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八月三十日、十月十八日）
在总理的专车上
中国人似乎喜欢突然安排一个重要的约会，使你感到意外。一天深夜，我在新侨饭店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起来，时间长而声音急促。原来是要我准备第二天一早出发到首都北面去作一天的旅行。
在约定的时候，我在第一站台受到战前和战时的老相识冀朝鼎博士的迎接。他现在是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主任，但这次相会不是为了讨论贸易。他领我上了一列正在等候一位特殊旅客的专车，这天的专车是周总理下令发出的。他邀我陪他去新近完工的密云水库。这是华北最大的水库、发电站和治洪工程，它坐落在具有历史性的古北口附近的长城脚下。
总理和他的夫人的汽车通过旁门直接开到火车面前，秋天的阳光正照得北京这个用大理石砌的新车站的琥珀色瓦檐闪闪发光。新车站站台下面就是我从前在内城城墙边上盔甲厂住所的原址。原先那所房子是美国最后一任驻革命前的中国的大使司徒雷登博士的住宅。
这列专车挂着三四节车厢，周总理和夫人在那一头进了车厢，而我则被领到一节游览车厢，进了“我专用”的一个安有空气调节设备的单间。这列火车等于是新中国的一个展览品，它完全是本国制造的。地上铺的是北京地毯，挂着针织镂空窗帘的窗子前面是一张柚木大书桌和一张软椅，一张大床占了房间的整个一边。
“这可是写书的好地方。”我的一位主人笑着说。
接着是一间浴室，里面有个绿瓷澡盆，与此相配的便池和用玻璃隔开的淋浴设备。
我们走到后半节的游览车厢，又是厚地毯，丝窗帘，还有漂亮的镶木墙。这里有个餐柜和酒吧，椅垫和沙发罩都很考究。
火车无声地离站时，我注意寻找靠近我的旧居的那座闹鬼的狐仙楼，但它也在时代的进步中被消化掉了。在古都的这一角落，我曾经待过五年，地方相当熟悉，但是我却认不出什么旧时的痕迹来，过去农民一早赶着鸭子来戏水的护城河也不见了。我纳闷我们最后的一个厨子老秦后来不知怎么样了，还有仪表堂堂的满族“管事的”老韩。我们此行并没有宣布，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人群迎接我们。在出游的整个过程中，包括在新修的密云水库上泛舟的两个小时里，我没有看到任何武装警卫。在去密云的路上参观了怀柔水库后，当我们登上一段宽阔的石级时，我曾向总理谈到这一点。我们的火车停在我们头顶上很高处一座横跨深谷的栈桥上，看上去孤零零的，很容易遭到破坏。
我说：“以前我住在北京时，这一带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当官的来这里都有重兵保卫。”
周用左臂一挥，指着不远处几个砌墙的石匠和一些在山坡上种地的农民说：“我们有很多警卫，只小过你没有看到他们罢了。现在中国每一个青壮年都是民兵，我们不需要职业保镖。”这话并不夸张。
我们的随行人员不多。除了冀博士和他的夫人外，还有勇龙桂，他曾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一处仓库主任，现在是国家计委研究室的秘书；徐冰和他的夫人张晓梅，她现在是北京妇联主任；中国外交部长陈毅的漂亮而修饰整洁的夫人；我在燕京大学短期任教时的一个学生领袖龚澎女士，她后来是周恩来的“首席秘书”，现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还有其他少数从前我在北京和延安时期的老相识。
火车驶离北京后不久，周恩来就走进客厅车厢来。他晒得黑黑的，气色健康，头发稍微有些灰白，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六十一岁要年轻十岁。他穿着凉鞋，白色短袖敞领衫和长裤。我记起了我们的初次相逢，不免想到人事盛衰变化真大。
我在一九三六年进入红区后遇到的第一位重要的共产党领袖就是周恩来。当时，他在延安以北一个小窑洞村落里指挥东线红军。我刚走进营地，就有一个穿着旧布制服的瘦削的人出来迎接我，他把穿布底鞋的脚一并，举手碰了一下褪色的红星军帽，潇洒地敬了个礼。他那浓眉底下又大又黑的眼睛仔细地端详着我。他长着中国人少有的浓密的大胡子，笑时胡子分开，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这就是周恩来，蒋介石当时悬赏八万银元要他首级的那个赤匪。我在那个叫做白家坪的前哨用两天时间同周恩来作了长谈，然后再往前走了一天的路程到保安同毛泽东会晤。周告诉我，共产党愿意结束内战，同国民党人联合起来抵抗日本。他说这并不意味着放弃革命，而是促进革命。他预言，“抗日战争开始之日，就是蒋介石的末日开始之时。”
一年后，当内战在西安事变之后（暂时）结束时，周在谈判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在他离开共产党区域，先是在南京，后在汉口，最后到重庆担任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的时候，我多次见到过他。战争期间，很少有中国人比周恩来在重庆时给美国官员更好的印象。他是清朝一个显赫官僚的孙子，〔2〕天津南开大学的优等生——他就是在那里遇到邓颖超的——在欧洲留过学，会一些法语和英语。我第一次见到周时，他三十八岁，虽然有那副大胡子，还是有些孩子气，他是个文质彬彬、具有魅力的人，性格刚柔相济，头脑条理清晰。
