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春天，正当周恩来忙于处理对外关系中种种复杂问题时，国内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民内部各种矛盾开始代替原有的其他矛盾而突出出来。
周恩来出访前，一些地区已经发生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以及各种游行请愿事件。一天，周恩来陪同外宾游园的时候，几个北京大学的学生要向他请愿，遭到有关部门的阻拦。周恩来闻讯后说，不要挡，让他们来，你们谈不清楚，我去谈。既来之，则安之。如果对的话，要接受人家的意见，不对的话，我们还要做解释，究竟错在哪里，要弄清楚。〔1〕周恩来出访期间，这类情况更加严重起来，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五六年九月至一九五七年三月这半年时间内，各地发生的程度不同的罢工请愿事件有十几起，约一万多工人卷入；参加罢课、游行活动的学生也有一万多人。〔2〕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严重注意。
应该说，这个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都处在一个相当好的时期，为什么内部会发生这些闹事的情况呢？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是这样分析的：
“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3〕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全面阐述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三月十二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要在适当的时候重新提倡新的整风来克服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毛泽东的这两次讲话，在党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这时，周恩来访问亚欧十一国后已经回到北京。也许因为他刚刚访问匈牙利，亲眼目睹了几个星期的骚乱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严重损失，因此，对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新问题有着格外深切的体会。当时，毛泽东要求中央负责人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整风作为“天下第一大事”〔4〕来关心。周恩来回到北京后，无论在什么会议上，只要讲话都要谈到这个问题，几乎是走到哪里，讲到那里。他说：“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就突出地显出来。在我们社会中，仍然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而在各种社会关系中，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方面也会突出。”“我们承认矛盾，检查缺点，区别处理方法，就可以不断地解决这些矛盾。”〔5〕他把这个问题放在整个国际国内形势的大局中来考察，指出：“根据国内的形势，现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根据国际形势，我们有可能争取和平建设的时间，推迟世界战争的爆发。”“处在这样一个国内外形势之下，因此我们才提出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为主，来团结六万万的人建设社会主义。”〔6〕
周恩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是根本的大计”，而“要搞好自己，我们觉得首先要承认国内的矛盾，要正确地处理国内矛盾”。他提醒大家：不能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混同起来。并且说：“这一点是从匈牙利的教训，从批判斯大林问题上取得的。”〔7〕周恩来指出：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新与旧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等等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些矛盾会长期存在，因此要很好地解决，防止矛盾转化。然而，当时在干部中却出现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种倾向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以为“没有这个可能，可以高枕无忧”了；另一种倾向是，“把人民内部的一些争论，一些不同的意见，一些困难的问题，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特别是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所造成的一些可以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有些应该说清楚而没有说清楚的问题，人家有不同意见，就当成敌我的问题”。周恩来认为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前一种是右的错误，后一种是“左”的错误，“一种很严重的错误”。〔8〕他在另一次会议上还指出：
“共产党处在新的任务和新的形势之下，警惕敌人是必要的，但是要分清楚，什么是敌我的矛盾和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善于发扬民主，做好领导工作；其方式是和风细雨，而首先最重要的是学习。”“去年在国际上出了些问题，就因往往没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的矛盾区别开来。”〔9〕
要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先要从共产党内的整风做起。周恩来十分赞成毛泽东提出的“在适当的时候要重新提倡新的整风”〔10〕的意见。他说：这对于我们党政机关、各级领导机关，首先是国家的工作干部很有必要。“如果我们再不认识这个问题，那我们要犯更大的错误。”〔7〕四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浙江省委第四次全会（扩大）和全省宣传工作会议，对这个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他说：
“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因素，为什么？为建设社会主义，为反对帝国主义，还有一个，为与自然界斗争。我想，我们现在都是三个目标吧！”“正确地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首先要把共产党搞通，因为你是先锋队，你是领导的党，如果共产党对这个问题还有抵触，那一切问题都解决不好。因此，要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使我刚才所说的那些问题解决得好，保证生产力永远前进，上层建筑永远适应经济基础，领导者永远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不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那就必须首先使共产党本身能够认识这个问题，能够掌握这个问题，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要有不怕麻烦、不怕困难的精神。在这一点上，需要拿过去革命时的那种不怕艰难困苦的精神来执行新的方针，采取新的态度，实行新的方法。”“为着要把共产党首先弄通，所以我们主张从现在开始，自上而下地进行整风。整风主要是三个口号，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
