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是经党中央批准召开的，作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的一项重要活动。中央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要求研讨会体现“学习周恩来，研究周恩来”的精神，有较高的学术理论水平。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开幕式，由丁关根同志主持，宋平同志、钱其琛同志、朱光亚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中央、国务院各系统和各省、市、自治区对这次会议也很重视，积极进行文章的征集和初选工作，这就保证了能够把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汇集到会议上来。这是开好会议的基础。到会的各位代表，经过辛勤劳动向会议提交了论文，会议期间积极认真地参加讨论，各抒己见，相互切磋，使会议开得既紧张有序，又生动活泼。总之，由于中央的重视，各方面的支持和全体与会者的努力，我们这次会议开得比较成功，达到了中央提出的“要有较高的学术理论水平”的要求。
下面我想谈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这次研讨会着重讨论的问题
大家提交的论文和会议的讨论，涉及到了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的各个时期、各个方面，但比较集中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关于周恩来历史地位的评价
周恩来是怎样的一位历史人物？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上占着怎样的地位？这一点应该说已经有了一系列结论性的话：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这是中央的意见，也是我们大家的共识。研讨会在这样共识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有的文章用“副帅”的概念来说明周恩来在党内的历史地位。认为周恩来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中一直是党的核心领导成员，这在中国共产党内是独一无二的。他长期在中央做实际工作，是党中央各个历史时期几乎所有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参与制定者和指挥者。所以，“毛泽东同志作为全党的领袖是当之无愧的主帅，恩来同志是名副其实的副帅。”有的文章把周恩来的业绩和贡献放在本世纪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奋斗的整个历程中进行考察，认为周恩来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党的领袖、开国元勋、人民公仆、世界伟人。有的文章认为“周恩来是20世纪中国的又一位当之无愧的历史伟人”。
以上都是对周恩来历史地位的总体评价。周恩来的这种崇高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他在一个又一个重要历史关头显现出杰出的、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形成的。周恩来一生的贡献，许多都关系到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全局，其中有几点在这次会议中特别引起大家的重视：
一是周恩来与遵义会议的召开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应该说，过去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不够的，这次有好几篇文章比较多地涉及到这个问题，并且都强调周恩来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发挥了关键性和决定性的作用。这些文章指出，周恩来在遵义会议期间所做的努力，起到了别人所不可能起到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周恩来不仅支持遵义会议的召开，并且实际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他以他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全力推举毛泽东参与领导中央红军今后的行动，这对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二是周恩来与抗美援朝战争。这也是过去研究不够的问题。从建国到1952年7月，周恩来作为军委副主席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又继续领导朝鲜停战谈判斗争，这期间他起草的有关电报达几百件。三次战役后，志愿军打到三八线，已站稳脚跟。此时毛泽东的主要精力转到指导镇反工作，对抗美援朝战争，除在关键和重大问题上作出决策，一般地，军事指挥主要由彭德怀负责，谈判主要由周恩来负责。周恩来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有的文章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周恩来的重大贡献：统筹东北边防军的全部准备工作并保证中共中央出兵援朝决策的贯彻实施；协助毛泽东进行战略筹划和指导；统筹战场保障的需要，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总后勤部长”；是朝中方面最高决策层关于停战谈判指导的实际操作者。
三是周恩来与60年代上半期国民经济的调整。这段历史大家是比较熟悉的，但对于周恩来在这个重要时刻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除了人们熟知的周恩来同李富春等一起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外，其他则了解不够。这次会议上有当事人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文章指出：“周恩来在这关系我国国民经济盛衰的关键时刻，同当时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作出了永铭人心的卓越贡献，为国民经济经过‘大跃进’的挫折而恢复发展，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对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起了关键性的重大作用”。