周解释了允许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问题，现在为什么同美国把台湾置于它保护下的政策所造成的重大问题的谈判联系在一起了，台湾这个岛屿“属于中国，就像夏威夷属于美国一样明白”。周说，除非华盛顿准备承认这一事实，美国记者不能受到中国的欢迎。
周继续说：“我们没有把你当作记者，我们把你当作作家，因此我们例外对待。我们认为你是作家和历史学家，不是记者。”“这有什么区别？凡是好历史学家必须得是个好记者，不论你从修昔底德〔3〕还是从司马迁开始算起。”
“尽管如此，你的访问不能为一般美国记者开先例。我们承认你是作家兼历史学家，不是记者。”
历史学家、作家、记者，谁在乎这个？重要的是要采访的消息。身份问题——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解决了以后，周才捡起我事先向他提出的问题，我的马拉松式的访问开始了。我很快就明白，他刚才把我当作历史学家对待是十分认真的。三个小时后我们的谈话暂时中断时，我们还没有谈完历史。这时，我们已经到了密云。
“别忘了你的照相机。”我下车时他们提醒我。我随便想拍什么都可以——但不是作为一个记者。
（《今日红色中国》一九六二年版第102—112页）
新中国和美国
有人也许会以为，对美帝国主义的蔑视现在在中文里一定会产生了相当于美国人骂中国人的侮辱性绰号，诸如邋遢鬼、斜眼鬼和中国鬼等等，但情况并没有这样——至少在印刷品中没有。“美帝国主义”用汉字译出来，自相矛盾的字面上的意思是“美丽的国家帝国主义”——或者有时是“花旗帝国主义”——而不列颠是“英勇的国家帝国主义”，法兰西是“法律的国家帝国主义”，德意志是“有德行的国家帝国主义”，等等。共产党人一再声称对一个外国政府的政策和这个国家的人民要区别对待，对前者仇视而对后者友好，上述译法似乎同这个原则是奇怪地一致的。
同样，帝国主义领导人有可能被教育和改造过来，中文把艾森豪威尔的名字译成“森林豪杰”可能表示了这一点。但是，“花旗帝国主义”的头子“森林豪杰“骑着一只“美丽国家的纸老虎”这个形象总有些不大符合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语言。杜鲁门先生和已故的杜勒斯都是同姓——杜，和杰出的诗人杜甫的姓氏一样。给杜鲁门起的名字叫鲁门意思是鲁国（山东）——孔子的诞生地和中国的“圣地”——的门，这是非常恭维的话。
在我们的密云之行之前，我曾有一个机会见到了周恩来，并且按他的意思先提出了一些问题，供他准备在以后接见我时答复。我提了四十多个问题。在火车上，后来又在我离开中国之前的一次谈话中，周恩来答复了其中大部分问题。我们全部谈话时间加起来约十二个小时，还不包括“餐桌旁的谈话”。正式访问有译员参加，这样，真正对话的时间只有大约六个小时，我记下来约一万一千字〔4〕除了偶然参看一下笔记外，周发表的所有意见都是即席谈的。我提交了我写的记录，而且按照周的要求，根据正式记录进行了校正。正式记录是周的译员陈辉写的，虽然他是美国斯威思莫尔大学毕业生，他还是坚持要把我的“台湾海峡”（Taiwan strait）的拼法改成英国的拼法（Taiwan staits）。除此之外，我们两份文本之间的出入是微不足道的。
周就中美问题和中国的政策给我作了过去公开接见中从未有过的最详尽的说明。我们也讨论了西藏问题和中印关系——周把这些麻烦问题同美国对新德里的影响联系起来。周对我谈了“中苏争论”的性质，这是无论中国或俄国的官员从来没有公开谈论过的。我答应要“全文”发表他的谈话，要么就“根本不发表”，后来他的谈话全文发表在《展望》杂志上。〔5〕当时，《展望》杂志受到了批评，理由是中国报纸决不会发表一个美国高级官员同记者的谈话。后来北京为此相应地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肯尼迪总统同赫鲁晓夫总理的女婿的谈话。
读者想必会注意到，周的几乎所有论点都是以民族主义的逻辑，而不是共产主义的理论为依据的。“亲外国的”中国人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的话，我们仍然得准备在未来的许多年代里共产党人在意识形态上继续对美国保持敌意。外国人可能感到不可理解的是，甚至反共的中国人在任何一个民族主义性质的问题上都支持北京。美国十年来实行了武装干涉中国事务的政策，这个政策使得大陆上一度亲美的有影响的中国人失去了声誉，并使北京在意识形态上对帝国主义的攻击大大增加了力量——否则的话，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会像尼赫鲁先生一样认为这种攻击已经陈旧过时——以上这些事实，竭力想搞垮共产党人的那些美国人却一点也不理解。
关于中国的政策在促进中美关系恶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我在下文中将谈谈我自己的看法。在这里我只是尽一个记者的责任，就是准确地记录对所提问题的回答，而不是领导辩论。
周总理认为我提的头七个问题互相都有关联。他说他要总的谈一谈中美问题的背景，然后谈到解决办法，这样来回答我的问题。七个问题稍加精简如下：
（一）中国是否准备带头召开会议来讨论周恩来关于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以便建立太平洋无核区的建议？（这项建议最早是由赫鲁晓夫在一九五八年提出，并在同年三月得到中国外交部长陈毅的支持。）
（二）这样一项条约将包括哪些主要内容？
（三）如果总统邀请周到美国讨论这样一项条约，他会接受邀请吗？
（四）中国会不会欢迎总统可能指派的任何使节为同一目的访问北京？
（五）在美国同台湾政权的条约还存在的情况下，中国有没有可能签订这样一项条约？
（六）既然中国坚决反对世界上核武器的扩散，为什么它却努力制造核武器？