周恩来把这次整风同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整风进行了比较，说明两次整风的相同之处是，都从思想认识整起，联系到实际，理论同实际结合。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上一次整风主要是整历史上的风，拿历史作引子，拿历史的教训同当时的思想实际结合起来进行整风，而这一次整风的重点是当前的建设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像革命时期那样积累长时间的经验，究竟有多少错误还要很好地总结，不能一下子下断语。二是上一次整风可以允许很大一部分高级干部暂时离开工作岗位，这一次整风要在工作中整，就是要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整。他强调：
“最重要的是解决实际问题，今天主要的一环还是发展生产，搞增产节约，这个问题解决了，思想上的风也就好多了，实际了，宗派主义也会少了，官僚气也会少了。正确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归根结底，首先要靠共产党人认识这个问题，加强整风工作。”〔6〕
第二天，周恩来在杭州笕桥机场迎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时也谈到中国党准备整风的问题。他说：“现在我们掌握了全国政权，并且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要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我们要整风。整风是应该经常进行的。不整风，过了几年思想就会生锈。整风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它会使我们不断地前进。这个办法要一直传下去。人总是这样，稍有成绩，就会骄傲。共产党人也不例外，特别是在胜利的时候。”〔5〕
不久后，周恩来又向一位西班牙政论家说：“关于为什么要整风，我们一个根本的看法是：不仅在阶级社会有矛盾，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有矛盾。阶级社会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两种矛盾的性质不同，但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非对抗性的矛盾也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的，譬如官僚主义太厉害，压制民主，以致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现在就是要指出这些矛盾。我们党有个走群众路线的传统，还有一个传统是整风，整风就如人脏了要洗脸。”〔11〕这自然是处理日益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法。
周恩来在进行宣传和解释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注意改进实际工作，解决矛盾，调整关系，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他着重抓了调整三个方面的关系，这就是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同文艺界的关系、同工商界的关系。
同少数民族的关系是周恩来一贯重视的问题。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着五十六个民族，而汉族占全国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能否处理好汉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是国家能否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九四九年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共同纲领》中，根据中国国情的特点，确定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在国内，先后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到了一九五七年，处理好汉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有着更特殊的意义。那时候，从国际范围来看，民族问题已日益显得突出，匈牙利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民族问题，在一些人插手后使事态扩大；从国内来说，外国势力正在利用西藏社会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从事分裂活动。周恩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创造一些范例”，〔12〕推动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合作。当时，周恩来亲自抓的“范例”是解决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问题。
壮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主要分布在当时的广西省境内。一九五六年十月，中共广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倡议，开始在党内外酝酿建立壮族自治区。在酝酿讨论中出现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合的方案”，即把广西全省改建为壮族自治区。另一种方案是“分的方案”，即把广西划分为两部分：仍保留广西省的建制，管辖现在广西省的东部，约占全省面积的十分之三；而把现在广西省的西部约占全省面积十分之七的壮族聚居地区划出来建立壮族自治区。〔13〕为了统一思想，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六日，在周恩来主持下，政协全国委员会邀请来京协商建立自治区的广西省代表团全体成员，广西籍政协委员和有关政协委员，以及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春等地工作的广西籍人士，就以上两个方案和自治区名称等进行协商和讨论。
这次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发言十分踊跃。大部分人赞成“合的方案”，主要的理由是：广西壮族聚居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一些，但广西丰富的矿藏、森林等资源和荒地主要在西部；广西的铁路、公路、水运交通也是一个整体，如果分开来，东西两部的发展都要受到限制。〔13〕广西籍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梁漱溟说：合者为不分，不分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一争两丑，一让两有”。许多少数民族的代表在发言中强调，作为弟弟的少数民族欢迎汉族老大哥参加到壮族自治区里面来。少部分人在发言中赞成“分的方案”，理由是广西建省已有六百多年，汉族在广西是多数，如果把广西改建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恐怕汉人从感情到习惯都难于接受。对这种顾虑，广西籍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济深认为完全没有必要，他说：“感情习惯问题应该提高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上理解。”〔13〕还有一些人赞成“合的方案”，但是不同意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名称，而主张采用“广西省壮族自治区”、“广西各族自治区”或者“广西自治区”。