四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这是此次研讨会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十年“文革”中，我们党和党的领袖毛泽东犯了全局性的错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周恩来经受了特殊的考验，立下了特殊的功劳，因而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和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更加提高。提交会议的文章，从多方面论述了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贡献，包括：努力维护党和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使共和国大厦不致倾倒；坚持不懈地领导经济工作、科技工作，使我国国民经济在内乱的条件下仍取得进展，科技工作有重大突破；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促成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复出；抵制和批判极左思潮，尽量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果断而妥善地处理林彪叛逃事件，阻止“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根据毛泽东的决策，开创外交新局面；代表党中央重申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为国家长远发展指明正确方向等。有的文章指出，“文革”的10年，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困难、最艰险、步步充满荆棘的岁月，以至他自己也随时准备着什么时候被突然打倒”。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他忍辱负重，义无反顾，巧妙斗争，起到了他人绝难替代的历史作用。讨论中，大家都非常赞成陈云的精辟论断：“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对上述这些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从总体上说明周恩来的历史地位。
多方面事业的开创之功
周恩来从走上中国革命领导岗位起，就负责多方面的工作，尤其在担任共和国总理26年期间，党和国家的几乎每项重要工作，都在他的操劳范围之内，因此，许许多多或者已成历史的或者现在仍然进行的事业，都记载着周恩来的开创之功。这次研讨会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种情况。
这次会议上反映周恩来战争年代贡献的文章虽然不多，但涉及到了几个重要方面，包括创建人民军队、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开创党的隐蔽战线斗争以及统一战线工作等。作者们在系统地研究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周恩来是人民军队的“主要奠基人、主要缔造者和卓越领导人之一”；周恩来较早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对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党的隐蔽战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中，周恩来是当之无愧的主要奠基者、领导者”；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事业的一位伟大奠基人和卓越领导人”。这些评价都是符合实际的。
会议大量文章反映的是建国后周恩来对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创立和发展所立下的功绩，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统战、外交、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经济方面又有：农业、林业、地矿、化工、外贸、核工业、环保、气象、地方经济；军事国防方面又有：国防、海防、空军、武警部队；统战方面又有：人民政协、民族、宗教、港台问题；文化方面又有：教育、文艺、体育、新闻、对外书刊出版、档案、传统文化。这里不能一一列举，只举几个例子：
关于外交。有的文章指出，“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周恩来“以决策人、指挥者和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为我国外交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从政党交往的角度说，周恩来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外联络和交往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关于科技事业。有的文章说，周恩来“是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伟大奠基人”，“是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决策者之一，同时又是这项事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周恩来是“创建中国核工业的主要决策者”，“研制两弹一艇的总指挥”，“中国核电事业的奠基人”。
关于知识分子工作。有的文章指出，周恩来“首次正确解决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论断”。
关于民族工作。有的文章写道：“周恩来是我国民族工作实践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也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主要创立人之一，而他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有关论述又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这方面理论的经典之作。”
