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就决心“为了中华之崛起”而奋斗终生的周恩来，不仅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以其赫赫功勋彪炳史册；他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在我国现代化历史丰碑上镌刻着他光辉的业绩。
一
中国近代在经济文化诸方面落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历史事实和由此陷入的悲惨境地，决定了尽快实现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化是历史提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基本任务。
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核心主要成员之一，在其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和实践中，始终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整个经济建设的核心和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思想和目标，是周恩来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和灵魂。
在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以后，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式启动。周恩来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在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非常郑重和明确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在我国“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任务。周恩来认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基于这种对我国历史发展基本趋势的把握，周恩来以后多次强调这一任务和目标，不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必须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直到十年动乱中，周恩来已经身患重病时，在1975年1月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还重申了1964年12月向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分两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计划，号召全国人民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2〕充分显示了他对这一基本目标的执着和坚定。
周恩来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以现代化为中心，我们经济建设的总体目标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是有着他的深刻的理论依据和认识依据的。首先，他把握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宗旨，即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切活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周恩来明确指出，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3〕其次，他深刻认识和把握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反映和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周恩来认为，社会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4〕从根本上讲，周恩来从中国历史的发展及其与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关系这个宏大的视野，深刻地洞察和认清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历史趋势和整个社会发展的主题，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是摆脱落后境地、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要求和需要。周恩来指出：“现在世界上各方面的事业都在飞跃发展，我们要迎头赶上，就要着重研究现代的问题”，“要一代胜过一代，做出比前人更大的贡献。”〔5〕他认为，中国只有实现四个现代化，才能“立足于世界”，才能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周恩来不仅坚定而明确地提出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总体目标，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根据我国的国情指明了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要求和推进这一基本历史任务的战略步骤。周恩来提出，我们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具体要求，“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即“自己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够独立地制造机器，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机器，还要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精密机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还有相应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等等。但是，应该指出，基本上完整并不是说一切都完全自足。”〔6〕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要求是，“实事求是，循序前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要有雄心壮志，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7〕同时，他还从四个现代化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出发，强调指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不能等工业现代化以后再来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8
对于我国推进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战略步骤，周恩来指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9〕从实际的发展进程来看，虽然存在着“文化大革命”那种必然会阻碍现代化进程的非正常的动乱因素，但第一步目标还是基本上实现了。第二步目标要求和实际进程不可能完全吻合，其中有“文化大革命”那种政治上的因素的影响，也有对国情和现代化的客观标准和内涵认识不足的地方。这种情况是任何一个政党和领导者都难以完全避免的。实践证明，对我国实现现代化这一基本历史任务认识得深刻与否、坚定与否，是检验一个领导者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把握得如何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周恩来作为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首倡者，并始终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付出了毕生精力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的奠基者和开拓者，虽然他的认识还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而且也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很好地付诸实施，但其影响却是巨大和深远的。
二
中国的现代化不是通过资本主义途径实现的现代化，中国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工业化完成和现代化已经实现或正在实现前提下的社会主义。这个现实同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有着很大的差异。怎样认识这种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怎样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这种形态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就成为一个非常深刻的具有很大难度的历史性课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我国社会的性质和未来走向问题，也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发展和将来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实际上已经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问题摆到人们面前。基于对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高度和物质基础的认识，周恩来不仅严格区分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而且认为将来向社会主义转化，也应该有客观物质基础的依据。对于我国必须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而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原因，周恩来认为，“实现社会主义要有一定条件的”，其中包括，落后的经济变为先进的经济，工业化相当高了，人民觉悟提高了，还有国内外情况等等。如果条件不成熟，就急于转变到社会主义，“并不能实现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是落后的，要实现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还需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要发挥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让它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使我们的经济能更快地发展。”〔10〕
