指，说：“周恩来将军真不愧是我所见到的世界上第一流的外交家！”
（高生）
六七二、智斗特务
一九四六年九、十月间，蒋介石破坏“双十协定”，准备召开国民大会。为了表示抗议，周恩来和董必武离开南京到了上海，住在马思南路（今名思南路）。这里和重庆、南京一样，周围尽是特务据点。有一次，周恩来出去会见一位进步朋友，汽车一出门，两辆特务汽车立即出动，紧盯不放。为了避免暴露这位进步朋友，得把特务汽车甩掉。汽车绕了几个圈子，特务汽车仍然紧紧尾随。周恩来就让司机把车开到南京路上人多的地方，在一条小路上，车子突然停住，两辆特务汽车被堵在后面。周恩来下了车，当着众多行人训斥特务说：“你们为什么跟踪我的汽车？是谁指使你们干的？”开始特务们死不认账，后来听说要向市长提出抗议，才不得不承认是奉命来的。说完灰溜溜地走了。当天下午，办事处同志打电话，向当时的上海市长吴国桢提出抗议，吴自知理亏，只好表示歉意。
（高生）
六七三、语惊中外
建国后，周恩来有一次接见外国记者，有个不怀好意的西方记者挑衅地问：“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马路呢？”他机智且自豪地回答：“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简称就叫马路。”这位记者不死心，又想出一个难题：“总理阁下，西方人都是仰着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低着头走路呢？这又怎么解释呢？”周恩来笑着说：“这不奇怪，问题很简单嘛！你们走的是下坡路，当然要仰着头走路了，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当然是低着头走了。”
（李华民）
六七四、妙语对答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周恩来与陈毅副总理兼外长访问了地处北非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的美丽的摩洛哥王国。哈桑二世国王十分重视，举办了极为丰盛的宴会。宴罢，宾主边喝茶边闲谈，无拘无束，十分融洽。蓦地，哈桑国王提出一个问题。他笑着说：“当今世界象我们这样的国王、皇帝已为数不多了，不知以后会怎么样？”周恩来和陈毅听了都笑起来，这叫一个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如何回答呢？但是，周恩来反应极快，他说：“你们可以组织一个委员会，开个会商量商量嘛！”陈毅接着说：“亚洲有个西哈努克亲王，我们是好朋友，可邀他参加开会。”周恩来又说：“陛下可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会长嘛！”言罢，三个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李华民）
六七五、银行资金
周恩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及对外方针。随后他请记者们提问。有位西方记者提了个涉及国家机密的挑衅性问题：“请问总理阁下，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这句话的实质是在讥笑中国的贫穷。周恩来看了一眼这位记者，回答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十八元八角八分。”这一回答使全体在场记者为之愕然！场内鸦雀无声了，只听周恩来总理进一步解释：“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面额值十元、五元、二元、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二分、一分的主辅十种人民币，合计为十八元八角八分。”他接着说：“中国人民银行是由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金融机构，信誉卓著，币值稳定。”
（李华民）
六七六、妙挫歹意
周恩来才思敏捷，语言幽默，严谨，被誉为最杰出的外交家。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周恩来总理介绍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以及对外方针。随后，他谦和地请记者们提出问题，表示愿意回答。这时，一位西方记者站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请问总理先生，中国可有妓女？”这是一个不怀好意的问话。周恩来总理坦然自若，稍加思索，正色答道：“有！”一个“有”字，使会场哗然。在记者们哄笑声中，周恩来总理接着说：“在中国的台湾省！”话音刚落，全场掌声雷动。
（李华民）
六七七、巧析司令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炮打司令部”后，一些红卫兵到处套用这一提法而“炮轰一切”，冲击各级党政机关。周恩来苦口婆心地作红卫兵的工作，反复强调这样的观点：“不能把炮打司令部认为是毛主席号召炮打所有的党政机关、“不能乱打一通，不能对一切司令部都炮击”，“并不是所有的党政干部都是走资派，如果那样看，把党中央放在哪里？”