三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作总结性发言。他先谈到：民族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每个民族都有它长期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历史痕迹，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民族问题离不开阶级问题，但是民族问题又不完全等于阶级问题，这两个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他认为，“在合的方案比分的方案为好的问题上，绝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一致了，这就是很大的成功。”他联系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指出，有些少数民族是随着汉族的发展，后来逐渐被挤到边疆去的，使他们的发展受到限制。“今天，汉族应该多多地替少数民族设身处地想一想，不要让他们再受委屈，应该使他们也能得到较好的发展条件。只有汉族主动地替少数民族着想，才能够团结好少数民族。不要一讲到壮族自治，就讲汉族的民族感情。我同意梁漱溟先生在这次会议上说过的一句话，要‘互相以对方为重’。”
接着，周恩来就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回答。关于“合与分”的问题，他认为：“主张合，不主张分，是适合我国的历史情况和社会环境的。”他说：“不论是从全国来看，还是从一个省来看，都需要合。为了合，就要采取一些必要的照顾少数民族的办法。今天会上李济深副主席谈话的精神就是主张合，并且说汉族要对少数民族有所让步。合，就要多为少数民族着想，少数民族也才能为汉族着想。今天，要想一想少数民族的好处。汉族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但地大物博都在他们（指少数民族——编者注）那里。从全国来说是这样，广西也是这样。将来发展工业，扩大农业，都要大力开发少数民族地区，都需要把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达结合起来。可见，合则双利，分则两害。”关于“还债”问题，周恩来指出：不叫“还债”，叫“赔不是”也可以。讲“还债”这是个比喻。有些人害怕提还债会引起民族关系搞不好，这是不必要的顾虑，哪里会有这种事情？严格地批评自己，不但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会促使对方对自己缺点的注意。关于民族感情问题，周恩来说：“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感情，它是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并且在很长的时期里还要存在下去。民族感情有两面性，要加以分析。”他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把民族感情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不结合起来，不注意民族感情和民族特点，或者过分强调民族感情，都会犯错误。”关于名称问题，周恩来说：“总要使少数民族感觉到是个自治区，不要为保留一个‘省’字，把广西各族人民共同前进的道路阻挡了，那样将来我们的子孙会笑话我们的。”对周恩来的发言，与会者都表示赞同。
六月七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五十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同意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在这次会议上还通过在原来的甘肃省范围内建立回族自治区，并根据这个地区的不同特点而采取“分的方案”。回族自治区以甘肃省所包括的原宁夏地区为基础，再划入一些邻近地区，面积为七点七八万平方公里，人口为一百七十二点八万多人，其中回族占三分之一以上。周恩来解释说：在甘肃成立回族自治区采取分的方案，是因为汉族居住在这个地区的历史很久，回族是后来去的，人口比重又不大，历史上回汉之间在这个地区的矛盾很尖锐，所以划出一部分土地另成立一个自治区为好。他在讲话中还说：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是个原则问题。帝国主义就希望我们分。我国各民族宜合不宜分，分出去独立，不但不能发展，甚至会被帝国主义利用，因此，要采取有利于国内团结的方案。七月十五日，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批准了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这两个议案。
不久，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在青岛举行。八月二日，周恩来飞青岛。四日，他在会上发表讲话，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他说：“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就是既反对大民族主义（在中国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特别要注意反对大汉族主义。”〔14〕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他认为，除了极少数人以外，都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应当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个共同目标出发，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来解决。在中国为什么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像苏联那样实行“民族自治共和国”呢？周恩来指出：这样做是因为“历史发展给我们造成了另一种条件，就是中国各民族杂居的条件，这种条件适宜于民族合作，适宜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种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不仅使聚居的民族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而且使杂居的民族也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从人口多的民族到人口少的民族，从大聚居的民族到小聚居的民族，几乎都成立了相当的自治单位，充分享受了民族自治权利。这样的制度是史无前例的创举。”他还谈到民族繁荣和社会改革的关系，指出：“民族繁荣是我们各民族的共同事业，对此不能有任何轻视。只有改革才能使民族繁荣。经济改革是各民族必须走的路。走这条路才能工业化、现代化。工业化、现代化了，经济生活才能富裕，民族才能繁荣，各族人民才能幸福。这里要顺便说一下，就是有些兄弟民族还需要增加人口，但汉族人口增加得太快了，所以汉族地方要提倡节制生育。”最后，周恩来谈了关于民族自治权利和民族化的问题，强调“民族自治权利必须受到尊重”，〔15〕因此必须重视民族化的问题，包括尊重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培养民族干部等。周恩来提出的这些重要原则对推动我国民族工作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大讨论中，文艺界表现得很活跃，反映出不少思想问题，引起周恩来的关注。