总之，他认为进入社会主义，要转变得很自然，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水到渠成”。既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过早地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作用，也不能脱离群众的觉悟水平，急躁地把将来的前途当作今天就要实行的政策。不论是经济建设，还是经济改造，都应当稳步前进。
后来，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中，针对当时一些不同的见解，周恩来坚持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方面来认识和判断社会主义，他一方面提出要全面认识过渡时期的目标，指出社会主义最基本标志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所以，仅仅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过渡时期目标和任务是不完全的。同时他又指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的，国家工业化是经济改造的关键。因此，“过渡时期的中心内容，就是实行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11〕至于过渡时期的长短，则取决于是否基本上完成了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如果这些任务“基本上实现了，过渡时期就算结束了”。〔12〕
正是由于周恩来对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的重视，所以他对在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时出现的那种只讲社会主义改造而忽视国家工业化的倾向是不赞同的。他在1954年9月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用全力来实现宪法所规定的我们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这里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13〕
当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针对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就完结了的想法，进一步从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角度提出了两个过渡的思想。他指出：过渡时期是两个过渡，一个是三大改造，一个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第一个过渡比我们过去设想的时间是大大的提前了，但在逐步实现工业化过程中，过渡时期还不能算走完。他说，要使工业在工农业产值中的比重占到70%以上是很不容易的，不能随便提出“提前完成中国工业化”的口号，“我们过渡时期还是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长一点没有坏处。这可以督促我们更快的努力使工业生产发展的规模更大，速度更快。”〔14〕他针对一种认为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说法，更为严格地指出：“也可以这样说，不过不怎么样准确。因为有两种过渡嘛！”他认为，完全进入就得建成社会主义，而建成社会主义就要消灭剥削和贫困，还要消灭愚昧。“不然，会给人们一种错觉，以为我们现在已进入社会主义了，我们什么都是社会主义了，原来社会主义就是这样。”就是说，这会降低社会主义的标准，就会对社会主义产生误解。他还指出：“真正要巩固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成果，必须实现工业化才行。如果没有工业化，农业即使合作化了，也不巩固。手工业也如此。”〔15〕
可以看出，周恩来与那种脱离生产力的发展、片面地注重生产关系变革的倾向不同，认为要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只是要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还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他认为，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从整个阶级意义上来说，已经不存在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已不再是主要矛盾。但过渡时期并没有完，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只有再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消灭了剥削，消灭了贫困和愚昧，才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注重生产力发展程度和社会物质基础，把社会主义区分为未建成的不完全的社会主义和建成后的完全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可以说是后来邓小平和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渊源和雏形。
五十年代中、后期，周恩来等同志针对当时急于求成的倾向，提出反冒进的意见，受到批判。接着，在“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遭受严重挫折。周恩来在总结这些实践经验中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发展。他更加坚定了要依据生产力发展水平来实现生产关系变革的思想，更加明确了生产力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1961年，他在同一位外宾谈话时指出：“我们把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社会主义是指生产关系而言，同时也表现在生产力上。”“现在中国很穷，很落后，离富强的要求还很远，需要几十年才能赶上去。因此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指导思想是一切为了有利于生产关系的改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如果政策收不到以上效果，那就应该予以纠正。”1962年1月，周恩来对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报告草稿，提出应该“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补写进去。”4月，他又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指出：“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设想得太容易一点，以为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我们的社会不是属于全民所有制就是属于集体所有制，好像社会主义改造很快就能完成。不仅农村，城市都得进入人民公社，把街道里弄都改造过来，成员都改造过来。而且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很快地就能从集体所有制转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这些想法是不恰当的。”〔16〕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要随着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才能相应地完成。如果说我们中国实现现代化需要几十年的时间，那么，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建成，就得花更长时间，然后才能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前进。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比较长期的想法，认识社会主义改造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17〕
在片面注重生产关系变革、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脱离了现实条件的“左”的倾向影响很深的情况下，周恩来却注重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基础的这一基本点出发，来认识现实社会主义的存在条件、成熟程度和未来发展问题。从这里，我们不是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后来邓小平和我们党强调的生产力标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胚芽吗？
三