（刘学琦）
六七八、保广交会
一九六六年夏秋，正值“文革”所谓“破四旧”兴起的时候。在广州又正逢秋季交易会，展厅里展示了许多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工艺品，如山水风景、花鸟虫草、古装人物、古仕女图等。当时云集广州的全国许多地区造反派声言要到广交会展厅去“破四旧”。这时，周恩来指示，在广交会门前张贴了国务院的布告，大意是要保证广交会正常进行，不准冲击广交会。正当“造反派”要冲时，周恩来派廖承志等去广交会做“造反派”的工作。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才制止住冲广交会的“破四旧”。保住了这届广交会。而当时全国三分之一的出口贸易要靠广交会成交。
（禾木）
六七九、意见保留
一九六六年十月，毛泽东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不同意这一提法。为此他专门找了毛泽东，表明自己的看法，说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说是“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这样提合适么？当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后，周恩来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而在以后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犯“资反路线”的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刘学琦）
六八○、请贺龙休息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国家体委，周恩来亲切地握着贺龙的手说：“你血压高，我还是建议你休息。”周恩来是为了保护贺龙才提了这个建议的。贺龙说：“我干一辈子革命了，怎么怕群众呢？把我保起来不行，还是想工作。”周恩来从贺龙犹豫的眼神中看出贺龙心有疑虑，便诚恳地说：“工作我替你顶着，不要紧。你休息吧，保重身体第一。”原来体委的造反派对贺龙也是纠缠不休的，听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不敢违抗，也就同意贺龙休息。
（禾木）
六八一、限制夺权
一九六七年，“夺权”的黑风席卷中华大地。周恩来为了尽可能地减少由此而带来的对各方面工作的影响，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煞费苦心地对此作了种种限制。从夺权一开始，他就一再重申外交、国际、公安、财政、宣传等大权属于中央，不能夺。并进一步规定：部机关夺权是夺文化革命的领导权，对业务工作只有监督权。随后，又指出，业务监督要有寸分。同年二月他严厉批评了某些组织的夺权行动：没有给你们监督党委领导的权，你们简直没边了！并反复强调：夺一小撮走资派的权，有的地方不一定有，即使有，也是少数人。
（刘学琦）
六八二、缓去鞍钢
一九六七年夏，鞍钢武斗严重，造成许多高炉停火，生产急剧下降。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十分焦急，决定派副总理李富春亲赴鞍钢解决问题。江青一伙先是反对，后又提出由他们派人一同去。周恩来知道这样一来非把鞍钢搞得更乱不可，于是，他就“拖”，说时机还不到，过几天再说。当江青等人就这件事指责他“只搞生产，不搞文化大革命”时，周恩来明确表示：“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靠什么搞革命？”
后来周恩来与辽宁协商，派部队对鞍钢实行了军管。
（刘学琦）
六八三、二保梁漱溟
在林彪、江青飞扬跋扈的一九七○年，在政协直属组“宪法草案”讨论会上，梁漱溟依旧不甘沉默，首先发言说：“我有两点意见，供当局参考，其一，现代宪法产生于欧洲，目的是限制封建国王个人权利太大，有了宪法后，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而不能把任何一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可今天我们的宪法不仅写上了个人的名字，而且连林彪为接班人也写在‘序言’里，我不赞成。其二，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元首，不知为什么在宪法草案中偏偏没有国家主席这一条？”
语惊四座，个个被吓得瞠目结舌，立即就有人喊：“这是恶毒攻击！”“必须批判！”讨论会上，火药味越来越浓。主持人宣布，将此情况向上级反映，听候处理。
不久，上级处理意见下达，大意是：因为是征求“宪法草案”意见的讨论会，所以提什么意见都是可以的，即便个别人借机放毒也不要纠缠。这样，梁漱溟又一次逃避了灭顶之灾。
可这个上级是谁？居然敢在此时大胆地保护这个屡触龙颜的“反动权威”？四人帮粉碎后才得知，是周恩来通过办公室下达的这个指示。这是周恩来继一九五三年之后，第二次保护梁漱溟。
（王习耕）
