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3月，为苏联的斯大林举行葬札时，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人都聚集到苏联。许多人预料毛泽东会露面，他现在或许会名正言顺地声称是那个统治集团的最高人物。但是，他宁愿躲避在俄国人手下进一步遭到息慢，因为这种息慢是预料之中的，他早已领教过了。此外，他1949年的那次访问还从未得到任何苏联高级掌权者的回访，更不用说他的两位主要助手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那些访问了。
因此，毛泽东派周恩来去参加斯大林的葬礼。欧洲的共产党同事们不仅把他看成是毛泽东的代表，而且对他本人也表示尊敬。他是他们所喜欢的那种共产党人，在莫斯科的仪式上，他是站在苏联领导人之间的唯一外国人，而没有和外国代表团在一起。当斯大林的灵枢离开时，周恩来迅速走在它的后面，与苏联新的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处于同样的位置上。
周恩来曾深受斯大林的暴躁和吝啬之苦。这时，他一定对自己在马克思主义世界中所给予的如此殊荣而感到高兴，这种殊荣是他没有预想到的。当他肃穆地在这位暴君的遗体后行走时，他一定会想起他曾怎样等候过来自这个人的遥远的决定。斯大林的威名曾使中国同志感到发抖，他也一定记得，斯大林是怎样象一个摩天大厦上的警察指挥下面的街道交通那样指挥着中国革命的。但是，周恩来的复仇情绪很快会转到现实中来。他能从苏联新的领导人那里为中国得到什么呢？与斯大林相反，这些领导人公开宣扬他们高度重视同中国的合作。在那儿，现在开始了一个迟到的蜜月，它将延续三年左右。
周恩来在斯大林葬礼上的显赫地位使他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新人物。人们到处询问，这位在共产主义世界中执掌如此大权的不知名的中国总理是谁？他在后来的朝鲜停战中的作用，以及随后在印度支那会议上的显著成就加深了外部世界要更好地了解他的愿望。印度支那会议于1954年在日内瓦召开，这次会议结束了法国殖民军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战争。周恩来是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三位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同来的还有莫洛托夫外长与越南总理范文同。在前往开会的途中，他访问了莫斯科。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起周曾对越南战争做过这样的解释：
胡志明同志对我说，“越南的局势毫无希望，如果我们不马上停火，越南人就不能继续坚持抗击法国人。他们要我们帮助他们驱赶法国人。我们筒直不能··…我们在朝鲜损失了很多人。这场战争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没有力里在此时卷入另一场战争。”
赫鲁晓夫建议周恩来说点俄国式的谎话，让胡志明继续相信，中国可能会派军队越过边界去支援他们。
结果是，周恩来没必要采取这种防御式的态度。到会议开始时，越南人已经旅得了莫边府战役，而且，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领导下的法国新政府已准备妥协。然而，在1954年夏季推敲印度支那问题解决方案时，周恩来却出人意料地与西方领导人结为朋友，这使他的共产党盟友感到吃惊。
这是他自三十年前学生时代以来第一次重返西欧。正如后来的事情所证实的那样，这也是唯一的一次。作为总理，令人吃惊的事实之一是他从未亲眼见过大工业中心里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战后繁荣。日内瓦和伯尔尼是他仅仅参观过的西方城市。它们很难使他充分理解到中国落伍的程度。
日内瓦的人们最初不明白他为什么通身都着黑色。他头带黑色宽边礼帽，身着长据外衣。开始时，他显得紧张不安，在一小队保卫人员中移动，似乎他料到会有暗杀行动。一位记者写道：“他好象不能左右环视，面孔显得冷淡，带着一种蔑视的神色。”《生活》周刊尖刻地把他描绘为一个喜欢享乐的共产党人。这也许是因为他的代表团租了一家最好的饭店，并雇了一队小轿车，而周恩来本人则住在一座舒适的别墅里，并在那里会见友好国的代表团。
周恩来为促成会议召开所做的种种努力给人产生了一种敌对的印象。他对西方的态度比莫洛托夫还要冷淡。他指控美国人想用越南作为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