周恩来领导经济工作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他对“实事求是”有精辟的见解。认为，“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话虽简单，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而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一定要“认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18〕，就一定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19〕。可以说，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务实精神是周恩来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础，是他领导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原则，这一思想和原则贯穿在大至对社会主义发展速度和发展程度的认识，小到每一项具体的经济工作当中。
在对社会主义的建设速度方面，他认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因此，我们“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20〕当1955年下半年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等问题上出现一些忽视客观经济规律、操之过急的设想时，周恩来特别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他指出，“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21〕。他再三指出计划要符合实际，不要光热火朝天，而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他认为，反对右倾保守当然是重要的，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有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在制定、实施经济计划方面，周恩来特别强调要实事求是。他指出，我们的经济计划，不管是“远景计划”，还是“年度计划”，都必须切实可行，不能冒进，特别要注意“积极稳妥”“综合平衡”。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另一方面，“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22〕
在经济建设的各项具体工作当中，在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上，周恩来也反复强调要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他提出，进行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时，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要敢于正视困难，解决困难，总的原则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改错误”。他认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就要反对经济建设上的浮夸作用，反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反对弄虚作假的思想作风。
四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总是在一定的制度和体制框架中运行的，选择何种经济体制作为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是一个关系到它的运行绩效乃至成败的问题。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形成的“斯大林模式”曾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体制典范，在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也不能例外。这一模式的形成和运行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成效，但后来被证明是效益低下的。但是认识和摆脱这种模式的影响并最终校正这种体制，是要经历一个历史过程的。当我国开始创建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具体运行体制的时候，虽然“学习苏联”是当时唯一的选择，但我国领导人较早地就提出要对苏联经验采取分析的态度，要结合中国的情况来学习。当这种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在初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开始逐渐暴露出一些固有的弊端时，一向坚持实事求是科学态度的周恩来对这些弊端就有所觉察，开始思考和探讨如何改进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很重要很有远见的思想。
在所有制形式方面，周恩来看到，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和基本完成以后，在人们的思想中和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一种追求所有制和经济组织“一大二公”的倾向，他就开始制止和纠正这一倾向。1956年，针对全国一些地区忽视农业技术条件和干部管理水平盲目地把小社并为大社的倾向，他指示农业部派人实地调查。当年8月他在会见外国的一个农业代表团时说：在我们国家“最近有希望搞大社的趋向，因此造成一些强迫命令”。他认为，在没有实现机械化以前，合作社“太大了不好搞”，“原来就是小社，不要再让他们组成大社”了。他怀疑有些大社是否搞得好，主张还应“搞些个体生产”，因为我国农民有“人力奋力耕作时代的个体耕作习惯，同时合作社增产不能很快，所以搞些个体生产，对改善农民的生活是有利的。”“从工业方面来说，小型工厂固然有它的缺点，但是它们在生产经营方面比较机动灵活，容易适应多样的、经常变化的需要。因此，凡是经营合理并且能够适应社会需要的小型工厂，都应该保存下来，不应该草率地加以合并或者取消。”手工业合作组织一般也“不宜过分集中”，应该“使大社、小社、小组同时存在”，“以便于直接为居民服务，时时便于吸收家庭辅助劳动参加生产”。〔23〕
在所有制结构方面，他针对当时存在的一味求纯的倾向，提出要允许一定数量的私有、个体经济的存在。1〔95〕7年4月，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在所有制结构上暴露出来的问题，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以开办煤矿为引子，明确地提出了各行各业都“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构想。他说：“大煤矿国家办，小的合作社、私人都可以开……搞个办法，把过去的规定改一下，这样有好处。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大概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些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24〕在工业方面，有些手工业，“可以让他们自产自销，不必勉强组织起来”；在商业领域，要“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在城市居民区或者广大农村中，都应该保持相当数量的小商小贩，采取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代销、甚至完全自购自销等等方式，更好地为居民服务”〔25〕；在农村，“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26〕可以看出，周恩来关于所有制形式和结构的思想是对当时正在滋长的“一大二公三纯”倾向的一种大胆的纠正。
在分配方式和分配政策方面，周恩来很早就认识到原有分配体制中存在的平均主义弊端。他提出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同时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悬殊。1956年3月，周恩来指出，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倾向等问题“尖锐地突出了来”，“现在非解决不可”了，“要求我们来一个全面的改革”。他深刻地指出：“平均主义是一种鼓励落后、阻碍进步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毫无共同之处，平均主义妨害职工学习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性，对于发展经济建设很有害，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平均主义。”〔27〕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相适应的原则是按劳取酬”；“对于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国家所付给他们的报酬还应该有一定的差别。取消这种差别，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业务、技术水平都是不利的”〔28〕基于这种认识，周恩来提出和领导了在分配制度方面的改革，建立新的奖金制度、升级制度，并逐步扩大了先进定额标准的计件工资制的范围。改进后的工资等级制度“对熟练劳动与不熟练劳动，繁重劳动与轻易劳动”“规定了比较明显的差别”。并且“适当地扩大了低等级工人与高等级工人工资标准的差距”。对高级知识分子“规定了较高的工资标准”，对知识分子中“有重要贡献的规定了加发特定津贴的制度”。他特别强调，“应该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适当地调整知识分子的工资，使他们所得的工资多少同他们对于国家所作的贡献大小相适应。”〔29〕
在主要反对分配制度中的平均主义的时候，周恩来也提出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悬殊、注意社会公平的问题。他认为，在社会分配问题上既“不能发展平均主义”，又要保证不能只让“城市中一部分人，乃至城市中也是极少数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而广大人民首先是农村的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提高，造成悬殊太大。高级工资不要跟低级工资相差的倍数太多。这是我们工资中应该注意的”。〔30〕