周恩来同文艺界人士有着长期的友谊，可以无拘无束地交谈。
四月十四日，他会见六十多位电影工作者，听取他们的意见。谈到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时，有人问周恩来：“这个片子如果现在拍是否就不会受到批判？”周恩来坦诚地回答：“提起《武训传》来，我也应该有责任，如果要整风，首先就应该从我这儿整起吧。一九四九年在电影工作者协会的成立大会上，我碰到了孙瑜同志（《武训传》导演——编者注），当时《武训传》只拍了三分之一还不到，孙瑜同志就问我：‘我们现在正在拍《武训传》，你有什么意见？’因为问题猛一提出，我也没有很好地考虑，我就说：‘你试一试，恐怕难拍吧？’这就不够负责任。”这时，罗静予插话说：“总理，你当时还说：‘我们今天对待历史问题要辩证地去看它。’……可是我们当时谁也没有理解总理所指示的这辩证的说法。”主管电影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接着说：“提起来话就长了，远在重庆的时候，就酝酿过要拍《武训传》，但一直就没有更好地认识这个问题，在解放以后终于拍出来了。”周恩来说：“是呀，对这片子，上海党也点了头的，所以大家都有责任哪！在片子送到北京来的时候，我看了以后，也拍了两下手。看时还有陆定一同志和胡乔木同志，他们也拍了手的呀。他们是理论家，这我一定要把他们拉上（大家笑）。所以说大家都有责任。”谈到对“胡风集团”批判的问题时，周恩来说，对一些人的错误批评“应该加以纠正”。会上还谈到对胡适的批判，周恩来说：“胡适的典型资产阶级思想，我们要批判。但是如果今天胡适要求回来，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仍然可以要他讲他的实验主义。因为他的唯心主义的学说已经受了批判，大家已经有了认识，所以仍然可以要他讲。同时，在提到‘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时，也仍然要提到他在那时所起的一定的作用。”他还说：“我们对于学术讨论，自由结社是不会反对的。有必要，也只要事先打一个招呼就行了。”对一些人提出的“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周恩来表示：“党内有许多人对科学和文艺确实懂得不多。在全国的五百万知识分子中有百万是党员，他们对科学和文艺懂得一些。对科学是能领导又不能领导，但不是完全不能领导，而是在建设和政治上可以领导，对科学本身的问题，不学习则是不能领导的。”〔9〕周恩来的真诚态度和勇于负责的精神使与会者深受感动。大家积极发言，提出许多对改进工作十分有益的意见。
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曾主张工商业等方面可以“搞一点私营的”。在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时，他说：“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工业、农业、手工业都可以采取这个办法。我看除了铁路不好办外，其他的都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如三轮车、摊贩等都可以采取自负盈亏的办法，加入合作社的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六，其余的个体就让他个体，有些私人办的小学，也可以让它办下去。大概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文化也可以搞一点私营的，这样才好百家争鸣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16〕几天后，在讨论一九五六年收支情况和一九五七年预算安排时，他又说：“一切东西都靠国家生产不行，各方面都应该有百分之几的自由活动，太死了不行，不仅商业方面如此，工业方面也可以如此。”〔17〕
周恩来重视调整同工商界的关系，还因为在三大改造运动中，一些部门在执行政策上出现一些偏差，引起香港企业界朋友的不安，这对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为了充分利用香港在国际上的特殊经济地位来为新中国服务，建国前夕，中共中央曾对香港作出“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重大决策。周恩来一直亲自指导着对港工作。一九五一年春，他曾对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说，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可以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建设”，要求他们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他到上海听取工商界朋友的意见，并发表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周恩来选择上海来谈这个问题是因为香港的企业家有不少是从上海去的，可以通过上海工商界对他们做一些工作。
那天，接受周恩来邀请参加座谈会的，主要是工商界人士，如盛丕华、盛康年、胡子婴、吴志超、唐志尧、简日林等。会议开始后，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我很想了解海外的一些情况。你们各位都是工商界的朋友，与海外有广泛的联系，能不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些工作呢？”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大家谈了许多情况。简日林谈到国内实行的工资改革办法照搬到香港，工人意见很多时，周恩来急忙问：“工资后来加了没有？”简日林回答：“加了。”周恩来又问：“你们厂独立起来行不行？”简日林如实告诉周恩来：“有客观困难。”周恩来毫不犹豫地说：“可以管得松一点，让港厂独立经营。”吴志超谈到：香港工商界对我们进行的“五反”运动“耿耿于心”，说现在（情况）很好了，今后情况如何还想再看一二年时，周恩来说：“太少了，多看几年。”〔18〕
最后，周恩来作了总结性发言。他说：“今天听到大家反映的情况，很有收获。大家谈得都很好。这些意见，中央要进行研究。”接着，他全面阐述了对香港问题的看法。周恩来指出：
“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
“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所以，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我们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环境，才能使香港为我所用。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
对一些人担心随着国内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私营企业全部公私合营后，是否还要变动他们在香港的企业，周恩来坚定地回答：“不会去变动它。”周恩来说：
“没有合营的不要合营，否则在原料、市场、销路上反而吃亏。保持和扩展香港这个阵地有好处。至于将来怎么办？我们不会来个七反八反的，不会像‘三反’‘五反’那样的搞法。我们这样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经济力量会更加强大。所以在香港的人，一般不要回来，在那里发展这个阵地有好处。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港澳的同胞不要担心前途。”
周恩来还检讨了某些部门在执行政策上出现的一些偏差，希望得到朋友的谅解。周恩来说：“我们过去对有些事情处理方法上有些问题，但不能说大的方面做错了。有偏差可以纠正，如对外贸易，应该管制，但不能管得太严。现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我们要打开局面，就得对香港的民族资产阶级讲清政策，使人家有利可图。”〔19〕