在会议陷入僵局的最初阶段，周恩来在一间接待室里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不期而遇，正好面对面相碰。这位态度僵硬的美国国务卿对周恩来的个人诚意公开表示置疑。他宣称只有在他们撞车时，他才会亲自会见周恩来。周恩来对这位美国人伸出了手，他以前从未见过杜勒斯。屋里的其他人都份住了，注视着这位美国人如何作出反应。杜勒斯有意地摇摇头，将两手交叉着放到背后，扭转身大步走出了房间。象个新英格兰教徒那样嘴里咕浓着“我不能”〔1〕。周恩来凝视着杜勒斯的背影，抬起双手耸了耸肩，好象是说。“这是什么举止？。这一戏剧性的事态的急转为他赢得了世界各地的朋友。一个法国官员把在这次相遇中“穿着简朴凉鞋”的中国人比作有教养的人，这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并很有代表性。在日内瓦要办的事务结束时，另一位美国人迪安·艾奇逊却对周恩来表示赞赏，称他服丘吉尔一样，是世界上“最有才干的外交家气
在会议结束时，周恩来抵制了苏联的领导，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很明显，他断定苏越方面在会上采取的阻碍议事的战略，是在牺牲中国的利益而帮助越南。这既关系到它们之间的共同边界问题，也关系到范围更广的东西方关系问题。他或许已看出，斯大林的继承者们无论如何已准备与西方进行缓和。6月中旬，周恩来告诉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和后来成为法国总理的皮埃尔·孟戴斯一弗朗斯说，他同意把老挝王国和柬埔寨从越南分离出来，实现独立。这使与会者又激动了起来，他看到印度与其他中立国家在东西方争夺中对这两个国家的独立是多么的关心。周还说，中国要与敏感的越南人处理好关系会碰到一些麻烦，不能不让越南继承法帝国主义曾行使过的权力，为什么老挝和柬埔寨在未来的印支地缘政治方面不会象受到中国的大量影响那样而受到越南的影响呢？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莫洛托夫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但是越南人却极为恼火。他们试图恢复对这两个小国的霸权，在法国殖民者到来之前，他们就已经在图谋这种猫权了。
艾登不仅被这一妥协的信息所打动，而且对发送这一信息的人也留下了印象。这位英国人被周恩来的风采所吸引。他不相信周曾经是一名作过战的游击队员。周恩来与艾登相处得很好，几乎象他与杜勒斯之间那祥富于戏剧性。英国外交大臣的一位随从对此感到惊异。他想，双方之间的融洽关系是否是由于他们怀有“一种相同的直观和温和的才智勺周恩来对这位文雅的英国人充当他与美国人之间的调停者并不感到怀疑。
在日内瓦的几乎所有其他人都不仅把周恩来当作一名老练的外交家，而且视为一名政治上的“稳健派”。与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空想家截然相反，他也许代表着北京的一批注重实际、头脑清醒的行政官员。杜勒斯充满敌意的反共“边缘政策，逐渐使欧洲人警觉起来，但他们同时欣慰地发现中国总理现在愿意妥协，尽管中国向越南提供武器，并有可能使它获胜。欧洲人将周恩来看成是一个作交易时拼命讨价还价的人，但却可以成为一名创建世界和平新时代的合作者。
作为主要的帝国主义大国，法国在会上处于关键地位。一位法国官员回忆到：周恩来不止一次，而是几次为达成妥协在尽其所能。他有一次主动将住宿地点安置在法国代表团下榻处旁边，以便在那里审慎地会见范文同。周恩来千6月底前往伯尔尼，与孟戴斯一弗朗斯私下磋商。他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他在法国的学生时代。显然，他并未因这次与法国人的会晤会给越南共产党造成坏印象而感到不安。
在6月下旬的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对印度、缅甸做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回访。他发现从一种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中立的观点上看，这两个国家对朝鲜与印度支那的和谈能起帮助作用。周恩来访问印度并会见尼赫每一事是由印度派往参加日内瓦会议l沟代表安排的。
“多么富饶的国家啊广周恩来抵达印度时羡慕地说，流露出一种北方人对热带景致的正常反应。“你们拥有充足的财富。”但是他要做很多解释工作。尽管印度以巨大的同情心支持新中国政府的许多国际要求，但是尼赫鲁却对中国1950年对西藏的军事占领感到展惊。他从西藏人那里得知，周恩来可能是一名非常强硬的领主。印度理解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要求，但不明白为什么要·使用武力来保证这些要求。周恩来现在再次对尼赫鲁保证，中国不会在西藏以外扩张自已的猫权。他要求印度与其他的亚洲英联邦国家联合抵制即将出现的反共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这个组织是由美国组织发起的。而尼赫鲁却要求周恩来对越南共产党加以遏制，阻止其对老挝与柬埔寨施加压力。他们明确同意，对双方共同的边界及有关难以理解的事物不作详细讨论。但是。他们会谈的最著名成果是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宣言。几十年来，五项原则成为所有那些既不同美国结盟也不与苏联结盟的国家的宣言。由于周恩来与尼赫鲁制订了这一文件，其他亚洲右冀政府便很难继续将中国当成一种威胁和敌人。
