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一九六六——当狂飚袭来时
一九六六年，正当我国人民满怀信心地准备执行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建设计划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我国经济建设的进程。以林彪、江青为代表的野心家、阴谋家，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大肆宣扬“只要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挑动群众“停产闹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为了维系国民经济最起码的运转而不致于全面瘫痪，作为共和国经济“总管”的周恩来总理，在“苦海”（周恩来语）中进行了艰难的抗争。
“做梦也没有想到”
一九六六年的元旦，中南海西花厅，似乎比往年的几个元旦更具节日的气氛。周恩来也显出难得的轻松，步伐也更具弹性和韵律了。
想想前几年的国民经济局势和当前的国民经济形势，周恩来也该稍稍吁一口气了。到一九六五年底，我国已圆满完成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国民经济终于从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危机中摆脱出来，开始走向好转。一九六六年，国家将正式执行被推迟的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
此时此刻，周恩来的思维触角全都聚集于如何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基础上，更好更平稳地把中国的经济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以实现他早就提出的“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
一月，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内蒙、辽宁、北京等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出现历史上罕见的严重干旱。周恩来打算以抓华北农业为突破口，扭转长期以来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南粮北调，进而把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作用而又一直难以“过关”的农业抓上去，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一月底二月初，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会议，研究对策和措施。并当场点将，要李先念负责河南，谭震林负责山西，余秋里负责陕西，林乎加负责山东，李富春、薄一波负责辽宁。他自己则自告奋勇地担任北京、河北组的组长。
正当周恩来全力以赴组织华北抗旱工作之际，三月八日和二十二日，河北邢台地区两次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不顾余震危险，两次飞赴灾区视察灾情，先后到了五个县、六个公社，号召农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鼓励大家“家里丢的，地里找回来”。
三月中旬，周恩来赴天津坐镇规划华北经济的华北局会议。行前，他写信给刘少奇、彭真等中央有关负责同志，交待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处理事宜，告知自己准备下到河北、北京各地深入调查一个月。显然，周恩来是下了决心摆脱日常事务，全力以赴解决北方八省市区的农业问题。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思维触角却久久徘徊于阶级斗争、防止修正主义等问题上。他对阶级斗争的状况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正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他决意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以阻止和消除这种危险。
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标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军各个领域都混进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周恩来是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到这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之中。在以后的讲话中，周恩来多次声明：“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尽管他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不久后，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忍辱负重，审时度势，想方设法尽量减少运动对维持国计民生的工农业生产的影响和冲击。
当大串连的狂潮涌来时，周恩来组织起草了两个限制性文件。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全国各地学生可以免费乘车去北京大“闹”一场。
八月十六日，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在外地来京串连的学生大会上对学生的串连行动公开作了肯定和赞扬。他说：“你们不怕大风大雨，到无产阶级革命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你们的行动很对。”八月十八日，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在天安门对来京串连的全国各地红卫兵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彻底打垮、打垮”。
陈伯达、林彪的讲话，无疑是号召全国红卫兵大串连的总动员令。此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离开学校，开始了“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大串连。据不完全统计，一九六六年八月份，仅到北京大学串连的外地师生就有二百一十二万四千人次。
红卫兵大串连的狂潮，给我国本来就严重不足的交通运输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和困难，有限的交通工具无法满足客运量的突然猛增。严重的超载使运输工具和运输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火车车厢的底盘弹簧被压坏，列车不能按时运行。更为严重的是，一些铁路交通管理部门的职工也外出串连，停业闹革命。全国铁路交通一片混乱，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生产建设，一些工矿企业因得不到必需的原材料供应而不得不停工。
对此，周恩来深为焦虑。他担心大串连这样发展下去，会导致铁路交通的停断。而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随之瘫痪。基于这种考虑，周恩来试图制定一些规定，对运动作某些限制。
八月下旬，周恩来指示陶铸组织人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把铁路枢纽和站段、港务局和码头等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列为国家“要害部门”，强调对这些部门“必须进行坚决保护”，革命群众不应冲击这些要害部门，对不听劝阻者，应依法处理。通知稿拟出来后，周恩来批示送有关人核阅后立即发下去。
通知稿传到江青手中。江青提出：要中央再讨论一下。结果，这一通知就在江青的“讨论”中被压下了。
九月初，周恩来又亲自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其中在红卫兵串连问题上，强调要保障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的工作不受影响，“要保证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不受阻挠”，红卫兵不要到这些部门去串连，“要保障厂矿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不受影响”，“生产不致停顿”。《意见》还强调，必须向广大红卫兵讲清楚这些政策。九月三日，周恩来对《意见》作了最后定稿，立即召集政治局碰头会讨论通过。
会上，陶铸、陈毅等大多数人对《意见》表示赞同，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对红卫兵讲清楚具体政策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但是，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却有恃无恐地否定了《意见》。康生说：这十个问题（注：《意见》一共包括十个方面的具体政策）需不需要讲？我看不需要讲。这个文件如果发下去，就有“包办”、“代替”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戚本禹说：发通知，把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由于中央文革一伙的反对，周恩来亲自起草的这一文件又未能走出中南海。
在欲以正式文件试图对运动进行限制、匡正的努力受挫后，为了维护起码的铁路交通，保证最低限度的生产建设物资运输任务的完成，周恩来又通过有关具体负责同志在具体工作中贯彻他的一些意图。他找到当时调任国务院协助他抓经济建设口子的余秋里、谷牧，要求他们花大力气精心编制铁路运输计划明细表，并对他们指示说：“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需的货运量，然后，安排好客运计划，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生产受到影响。”他还忧心忡忡地说：“多拉一些学生是有困难，但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和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你们可得帮我把住国民经济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周恩来一再努力，试图将“文化大革命”的“洪水”阻于生产领域之外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文化教育领域和一些党政机关进行，工矿企业和农村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的邪火也向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蔓延。一些工人、农民也纷纷离开自己的生产岗位，四处串连，大批的领导干部被当作“黑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揪斗，各级生产业务领导机构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
针对这种态势，九月七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社论强调在搞好文化革命的同时，也要保证生产，并要求各业务部门成立一个专抓业务生产的领导班子。
就在社论发表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接见外地来京串连的红卫兵大会和在中国科学院辩论会上，都强调要好好学习这篇社论。在中科院辩论会上，周恩来指出：我们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又要推动其他的两大革命——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就是今天的《人民日报》社论所写的《抓革命，促生产》。我们不能看着科学院的尖端科学研究和许多重点实验像现在这样放在一边。凭我的责任来说，我不能够继续看着这种情况下去，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使我们最紧急最需要的业务受到影响。