这次谈话，反映了周恩来对解决香港问题富有远见的构想，它不仅在当时对争取香港各界人士支持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中国人民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顺利地实现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也起了某些先导的作用。
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后，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所做的种种努力，创造了一种团结和谐的气氛，开展党内整风的时机已经成熟。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前来参加五一庆祝活动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宣布了这个消息。他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分析各方面的矛盾。”〔20〕第二天，《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醒目标题登出“全党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报上还发表中共中央四月二十七日在内部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这次整风运动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的主题。
为了动员党外人士帮助整风，中央统战部在五月初和五月中旬分别召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委和一些高等院校党委也相继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中央以及地方的报纸每天都以很多篇幅报道整风情况。整风初期，运动是健康地向前发展的。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罗隆基提出，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21〕农工民主党主要负责人章伯钧认为：“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22〕《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说：“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这些言论，周恩来认为是“出了轨”的。当听到有人要求和共产党“轮流坐庄”等言论后，毛泽东震怒了。他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毛泽东决定，将这些言论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他对前来汇报工作的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说：“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21〕毛泽东后来会见外宾时说：“我们在这个期间的策略是，党委领导人、支部书记只准听他们的批评，不准说话。我们也不告诉他们和下级干部如何办，要他们自己用脑筋去想，要他们在这两个星期中不睡觉。很多人流了泪。”〔23〕六月十二日，党内印发了毛泽东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文中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24〕
对整风运动中出现的某些不正常现象，周恩来是有所警觉的。六月初，在招待法国总理富尔的酒会上，章伯钧对他表示：武汉交通部的学校的学生们要到北京来请愿，请把这件事交给他来处理。周恩来笑了笑没有说话，心想章伯钧“脑袋膨胀得很，热得很，他觉得共产党不能维持了”。〔25〕但是，运动速度发展之快，来势之猛是他没有想到的。六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我们用整风鸣放、和风细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是为了发展我们的国家，建设我们的国家。”“有些朋友竟然看成漆黑一团，觉得波匈事件以后，中国也差不多了。”“有的人认为船要沉了，天要黑了，另有打算，那就出了轨了。我们料到会发生一些错觉，但没有料到这样多，这样激烈，原则性问题都出来了。”〔26〕
毛泽东下决心发动反击是在六月六日“卢郁文事件”发生之后。卢郁文是国务院秘书长助理，是民主党派成员。五月二十五日，他在民革中央的座谈会上指出，一些人的意见有摆脱党的领导的意思。他认为，党和非党之间的“墙”应该由两方面来拆，并且批评了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不久，卢郁文收到匿名信，信中攻击他“为虎作伥”，辱骂他是“无耻之尤”，恫吓他如不“及早回头”就“不会饶恕他”。六月六日，卢郁文在座谈会上宣读了这封信，他说：“我不理解，有人为什么只许说反面话，不许说正面话，对讲了正面话的人就这样仇视，有的人辱骂我，有的人威胁我，有的装出‘公正’的态度来钳制我的发言，难道我们不应该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吗？”他表示不怕威胁，不怕辱骂，还要讲话。〔27〕六月七日，毛泽东约胡乔木、吴冷西谈话。吴冷西后来回忆：“我们刚坐下来，毛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毛泽东还对他们说：“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28〕
那时候，有些人问：既然要反击，为什么不在问题刚刚露头时就反击呢？周恩来后来解释说：
“事情发生之后，为什么我们不马上敲起警钟，马上回击，反而让他们在报纸上、大字报、大辩论中这样大讲特讲呢？因为右派分子来势很凶，本来我们讲的‘鸣放’只限于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和文化上的百花齐放，而右派分子要把整党都搞成鸣放。这样一来，问题就扩大了，什么反动话都打算说出来。既然来势很凶，我们索性就让他们都说出来。否则，如果马上反驳，群众必定跟着起来反驳，正义的人也要跟着起来反驳。结果少数人的话说了，右派中的多数人的话还没有说出来就又回去了，回去了又悬起来了，将来还有一天又要露出来，所以不如让他们都说出来。于是在一个短时期内，拿北京来说，包括党校在内的各学校、机关好像是乌云遮天，了不起。这一点，应该说我们是有意识的‘放’，便于把形形色色的反动观点都暴露出来，使群众更容易认识它的反动性，认识事件的严重性，就更可以激起群众的正义。”〔29〕
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拉开了反右斗争的序幕。这时，正处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召开的前夕。由于反右运动起来了，会议不得不推迟。周恩来从四月开始就在思考和草拟的政府工作报告也不得不重新准备。从六月十一日开始，周恩来花了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改写政府工作报告。六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五十三次全体会议上解释说：
“八年来，在国务院会议上我们是开诚相见的。这次我的报告也是开诚相见。当然，我的报告也可以设想只一般地谈谈工作成绩和缺点，在平常情况下可以，在整风运动面前，政府的报告避开问题不谈，那不像话，是脱离人民群众的。由于情况的发展，我的报告与两月前所设想的不同，只是在这两个星期写的。首先，我需要向大家说明，这个报告，得到党的批准，今天提到国务院会议上来，征求大家的意见通过。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下，报告是否可以说得和缓一些？毛主席的报告已经发表了，作为总理的身分，为了使运动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如果不拿主席报告的方针检查工作，答复问题，那就软弱无力了。”