周恩来随后很快拜访了伟大的越南政治家胡志明，要胡对他的日内瓦外交活动放心。但是，胡志明不能够对这种保证感到满意。
周恩来于7月返回日内瓦，孟戴斯一弗朗斯急切地向他打听胡志明对国际磋商的反应如何。
周恩来和蔼地回答说：“我发现所有和我交谈的人都对和平持有相同的要求”。然而，他又玄妙地加上几句“但是，每一方都需向另一方接近……这并不是说每一方都要做相同的让步。”
几天后，周恩来向艾登透露，越南人在分界线问题上将做出新的让步。这一招打破了会议的僵持局面。但是孟戴斯一弗朗斯劝说周恩来接受在老挝组成一个王室政府（也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共产党的政府（但却是亲越的）政府时，越南人却感到愤怒。
在会议的最后阶段，周恩来关心的是设法让美国人承担一项义务，即不使用越南的军事基地。或许，他至少答应了胡志明的要求——在日内瓦协议签署后，无论如何要保证非共产党的南越敞开大门，以使共产党能渗透进去。有一次，他与‘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会见，让他理解这次会见的内容，并及时地转达到杜勒斯那里。这条消息是，如果美国从越南撤出所有军事基地，那么，周恩来就接受越南停火的建议。然而，当谈判各国于7月发表最后宣言——一个使周感到极大满足的事件时，美国人却拒绝在它上面签字。周恩来不得不发表一项单方声明，要求美国人不要妨碍其他国家达成协议。
亚洲的共产党同事认为，周恩来一开始在日内瓦会议上让美国人撤离而不承担义务是过于天真。数年后，他试图为此进行辩护：“我们……在国际问题方面没有足够的经验，怎么能让一个拒绝签署协议的国家不妨碍这一协议的履行呢？你们可以在这些方面批评我们。作为参加这次会议的一名中国代表团成员，我接受你们的批评。”许多年之后，周恩来对一位美国记者抱怨说：“我们在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期间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为了使周所明显倾慕的法国能够体面地撤出，他的行为客观上帮助了美国人在印度支那获得了一个立足点。
周恩来在日内瓦的几周活动使他能够将中国从自身感到的孤立状态里摆脱出来。他在会见查理·卓别林时所表示的姿态是充满天才的一招。卓别林是在瑞士的最著名的外国流亡人士，也是一名受到尊重的激进事业的勇士。杜勒斯曾拒绝与周恩来握手，但是现在有一位更为著名的人前来向周恩来讨好。
正象周恩来被卓别林的喜剧影片《城市之光》造成的错觉所迷惑的那样，卓别林对周恩来的外交计谋也是一无所知。他应周恩来邀请前去赴午宴，在最后一刻才知道总理因会议有一些重要事情要处理，晚一会才能来参加午宴。然而当卓别林抵达时，却发现周恩来正在他下榻处的台阶上迎接他。他很自然地问起上午发生了什么，周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显得很自信。
“所有问题都和解了”，他说，“仅仅在五分钟之前。“
周恩来在日内瓦的另一次交际活动导致了克莱门特·艾德礼及其他英国工党领导人在那一年晚些时候对中国的访问。工党尽管处于在野地位，却受到周的重视。用代表团的秘书摩根的话来形容，他花费了许多时间讨论中国新的组织机构及台湾问题。
从日内瓦归国途中在莫斯科停留期间，周恩来又一次表现了恳求的面容。他在日内瓦帮助领导了共产主义世界的外交，因而敢于重新对俄国人提出一些长期要求。
“也许，你们能为我们建造一所大学。”他满怀希望地间赫鲁晓夫。
“你知道，我们本身也很穷”，赫各晓夫回答道。“我们也许比你们富裕。但是战争刚刚结束，我们还没恢复过来。”
周恩来代表中国在日内瓦显示的新的独立性在莫斯科也得到同样的表现。他在欢迎他的招待会上用英文发表祝酒词。“周，为什么你不讲俄文？”米高扬（后任副总理）抱怨说。“你的俄语相当好。”（事实上并非如此。）
周恩来对此同样用英文回答说：“米高扬，该是你学习中文的时候了。”
“中文是一种很难学的语言。”苏联领导人抗议说。
“别介意”，周恩来轻快的说，他仍然讲着英语。“早上到我们使馆来，我们会很高兴给你上课。”
在北京，周恩来努力工作，以便获得对日内瓦妥协的支持。北越总理范文同于8月份来到北京。他认为日内瓦会议仅仅是初步成功，还有待于合作与发展。周恩来却是以另一种不同的语调发言的。日内瓦协议是对和平的重大贡献，它缓和了世界的紧张局势，促进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人们正在对那些坚持所谓实力政策的人日益感到厌倦。这种政策谋求扩军、备战。”与他的越南伙伴不同，他对老挝与柬埔寨的共产党人很少给予重视。