几天后，一份由秘书整理的《要事汇报》放到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上面记录了黑龙江双城县人委的情况反映和提出的一些问题：县委和县委书记都被斗跨了，全县二十一个公社已有十一个公社和生产队“炮打了司令部”，公社和大、小队干部大多数被揪斗，不少公社、大队、生产队的领导陷于瘫痪，生产无人负责。目前秋收临近，怎么办？
这样的情况，绝不仅仅是黑龙江存在，全国好些地方都频频告急。
周恩来心急如焚。他立即召集中央碰头会。会上，拟定了《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规定》指出：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进行，学生和红卫兵均不能到县以下各级机关的社、队去串连，县以下各级干部和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秋收秋种，“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县以下各级领导班子有些陷于瘫痪的，应迅速调整干部，加强领导力量，把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
与此同时，鉴于工矿企业也出现了混乱现象，周恩来找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人商量，拟定了一个《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指出：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等生产业务工作的正常进行。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和科学研究单位的职工，应当坚守工作岗位，不要外出串连，以免影响生产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工矿企业单位凡已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在党委的领导下，迅速成立抓革命和抓生产业务两个班子；还未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而生产任务又重的，文化大革命可推迟进行。领导班子已瘫痪的企事业单位，应迅速成立生产业务指挥机构。
这两个文件的主要精神，就是尽可能将文化大革命的邪火阻于工厂和农村之外，以保证工农业生产和科学研究的正常进行。周恩来对文件作了最后的审定后，连同反映农村、工矿生产的有关材料送毛泽东阅批。九月十四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下发了这两个文件。
为了减少红卫兵大串连对工农业生产领域的冲击，周恩来还抓住一切机会，耐心反复地向广大学生和红卫兵做劝说解释工作，强调生产业务部门与学校不同，不能放假闹革命，要求他们不要去影响工人、农民的正常生产。
九月十日，周恩来对即将去全国串连的首都大专院校的红卫兵说：你们去工厂参观，不要妨碍工人的生产，不能硬闯入生产车间。农村，现在正是秋收、秋耕、秋种季节，我们应该积极支持这个“三秋”工作，不要妨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十六条讲了，是文化教育机关和党的领导机关，工厂、农村、服务性行业不能像学校里一样，放假闹革命。你们也不要像在学校里一样，强行冲进去，否则，生产秩序就要受影响。
对那一部分即将去上海串连的红卫兵，周恩来告诫他们：上海是一个大城市，那里的生产关系到我国的建设，关系到大小三线建设和国防工业建设。上海担负着很大一部分物资出口业务。还要供应全国需要的东西，生产任务很重。希望你们不应该做的事就不要强加于他们。
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三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串连的百万师生和红卫兵。周恩来、林彪陪同接见。
接见大会上，周恩来发表讲话，强调红卫兵串连不要干扰正常的工农业生产。他指出：“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红卫兵和学生“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闹革命。”
然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在会上却发表了另外一种基调的讲话。他非但只字不提生产之事，反而以极富煽动性的口气对红卫兵说：“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显然，对于那些无政府主义思想浓厚的红卫兵小将来说，林彪的讲话更迎合和挑动了他们追求绝对自由、绝对民主的狂热，那些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红卫兵也不难听出林彪与周恩来的讲话是如此的不和谐。中央文革一伙借机在背后指使攻击周恩来的这个讲话是“大毒草”。
对此，周恩来愤然反击。九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指出：有人说我九月十五日的讲话是“大毒草”。这是不对的。我的这个讲话是经中央研究过的，毛主席看过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不能丰产不丰收。伊春木材不就减产了吗？东北还有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能行呢？农村“三秋”到了，不抓秋收怎么行呢？现在运输量因学生串连大大超过了，而货运量却大大减少了，再这样下去，就要影响国家的建设了。工人、农民不能因文化大革命而不搞生产，不能放假搞运动。周恩来还对在场一些各部委负责人说：运动中要有两个不怕，一是要挺身而出，敢于和学生见面；二是遇有违反政策的我们要敢说，要敢于解释党的政策。
“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十月初，林彪令全军文化革命小组起草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
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看了《紧急指示》的草稿后，认为还不够，又加上“取消院校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一条。十月五日，中共中央向全国批发了《紧急指示》。随后，江青一伙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别有用心地说《紧急指示》不仅适用于军队单位，而且适用于一切单位。此后，“砸烂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狂潮席卷全国。党政机关及一些生产业务部门的绝大部分领导干部被“炮打”，被揪斗，更多的生产单位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工人也像学生一样，离开生产岗位，四处串连。国民经济形势急剧恶化。
而这时的林彪、江青一伙，经过从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到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这短短几个月的经营，已经攫取了党和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企图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天下大乱”以达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这张“底牌”也十分清楚了。
周恩来的处境越发艰难了。他自己所发出的“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正是他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他必须从总体上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一到具体问题上，他又难以表示赞同。另一方面，他还必须面对林彪、江青一伙向他施加的种种压力。中央文革一伙公然污蔑周恩来是“救火队长”，说“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
但是，周恩来抱定“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决心，紧紧扭住国民经济这个大关，和党内正义力量一起，顽强抗争。
十一月九日，上海一些工厂的工人在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操纵下，以上北京“告状”为名，脱离生产岗位，在上海北郊安亭站卧轨拦截列车，制造了使沪宁全线交通中断三十一小时的安亭事件。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极为愤慨。他当即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坚决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决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同时，致电在安亭车站的上海工人，义正辞严地指出：“你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
然而，代表中央文革前去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张春桥，竟背着中央，置周恩来的电告不顾，与王洪文、陈阿大等“造反派”头头串通一气，公然擅自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他们的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并把这次事件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上海市委。张春桥在与工人座谈时说：“如果工厂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上海的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这是好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人认为要存在，可以存在下去。”工人同志的行动“完全是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组同意了张春桥的处理。
此后，“文化大革命”的邪火迅速向广大工矿和农村的纵深蔓延。
就在安亭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会上，他反复强调生产建设不能中断停滞的重要性，严辞批驳了只强调“抓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错误论调，愤然指出：“不搞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国家怎么办？我就不相信革命搞好了，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
王力提出：“社论稿是不是请江青同志看一下再定？”
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就这样定稿，送主席批阅后明天立即见报！”
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社论强调：“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人民的经济生活。”“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工业生产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门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一切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科学研究部门和农村，都“必须毫无例外地”“坚决遵守、时刻遵守”“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只能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不能离开生产岗位。
几天后，周恩来又找余秋里、谷牧谈话，要余秋里抓紧准备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力求把一九六七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要谷牧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一下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然而，也就在《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第三天，陈伯达把他代表中央文革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规定》交给了余秋里和谷牧。其中写有“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条款。陈伯达还胁迫余、谷二人在一个星期内提出意见，给他答复。