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自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共产党面对的重大历史课题。许多文章指出，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集体探索中，周恩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周恩来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驱者之一。归纳起来，周恩来的贡献主要有这样一些：坚定而明确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并根据国情指明实现四化的具体要求和战略步骤；注重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基础这一基本点出发，来认识现实社会主义的存在条件、成熟程度和未来发展问题；强调发展经济和实现四化，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务实精神；较早看到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的某些弊端，提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能想到和可能做到的体制改革的思想并付诸实践；一贯强调科学技术在实现现代化中的关键作用；主张既要立足于自力更生，又要积极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较早提出采取开放态度向外国学习的问题。
有的文章把周恩来领导经济建设的特点和风格概括为如下几点：始终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统筹全局，协调发展；自觉坚持民主作风；严谨细致，一丝不苟；正确处理政府工作和党的领导的关系，始终把政府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周恩来在领导经济建设和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一系列著名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如：“农业为基础”、“工业领导农业”；“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改变做起”；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自力更生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基本立脚点”，同时又要吸收外国一切好经验好技术，为我所用；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先抓吃穿用，实现农轻重，综合平衡”；“社会主义是指生产关系而言，同时也表现在生产力上”；社会主义“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我们需要探索出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等等。这次会议对这些观点的理论的和现实的价值，都有所论述。
领导艺术和思想方法
在长期的多方面的领导工作实践中，周恩来形成了高超的、独具特色的领导艺术。他的领导艺术，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是我们党的一份宝贵财产。许多文章和发言涉及到了这点。有的文章把周恩来的领导思想和实践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实践并捍卫列宁关于领袖是一个集团的学说，自觉地把个人溶于领导集体之中，拥护核心，维护团结，举轻若重，善于定位；二是首倡“群众路线”这一概念并将其融人领导行为之中；三是坚持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统一，强调“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也有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周恩来的领导艺术；高瞻远瞩总揽全局、未雨绸缪掌握主动、多谋善断棋高一着。
周恩来的领导艺术和他的思想方法密切联系在一起。他的思想方法贯穿着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这次入选的文章，有几篇专论周恩来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近年有不少人提出过周恩来是不是哲学家的问题，这次会议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周恩来虽然没有写过专门的哲学著作，但他很重视理论思维，具有鲜明的哲学思想。他的哲学思想贯穿在他的著作和实践中。有的认为，周恩来的哲学思想具有实践性、群众性、应用性的特点，有的称周恩来是“实践的理论家，理论的实践家”。在对周恩来哲学观点和思维方法的阐述中，非常突出的一点，是对周恩来提出的“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亦即“求同存异”思想原则的探讨。作者们指出，这一方法，不仅适用于非对抗性矛盾和具有对抗非对抗双重性矛盾的处理，而且也适用于可以缓和、需要缓和的对抗性矛盾。它“具有广泛的方法论意义，在不同领域、不同范围、不同内涵、不同性质的团结工作、统战工作和国际问题的处理中均有指导意义”。它“正是对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常常被忽略的那一方面的引伸、发展和效果极好的运用”。
党性修养和道德风范
周恩来不仅创造出足以彪炳史册的辉煌业绩，而且以其党性修养和道德风范为全党树立了楷模。探讨周恩来的精神世界和他的人格魅力，弘扬周恩来的革命精神，成为这次会议的一个热点。不仅有多篇文章专门论述这个问题，而且大部分文章也都涉及到或渗透着这一内容。这不是偶然的。这是时代的呼唤，人们要求的反映，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迫切需要，又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当务之急。正如有的作者所说：“加强对周恩来精神品格的研究，不仅是党史界、理论界的事情，大力宣传和弘扬周恩来精神品格，是关系到用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兴国、富国、强国，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长治久安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次研讨周恩来精神世界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周恩来党性修养的内容和方法，周恩来精神品格的基本特征，周恩来高尚人格形成的基础和途径，周恩来与红岩精神的培植，周恩来与大禹精神的发扬，周恩来精神的现实意义等。