在向国务院做工作报告时，周恩来把美国制定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计划比作一个害人东西。“这一集团正在筹建，主要是为了对付中国。”因而，象在日内瓦那样，他呼吁亚洲国家应该达成自己的安全协议，放弃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
1954年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周恩来被选为北京市代表而出席了会议。他在会上的讲话包括了政府职责的全部范围。他说，中国正在试图将生产力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在此过程中，国民经济应该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系统地、迅速地发展。新的工业经济将由社会而不是私人所拥有。这样才能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安全。在回顾过去的进展时，他宣布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得到统一（尽管对负隅顽抗的台湾岛仍然在提出要求）。实行土改，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实施，它将使全国一半以上的农户与耕作区域实行合作制。
周恩来在9月23日的这篇讲话中同样强调了新的中国外交政策的开拓性，并充满了自信心。“中国愿意与欧洲、南北美洲以及澳洲的任何国家建立和平关系，只要它们怀有同样的要求与真诚的愿望的话。”他为中国采取这样一种调和性质的出发点做了如下解释。
每个人都能看出，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建设我们的国家，使它成为一个工业化的、社会主义的、繁荣幸福的国家。我们和平地工作，我们期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与一个和平的世界。这一根本情况决定了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一种和平的外交政策。
此时此刻，可以稍为乐观一点了，因为朝鲜与印度支那的停战已缓和了紧张局势。在日内瓦，周恩来发现西方对中国提出的关于对台湾的主权以及在联合国的席位的要求有一种接受的倾向。中印协议中提出的亚洲安全体系或许能用来反对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存在。
周恩来同样对他的同胞讲到如何对待华侨问题。在他担任总理职务的早期时候，一位印度尼西亚记者问他，华侨是否会被当做中国帝国主义扩张的工具。在这位记者的国家里有几百万华侨。一位在场的人注意到周恩来“倾刻间的愤怒”。他挥舞着双手来充分表达他的意思，用严厉的声音来表示他的愤怒。周恩来回答说，中国并不为自己的祖先在过去对邻国犯下的侵略进行辩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保证决不重犯这样的错误，决不成为帝国主义者。随后，周恩来的愤怒平息下来。“他使这位听他讲话的人对自己的提间激怒了他而感到不好意思。”
周恩来在日内瓦与万隆直接看到了国外对这一问题的深刻感受：与西方的犹太人的情况有点相似，这些华人迅速控制了当地的经济，但未同化到东道国的社会中。这次讲话是历届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承认华侨问题的存在。他说，中国准备抛弃血统主义原则。根据这种原则，它从前保留中国人的国籍，甚至包括那些在国外生活了许多代的人。中国将同各东道国政府达成协议，以解决这120。万华人的地位问题。他解释说：
我们愿意教促海外华侨尊重所在国政府的法律与社会风俗……中国过去的反动政府从未试图解决华侨的国籍问题，这使华侨处于一种困难的境地，并经常导致中国同有关国家之间的不和。
这听起来象是一种早应采取的姿态，但是对许多听众来讲，周恩来的声明是革命性的。这些普通的中国人来自小村镇，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他们或许只知道国外同胞源源不断地给国内的亲人汇款。一个中国人怎么会成为外国人？这种事情在中国人的内心仍然是不能接受的。周恩来开始了这个进程。中国并由此开始明白了种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