显然，陈伯达是代表中央文革向周恩来一贯强调的意见示威。
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谷牧就陈伯达起草的十二条规定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并提出近日召开一个全国工交座谈会。研究一下工交系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周恩来表示同意，并说：陈伯达的十二条拿到工交座谈会上让大家去讨论。
十一月十七日，有冶金、化工、水电、铁道、机械等五个部和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哈尔滨等七大城市及各大区主管工业的负责人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会上，各地的负责人都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已经使工交战线出现了混乱，许多大型企业面临停产的危险。他们对工厂出现群众组织和学生到工厂中串连都表示担心。刘澜波、吕东、吕正操等一些国务院的部长们更是拍案而起，对陈伯达的十二条规定进行了怒斥和否定。
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亲临工交座谈会。他指出：工交战线进行文化大革命，必须充分考虑企业的特点，在党委领导下分期分批进行，工人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不能擅自脱离工作岗位，不能搞跨地区串连。他还告诫大家：现在的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学会“因势利导”。“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大家要抱定这种精神，挺身而出，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
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主持会议的谷牧组织人对陈伯达的十二条作了修改，拟出了一个《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又称《十五条》）。其中明确规定：工厂不能停产闹革命，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
对此，陈伯达大为恼火，他把余秋里、谷牧叫到他的住处，怒气冲冲地要余、谷二人读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段文字：“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而后，又大发牢骚：“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
余秋里、谷牧从陈伯达处出来后，立即到西花厅把陈伯达的指责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说：“没有这么严重。”
次日，周恩来又与李富春一起到毛泽东处，把这次工交座谈会及《十五条》的情况作了汇报。毛泽东基本同意了《十五条》，并要谷牧带一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工人的意见，对《十五条》作进一步修改。
会议桌前的较量
工交座谈会实际上是党内正义力量向林彪、江青一伙妄图搞乱全国经济的邪恶势力发起的一个反冲锋。
这个反冲锋很快招致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非难和攻击。十二月四日至六日，一向不关心过问生产的林彪却一反常态，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说是要听取谷牧关于工交座谈会的汇报。
会议一开始，谷牧按照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出的《汇报提纲》，介绍工交座谈会和《十五条》的情况。还未等谷牧讲完，中央文革一伙就迫不及待地发难，大叫：“工业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
张春桥站起来用手指着谷牧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绪。”
陈伯达也气势汹汹地指着谷牧说：“《汇报提纲》没有同我们商量，发这个提纲是搞突然袭击。”
很显然，张春桥，陈伯达对谷牧的训斥，其矛头是指向在一旁的周恩来。
这时，一直沉默不言的周恩来严肃地对陈伯达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搞的，是开夜车搞出来的，来不及征求意见。”
在六日的会上，王力跳了出来，更加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他说：“工交座谈会的这个《汇报提纲》，集中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过去对学校搞了许多限制规定，现在又拿这一套来对付工人。还有什么‘工业六条’和‘农村五条’（指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还适用不适用？如果这些适用，就走到压制群众运动，压制革命的道路上去了。”
为了保护干部，也为了今后的抗争，周恩来采取了暂时“退却”的斗争策略。会上，他作了“掩护”式的发言。他说：“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后的几个月时间，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没有想通，想通是极个别的，这种情绪一直影响到这次工交座谈会。会上，我所接触到的那些部长、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还不理解。”“他们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进展。”
周恩来此处用“没有想通”是经过一番斟酌的，因为“没有想通”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是正常的。倘若“反对”就是敌我矛盾了。
周恩来对那些受到指责的干部们说：“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大家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包括前面犯过‘错误’的同志，要负起责任来，既不要诚惶诚恐，也不能掉以轻心。”
会议结束时，林彪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他说：“这次工交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能把文化革命的成果单是落在生产上。如果我们完全从生产收获的多少来论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是大错特错的。”
林彪还针对周恩来一再表明的“欲罢不能，势不可挡”的态度，说：“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业、进入到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我认为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个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
这次政治局会议后，由陈伯达等人搞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这两个文件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求工矿、农村与学校、机关一样开展文化大革命，并否定了党委的领导。此后，文化大革命的邪火全面进入了广大工矿和农村。
在这样一种局势下，周恩来对国民经济这一大关非但没有放松，反而抓得更紧了。他继续着以各种方式进行抗争。
镜头一：中央文革小组会上，江青怒气冲冲地指着陶铸说：“用生产压革命，真是岂有此理。你们在十月份下文件，叫农村和工矿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来。”
陶铸正色道：“那是中央的决定，我没这个权力。”
江青跳了起来，向周恩来大吵：“总理，你可要说话，这是什么态度。你现在就说，那些文件收不收？”
周恩来反问江青：“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江青气得撒泼而去。
镜头二：十二月十日，人民大会堂会议厅。周恩来把被红卫兵揪来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区二十多位省委书记召集在一起。省委书记反映说：农村层层揪“走资派”，一直揪到生产队长，冬季生产和春耕准备工作无人管。
周恩来严肃地说：“基层干部就是要抓好农业生产，不搞好农业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要制止他们到农村串连。搞乱了农村，农业这个基础就要动摇，国民经济就要遭到破坏。”他对派往各部门的联络员说：“告诉红卫兵，乱揪各省同志到北京，是不对的。各省的领导同志三天内回省，不许阻拦。”
镜头三：碰头会上，周恩来提出，“鞍钢乱起来了，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请富春同志去处理一下。”
江青火了：“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周恩来分辩道：“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
江青大怒：“你一贯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
周恩来也很激动：“你说的不是事实，除了文化大革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就是文化大革命，也还有具体事务。主席接见一千多万红卫兵，中央文革没住一个，都是各部、北京市、军队安排的嘛！”
……
（一三○）殚精竭虑护精华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从对人的批判而开始的运动，一些对这场运动持怀疑和反对意见的人不可避免地被推进被斗争的行列。林彪、“四人帮”利用“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对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进行了残酷的斗争。周恩来自身也曾不可避免地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但他始终巧妙地利用手中的权力保护一些同志。他提出应该避免延安整风运动初期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做法再度出现。