他说：整风中暴露出来的不仅是错误观点问题，已发展到人民内部的有关方针、政策的对立斗争，涉及到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当然反社会主义的还是极少数，不论是政治斗争或者思想斗争，绝大多数人尽管见解不同，还是好意，这是主要的方面。反社会主义的力量较我们的预料来得清楚。按照各方面的揭发，也比我们预料的多些。因此，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应该对这方面有所回答。他还说：
“如果今天大多数人通过了这个报告，还要在人大代表里讲清楚，这样是为了创立社会主义民主生活，推动社会政治生活健康发展，走向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如果我们不教育，那走入歧途的人会更多。学校中出了谬论，如果不加驳斥，就等于放弃领导，允许它影响大多数人走入歧途。”〔26〕
六月二十六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先说明：这个报告是依据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提出的方针，来检查一年来政府的工作，并且解答各方面对政府工作提出的意见。报告共分五个部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关于人民生活；关于国家基本制度；关于国内外团结。
对过去一年的工作应该怎样看呢？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一九五六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样一个大革命的过程里，社会财产没有遭到损坏，社会秩序没有发生混乱，社会生产没有下降。恰恰相反，我们在这个大革命取得基本胜利的第一年，就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他列举了大量事实：一九五六年的自然灾害是几十年以来我国最大的一次，受灾田地约二亿三千万亩，受灾人口约七千万人，但农业仍实现了增产的要求，接近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指标；工业总产值在五年计划的前三年共增加一百七十七亿元，而一九五六年这一年就增加了一百三十九亿元，超过了五年计划所要求的一九五七年的指标；基本建设方面，一九五六年全国完成了五年计划规定的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文化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周恩来说：“在上述巨大的群众性运动中，在具体工作上是发生过一些偏差和错误的。政府对于这些偏差和错误，有的已经作了检查和处理，有的正在检查。我们欢迎全国人民继续提出批评和建议。”“但是，历次运动中发生的偏差和错误，是掩盖不了当时产生这些运动的客观需要和历次运动的基本成绩的。”
在报告中“关于国家基本制度”的部分，他谈了右派分子的问题：“现在有些右派分子借口帮助共产党整风，发出了许多破坏性的言论，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向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进攻的。”“他们的目的不外是想使我们的国家政权离开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批评缺点和错误是为了健全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所欢迎的。而右派分子实质上是要把我们的国家从社会主义的道路拖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这是广大人民所决不容许的。”
周恩来在这个报告中，一般地仍把右派分子的问题放在人民内部的范围里讲的，但也谈了矛盾性质转化的可能性。他说：
“处在目前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在人民内部，一部分人对于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会暂时感到不习惯，另外一部分人甚至会感到严重的抵触。在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在思想和立场上常常表现出进步、中间和落后的不同状态，常常有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的分化。”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虽然置身于人民的队伍之中，但是却站在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甚至采取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动。因此，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对这种人进行必要的坚决的斗争，使绝大多数真正爱国的人认识到右派分子的立场和行为的错误。右派分子一旦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他们本身就会发生变化。
我们希望，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但是，也可能有极少数右派分子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甚至采取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那么，他们就将自绝于人民。”〔30〕
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把民盟和农工民主党这两个民主党派错误地说成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党派，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使批判斗争进一步升级。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起草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进一步部署反右派斗争。七月十八日，周恩来飞青岛，参加了会议。这次会后，反右派斗争就以狂风暴雨之势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发生了严重扩大化。
对当时的情况，夏衍后来回忆说：“那时谁不左？我也左，每几天要到中宣部汇报，每个人都拿个（右派的）单子去。”〔31〕在运动高潮中，周恩来一面动员大家积极参加批判右派的斗争，一面仍强调要实事求是。他在一次会议上说：“投入战斗最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是则是，非则非，有则有，无则无，不能无中生有，也不能化有为无。”〔32〕他对形势的基本估计，在这以前已经说过：“反社会主义的还是极少数，不论是政治斗争或者思想斗争，绝大多数人尽管见解不同，还是好意，这是主要的方面。”〔26〕