为了对周恩来在所有这些进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表示敬意，尼基塔·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于1954年晚些时候来到中国，参加人民共和国五周年纪念日的庆典。这是克里姆林宫的高级人物第一次访问盟国中国。新的俄国领导人不仅要弥补他们过去的疏忽，而且把话题扯到了过去遗留下来的各种棘手问题。他们同意从旅大撤出他们的军队，将过去双方共同经营的联合股份公司移交给中国，为中国的发展贷一大笔款，扩大科技合作等。据赫鲁晓夫回忆，周恩来做得有点过份，他问俄国人是否能将他们的重炮留在旅大，以供中国使用。赫鲁晓夫严厉地回绝说，苏联担负不起丢弃这些设备的损失，
在赫瞥晓夫10月访华后，尼赫鲁对共产党中国进行了第一次访问。他急切希望讨论中印边界问题。象中国地图显示的那样，中印边界有大量领土似乎被中国兼并，而在印度，这些领土被视为是印度的。周恩来回答说，与他们讨论的其他问题相比（诸如阻挠杜勒斯与东南亚条约组织）这一问题并不重要，可以暂缓一下，待以后有更多的时间再来考虑。正是在这里，双方撒下T未来不和的种子。
看来，只有美国人没有把周恩来真正当回事。当美国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于1954年底签署安全保库条约时，周恩来隐喻地对美国表示了宣战。他说，美国是历史上所知的最狂妄自大的侵略者，是世界和平的最凶恶的敌人和世界所有反动势力的靠山。
令周恩来愤怒的不仅仅是“东南亚条约组织”与美国和台湾签署的条约。国民党仍然占据着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几个没人正式居住的小岛。1958年9月共产党炮击这些岛屿时，激发了一场持续性的国际危机。在美国人看来，这一行为证实了中国的侵略意图。周恩来谙责了英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对美国人的支持。汉弗莱·杜维廉爵士发现周恩来“处于最激动和痛苦的情绪”之中。总理以这样的话结束了会面：“感谢你的到来，不过，我必须说这是一次最令人不愉快的会见。”艾登试图进行解释，他请求周恩来承担义务，保证中国政府和平地解决金门与马祖的这些远离大陆的岛屿问题，甚至提议会见周恩来，进一步讨论中国与香港的边界问题。不料周恩来却迅速作出答复，邀请艾登爵士访问北京。这会使这位英国政治家失去他对华盛顿的影响。周恩来拒绝了对中国在自己主权范围管辖的领土上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加以限制的意见进行让步。
1955年4月，周恩来取得了他在外交上最伟大的胜利。在印度、缅甸、锡兰〔2〕、印度尼西亚与巴基斯坦五国的发起下，二十九个亚非国家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了万隆会议。在中国的政治中，周恩来与人们打交道时对人们的心理了解的极为透彻。在日内瓦他已与高鼻子的欧洲人进行了较t，并战胜了他们。但是他们却将中国看成是一个遥远的、目前造不成什么危害的大国，对中国古老的文明非常钦佩。现在他不得不把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议程带到一个非共产党的聚会中去，其中包括一些激烈反共的亚洲领导人。他们对本国华侨的经济成就感到不满，而且也担心中国贸然扩张它的版图。或当东道国政府采取行动防备这些华侨时中国政府会进行干预。
周恩来是否能够出席万隆会议一事至关重大。仅仅两星期前，他由于患急性阑尾炎而病倒。然而刚一拆线，他就宣布自己已经准备就绪。他在位于热带的爪哇岛上艰苦地呆了一个月，未表现出任何不舒适的感觉。周恩来尽管动了手术，但他在第一周里却只睡了十三个小时，有时甚至和衣而睡。
外科医生们救治的这位病患者，正是国民党破坏者试图干掉的人。在尼赫鲁的关照下，中国人包租了一架叫做“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印度班机，载着他们的代表团飞往万隆。在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那天，这架载着九名中国官员的飞机队毁在海上。尽管调查的结果从未令人满意过，但看来好象是国民党特务在机上安置了一顺定时炸弹，希望能使周恩来丧生。然而，周恩来本人却取道仰光迂回而行。（在那里，他应邀与尼赫鲁总理、缅甸的吴努和埃及的纳赛尔举行了一次小型的最高级会谈）。
周恩来于万隆会议的第二天——4月19日正式在会上发言。他详细阐述了对和平的需要以及结束殖民主义的愿望。周恩来不能接受巴基斯坦与菲律宾的声明，即“东南亚条约组织”是一个防御性条约。周恩来说，中国没有扩张主义的意图。他强调要使亚洲团结起来，特别是共同反对西方的殖民主义与种族歧视。“亚洲人民不能忘记第一籁原子弹是落在亚洲的土地上。”他明确表示中国对社会主义抱有信心，但是他小心地避免意识形态上的对抗。他在一篇灵活的、带有奉承词句的讲话中对菲律宾与泰国作出了友好的姿态。这篇讲话只会刺痛那些不在场的国家。用一位美国观察家的话说，周恩来成功地制造了一种印象，好象存在着共产主义者与中立主义者的统一战线。这一统一战线基于这样一种共同认识，即西方殖民主义者与西方军事条约是对亚洲与非洲新兴国家独立的唯一的、真正的威胁。没有人记得俄国人也是白种人、欧洲人，或是帝国主义者。