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周恩来提出了改革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正确处理中央集权与地方、企业拥有一定自主权的问题。周恩来很早就看出了受“斯大林模式”影响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存在的中央集权过多的问题，看到了传统体制中这一问题对经济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他指出：“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能光靠集权”，〔31〕“中央集权的政府，权太多了，很容易养成官僚主义”。〔32〕认为苏联近20年由于“过分集权于中央，进一步集权于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比应有的少了”。〔33〕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改革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实行分权的思想。他认为，分权问题主要不在于现有的企业究竟是归中央还是归地方管理的问题，“主要的是使地方有权”，“地方除了有党权、政权(就是行政权)以外，还要有人权、财权。”〔34〕除分权给地方外，还“必须给每一个生产单位以一定的自治权力”，“给它一定的机动范围”，使企业的“经营积极性不受阻碍”。〔35〕
周恩来很客观地认识到，在改革中探索一个比较完善的经济管理体制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各种改进后的体制还要“在执行中不断改进。实行一个时期，又要有改进，要不断改进。”这实际上是要在认识和实践相互作用的长过程中来探索适合现实的经济管理体制。因此，他在领导和推行分权改革的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稳妥求实的原则，他提出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统一计划，分工合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而具体实施的范围和进程则是“全面改进，逐步实现”。〔36〕“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急躁冒进，也不要右倾保守，要逐步实现，不要求一步登天。”〔37〕
五
作为一个后发赶越型的以现代化为发展目标的国家，能否认识现代化的实质，能否认准和抓住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基本动力，是我国实现强国富民这一现代化宏伟目标的非常关键的问题。
周恩来作为一位受过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熏陶、有很高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型的国家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非常突出的思想特色和非凡洞察力。他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推动力量，一贯强调科学技术在实现现代化中的关键作用。要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这是他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中最突出的一个特色。在我们刚刚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1956年，他就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他还从我国科技现状出发，提出了发展科技事业的宏大任务，他说：“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目前是比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小得多，同时在质量上也要低得多，这是同我国六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的需要很不相称的。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党和全国知识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战斗任务。”〔38〕在1963年初，他又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要正确认识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意义。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39〕
周恩来之所以如此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求尽快发展我国的科技事业，首先，是由于他从本质上抓住了现代化的本质和核心，认识到了科学技术在实现现代化中的极其关键的作用。他指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40〕才能推动整个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其次，是由于他敏锐地洞悉了现代科技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趋势及其在进一步推动现代化方面的作用。他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科学技术日益向生产的各个方面渗透，这实际上又拉大了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地脚踏实地发展我国的科技事业，认真学习国外的先进科技成果，在科学技术方面利用后发优势，“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我们不应该跟在别人后面把所有的程序都走一遍，那样，我们将永远落在后面。”
基于这样的认识，周恩来从我国实际出发，对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战略性的安排，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他在领导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过程中，针对初期存在盲目性和缺乏长远打算的情况，提出要“作出全面规划，分清缓急本末，有系统地利用苏联科学的最新成果，尽可能迅速地赶上苏联水平。”〔41〕在他的主持下，1956年我国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按照规划要求，除基础理论一项外，各项任务均在1962年提前完成。在此基础上，周恩来又主持制定了《1963-1972年科技发展十年规划》。在整个科技事业的发展中，他还极富远见地提出要摆正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指出“为了有系统地提高我国科学水平，还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分配的力量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废。”〔42〕1972年他又提出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我国之所以能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卫星能上天，原子弹能爆炸成功，是与周恩来对科技事业的重视和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正是基干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周恩来对我国的教育事业同样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他一贯强调教育事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他认为，掌握科学技术的各类人才是建设社会主义、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培养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掌握科学技术的各类人才的教育事业，是对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具有直接和长远影响的一项最重要的事业。50年代中期周恩来即指出：“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进行国家建设和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就必须努力培养建设人才”，“为国家培养各项建设人才，首先是工业技术人才和科学研究人才，是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43〕1963年，当他更明确更完整地提出实现“四化”的战略目标时，又强调指出教育不仅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基础，同时也是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基础。
周恩来在对整个教育事业如何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进行了全面、深入、具体的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从我国实际出发，提出了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方针，对我国的教育方针、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等问题都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他的这些思想和实践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基础，促进了这一重要事业的发展。
六