六八四、以诚相待
周恩来陪同尼克松参观十三陵，接待部门事先安排了许多儿童，布置下任务，要他们在尼克松到来时必须如何如何，可这些表演过于造作，尼克松一望而知，笑而不语。
如何对待此事，可以置之不理，何况是在中美关系刚刚解冻的时刻，怎能为此区区小事而向美国总统自我批评？要说，凭周恩来的外交天才完全可以拐弯抹角，轻描淡写一下子就掩盖过去，但是，他认为，这是“待客之礼”，要以诚相待。为此，他十分认真，他抱歉地对尼克松说：“有人带了一些小孩来这儿，是为了点缀陵墓的风光，造成一种假象。……我们不愿意文过饰非，而且已经批评了当事人。”为此尼克松认为，周恩来机警的自我批评是自信心充分的明显体现。
（邬丁根）
六八五、迂回批极左
一九七二年，周恩来从繁忙的外事活动中，抽时间数次约谈国庆社论，提议将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写入社论，以期推动全国批判极左思潮的深入发展。这一宣传遭到江青等人的激烈反对，主管宣传的姚文元两次勾掉这一内容。但周恩来并没放弃这一努力。社论尽管没写入批判极左思潮的字句，但却针对极左思潮对各个领域的危害，从正面提出了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
（刘学琦）
六八六、苦心组阁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间，周恩来在医院中紧张地展开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这是一个异常繁重而棘手的工作。他在审阅四届人大各界代表的名额分配名单后，提议增加老干部名额。在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上，周恩来更是反复思考，煞费苦心。针对张春桥、江青等人竭力要将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委的情况，周恩来约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几次研究，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关系重大，不能让，以周荣鑫掌管为宜；文化部、体委可让步。随后，他在医院分批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通过了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候选人名单的三个方案。挫败了四人帮妄图组阁、篡夺更多大权的阴谋。
（刘怡）
六八七、病赴长沙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临行前，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隐血，需要立即检查治疗。叶剑英经过慎重考虑，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决定不提及此事，并反复叮嘱医务人员要想尽一切方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恩来安全回来。在长沙，毛泽东劝周恩来安心养病。毛泽东还批评了江青、王洪文搞宗派，指出：“江青有野心”。就这样，周恩来以坚决而有策略的斗争，取得毛泽东的支持，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企图通过组阁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
（刘怡）
六八八、保萧劲光
在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时，江青误以为萧劲光没有投她的票，大为光火。为抓到证据，她私下查票，核实了情况。三年后，江青借批林批孔之权，报此一票之仇了。她大叫：“萧劲光，九大上你为什么不投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人的票？这个问题好好交待。”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萧劲光只好讲出没投张春桥、姚文元、叶群等人票的实情。“但是，我投了你的票！”“你对毛主席没有感情，你没投我的票，你以为没人知道？我把票查出来了，我现在就给你看。”萧劲光当时的确不想选江青，但出于对毛主席的尊敬，还是投了她一票。可是不知为什么，江青偏偏没查到这张票，于是，她发动了自己的同伙，将萧劲光打成“上了贼船的人。”
周恩来亲自过问，并向毛泽东汇报此事。毛泽东驳斥了江青一伙说：“肖劲光是个好同志，他上了什么贼船？海军司令不能易人！”
周恩来立即将此情况告诉了萧劲光，但是迫于当时的形势，萧劲光还是违心地写了检查，上交政治局讨论。周恩来立即打来电话，亲切地说：“检讨了，通过了，很好啊，我向你学习。”
（王习耕）
2007/09/10
第二十二章机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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