周恩来在听了其他领导人的首次发言后，将他自己准备的发言稿放在一边，作了一篇即席演讲，并用他的手势打动了来自亚非大陆二十九个代表团成员的心。这篇讲话直接涉及了他们提出的有关间超。卡洛斯·罗慕洛，这位精明强干的菲律宾人咒骂共产帝国主义甚至比资本帝国主义更坏，指责中国是克里姆林宫的傀儡。记者们蜂拥而至，急切地期待周恩来为此做出评论。
我“不是来吵架的”，周恩来和蔼地回答道，我是为了大家“求同”而来的。
下面是他第二次即席发言的主要内容：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不同，但是我们仍有共同的签础。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墓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球重。
至于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要求，中国得到别国的承认以及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这些都是中国自己的内政，“不要别的国家承担。。他的讲话受到了与会国的好评。
其他代表被周恩来与尼赫鲁之间的徽妙关系强烈地吸引住了。他们俩人都是来自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又都转变为持有激进政治观点的人，他们都是党内声名显赫、深谙世故的人，并都是国际主义者。而他们的党是由象甘地和毛泽东这样的较为朴实与僵化的人物领导的。尼赫鲁已经给予周恩来以巨大的帮助，这些帮助已远远超出了外交著述中所谈到的。他感到商人一等，并不令人感到诧异。他本人和世界的各种联系比起周恩来要广泛深入的多。他比中国总理还年长9岁，正象一位友人所说的，“很自然，他感到自己象是周恩来的老大哥”。万隆会议是尼赫鲁的建议，因此，在会议上他自然感到要保护周恩来。一些观察家们把他看作是一位陪伴在周恩来身边的保护人。其他人则断定尼赫鲁有意地呆在幕后，以便让周恩来出头礴面，使其他亚洲人接受必须与中国共处的现实。他把周恩来的成就看作是自己个人的巨大胜利。
至于中立国，它们试图消除周恩来与美国的争吵，以便减少导致冲突的风险。在会议即将结束时，周恩来告诉本国代表团的一小部分人说，中国准备就远东的缓和，特别是台湾问题与美国进行谈判。这样，他使几个中立国卷进到这一问题之中，促使它们对美国施加压力做出让步。
与此同时，各种关系都得到了改善。纳赛尔经过与周恩来的会谈，几个月后，埃及承认了人民共和国。周恩来向泰国王子保证，中国对泰国没有颠筱计划，而这在曼谷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此类似，周恩来与日本代表高崎达之助的会谈为未来日子里的许多非正式交流提供了一个牢固的基础。（周恩来建议两国共同简化汉语书面文字体系。这一具有政治家才能的提议由于日本右翼总理岸信介的优柔寡断而未能实现。周恩来希望利用日本作为中国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中间人的想法也同样化为泡影）。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对他感到激动。锡兰的科特拉瓦拉率领的那些人仍然感到周恩来是不值得相信的。许多人肯定事先对部下下达了指示，尽管乍看起来与周恩来友好交往不可避免，但他们应当记住：“当然，周是一名共产党员，要小心。由于他过于吸引人，因此，他显得更加危险。”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就是这样做的。（尽管如此。周恩来后来告诉北京的大学生说，巴基斯坦与锡兰的领导人向他承认，他们并不象害怕印度扩张主义那样如此反对共产主义。因此，他发现自己在他们与尼赫鲁之间处于一种调停者的地位）。
周恩来对他的印度尼西亚东道主们做出的支好姿态给予了巨大的回报：中国签署了一项关于印尼华侨地位的协议，这一协议第一次正式放弃了中国早期提出的要求寄居海外的华人效忠祖国的要求。周恩来实际上延误了返回时间，以便对印度尼西亚进行访问。这是此类级别的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印尼。
这是又一巨大的胜利。在印度尼西亚，他总是面带徽笑，轻轻地抚摸孩子们的头顶，并与马路两旁的人们握手，接受他们的鲜花，他还挤进巨大的人群中去而没有警卫跟随在身。他所受到的欢迎反映出人们这样一种欣慰感：普通群众了解到了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强硬政府是由此刻身居他们中间的这样一位风采迷人、态度友好的人领导着。周恩来降低了意识形态的温度，他的尊严以及他在万隆会议上对性情不好的巴基斯坦、锡兰和土耳其领导人的批评表现出的耐心，都得到了人们的称赞。