“文革”一开始，最早遭受迫害的是吴晗，周恩来曾想为他调换一个工作，避免受到直接冲击。在工作组受到批评之后，他站出来保护性地说：“工作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在以后，周恩来又多次在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的文件中强调指出：对干部队伍要区别对待。不要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倒；党内斗争是路线斗争，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应该正确区分。并多次发表不同看法，提出对犯了错误的领导同志不能一概打倒，不应实行体罚。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周恩来等所做的一些努力失去了对运动中狂热分子的约束，周恩来于是不得不采取一些策略对一些受到冲击的领导同志加以保护。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周恩来得知江青策动一伙人抓走了彭真、刘仁、万里等负责同志，焦虑不安，立即指示卫戍区司令傅崇碧把人迅速抢回来，“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照周恩来的指示，傅崇碧把人送到安全地方保护起来。周恩来又命令对罗瑞卿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在江青煽动下，戚本禹指使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头头韩爱晶等前往四川绑架彭德怀。周恩来立即向成都军区、北京军区和直接责任者做了如下指示：第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第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彭德怀到北京后，最初先被北京地质学院的造反派头头王大宾押去，后经好一番交涉才交给了北京卫戍区。这时，周恩来再次做出指示，对彭德怀“不许武斗，不许游街，不许逼供信”。但林彪、江青一伙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作出了逮捕彭德怀的决定。进入北京卫戍区营房后，实际就开始了彭德怀的监护生活。周恩来也就无能为力了。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批朱联络站”准备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批朱大会”，并准备把朱德拉到现场批斗。周恩来再次挺身而出，表示如果要批斗朱老总，他将前往陪斗。这次大会因周恩来的干预而流产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江青一伙的煽动下，清华大学的学生上演了一出“智擒”王光美的闹剧。他们打电话给刘少奇夫妇说他们的女儿平平的腿被车压断，正在人民医院急诊室等待家长签字，刘少奇夫妇不顾周恩来不让他们离开中南海的忠告前往医院，到达那里方知被骗，王光美被“造反派”押往清华园。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处理，在他的亲自干预下，王光美才被放回。不久以后，“造反派”们在江青一伙的煽动下，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揪斗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周恩来始终坚持可以“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你们不能要求把他们交给你们”。在群众大会上，周恩来当听到有人高喊“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时，立即转过身背向听众，以示抗议。等他们改喊“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才转过身来。一九六七年三月以后，“反击二月逆流”的运动开始了，对刘少奇、邓小平的进攻日趋激烈，毛泽东指出：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时，任何公开表露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同情都是非常危险的了。周恩来虽然努力保护这些同志，但中南海内的造反派们已经行动了，不久之后，首先是王光美，再接着就是刘少奇、邓小平都被拉到大会上被批斗去了。七月十八日晚，北京一百多个组织，数十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在中南海墙外展开围攻。墙内刘少奇夫妇则分别被揪到两个食堂批斗。第二天，全国各地纷纷表示对“揪刘绝食”和“揪刘火线”的支持。周恩来非常担心墙外这些人冲进中南海。周恩来在门口出现紧急情况时，出面劝说。但江青、陈伯达却在背后做着煽动工作。有一次，上百个人喊着口号，冲进了大门，周恩来立即赶到，非常严厉地说：“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是不能冲的。如果你们一定要冲，就踏着我的身体冲过去吧！”摄于周恩来总理的崇高威信，这次风波冲击才平定下来。但不久后，刘少奇在中南海被软禁起来。一九六八年夏的一个晚上，刘少奇突然发烧，由于没有及时治疗，转成肺炎。此后，刘少奇的身体日益恶化。周恩来做了许多工作，动员说服了北京医院两名护士前来照顾刘少奇，但他无法护理刘少奇的精神创伤。
“反击二月逆流”运动开始后，除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升级外，对其他一些高级领导同志的迫害也逐步升级，特别是对参加所谓“二月逆流”的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的迫害更加严重。周恩来的工作越来越困难了，他左支右撑，努力保护身边这些同志。周恩来把谭震林转移到安全地方，不让他公开露面。他又用蒙混、拖延的办法保住了财政部长李先念和石油部长余秋里。周恩来组织一个周密的方案来保护那些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其中一些人已经受到了红卫兵的摧残、殴打和侮辱。在“文革”最混乱的时候，周恩来曾在夜深人静时，带着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等到几位老帅的住地，视察那里的警卫工作。一九六七年二月上旬，“造反派”在军委办公厅所在地闹事，矛头指向徐向前。周恩来对此非常重视。并通报给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肖华、傅崇碧等。周恩来与卫戍区领导人研究专门的保护措施，将老帅们安排在安全的地方，加强警卫，并研究了万一老帅们受到威胁时需要采取的应急措施。十月，老帅们都住在西山，江青指使群众组织去搜山，周恩来知道后马上指示傅崇碧派两个团前去劝阻、警卫。
这期间，北京的“造反派”组织了许多“纠批联络站”进行迫害老干部的活动，在批判陈毅、贺龙、谭震林、李先念等人时，周恩来都曾亲自到场陪着，以便随时加以保护。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到次年一月，周恩来五次接见了外交学院的“造反派”，说服他们正确对待陈毅同志。传说，在一次红卫兵批判陈毅的大会上，陈毅站起来发言，按照当时的习惯，手拿“红宝书”，高声读道：翻到第二百七十一页。（注：语录本只有二百七十页）在会场一阵沙沙的翻书声和突然的静息之后，陈毅又高声颂道：“陈毅是个好同志！”当时在场的周恩来证实确有此话，平息了场上的哄闹。后来，周恩来感到政府的工作独力难支，许多部门的领导被揪斗不能脱身，长此下去，工作势必有瘫痪的危险。周恩来于是劝说陈毅带头做个检查，以便早日脱身。陈毅最初死活不肯，但后来还是被周总理所感动，同意用这个办法。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四日下午时，人民大会堂里，周恩来安排了一次群众大会。会上，陈毅宣读了经过周恩来亲自修改定稿的检查，周在陈讲完后做了总结，说陈毅“为党工作了四十年，当然也犯了不少错误，但还是跟着毛主席走的同志。”周恩来的讲话赢来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直到掌声停止，他又凑近话筒，说到：“感谢大家的支持！”语调诚挚深情。陈毅这样便成了第一个被解放出来的副总理。
“反击二月逆流”运动开始后，陈毅又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北京成立了“批判陈毅联络站”。五月十二日，周恩来向他们的代表明确表态：“不同意打倒陈毅”。八月十一日，在王力“八·七讲话”的煽动下，中央文革再次策动召开批判陈毅大会。会间，突然挂出“打倒陈毅”的标语，狂叫“打倒陈毅”的口号，甚至要上台揪斗陈毅。周恩来劝阻无效，愤然退出会场，同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安全离开会场。后来造反派又要拦截陈毅的汽车，要冲到人民大会堂去批斗陈毅。周恩来立即表示：“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在周恩来的坚决抵制下，此事方没能发生。此后，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陈毅又一次次避开“造反派”的围攻。
周恩来费尽心力保护一批又一批的干部，将他们接到中南海或安置在可靠的地方。针对各地、各部门对干部的迫害愈演愈烈的情况，周恩来与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同志紧急商量后，提出名单，报告毛泽东批准。让廖承志、王震、余秋里、谷牧、方毅、姚依林等二、三十位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长轮流住进中南海，并且把当时处境困难的宋任穷、李井泉、王任重、叶飞、江华、黄火青、王鹤寿等一些大区的书记和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安置了可靠的地方。江青一伙再三追问这些人的下落，周恩来严厉回斥道：“不管你们‘文斗’也好，小斗、大斗也好，我就是不允许。这比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还厉害，逼死了人谁负责？你敢保证吗？”坚决顶回了他们的要求。
周恩来还多次出马解救那些被前来批斗的群众围攻的老干部，使他们脱离了危险。如一九六七年七月，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陈再道被诬陷为要搞兵变。陈再道与钟汉华等被通知到北京谈有关问题，周恩来让他们住在京西宾馆，实际上是保护起来。林彪、江青一伙煽动一伙人冲京西宾馆。有一天，七千多人突破了门外的警卫线，有几百人冲到楼上，情况非常紧急！周恩来命令傅崇碧等立即赶到现场，并指示：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把人抢走。按总理同意的方案，陈再道等同志被藏进一个不常用的电梯里，把电梯在八、九层之间停下，告诉他们只有听到指定人给的信号才能出来。周总理又将带头煽动的戚本禹找去，严肃地说：“人要是被抓走了，你必须向主席作出交代！”迫使他们有所收敛。
周恩来一次又一这地说服红卫兵和“造反派”要尊重宋庆龄等著名人物，要保护民主人士，并对一批上层民主人士直接采取了保护措施。如宗教界代表班禅，少数民族代表人士赛福鼎等等，以及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等。当时，有位在革命时期帮助地下党为我们党做出过特殊贡献的熊老板——熊谨汀和他的夫人也被打成资产阶级大老板。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特意记着他的生日，并带着两瓶酒前往祝寿。见到总理，俩人愣住了，“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到我们家里呀！”总理说：“同事么，怎么能不来！我来看看你们，并给老板过个生日么。”“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吃什么呀？”总理马上接过来说：“哎，你不是很会煎荷包蛋么，老板娘！还有炒花生米，这总有吧？”亲切的话语让这位老板娘流出了眼泪，她兴奋地说：“有，有，我这就去炒。”
在周总理的保护下，一大批为我们党、国家做出过贡献的民主人士、老朋友安全平稳地度过这场动乱。
（一三一）鞠躬尽瘁入苦海
在“文革”发动之初，对“文化大革命”的实质的认识还不十分明确。周恩来极力想在思想上跟上毛泽东的步伐，并努力想把这场运动引上正确的路线。他对社会上的无政府状况不能容忍，于是提出一系列对群众运动的限制性的具有约束作用的措施。并且他始终大谈抓生产。这些言行，同林彪、江青一伙的行动是完全相反的。于是，造反派们迅速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特别是在“反击二月逆流”运动开始后，周恩来被当作“二月逆流”的总后台，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猛烈攻击。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苏东海等人贴出了一张题为《给周总理贴大字报》的大字报，公开表示反对周恩来，但他们立即遭到拥护周恩来的广大群众的反击。三月下旬，北京钢铁学院揭露和批判了炮打周总理的学生张健旗。但张健旗公开发表声明，坚持“炮打周恩来”的立场，声明“我没有错”，“三个月后再见”。这些人最后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而被迫暂时收兵。
时过不久，一九六七年五月初，北京大学出现了一个称为“五·一六兵团”的组织。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张光武为首的几个人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北京商学院出现了一个“火线纵队”，也以周恩来为斗争对象。五月底，张健旗正式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六月十四日，北京外国语学院“五·一六兵团”头头刘令凯与张健旗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策划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随后向周恩来及在其身边工作的同志发起了猛烈的攻击，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由于群众的强烈反对，他们的行动被顶了回去，中央文革也不得不派陈伯达等人出面表示：“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五·一六兵团”只得暂时隐退了。