（七）有人说中国认为，只有在中国掌握了制造核武器的手段之后才有可能同美国进行成功的谈判。请谈谈你的看法。
总理说道：“你是注意中国政治情况的人，你一定会注意到，中国在一月份同缅甸联邦、四月份在我访问尼泊尔王国期间同尼泊尔王国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八月份，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在访问阿富汗时，同阿富汗王国缔结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更早一些，还有同也门穆塔瓦基利特王国〔6〕签订的友好条约，同印度、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锡兰发表的和平共处的联合声明。
“今年这三项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以中国一贯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你知道这五项原则是：（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干涉内政；（四）平等互利；（五）和平共处。
“在亚洲和太平洋沿岸各国之间签订互不侵犯的和平条约，牵涉到中美关系和中、苏、日、美四国之间关系的问题。
“中国和美国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签订一项和平条约是不可想象的。
“在中国和美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两国会有外交关系也同样是不可想象的。”〔7〕
“这是两个重要的事实。因此我说过，为实现这个建议，必须作出长期的努力。既然需要长期的努力，为什么我们还要反复提出这项建议呢？这表明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中美争端，反对美国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关于这一点，我首先要举出一个证据。中国解放后，美国政府曾宣布它不会干涉中国的内政，还说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艾奇逊在白皮书中是这样说的，杜鲁门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事实上，台湾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已经归还当时的中国政府。台湾由当时的台湾省长陈仪将军接收和管理，他后来被蒋介石杀害。
“一九五○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改变了这一政策，对中国采取了侵略政策。美国在向朝鲜派兵的同时，派遣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对台湾实行军事控制。从那时开始，美国开始了对中国的新的侵略。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了美国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侵略。没过多久，在朝鲜的美国军队表现出要想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中国边界〕，因此中国政府不得不警告美国政府，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我们不能置之不理。这一警告通过印度大使转达给了美国。美国政府无视这一警告，美国军队果然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
“中国人民只好采取志愿支援朝鲜抗美战争的行动。但是，采取这一行动是在美国驻军台湾海峡并对台湾实行军事控制四个月之后，是在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逼近鸭绿江之后。……
“经过两年的谈判，终于在朝鲜达成了停战协定。到一九五八年，中国军队已全部撤出朝鲜。但是美国军队至今赖在南朝鲜不走。此外，美国的陆、海、空军仍然控制着台湾，美国的海、空军仍然在台湾海峡进行活动。……
“尽管美国对中国采取了这些侵略行动，我们是不是会使用武力来解决同美国的争端呢？不会！一九五五年我在万隆会议期间就已宣布，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两国之间存在的争端，尽管两国还没有互相承认并且没有外交关系。我们的这项建议通过英国的斡旋，导致了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在日内瓦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自从中美谈判于一九五五年八月开始以来，已经有五年了。我们一开始就建议中美之间的争端，包括两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都应该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美国把关于这项建议的所有消息都封锁了，但是中国后来发表了这项建议。为什么杜勒斯反对这项建议呢？因为杜勒斯认识到，达成这样一项协议，就意味着下一步将讨论美国的武装部队什么时候和用什么方式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的问题。