有的作者认为，周恩来的优秀的精神品格是多方面的，但就其基本的方面来说，有三个特征：心系人民、淡泊名利、严以责己。其中，心系人民，无私奉献，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周恩来精神品格的核心和真谛。
有的作者把“周恩来精神”概括为八个方面：无我精神、求是精神、创新精神、民主精神、廉洁精神、严细精神、守纪精神、牺牲精神，并且指出：绝不应把“周恩来精神”视之为单纯的道德主义概念，而应把工作作风、工作态度、工作精神等内容都包括进去；提出“周恩来精神”，也不是说周恩来没有缺点、弱点和错误，更不是把他偶像化，而是提倡一种高尚的情操、高洁的人格和高度负责的精神状态。
周恩来研究的现实意义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虽然没有专文论述，但不少文章涉及到了这点。一致的看法是：我们研究周恩来，不仅仅是为了缅怀他的业绩和品德，更重要的是对我们搞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先人的奋斗和探索是后人继续前进的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改革开放新事业正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革命家探索的基础上(包括成功的经验、正确的思想理论观点和失败的教训、错误的思想理论观点)发展而来的。周恩来是社会主义道路集体探索中的重要成员，研究他的探索历程和思想理论观点，对今天确有重要意义。如前面列举的许多有关经济建设的思想观点，虽然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具有指导作用或借鉴意义。研究和学习这些理论观点，也有助于理解邓小平理论。至于周恩来的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优良的工作作风，高尚的道德情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更是我们应该永远学习、继承和发扬的。研究周恩来，绝不仅是历史研究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以上，对这次会议研讨的主要问题作了简要的归纳。下面再谈谈这次会议的几个特点。
二、这次研讨会的几个特点
周恩来研究是从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开展起来的，发展势头很快。据统计，20多年来，出版的有关周恩来的著作约500多种，发表的各类文章约6000多篇。这次会议检阅了20多年来周恩来研究的成果，同时又把周恩来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会议表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研究工作在向深层次发展
周恩来研究开展之初，主要是对周恩来光辉业绩和高尚品德的缅怀追念，是粗线条的，侧重于纪念性的。以后发展为对周恩来与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关系的考察，侧重于搞清历史事实。随着多种周恩来专题文集的出版和大量档案材料的公布，人们开始重视对周恩来理论贡献的研究。这次会议突出地表明，对周恩来的研究，在继续搞清重要史实的同时，重点在向思想理论层次发展。会议99篇论文中，绝大部分都是这方面的内容，包括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统战思想、外交思想、文化思想、领导思想、哲学思想等。
同时，对问题的探讨也更加深入，讨论了一些过去未曾接触过的问题。如有的文章不仅指明了周恩来作为党的核心领导成员长达50年之久的事实，而且探讨了周恩来之所以能够如此长久地保持这一地位的主观方面的原因。再如，以往人们研究我们党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很少讲到周恩来的贡献，这次有好几篇文章探讨了这个问题。过去一般认为周恩来主要是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经过深入研究发现，周恩来在系统阐述过程中，提出了他自己的独到见解，而这些见解在今天看来也是难能可贵的。还有一些问题，过去也曾讨论过，但这次的讨论，认识更加系统化、也更加深入了。如周恩来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贡献，就是如此。再如，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有的文章对比研究建国后周恩来的3篇讲话，不仅指出这3篇历史文献代表着建国以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为新时期党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拨乱反正准备了基础(这是众所公认的)，而且进一步提供了3篇讲话的具体背景材料，概括了它们各自的鲜明特点：“1951年那一篇的特点，在于现身说法的人格魅力；1956年那一篇的特点，在于新条件下的理论创新；1962年那一篇的特点，在于拨乱反正的政治勇气。”诸如这类问题的探讨，以及前面提到的有关历史定位问题和思想理论、精神风范方面讨论的情况，都表明对周恩来的研究和认识在深化。
从讨论内容涉及的时期来看，10年来也有很大变化。1988年周恩来诞辰90周年研讨会的文章，大部分是关于建国前的；1993年95周年研讨会时，建国前、建国后大体各占一半；这次100周年研讨会，大部分是关于建国后的。这同中共党史研究重点的逐步转移是相一致的。
进一步挖掘了材料，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从总体看，材料丰富，是这次会议文章的一个共同特点。特别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提交的论文，大都是在系统查阅所存建国后有关档案的基础上写成的，材料非常丰富而翔实。许多材料是鲜为人知的，是第一次披露的。这里只举一个例子：据中联部提交的论周恩来政党外交思想和实践一文的介绍，周恩来有关党的对外工作的论述，见诸文字的，仅中联部保存的就有数千份，中联部的这篇文章，当然就是在充分查阅所存档案的基础上，并参阅其他材料写成的，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许多中央和国家机关提供研究论文，这是这次研讨会非常突出的一点。这些文章为研讨会增色不少，也大大开拓了研究领域。