从这个认识出发，周恩来对犯了错误的人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帮助。对章伯钧、罗隆基等错误严重的人，周恩来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斗争。七月七日，他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负责人座谈会上说：这样做“为的是救他”，“我的政府工作报告上面两方面都写了，能够救，欢迎他悔悟。社会主义的大门是敞开着的。他承认了一部分，我们也欢迎，欢迎他改造，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他还说：“不能温情主义，要尖锐的批判，我的态度就是这样。但是说话的方式，可以说理。大概我在朋友面前，总觉得我这一个人不是那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在朋友面前，说理的态度还是多一点。但是，立场不能不站稳。不然，他感觉大家都安慰他，你看，同情我的人很多，结果，他不会认识错误，关还是过不去。所以，严肃并不等于一定要搞得很凶，搞得粗暴；尖锐并不等于要打人，刺人。政治上、思想上刺疼他一下，并不是实际上要去打人。粗暴态度，动手打人，我们是反对的”。〔25〕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分别同章伯钧、罗隆基等谈话，就准备撤销他们所担任的部长职务征求意见，谈话中对他们有所批评，劝他们真心改造。当天，周恩来在他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就这个问题作了说明。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同意撤销他们的职务。
对一些同党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的老朋友，周恩来主张“应该劝，要使他感觉这个问题严重，能改多少是多少，慢慢地来，不能急”。他强调：“不要希望反右派的斗争速战速决，因为速战速决并不好。有些时候没有搞清楚，就马上作结论，太早了并不好。”他说：“这些人本身他们也许愿意悔改，也有悔改的机会。太急了倒反而弄得粗糙，太粗糙倒不能解决问题。”〔25〕
对在反右斗争中受到严重冲击的知识分子，周恩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不同方式进行保护。例如，对著名作家萧乾，周恩来用请他参加座谈会的方式公开进行保护。萧乾的夫人文洁若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报纸上已公开点了亚（指萧乾——编者注）的名。十二日《人民日报》八版也登出了何谷润写的《萧乾所争的是什么样的自由？》，批判他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一文。当时，他已绝望，认为在劫难逃了。七月中旬的一天，亚回家时，突然十分兴奋，那像是被确诊为患了癌症、束手等死的人，忽然得到通知说，那是误诊，他的病是可以治好的；又像是死囚被无罪释放。亚告诉我，那天开会时，老友巴金坚持坐到他身边。总理讲话中间问：‘萧乾同志来了没有？’亚应声站起来。总理宽慰他说：‘你不是右派。要认真检查，积极参加战斗。’后来又问：‘吴祖光同志来了没有？’并对他也热情地照样说了一遍。”〔33〕萧乾说：“他并没有把我们列为敌人。”〔34〕著名画家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受批判时，周恩来立即派夏衍前去探望，并嘱他让廖静文写一份“检讨”保护过关。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一九五六年在人大会上作的“新人口论”报告曾经引起争论，被一些人攻击为是宣传“反动的马尔萨斯思想”。当时，周恩来说：“这个问题不能一概驳掉，说他是马尔萨斯思想。马尔萨斯思想在分析人口的规律上有它一定的客观性。”反右运动中，马寅初受到不点名批判，有人主张把他定为右派。周恩来得到消息后说：“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在周恩来直接干预下，马寅初得以幸免。〔35〕
反右运动的浪潮也冲击到“总理办公室”，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三位秘书的亲属被划成右派。周恩来所在的党支部将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没有说什么，这三位秘书没有为此受到牵连，照样做自己的工作。周恩来的秘书周家鼎后来回忆说：“反右运动开始后，人人自危，许多人不再敢讲话。而我们在周恩来身边还可以发表意见，他总是鼓励我们讲真话。”〔36〕
根据以往的经验，运动一发动起来后，人们常常情绪激烈，不能冷静地看待问题，容易出现斗争扩大化的情况，为此，周恩来作了一些规定。他曾经召集意识形态各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就划右派问题制定了两条原则：一是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要划右派，需报国务院批准；二是对海外国外有影响的人，包括一些知名的知识分子要划右派，需把材料送给他看。夏衍说：“总理是尽可能想保护一些人。”〔37〕反右派运动中有些政策性文件是在周恩来参与下制定的。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经过周恩来修改的《关于处理本届高等学校毕业生中有严重反社会主义言行的分子的通知（草案）》。通知指出：“各校在学生的左、中、右的排队时，应该实事求是，不要强求一律。”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也是经过周恩来修改审定后下达的。他十分同意邓小平在批示中加写的“对于自然科学方面的反右派斗争应该按照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特别是对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保护过关的方针”。虽然这一系列政策和指示在许多地方没有得到很好贯彻，但是，它在一定范围内对有些知识分子还是起到了保护作用。
为了加强党对文教部门的领导，改进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周恩来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就是他关心的无数高级知识分子中有代表性的一个。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在第一次见面时周恩来就给李四光留下深刻印象。他曾对夫人许淑彬说：“我从周恩来先生身上产生了一个最大的感觉：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新中国成立之初，李四光正是怀着这种希望从海外归来的。李四光被任命为地质部部长后，先后主持组建了地质力学研究室、地质力学研究所，为开展地质力学研究和地质勘探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整风运动开始时，李四光正好住院，周恩来多次去看望他，谈话中直率地问他：“李老，这么多年未见你向组织提出过入党申请，不知你对参加共产党有什么想法？”李四光回答说：“在旧社会，我缺乏觉悟，没有投身于革命队伍中，已深感惭愧。革命成功后虽然对国家建设出了一些力，但离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仍相差甚远。况且自己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入了党不一定能起到一个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周恩来鼓励他说：“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需要知识分子为党工作。你可以考虑考虑，和地质部党组、科学院党组的负责同志谈谈自己的想法。”这次谈话打消了李四光的顾虑。不久，他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并且在一九五八年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这个时期中，周恩来还介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入党，这是他三十年来第一次介绍人入党。在程砚秋的入党志愿书上周恩来写了这样一段话：