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姚登山在外交部夺了外交部长陈毅的权，并将矛头指向周恩来。周恩来领导下的一些政府部门受到了严重冲击。这一事件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关注，他认为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动。“中央文革小组”不得不表态，表示拥护周恩来。
此时的周恩来处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之中。并且他的身体状况也十分不良。
早在一九六五年冬天，就发现周恩来患有心脏病，并得出结论是劳累、紧张所致。大夫提醒总理要注意休息。但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周恩来终究没法摆脱紧张、繁忙、劳累的工作。红卫兵、造反派们无休止的纠缠，也使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一九六七年春天在广州，红卫兵要砸烂广交会，不许开。总理亲自出面做工作，轮流找红卫兵谈话。一连三十多个小时没睡觉，接着又连续七十多个小时没好好休息，极度的劳累致使周恩来心脏病发作了。总理只得开始用药、吸氧。
随后，“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到来了，周恩来也被卷入了可怕的风暴之中。周恩来频繁接见红卫兵，做说服引导工作，费心尽力保护老干部。他自己本身也多次受到围攻。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林彪、江青一伙挑唆“造反派”围攻周恩来，致使他连续八个小时不能吃饭休息。他还几次冒雨接见红卫兵，多次为保护老干部而亲自陪斗。
这期间，周恩来已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他明显地消瘦了。他的身体状况让人感到非常痛心。他身边的人被迫采取一种特殊的方式来提醒他注意休息。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他的秘书和警卫人员给他贴了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
周恩来同志：
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大姐——指邓颖超加）情况，从而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南海的其他工作人员、医护人员，还有常到总理那里的中央领导同志，如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一共有二十多人签了名。后来，邓颖超又写了几条补充的具体意见，写成一个小条，贴在了大字报上面。这张大字报被贴在总理的办公室门上。总理看后微笑着在上面批了八个字：
“诚恳接受，要看实践。”
但后来总理又无奈地说：“我不能休息，你们看，这么多的文件等着我批，这么多的事情等着我办，我能休息吗？”
周恩来除了许多工作要做外，还得随时应付来自林彪、江青一伙的攻击。江青曾说过：除了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外，都可以打倒。总理自然是在这可以打倒之列。
周恩来没办法去好好休息了！他曾感慨地对医生说：“‘文革’要让我少活十年”。一九六七年夏，他的健康状况显著下降，但仍坚持通宵工作。
九月二十四日，他对邓颖超说：我一到早晨八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一年之后，总理办公室又被迫撤销，只留下两个秘书，大量的具体工作都得由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亲自动手。这样他更没办法好好休息。
有一次，周恩来对身边的一位老同志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各个行业开展起来后，全国的混乱已经使国家的经济和政府的威信遭到严重的破坏。周恩来既要应付“文革”带来的种种冲击，又要应付各部门各地方“造反派”的种种纠缠和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同时还要不分昼夜地了解和处理经济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他常常一口气工作三十或三十几个小时，有时忘了吃饭；有时一边继续工作一边喝几口稀饭就一点蔬菜。
周恩来除关心当时的政治形势外，还十分关心经济工作，他曾对余秋里、谷牧等说：“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着重讲到：“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周恩来一再嘱咐：工农业生产绝对不能中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采取了许多措施来稳定经济领域的形势。
十月，针对林彪发出的关于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工作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的批件所引起的全国范围的“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周恩来一再讲经济建设要尽可能设法继续进行，强调工交企业要业余闹革命。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周恩来以此作为尚方宝剑，同“停产闹革命”的论调做斗争。他亲自主持讨论修改了《人民日报》十一月十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提出：“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各生产单位的文化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周恩来曾语重心长地说：“不搞好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初的工交座谈会上再次在谷牧根据周恩来的精神写出的修改稿《十五条》上重申了“业余闹革命”的精神。并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但没过几天，陈伯达搞出一个《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下达全国，规定工人群众可以建立“革命组织”，可以串连等。十二月十五日，林彪又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下达全国。至此，全国普遍大乱，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到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恶性发展，使经济陷入全面混乱，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工作处于无计划、无政府状态，工农业生产水平迅速下降。尽管周恩来想尽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制止生产下降，甚至每天阅读《铁路运输日报》，亲自拟电文、打电话，直接抓生产、运输调度工作，但终因动乱的全局而无法挽回经济上的混乱倒退的形势。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周恩来批准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会议开始后非常混乱，到十二月二十七日，仍然没有结果。周恩来感到非常疲惫。他忧虑地对余秋里说：“今年只有三天了，明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后来，只好要余秋里先搞一个明年第一季度的计划安排方案，提出几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指标，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后下达。在一九六九年第一季度快要结束时，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讨论一九六九年度计划纲要。周恩来亲自审查修改，并到会上作报告。其中针对林彪、江青等人搞的形式主义，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语录已发行了七亿多册，毛主席像章越做越大，已做了二十二亿个，有些人就是搞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作风，我们要的是勤俭之风。
这期间，周恩来费尽力气同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行动做斗争。一九六九年七月，周恩来出面制止了林彪要将一原子能工厂从一线搬迁到三线的可能会导致毁灭性灾难的破坏性计划。一九七○年二月，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合理的规章制度还是要，废除了不行。那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三月份，他又重申了这一观点。一九六九年起，全国工农业生产状况稍有好转。但“左”的错误和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盲目冒进的倾向相当严重。
到了一九七○年，党内政治斗争日趋激烈复杂。林彪意识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趋势。于是，图谋提前接班。
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三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会上林彪一伙突然打乱会议原定议程，提出要讨论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的野心充分暴露。这个问题成了一个十分紧要的问题。周恩来再次在党内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又开始了紧张而繁忙的工作，有一回因连续工作达三十六个小时之久而昏厥过去。苏醒后他又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他主持华北组会议，揭发批判陈伯达的问题。随后又投入更为紧张的工作，最终粉碎了林彪的夺权阴谋。
一九七二年，周恩来被查出了膀胱癌，一直拖到一九七三年才治疗。这之后，周恩来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没能认真地停下来治疗疾病。在医院里还不断地找人谈话、听汇报、作指示。一九七五年八月——九月间，周恩来在一次手术后对他的老卫士乔金旺说：
“老乔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听之令人心酸。
在总理病重住院之后，江青一伙再次对他发动了围攻。授意她的写作班子“要批现代的儒”。在天津，江青说：“批现代的儒”、“批党内的大儒”是重点。她给一个社员改名“周克周”，露骨地说要“用我们这个周去克他那个周”，其用意十分明显。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正式提出，建议重新起用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于是邓小平又再次成为江青一伙的围攻对象。江青利用“风庆轮”事件发动了攻击。周恩来又一次被他们推到了“绞刑架”上。
有一次，周恩来对一位前来探望他的烈士的子女说：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三二）保护贺龙元帅