“我们认为，中美之间在台湾地区的争端是个国际问题；而新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之间的军事行动则是个国内问题。美国坚持认为这两个问题是不可分的。我们认为它们是可以分开而且必须分开的。既然中国和美国可以在日内瓦和华沙举行大使级会谈，那么中国中央政府和蒋介石集团也可以同时举行会谈。前者是个国际问题，而后者是个国内问题。可以进行平行的会谈而分别达成解决的办法。
“中美会谈中，首先必须就原则问题达成协议，然后才能解决具体问题。需要达成协议的两项原则是：
“（一）中美之间的所有争端，包括两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都应当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
“（二）美国必须同意把它的武装部队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至于何时和如何撤出的具体步骤，可以放到以后再讨论。如果美国政府停止推行侵略中国和以武力相威胁的政策，这是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
“这是中美争端的症结所在。美国对华政策的活动一直是以制造‘两个中国’为目标的。在这一方面，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一阴谋不仅会遭到大陆中国的反对，而且会遭到台湾的国民党和台湾的中国人的反对。因此，这一办法是行不通的，只能使中美关系的解决更加复杂。
“我们相信，中美关系的解决办法总是会找到的；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有一点：如果美国不放弃它的侵略政策和对中国进行战争威胁，解决是不可能的。我们不相信美国人民会允许他们的政府无限期地推行这样的政策。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友谊最终将占上风。”
问：“第二个原则是否也包括从台湾撤军的时间和方式的问题？”
答：美国政府首先必须同意原则，然后才能讨论具体问题。”
问：“美国政府坚持，中国政府要宣布在台湾地区不使用武力，然后协议才有可能。是不是？”
答：“美国政府坚持认为，美国和蒋介石有在台湾地区‘进行单独和集体防御的固有权利’。换句话说，它想使美国对台湾和台湾海峡的侵略合法化，造成‘两个中国’的客观事实。这是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如果有人占领了夏威夷群岛，派遣一支舰队到美国大陆和夏威夷群岛之间的水域，或者有人占领了长岛，派遣舰队到长岛北面的海峡，美国人民会有什么感觉？这样你就能想象中国人民的感情了。珍珠港遭到袭击后，美国人民不是一致起来抵抗日本人吗？……”
一位白衣侍者已经在门口悄悄地徘徊几分钟了。周讲完话，回过头来，看见了他。
“饿了吗？”他问我。
至少这是个我们能够马上解决的具体问题，我跟随他走进餐车，桌子上已经为大约二十位客人——加上一位历史学家——摆好了餐具。
（《今日红色中国》一九六二年版第113—120页）
餐桌旁的谈话
我在午餐桌旁问总理，他是否愿意正式或非正式地讨论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就军事基地来说，台湾实行中立化；中国作出保证，在美国撤军之后，在规定的时间内不向台湾派遣军队或武器。我解释说，在这段时间内，由中、美、日、苏探索订立太平洋互不侵犯条约——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是：同时作出安排，解散朝鲜两部分和越南两部分的军事同盟（实际上是一种脱离接触）、中国进入联合国，中美相互承认。
周回答说，一旦原则同意了，这些问题是属于外交范围里的事情。
他说：“你不是美国的国务卿，我也不是中国的外交部长。”
我回答说：“我不是国务卿，这谁也没有异议。至于你所说的后半部分，却一点也不能使我相信。”他笑了。
“谁知道，也许你会当上国务卿呢。”
我说：“不，这辈子当不上了。”
“你是个悲观主义者。”
“不，先生，我是个乐观主义者。”
我们的谈话转到闲谈的话题上去了。我们谈到了游泳。周在这一点上赶不上毛；他多年以前摔断了右臂，后来没有接好。我们谈到了他的夫人对摄影越来越喜爱，她在这方面已很在行；她还保存着一张一九三八年我在汉口“他们结婚以来的第一个家”中给他们拍的照片。然后，周又向我讲了一些关于文字改革的情况。
他解释说：汉语拼音——采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只限于用来消灭群众性的文育和帮助儿童较快地掌握汉字。他们一旦学会了汉字，就不再使用汉语拼音了。没有出版采用新拼音字母的书籍，也没有这样的要求。不过，拉丁字母被用来为中国的某些少数民族创造了新文字。
汉字笔划的简化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在便用简化了，但以前从来没有系统化过。现在有一千个基本汉字规定了标准的简体。有些老学者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简化会破坏书法艺术。周认为即使是简化的象形文字也可以写得很好看。我不能够同意这一点：我是个保守派。