在错综复杂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怎样认识和处理依靠自己力量和争取外援的关系，怎样认识和对待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也是一个十分重要而且不可回避的问题。
周恩来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出发，明确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既要立足于自力更生，又要积极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思想和方针，较早地提出了采取开放态度、向外国学习的问题。建国初期，周恩来就提出，国家建设要以国内力量为主，“生产建设上要有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44〕1956年他向党的八大所作经济工作报告中指出，那种认为经济建设可以依赖外国援助，不要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想法是错误的；而“另一种关起门来建设的想法也是错误的”。他指出，“由于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的力量日益强大，国际局势日益趋于和缓，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孤立思想，也是错误的。”〔45〕1964年，周恩来在向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指出：“自力更生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基本立脚点。”“国际合作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同时，“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46〕
然而，对外关系，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它不仅取决于自己的愿望和所确定的方针政策，而且还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我国要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候争得比较好的外部环境，争得尽量多的与外国经济技术交流的机会，获得对外开放和向外国学习的条件，就必须依据世界政治基本格局的现实，确立一个既有利于我们发展需要又符合世界上多数国家愿望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奠定我国对外关系的基础。周恩来作为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和战略活动家，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新型国家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准则。这五项原则同和平共处的目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规定了相互对等的约束条件，兼顾了当事各方的利益，从而为世界各国实行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原则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作为战后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冷战对恃的对立物，反映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愿望，成为国际关系中普遍承认的基本原则。这样，就为我国奠定了为了自身的经济建设而积极主动地实行了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基础，获得了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根本利益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向外国学习的基本条件。
在这样的基础上，周恩来提出了“和平经济政策”的概念，主张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往来和合作。他提出，发展经济“一方面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要靠国际合作”，“自立更生建设独立经济并不排除和拒绝平等贸易、互通有无、技术进口、相互援助”，“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更需要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设备。”他还特别强调，“我们应该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和优点”，包括“资本主义生产上好的技术、好的管理方法”。他认为“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47〕
周恩来作为奠定了我国对外开放基础的具有高度洞察力和战略眼光的卓越领导人，一直同当时在对外关系上存在的那种“左”的错误倾向和思想进行着坚决的斗争。1973年2月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1973年经济计划时，曾批评和指出了当时的一种错误思想和做法。他说，有的出国考察代表团考察回来，也不敢讲外国人的长处，好像一讲就给我们脸上抹黑。要他去考察，就是要把人家的长处学回来，不然，出去干什么？周恩来明确指出，对于外国的长处，就是要学习。不敢说人家的长处，也不敢说我们自己的短处，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他曾经严厉地指出：“极左的做法，说得好，是空想；说得不好，就是破坏。”令人遗憾的是，在“左”倾错误的影响和当时特定的国际政治关系下，周恩来这些关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和实行对外开放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和我们党确立的对外开放战略和政策中，终于得到了实现和进一步的发展。
当我们回顾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回顾周恩来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光辉业绩时，不能不使我们深深感到，要找到一条符合国情、符合客观规律和符合我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也就是要找到一条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和我国实际结合起来的中国现代化之路，具有多么大的难度，同时，又是具有多么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周恩来作为政府总理，辅佐毛泽东领导国家建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的作用和影响是决定性的。周恩来在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在执行毛泽东的基本决策中，在许多方面都有发挥和创造；在有些方面，有些时候，又有所补充和校正；所有这些，都有着他的思想特色。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者和先驱者之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注释：
〔1〕〔2〕〔3〕〔4〕〔6〕〔7〕〔8〕〔9〕〔12〕〔13〕〔15〕〔16〕〔17〕〔19〕〔20〕〔21〕〔22〕〔27〕〔29〕〔39〕〔40〕〔41〕〔42〕〔44〕〔45〕〔46〕《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32页、第479页、第132页、第159页、第232页、第412页、第412页、第479页、第105页、第144页、第191页、第395页、第396页、第350页、第190-191页、第190页、第218-219页、第143页、第172页、第412页、第182页、第183页、第183页、第10页、第226页、第440-441页。
〔5〕〔11〕《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447页、第254页。
〔10〕周恩来：《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作用的几个问题》，1950年4月13日。
〔14〕1956年2月6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党委会第〔17〕次会议上的讲话。
〔18〕转引自《周恩来的思维艺术》第303页。
〔23〕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报告》。
〔24〕1957年4月6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5〕〔28〕《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
〔26〕《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典》。
〔30〕1957年3月24日，周恩来在杭州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31〕〔33〕〔34〕〔37〕1956年6月2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体制会议上的讲话。
〔32〕〔35〕1956年5月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36〕1956年6月30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的发言要点。
〔38〕〔47〕《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33页、第256页。
〔43〕《周恩来教育文选》第140页。
2007/09/10
刘国光 毛立言：学习周恩来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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