一九六六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林彪一伙就诬陷贺龙是“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之后，康生、江青分别到北京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诬陷贺龙调兵搞“二月兵变”，煽动学生造贺龙的反。从此，我（即薛明——编者注）家就没有安宁过。家被抄，孩子们也躲到亲友、同事家里去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体委造反派斗荣高棠那天，贺龙去接周总理一块去体委。见面后，总理亲切地握着贺龙的手说：“你血压高，我还是建议你休息。”我们深知总理是为了保护贺龙才提了这个建议的，但由于贺龙对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起因不清楚，对全国乱成这个样子不理解，又感到不放心，觉得不应该休息。他说：我干了一辈子革命了，怎么怕群众呢？把我保起来不行，还是想工作。总理从贺龙犹豫的眼神中看出他心有疑虑，便诚恳地说：“工作我替你顶着，不要紧。你休息吧，保重身体第一。”体委的造反派对贺龙也是纠缠不休的，听了总理的指示不敢违抗，也就同意贺龙休息。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总理派人把贺龙和我安排在钓鱼台住。我们刚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早，就接到总理办公室来的电话，叫我们马上离开那里。原来康生、江青也住在那里。按总理安排，我们转到新六所住。但是体委、政治学院的造反派很快知道了我们的住处，又跟踪而来，整天闹得不可开交。东交民巷的家也被造反派进驻了。贺龙很气愤，说：“群众还不知道我呀，我也了解群众。我不怕，我要回去一趟。”我对警卫员杨青成说：“是总理安排我们住在这里的，要回去，还是告诉一下总理好。”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贺龙到西花厅见到周总理，讲明情况后，总理说：“你不要去，我顶着。”说着他马上把电话接到东交民巷我家里，严厉地对造反派说：“找你们的头头，我是周恩来。我是总理。你们到贺龙家里去，呆在那里，这不好吧？这不像样子嘛！你们赶快搬出来！有什么事跟我说，今晚七点钟，我在大会堂接见你们！”总理讲话后，他们马上就撤走了。当时的天下要没有总理支撑真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呢！总理又对贺龙说：“不去，不管他，你不要接他们的电话。”
当时正是“一月风暴”，社会上很乱，总理对贺龙的安全放心不下，一月十一日凌晨，又安排我们两人住在他家西花厅的前厅。床是我们到后临时搭的。在西花厅住时，我和贺龙亲眼见到了总理日夜操劳的情景，他天天夜间出去工作。我和贺龙都睡不着，每天黎明前都趴在窗台前，盼着总理早点回来。当时正值隆冬，分外寒冷，每天天快亮时，才看见总理的汽车缓缓地从外边开回来。总理太疲乏了！太劳累了！看到这些，我和贺龙心里难受极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对老帅们采取冷攻，对总理是搞热攻，车轮战，使他不得休息。
贺龙住在西花厅，心情很不安，总觉得总理天天为国家操劳，他却躲在西花厅休息，很不是滋味。总理工作这么紧张、劳累，有时还抽时间到我们的住处看一看，每次来后，都对贺龙说：“你就安心住着吧。”有一次，总理坐着坐着，就说：“我就在这儿吃饭吧。”我便告诉服务员，把饭给总理端过来。总理的饭也很简单，两个菜。总理边吃边说：“我实在没时间。”接着又说：“薛明，你给我念念报纸吧，我连看报纸都来不及。你给我念念报道，或当天的社论。”又问贺龙：“你看过报纸了吧？”贺龙说：“看过了。”“那我们两人一块再听听。”我说：“我念得慢啊。”总理说：“我喜欢听慢的，现在年纪大了，念快了，记不住。你就慢一点念吧。”总理一边听我念报纸，一边吃饭。我边读着，边想，总理啊，你吃饭都没清静的时候啊！
“一月风暴”的飓风，也刮进了中南海。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周总理和李富春同志一起找贺龙谈话。总理说：“对于你的安全我负责。主席不是也说嘛，要保你。我也要保你。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是两派，也不安全，连朱老总的箱子都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休息。你可能不习惯，也许过些时候就习惯了。你缺什么东西告诉我。”贺龙和我虽然并不了解周总理与林彪一伙斗争的内幕，但知道周总理的处境太难了。谈话结束后，周总理紧紧握着贺龙的手，难舍难分地说：“你先走吧，到秋天时我去接你。”稍停了停，周总理又说：“家里的事，我顶着。你就别管了，我已安排好了。你不要着急，杨德中护送你，夜间再走。”贺龙怎么也没想到，此去道路坎坷，荆棘载途。他更没想到，这次分手竟是和周总理最后的诀别！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凌晨三点钟，我和贺龙离开了西花厅，由杨德中和贺龙的警卫员杨青成护送，乘红旗轿车朝玉泉山驶去。天蒙蒙亮时到了玉泉山。后改乘小吉普车，这时车上就只有贺龙和我及护送我们的杨德中了。汽车一直开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这是建在山腰间的一所平房院落，里边的房子很不错。除了担任警卫的战士，就只有贺龙和我两个人。
我们走后，林彪、“四人帮”一伙到处打探贺龙和我的去向，多次闹着要“揪斗贺龙”，要“打倒贺龙”，都遭到了周总理义正词严的回绝。二月十八日，周总理嘱秘书告国家体委造反派，周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这是中央的决定。二月二十二日，周总理继续嘱告秘书向体委传达：“总理不同意召开大会批斗贺龙同志，因为中央至今未批准此事。”
刚到象鼻子沟时，杨德中不断代表周总理去看望我们，他每次来，贺龙都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不放，问杨：“总理好吗？让总理放心吧。”杨每次都转达周总理对我们的问候：总理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并嘱咐贺龙利用休息时间，好好学习学习，练练字，学学毛主席的著作。他还说，周总理估计你坐不住，不习惯这个环境，过一段会习惯的。你若有事，找总理。自此，贺龙真的练起字来了，练得还很认真。
一九六七年国庆节后，贺龙高烧至四十度，吃饭总吐。周总理知道后嘱速送三○一医院治疗，但遭到江青反对，只好送到二六七医院，安排住在传染科。二六七医院归警卫一师管。住院时，杨德中和警卫一师的人去探视他。出院后，杨德中又去看了贺龙，同时带来了周总理亲切的关怀和问候。周总理说，山沟里的温度底，比城里凉，要早烧暖气。周总理是怕贺龙再感冒。贺龙紧紧握着杨德中的手激动地说：“听到了总理这亲切感人的话，就好像见到了总理一样。”贺龙非常感激周总理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此后，我们和周总理的联系就中断了。
贺龙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林彪一伙更加紧了从政治上生活上对我们的迫害。实际上，他们不是在整贺龙一个人，是在整周总理。在临离西花厅时，我悄悄地把西花厅的电话号码记在了手心里，以备日后有急事时和周总理取得联系。到象鼻子沟后，开始杨德中常去，还没感到没电话的困难。自和周总理断了联系后，才感到没电话的困难。贺龙曾叫我悄悄地去看看哨兵的电话，能不能趁他们不注意时，把电话拨出去。一看才知，哨兵使用的是手摇电话，我们连电话也拨不出去了，和周总理再也联系不上了，心里真难受啊！在此，我们一直住到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贺龙被迫害致死。贺龙去世后，只有一条白色的床单覆盖着他那魁梧的身躯。贺龙的遗体是被秘密火化的。
贺龙含冤去世后，我又回到了象鼻子沟。林彪一伙对我的迫害并未终止。他们先用木板把窗子钉死，不让阳光透进来，日夜用大灯泡照着我，不能入睡。而后又把我押送到颐和园旁边的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四连。继之又把我押送到贵州省某空军干校，进行了残酷摧残。
约在一九七一年十月的一天，北京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人说：“你是老薛吧？”怕我没听清，又稍抬高声音说：“你是不是薛明啊？”我疑惑地望着来人，没吭声。另外一个人说话了：“你别紧张，我们不是他们那伙的。林彪和叶群叛国出逃，已摔死在蒙古了。他们完蛋了。”听到这里，我赶紧拉着他们的手说：“你们不是一伙的？”他们亲切地说：“是周总理让我们来找你的。为寻找你，我们四处查访，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一听是周总理派他们找我的，热泪顿时流下来了。他们告诉我：“叶群的一些事你知道，贺龙最后的日子里，也只有你在他身边。周总理要你把贺龙同志遭受林彪一伙迫害的情况，原原本本写出来，报告中央。”我心里热乎乎的，可盼到这一天了。回来以后，我眼含泪水，写写停停，到一九七八年终于写好了《向党和人民的报告》。有一次，邓大姐听我讲完报告的内容后说：“这些材料要是总理听到了，他会非常难过的。”
回到北京后，国务院安排我住在新疆办事处。周总理派科教组组长刘西尧来看我。他说：“我代表总理，向你一家问好。希望你一家团圆。”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不久，我和失散五年的孩子们也团聚了。和儿女团圆时，我没有给孩子们留下一个挨整的印象，而是觉得心里踏实了，觉得贺龙平反有希望了。
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非常关心贺龙的平反昭雪问题。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当讲到贺龙同志时，毛主席连声说：翻案、翻案、翻案！一九七四年毛主席和邓小平谈话时说，要给贺龙平反。邓小平立即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
一九七四年底，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贺龙平反前，周总理让邓大姐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要找一找贺龙的骨灰在哪里！”作为贺龙的亲人，我是多么希望能够找到啊！此后，邓大姐还曾两次来我家中。第一次来，了解我和孩子们的生活及健康情况，虽没明说要给贺龙平反，但邓大姐来本身就是个态度，希望就很大了。邓大姐第二次来我家，带来了周总理的问候，希望我保重身体，不要太难过，要向前看。邓大姐还说，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不登报，是中央的意见。我说：中央怎么决定，我就怎么办。
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在贺龙逝世六周年的时候，中央举行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那天，周总理抱病去参加了。事先，邓大姐来电话打过招呼，说：“总理也许来，若来了，你们双方要控制些感情。”我将邓大姐的话告诉了亲属们。我和儿女们刚进休息室不久，就听到了在休息室外周总理的声音。他大声喊我：“薛明，薛明啊！”门被推开了，周总理走进来，我急忙迎上去。周总理紧紧地搂着我，声音颤抖地说：“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都六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说着，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我望着周总理那被病折磨得消瘦的脸颊，激动地只说了一声：“总理，我感谢你对我们全家的关怀……”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这时，我的女儿晓明走过去，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啊。”周总理抬起头来，缓缓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顿时，整个休息室里一片哭声。这是周总理生前最后一次参加悼念活动。周总理严肃地站在贺龙同志的骨灰盒面前，连续鞠了七个躬。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为贺龙同志致悼词。周总理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贡献。”“贺龙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听着这深情的话，我抬起泪眼，望着贺龙的遗像，在心底里默默地说：贺龙，总理了解你，人民爱戴你，党信任你。你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一三三）一张名单的前前后后
一
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其波及面之广，打击面之宽，斗争方式之残酷，时间之长久，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罕见的。“文革”初期，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煽动、蛊惑而掀起的红卫兵运动，像汹涌的浪潮席卷中国大地。一大批年轻、幼稚的红卫兵在“左”倾错误指导下，弃党的领导、党的政策于一旁，横行无忌地乱揪、乱斗、乱抄、乱抓。大批党外朋友被卷入了这场灾难的旋涡。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夜间，北京大学经济系红卫兵大约三十人闯入原人大常委、政协常委章士钊的住宅。他们手持“红宝书”向章老全家宣读毛主席语录，旋即，开始了一场所谓的“革命行动”。在查抄过程中，直至发现了毛泽东与章士钊的合影及写给章士钊的信札后，情势才稍稍缓和。章士钊在这场惊吓之后，立即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红卫兵来抄家的粗暴情景，恳求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