我称赞中国对西方交响乐和歌剧的广泛的兴趣，这是过去所没有的。周则表现出他对杜勒斯、尼克松、肯尼迪、还有其他一些人，包括切斯特·鲍尔斯的经历和特性相当熟悉，他对鲍尔斯的影响的估计，比我的估计为高。对于鲍尔斯关于台湾独立的建议不仅是他个人的意见这一点，我表示怀疑。周纠正了我，指出鲍尔斯是民主党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主席。这一点我原来没有注意到，但这并不改变我的看法。
至于杜勒斯，周说他们对他的去世感到惋惜，因为他是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派”他是这样的一贯反动，以致要预测他的“反应”〔8〕从来没有什么困难。话虽如此，周承认杜勒斯先生有一次还是使他感到意外。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提前走进会议厅的休息室。那里除了杜勒斯先生以外没有别的人。他在会议中“只是个观察员”。周伸出了手，这在那种情况下是一个自然的姿态。杜勒斯先生把双手叠在背后，摇了摇头，离开了房间。〔9〕周谈起这件事时，苦笑了一下。他说：“这真是把反应搞到了极端的程度。”
周认为，杜勒斯政策的遗产，使美国处于一种危险的地位。美国在世界上有两百多个轰炸机基地，“美国现在就好像一个满手捧着鸡蛋的人。他一点也动弹不得，否则就会全部打碎。”〔10〕美国的手伸得太长了，失去了机动性而不能有效地集中力量在可以达到的目标上。
“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周引用了一句中国成语。他把手指伸开按在桌上。“你瞧，你不能动一根指头，不然跳蚤就跑了。这样的人从根本上来说是无法对付所有没被捉住的跳蚤的，而它们却可以随便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咬你。”周猛地把两手合掌一拍，他说：“这才是抓跳蚤的方法。”
这正是毛成功地用来对付蒋介石想用手指头按跳蚤的战略。毛说：“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在这方面他发表了他的名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蒋介石是他的第一个例子。后来，他又把这句话应用于“美帝国主义”。西方把这句话理解得过于简单化了，以为这显示毛不了解氢弹的破坏力。他是形象地使用这句话的，正像列宁形容老牌帝国主义是“泥足巨人”一样。
毛实际上说的是：“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一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11〕
周关于跳蚤的譬喻的适用性显然也是有限的。以美国的情况来说，它的手按住的不仅仅是跳蚤，而且是无数亿吨致命的核力量。虽然要灭绝整个一个物种是极为困难的，但是，一根核手指一动，可能会释放出极其巨大的破坏力量，这不仅会毁灭一个受到跳蚤困扰的美国，还会消灭所有宝贵的跳蚤，无论是按住的还是没有按住的。对一个已经按下手指的人——如果他的手指确实是已经按下的话——能够惹怒到什么程度而不致冒危险呢？
传说苏联和中国之间在共处在理论上的可能性与“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发生了争论，这是否就是这个争论的实质所在？周总理是否愿意坦率地讨论一下这个当时西方报纸猜测纷纭的问题？我决定在我们的谈话等一会儿重新开始时，跳过某些还没有谈到的问题，试一试这件不大可能办到的事。
（《今日红色中国》一九六二年版第121—124页）
（原载《斯诺在中国》第214—22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
【注释】
〔1〕1960年6月28日至11月15日，斯诺以美国《展望》杂志“历史学者和作家”的身份第一次访问新中国，周恩来和他先后在8月30日和10月18日进行了两次长谈，阐述中美关系问题。——编者注
〔2〕周恩来的祖父官至知县，只能算清代的小官僚。——编者注
〔3〕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译者注
〔4〕谈话在一九六○年八月三十日和十月十八日进行。——作者注
〔5〕斯诺把这次对周恩来的采访笔记发表在1961年1月31日出版的美国《展望》杂志上，国内出版的《斯诺文集》中没有收录。——编者注
〔6〕一九六二年九月政变后成立阿拉伯也门共和国。——译者注
〔7〕这里和下文所用着重体是为了表示周总理原来的强调语气。虚点表示删节。——作者注
〔8〕英文“反动”和“反应”是同一个词reaction。——译者注
〔9〕参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第44章“日内瓦会议”中有相关记载。——编者注
〔10〕美国后来宣布撤除了一些小型基地。——作者注
〔11〕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2页。——译者注
2007/09/10
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1〕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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