“程砚秋同志在旧社会经过个人的奋斗，在艺术上获得相当高的成就，在政治上坚持民族气节，这都是难能可贵的。解放后，他接受党的领导，努力为人民服务，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这就具备了入党的基本条件。他的入党申请，如得到党组织批准，今后对他的要求，就应该更加严格。我曾经对他说，在他被批准为预备党员期间，他应该努力学习，积极参加集体生活，力图与劳动群众相结合，好继续克服个人主义思想作风，并且热心传授和推广自己艺术上的成就，以便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发扬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精神。”〔38〕
他还把这些意见写信告诉程砚秋本人，说是“作为我这个介绍人对你的认识和希望的表示”。这件事不仅对程砚秋一个人，而且对一批像程砚秋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是巨大的鼓舞。
一九五七年秋，中共中央决定对右派分子作出处理。周恩来的意见：“总的方针是：态度好的从宽，恶劣的从严；悔改好的从宽，不好的从严。”他认为应该给他们机会为国家做些事情，以功折过，“要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处理”。他还在会见大专院校、文艺、教育、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时征询意见，并且特别强调在科学方面、教育方面、出版方面还能做工作的，在艺术上还能搞表演的，只要态度好一些，要注意使用他们。〔39〕周恩来说：“过去右派利用教授治校向我们进攻，但批驳之后，不等于教授不管学校，不管教学。”〔40〕当时，在北京对许多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采取“下放”的方式。周恩来指出：“我们在北京批判这样一个情形，就是推出去不管，以为下放以后他就卸包袱了，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那种错误的东西——官僚主义呀、主观主义呀、宗派主义呀，要丢掉，人你不能丢掉。”他强调：“我们不能使一个人在下放中被丢掉不管，这是错误的，这是认识上的错误。”他还说：“反右斗争也是个大任务，是过社会主义的关。但是这个的量是少数的。量多还是改进工作。”〔41〕
周恩来的努力，并没有改变运动向扩大化的方向发展。对这场运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出结论：“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永远记取的深刻教训。
【参考文献】
〔1〕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56年11月10日。
〔2〕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1957年3月25日。
〔3〕《人民日报》，1957年6月19日。
〔4〕《解放日报》，1957年5月10日。
〔5〕《人民日报》，1957年4月26日。
〔6〕周恩来在浙江省委第四次全会（扩大）和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57年4月24日。
〔7〕周恩来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7年3月19日。
〔8〕周恩来在杭州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24日。
〔9〕周恩来会见60多位电影工作者的讲话记录，1957年4月14日。
〔10〕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12日。
〔11〕周恩来和西班牙前外长阿·德·瓦约夫日的谈话记录，1957年5月1日。
〔12〕《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343页。
〔13〕《人民日报》，1957年4月20日。
〔14〕《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47页。
〔15〕《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57、258、268页。
〔16〕周恩来在国务院第44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7年4月6日。
〔17〕周恩来在国务院第46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7年4月12日。
〔18〕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4月28日。
〔19〕《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353—355页。
〔20〕毛泽东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谈话记录，1957年4月30日。
〔2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834页。
〔22〕《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
〔23〕毛泽东会见匈牙利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1957年9月27日。
〔2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425页。
〔25〕周恩来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7月7日。
〔26〕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53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6月25日。
〔27〕《人民日报》，1957年6月7日。
〔28〕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39—40页。
〔29〕周恩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记录，1957年11月11日。
〔30〕《人民日报》，1957年6月27日。
〔31〕访问夏衍谈话记录，1983年2月10日。
〔32〕周恩来在外交部全体干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7年8月8日。
〔33〕文洁若：《迟来的蜜月——我与萧乾》，《人物》，1992年第2期。
〔34〕萧乾：《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新华文摘》，1982年第3期。
〔35〕朱正直等：《马寅初传》，北京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207页。
〔36〕访问周家鼎谈话记录，1996年3月4日。
〔37〕访问夏衍谈话记录，1983年10月2日。
〔38〕《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72页。
〔39〕周恩来在上海文艺界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2月23日。
〔40〕周恩来同各大学党内外人士座谈时的讲话记录，1957年12月21日。
〔41〕周恩来在天津市第二届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1957年11月25日。
2007/09/10
第五十章在整风反右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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