独立地提出一些看法，有不同意见的交流
这方面的情况，前边已经讲到了一些，这里再举三个例子。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这是大家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除充分肯定周恩来的贡献以外，也有一些不同意见的交流。如有的作者提出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主要活动是“相忍”和“违心”，还是“抵制”和“抗争”这样一个问题。作者的意见是：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主要活动，不是“相忍”和“违心”，而是“抵制”和“抗争”。理由是：第一，周恩来全力保护老干部，他对迫害、打倒老干部的抵制和抗争，多于相忍；他态度坚决地保护干部的努力，多于“违心”。第二，周恩来坚决反对极左，在阻止“文革”混乱局面，防止“文革”局势恶化的问题上，同极左势力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第三，周恩来在1972年曾进行过一些整顿工作，为邓小平1975年全面整顿创造了有利条件。那末，周恩来为什么没有被打倒？作者认为，这并不是因为“相忍”和“违心”保住了自己，而是因为周恩来的抵制和抗争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使林、江集团难抓把柄，同时，周恩来繁重的国务管理工作别人无法替代，周恩来高尚的人格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爱戴，林、江集团既想扳倒他，又惧怕他。
有的文章考察了周恩来60年代前期的文艺思想，认为周恩来在这一时期文艺思想上的杰出贡献，不仅在周恩来本人文艺思想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位置，而且“在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即直接承前和继往于毛泽东文艺思想，启后和开来于邓小平文艺思想，是连结50年代后期以前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文艺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与邓小平文艺思想的伟大桥梁和闪光纽带”。另有论文作者认为，用“桥梁”和“纽带”来说明周恩来文艺思想的历史地位是不够的，他的看法是：“如果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决革命文艺实际问题作出卓越贡献者应当首推毛泽东，那么，在社会主义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解决中国文艺实际问题作出卓越贡献的当属周恩来。”
对周恩来精神的讨论也有不同看法。有的同志重申了“三位一体”的观点，即认为我国要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周恩来精神“三者缺一不可”，因为再好的理论、再正确的路线方针也要靠干部去贯彻执行，而对干部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对这个观点，有些同志赞成，有些同志不赞成。不赞成的认为，不能把周恩来精神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平列起来，称作“三位一体”。这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也都包括“精神”的内容。
作者队伍有各个层次、各个年龄段的学者
会议收到的文章共99篇，作者中既有成就卓著、站在学术理论前列的著名专家，也有踏入研究岗位不久的年轻学者；既有专业理论工作者，也有实际工作者；既有高层领导干部，也有一般研究人员。从年龄段来看，年轻的二十几岁，年老的八九十岁，最多的是三四十岁的人。特约文章作者，都是著名学者和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年龄当然偏大；经过评选的89篇文章作者，50岁以下的有57人，占64%。再从专业职务看，89名文章作者中，有60多名具有高级职称，占70%以上，其中有正高职称的31人，占35%。这样的作者队伍，保证了这次会议的学术水平，同时也表明周恩来研究后继有人。
三、进一步加强周恩来研究的几点意见
前面讲到，20多年来，周恩来研究已取得很大成绩，这次会议又显示了新的研究成果。但是，研究周恩来，学习周恩来，将是一个长期任务。为进一步加强周恩来研究，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
在周恩来研究中，无论是专题研究，还是综合性研究，都需要进一步加强，我们可以首先从加强专题研究入手。目前这方面的成果也有，但不很多。现在正式出版的周恩来著作已有十多种：《周恩来选集》、《周恩来书信选集》、《周恩来经济文选》、《周恩来军事文选》、《周恩来文化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周恩来教育文选》、《周恩来论文艺》、《周恩来早期文集》、《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周恩来手迹选》等，此外还有总计达360多万字的《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以及众多的回忆文集。应该说，在这样的基础上，已可以着手进行系统的、深层次的专题研究了。比如有关周恩来经济思想、军事思想、统战思想、外交思想、科技思想、文化思想的研究，周恩来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研究，周恩来治国方略、领导艺术、思想方法的研究，尤其是体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我们民族优秀传统完满结合的周恩来精神的研究，都是我们应该着力进行的。相信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会不断涌现。
以更广阔的视野考察研究问题