三十日，毛泽东收到这封信。阅后在信上作了如下批示：
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毛泽东八月三十日
当天，章士钊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送到了周恩来手中，他严厉地批评了有关人员，并对章士钊采取了三条保护措施：一，把抄走的东西送还章士钊；二，派警卫部队的两位同志到章士钊家，劝阻再来抄家的红卫兵；三，将章士钊秘密送到三○一医院给以保护。同时，周恩来想到了与章士钊处境相同的大批党内外干部和统战朋友，对这些同志也需要立即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就在三十日这天，周恩来亲笔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这张名单首先提到了十三位高级民主人士，他们是：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和李宗仁。同时，也包括了国务院、人大常委会、政协等首脑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
围绕着对这批高级民主人士的保护工作，周恩来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和勇气，开始了一场特殊的战斗。
二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就密切关注着民主人士的安危，他凭着多年革命斗争的经验，有意识地做了一些工作。当时，正值酷暑时节，张治中等几位老先生在北戴河避暑疗养，周恩来马上想到他们若回到北京，可能会碰上红卫兵抄家这种事。因此，他及时派中央统战部一位负责同志到北戴河去，向几位老人打招呼，让他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这实际是保护性工作的开端。
毛泽东批示下达后，周恩来就更有把握地办这些事了。他多次找有关人员商量具体办法，根据被保护人的不同情况，对他们采取了多种形式的保护措施。
周恩来考虑到，这些人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性格倔强，不堪受辱，若在家中，万一照顾不到，发生意外，会给党带来很坏的影响。因此，他委托可靠的同志去做说服工作，动员这些人暂时离家避一避；同时，通知三○一医院准备接收这批人住院，对他们加以保护。在医院里，他派部队的同志作警卫，安排医务人员照顾他们的生活。为了防止红卫兵追踪而来，他特别嘱咐要秘密护送。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到被保护人家中接人时，不告诉其家属到什么地方去，只允许一名秘书跟随照顾，并要求被保护人改用假名字。对张治中、程潜、章士钊、李宗仁都采取了这种保护办法；对郭沫若亦采取相同措施护送到外地，直至形势好转才将他们送回家中。
对思想不通或因其他原因不肯离家的人，周恩来改换方式加以保护。他派解放军战士或公安人员身着便装，臂带红袖章，到被保护人家中劝阻前来抄家的红卫兵。同时，与当地派出所和所在机关的同志取得联系，请他们予以协助。对傅作义、邵力子、蔡廷锴、蒋光鼐、沙千里等都采取了这种保护措施。
此外，周恩来还着重抓了对宋庆龄的保护工作。建国以后，宋庆龄同志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每年只有九月回到北京参加国庆活动，在北京住宅短住一个时期。“文革”之初，林、江反革命集团在上海兴风作浪，形势特别乱，周恩来认为宋庆龄在上海不安全，因此，非常恳切地劝她住到北京来。为确保宋的安全，周恩来指示杨德中主管宋宅的各项工作，由公安部、公安局、派出所三方面协同警卫。他还亲自找红卫兵谈话，做说服、教育工作，平息了上海、北京两地冲击宋宅的风波。
在周恩来关怀、保护下，这十三位高级民主人士安全度过了红卫兵运动的高潮。
三
但是，在那动乱的岁月中，这些民主人士有谁能在家或医院“静心养病”呢？社会上、家庭中、朋友里发生的一桩桩、一件件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和变化莫测的现象，使他们中的一些人终日缄口不语，积郁成疾，怀着苦闷的心情离开了人世，有的人连一句遗言都未留下。周恩来将这一切看在眼里，挂在心上。因此，他的工作并没有停留在安全保护上，而是从各方面关怀他们。他不仅邀请他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政治上给以信任；在他们病时积极组织力量治疗和抢救；在他们去世后妥善处理后事，并且对他们的遗属关怀备至。这就使党的温暖浸透了他们每一个家庭。其中最感人的是对傅作义先生及夫人的关怀。
一九七三年，傅作义病情严重，周恩来亲自劝他住进医院。为让他心情愉快地配合治疗，周恩来请他以个人名义邀请商震回国；安排他会见美籍教授、专栏作家赵浩生等。通过这些，使他精神振奋起来，更加感到应该多做一些工作来报答党的关怀。
一九七四年初，傅作义病情恶化，周恩来指示卫生部组织医疗小组抢救。他常常在深夜找大夫去，询问傅的病情，商量医疗方案。在决定为傅作腹部开刀插管术时，他叮嘱医生一定要仔细，不要引起感染。这一时期，正是周恩来处境最困难的时期。一方面，江青、王洪文等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所指人人皆知；另一方面，他本人的病情日益加重，身体十分衰弱。但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他全然不顾自己。四月，傅病情转危，他闻讯立即赶到医院。在病床前，他拉着傅的手亲切地说：傅先生，毛主席说，你对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有功的。在那是非颠倒的年月里，在即将辞世的老人的心灵中，有什么比得到这样公正的评价更为宝贵呢？傅眼含泪花，点点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傅去世后，周恩来拖着病体主持了追悼会。会后，邓大姐代表周恩来看望了处于极度悲痛中的傅夫人——刘芸生。周恩来不仅安置了她的生活，解决了生活费和住房问题，并且在政治上关心她。一九七四年九月，周恩来在病卧在床的情况下，亲自给中央写信，提请傅作义等四位起义将领的夫人参加国庆招待会，在国内外很有影响。
四
在保护民主人士的过程中，周恩来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林、江反革命集团疯狂迫害民主人士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要通过整倒一批民主人士来获取打倒一批老干部的口实。张治中与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的牵连就是典型的一例。
“文革”初期，林、江反革命集团唆使红卫兵多次到张治中家查抄，逼他交待“反动历史”。在周恩来干预下，张治中受到了保护。因为有毛泽东的批示，他们不好公开找“岔子”了，但其阴谋活动始终没有停止。一九六七年初，全国开始了“揪叛徒”的妖风，其中有一例骇人听闻的冤案，就是“新疆叛徒集团案”。江青、康生硬说这批同志是勾结张治中，隐瞒历史回到延安潜伏下来为国民党做事的。为了找到“证据”，他们继续在张治中身上做文章，抓不到本人，他们就追查张治中的秘书。
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呢？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在新疆与盛世才建立了统战关系，陆续派了一批干部到新疆工作。一九四二年，在国民党反共高潮影响下，盛世才投靠蒋介石，逮捕、关押了我党一大批在新疆工作的同志。一九四五年，国共两党达成《双十协定》，其中有一条是释放政治犯。协定签订不久，张治中被蒋介石派往新疆解决三区的暴动问题。根据中央决定，周恩来在张治中离渝前夕，亲自到上清寺张公馆，请他依协定精神释放在新疆的这批同志。张治中欣然答应。到新疆后，在屈武协助下，这批同志不仅获释，而且在张治中派人护送下安全回到延安。为此，朱德曾写信给张治中表示感谢。
对林、江反革命集团这种无视历史真相的作法，周恩来非常气愤，他挺身而出，指出新疆这批同志出狱是党中央提出，由他出面向张要求，由张的部下送回延安的。同时，他多次列举张治中三上延安的历史，说明张治中与我党团结合作的关系。
周恩来在林、江反革命集团煽动极左思潮的疯狂岁月中，能排除各种阻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且能在极度混乱中为民主人士排忧解难，是与他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也必须坚持统一战线这一原则分不开的。周恩来认为：我们与党外朋友既然过去一道共事，现在进行建设，就应该继续团结下去，社会主义建设搞成以后，将来一同进入共产主义。“文革”中，他坚持这一认识，他在多次谈到要保护这些人的原因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这种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是周恩来提出保护政策的重要思想基础。
周恩来认为，党外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联系或影响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群众，通过同他们的合作，可以团结一大批人促进我们革命事业的发展。因此，解放后，他多次讲过统一战线工作不但不能停下来，而且要有新的发展。
周恩来在“文革”中坚持了“统一战线还要继续搞下去”，“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他所起的作用，正如胡耀邦所讲：使许多朋友理解和原谅了我们的许多失误，增强了对我们党的同情和信念。今天，当我们看到那些在“文革”中受到保护的朋友和他们身后一大批人活跃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对台工作的舞台上时，心中不禁升起对周恩来的怀念之情。
（一三四）大树阴深荫弱苗
周恩来同志和张文白（治中）先生是老朋友，从大革命开始，几十年来基本没有中断联系。一九四五年，在张治中先生第二次赴疆与三区革命人民代表进行和谈的前夕，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亲自到上清寺桂园张的家中当面嘱托，请他到新疆后设法营救、释放我党在那里被捕的一批干部。张治中完成了周恩来同志的嘱托。解放以后，周恩来和张治中来往依然十分密切，“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又很好地保护和照顾了张治中先生。我（即余湛邦——编者注）是张治中先生三十年的机要秘书，亲自经历了这样几件事：
“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抄家闹得很凶，当时张老在北戴河。周总理考虑到张老个性刚强，回北京碰上这种事情容易出问题，便马上通知统战部派一位负责同志到北戴河跟张老等打招呼，解释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这场“大革命”。这种作法实际是让张老这批人有思想准备。
我们八月底回京，刚到家红卫兵就来了。幸亏周总理已采取了保护措施——卫戍区派了一个连队和一个营部住在张老家附近。当时住在这一带的还有许多高级民主人士。战士们身着便服，佩戴红袖章与前来的红卫兵周旋。红卫兵先后到张家五次，第一次是来抄家，张老躺在沙发上不作声。第二次来抄家时，张老正好从医院回来，躺在靠椅上休息，红卫兵指着张老的鼻子质问：你是什么人，是什么历史？张老没有碰到过这种粗暴的事，因此很生气地从靠椅上颤抖着站起来说：我的历史你们可以去问毛主席和周总理！当时房间里的气氛十分紧张，但由于我们事前做了准备，让警卫员、服务员保护性地围在张老身边，他们没敢动手。张老被抄家后，周总理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讲话中说：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张治中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张治中先生亲自迎送毛主席，保证了主席的安全。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你们不要再去了。这实际是保张老过关。但是这些红卫兵由于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唆使，三番五次要揪张老。总理感到这样下去不行，必须采取措施，于是就让周荣鑫找了一位负责同志把张老送到三○一医院保护起来了。当时只允许我同他联系。