周恩来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愿意与美国就台湾问题进行谈判，从而消除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这恰恰是亚洲公众最想听到的。一位记者写道：“周恩来所要做的，就是伸手等待他们的到来。”周恩来言词谦恭，不像俄国共产党对亚洲人那样讲话。中国人遭受过苦难，仍然落后贫穷，他们不希望战争，但并不对它感到害怕。一位参加过万隆会议的亲西方代表承认：“我象以往一样强烈反对共产主义，但是我相信这个人。”
契机连续出现了。4月份，周恩来宣布中国愿愈尽可能使用和平手段解放台湾。8月，与美国人进行的第一次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看来，在消除朝战时期的互不信任问题上，双方已取得了真正的进展。亚洲的访问者几乎是开始马不停蹄地来到中国。继1955年5月印度尼西亚总理开始访华后，接着，柬埔寨、老挝、尼泊尔、缅甸和巴基斯坦的领导人迅速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访问，更不用说尼赫鲁和苏加诺总统了。
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报告时，周恩来发现，亚洲与非洲都有一个明确的愿望，即取消军事集团，从而发展贸易往来，中国将在今后的任何世界裁军会议上提倡太平洋无核区的主张。“中国人民希望包括美国在内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签署一项集体安全条约，以取代目前在世界这一地区正存在的敌对军事集团”。
但是周恩来同样需要反映他的同事所具有的一些更为保守的观点。西方的三个大国最近在日内瓦与苏联举行了会晤，明显地减缓了国际紧张局势。但是，中国仍然应该保持警惕。
我们必须保持警惕，我们必须加强我们国家所必要的国防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卫我们社会主义重新建设的成果。保证我国主权与领土的安全与完整，并为捍卫世界和平辜业作出贡献
听上去，周恩来在1953—1955年的宝贵岁月里仿佛是主要集中精力于外交事务。首先，他使俄国新的领导人转变了看法，对中国采取了一种更为友好的态度。然后，他在日内瓦与万隆会议上接连震憾了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的确，这些岁月是中国政治相对平静的日子。但是，冲突的界限已经在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划出。毛泽东急欲推进快速的乌托邦式的改革，而周恩来却倾向于另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尽管慢一些，但必定会使中国农民的耕作方式向合作制的转变得到巩固。另一方面这也是与毛泽东刘少奇领导下的热情的理论家们渴望快速实现达到无阶级杜会的愿望发生争论的原因。从现在起，对农民在多长时间内放弃他们的自留地、知识分子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不受党的管辖等问题的争论将变得越来越激烈。1953年至1955年是国内动荡的一个平静阶段，它与中国打破闭关自守，走向外部世界是同步进行的，从国内方面来说，这是分析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并制定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法的时候，而且也是马上着手进行那些很少引起争论并早该实施的改革的时候，例如教育、语言、法制机构及少数民族问题。
1956年以后，是应该对这些中心问题采取紧急行动了，而不是应该长时期进行评论了。中国共产党正面对着人类本质和中国社会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周恩来从未象五十年代初期的黄金时代那样愉快过。那时，他能够毫不费力地从事协调、平静的说服与理解工作。他肩负重任，在外部世界代表新中国的形象，而且他知道自己已多么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注释】
〔1〕事实是，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向美国代表团宣布。不准与周握手。周遇到的是副团长史密斯，史因有规定，不敢同周握手。
〔2〕锡兰：今斯里兰卡——译者注。
2007/09/10
第十六章国际舞台（1953—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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