这就是要把周恩来的生平业绩放到历史的长河中，放到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整个中共领导集体、整个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大环境中加以考察。比如研究东南亚外交的打开问题，首先就应该研究二次大战后东南亚的形势是怎样的，然后考察周恩来是如何顺应这种形势开展工作的，以及他的工作对中国外交局面的打开和整个东南亚形势的进一步变化起了怎样的作用。再如，研究周恩来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他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一定要放到党中央集体探索之中，从全党的角度搞清楚这些理论观点的来龙去脉。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周恩来是处在中央领导集体之中，他一方面对集体领导作出重大贡献，另方面又不能不受到这个集体的制约。研究周恩来，同时必须研究(至少也应了解)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人的著作、思想、理论和实践活动。他们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在某种时期、某些问题上又有一些磨擦和不同意见的争论。党中央是一个集体，许多理论观点和重大决策往往不是哪一个人提出和决定的，是集体创作，不断补充、完善而形成的。比如，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是朱德、毛泽东共同提出的；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是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共同提出的；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也是集体确定的。有的观点和意见还是其他领导人提出而被中央采纳的。当然，毛泽东处于核心地位，他的思想在党内占居主导地位，对周恩来的影响最大。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历史给周恩来提供的舞台，比毛泽东要小得多。周恩来的回旋余地有时是有限的甚至是很小的。总之，研究周恩来，一定要把他放在集体之中，一定要同时了解和熟悉其他领袖人物，这样才能避免片面性，才能准确把握周恩来的贡献所在，给予恰当的历史定位。
这里还涉及一个如何对待周恩来的历史局限性的问题。同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一样，周恩来也有他的局限性，也有他的缺点甚至错误。这是无需讳言的。研究周恩来的这一个方面，并不是贬低周恩来，也丝毫不会损害他。无论研究周恩来，还是研究其他历史人物，都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都要采取客观的态度，一句话，都要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
多学科合作和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
要把周恩来生平业绩的研究，特别是他的思想理论的研究，提到应有的高度，必须有多学科，包括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外交学、科学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以及一些自然科学等的相互配合。这是因为周恩来活动和思考的领域非常广泛，没有多学科的合作，就不可能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这方面的工作过去比较薄弱，今后应大力加强。关于研究方法问题，这次入选的文章中，有的运用计量、实证的方法，通过对《周恩来选集》引文的研究，探讨周恩来的思想理论同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关系，并得出“周恩来在许多重大理论领域中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并对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化、实践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的结论。有的文章对周恩来的社会发展观同西方发展理论作了比较研究，由此得出结论：世界各国的发展道路不可能是同一的，各个国家、民族应当努力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周恩来的社会发展观，既把握时代潮流，又注重中国特色，给我们以深深的启迪。”还有的文章对领袖人物的思想作了对比研究。如研究周恩来人民民主思想的文章，首先考察了毛泽东对人民民主理论所做出的“巨大的、同代人中无可比肩的历史性贡献”，然后再考察周恩来在这方面独到的贡献。这些都是很好的尝试。还有心理学的方法等，都可以尝试运用。
研究工作与宣传教育工作相结合
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使领袖人物研究从少数学者的狭小圈子中走出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效益的问题。科学研究是正确的宣传工作的基础；宣传工作可以把科研成果变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动力。周恩来是我们全民族的英雄，他的辉煌的一生、光辉的业绩、高尚的品德，不单单是研究者们书斋中的课题，更是我们全党全国人民学习的伟大榜样，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最好教材。因此，必须把研究与宣传结合起来。对领袖人物的宣传，既可以写成书和文章，也可以采取其他形式，如电影、电视、光盘、画册、戏剧等等。韩素音女士在她所著《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一书的序言中说：“我认为中国所有的学校都应该讲授周恩来以及他的战友和同事们的生平，是他们谱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解放这篇光辉灿烂的史诗。”这是非常有见地的想法。学术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还应注意对一些恶意宣传作出批驳，对一些不负责任的作品进行订正。某些海外的敌对势力，专以丑化、攻击我们党的领袖为能事，对此我们应当引起高度警惕。对某些不负责任的胡编乱造和以讹传讹的说法，也应注意加以澄清。总之，要以周恩来为榜样，教育新一代，也使年龄大一点的人重新受到周恩来精神的教育。
周恩来研究是需要不断深入发展、长期进行下去的课题。
(本文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2007/09/10
逄先知：把周恩来研究推向新的阶段——在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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