一九六七年，在全国揪叛徒高潮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从新疆回来的那批人是叛徒，康生在某场合说：新疆回来的那批人是叛徒集团，他们和张治中勾结起来隐瞒历史回延安的。康生之流明明知道这件事是总理出面委托张老办的，硬要这样做，实际就是要利用这件事整总理。所以张老虽然被保护起来，他们仍不死心。他们知道我和张老的关系，就把矛头对准我，想从我这里找到整张老和总理的材料。那时我每天去三○一医院向张老汇报情况，送报纸。他们就派人跟踪我，找到我的家。抄了家之后又把我揪到学校，让我交代历史，最后又以所谓公安六条精神为理由坚持要赶我走。我怎么解释都没用，只好给总理办公室值班室打电话，并请张老给总理写了信。总理立即派一名联络员给红卫兵做工作，说：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这样，我才被保下来。同时，总理在一次接见红卫兵讲话中驳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蔑之词，指出：新疆那批同志出狱是党中央提出来，我向张治中要求，由张治中先生的部下送回延安的。这批同志没有问题，党中央是做了结论的。他还提到：宋总司令曾亲笔写信感谢张治中先生，并赠送了延安的羊皮筒子和毛线。至此，这件事才平息下去。总理不仅保护了革命干部，也保护了张老，保护了我。
张老的身体原来一直很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精神上的摧残使他的身体很快垮了。那时他心中满是问号，找不到答案，因此整天郁郁不乐，一言不发。大概是一九六八年国庆节，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主席时就对主席说：主席呀，你跑得太快，我们跟不上了，现在打倒的不止百分之五了吧？这时他已身患重病。不久，张老病危，他十分思念亲人，我们就请示总理能否让张老女婿（当时张老的两个女婿和一个女儿都被隔离审查）出来见见面，总理马上派人与专案组交涉，使张老病逝前与家人团聚。一九六九年四月六日，张老去世，总理亲自主持了告别仪式并致了悼词。以后总理又从我手中将张老的许多机密文件索去妥善保存起来。
在“文化大革命”中，总理尽最大努力保护了许多老干部和高级民主人士，张文白先生仅是其中的一个。总理好比是棵大树，荫庇了许多人，真是大树阴深荫弱苗。
（一三五）“二月逆流”始末
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在中南海怀仁世的会议室里，在周恩来同志主持下，召开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议，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有关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几个问题，进行了全面摊牌，展开了尖锐斗争。
二月的怀仁堂会议，是双方斗争发展的最高潮。所谓“大闹怀仁堂”，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一伙反党阴谋家、野心家进行的搏斗，他们怒火喷涌，拍案而起。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下午三时的碰头会上，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首先站起来讲话。为党和国家命运感到无限焦虑的老帅，气愤地向坐在对面的陈伯达一伙，义正词严地说：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这锋利的投枪，击中一群小丑的痛处。他们一阵阴阳怪气，唧唧喳喳。
坐在叶剑英同志旁边的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同志，激愤地拍着桌子，痛斥陈伯达一伙：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同志接着又质问他们说：
“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叶剑英同志幽默地嘲弄陈伯达说：
“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这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戳穿了林彪一伙篡党乱军的阴谋。围绕着这个焦点，双方一直进行着斗争。
三天之后……
二月十六日下午三时，前来参加碰头会的谭震林同志，在门口碰到操纵上海“一月夺权”黑风的张春桥。谭震林同志问他：
“陈丕显同志来了吗？”
谭震林同志所以提出陈丕显同志来京的问题，是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之后，毛泽东同志连续在三个不同场合一再指示，要把各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
周恩来同志排除多方阻拦，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北京，可是仍有一部分在当地被无理扣押着。陈丕显同志就是一个。张春桥听了，铁青着脸，打官腔说：
“群众不答应呵！”
“群众？”谭震林同志严肃地说：“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党？党不管用了。”张春桥翘仰着脸：“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说得多轻巧！千万干部的命运就这样被他们决定了？一股怒火在谭震林同志胸中燃烧着，他激愤地指着张春桥：“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呵！？”
谭震林同志一进屋，就再次提出陈丕显同志回京的问题。
“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四人帮”惯于打着“群众”的招牌，把群众运动变成“运动”群众，假借“群众”之手，推行他们的罪恶阴谋。谭震林同志见张春桥故意推脱，马上打断他的话：“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谭震林同志激愤地接着又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谭震林同志谈到一些干部子女被冲击，他说：“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
谈到一些所谓造反派时，谭震林同志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农口决定一部分渔轮，轮流回港学习，抓革命、促生产。这本是很正常的事。可是，因为没有经过中央文革，陈伯达就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谭震林同志说：“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有一点反对毛主席！”
这时，负责公检法的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保谭震林同志的。
“我就是不让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说着谭震林同志愤怒地站起来，走着穿衣服，边走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同志要他回来，不要走！
陈毅同志也说：“不要走，要在里边斗争！”
谭震林同志走了几步，转回身子，面向会场说：“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也不走！”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陈毅、谭震林同志是并肩驰骋江南、华东的老战友。他们在风雨里，在炮火下，在一条战壕里，度过多少春秋！今天，他们和其他老同志，又面临着一场新的战斗。
耿直、爽朗，襟怀坦白的陈毅同志接着发言。他针对林彪一伙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反革命两面派活动，斥责说：“这些家伙上台，要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时许多老干部被整过，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
陈毅同志停一停又说：“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指林彪）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把班交给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是搞修正主义吗？”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陈老总就多次和他们进行斗争。当林彪一伙唆使一些人在北京街头贴大字报、刷大字标语，恶毒攻击朱德、贺龙等同志时，陈老总就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历史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叶剑英同志讲到党的传统，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看到许多单位发生残酷虐待老干部的事，余秋里同志拍着桌子，大声疾呼：“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照这样干法，我就不去！”
倒向林彪、“四人帮”的谢富治，妄图插话辩解。李先念同志驳斥他说：“你不要和稀泥！”接着，他愤怒谴责林彪一伙破坏党的传统，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法西斯罪行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
想到许多老干部被林彪一伙整残整死，谭震林同志又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流眼泪！”
谢富治插话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时，谭震林同志驳斥他：“我哭不是为自己，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我也哭过三次。”李先念同志说：“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社论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全国就开始了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周恩来同志当即质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假装不知，回答：“我没有看！”
周恩来同志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
惯于耍阴谋的康生，当面撒谎欺骗大家。事实上，这篇煽动“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社论，不仅是他和陈伯达指使写的，而且写好后还经过他的亲自审查。
在碰头会上，我们尊敬的共产主义老战士，就这样同一伙叛徒、特务、阴谋家、野心家进行英勇战斗。老将们铿锵、锋利的语言，像锋利匕首直刺林彪、“四人帮”的心脏，剔肤见骨地揭露了林彪一伙的罪恶，伸张了革命的正义，是代表全国人民对他们进行的审判和控诉！
在党的会议上，畅所欲言，发表不同意见，完全是正常合理的事情。可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他们窃取的地位和权力，一手遮天，大兴问罪之师。为了进一步夺权，他们一方面继续在全国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另一方面对与“二月逆流”有关的一些老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恶人先告状”，就在二月十六日的当天夜里，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根据康生的指使，来到人民大会堂，“集体整理和核对”了中央碰头会的《记录》。
出于显而易见的目的，这份《记录》有许多歪曲、篡改、断章取义的地方。然后，他们就带着这份《记录》，来到中南海，用欺骗、夸大的手法，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中央碰头会上，老一代革命家们怎样向他们这伙小丑进行斗争。
毛泽东同志抽着烟，静静地听着汇报。
张春桥讲到谭震林同志拿起衣服要走时，毛泽东同志说：“他不愿干，让他走嘛！”
张春桥歪曲陈毅同志的讲话，挑拨说，陈毅同志反对延安整风运动……
毛泽东同志一听反对延安整风运动，立时恼怒起来，气冲冲地说：“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
延安整风有很大成绩。整风期间，康生大搞逼供信，把革命同志当作“特务”批斗、抢救，伤害了许多好同志。碰头会上，陈毅同志根据文化大革命中绝大多数干部都被迫害的事实，联系历史的教训，提醒不要重复过去“左”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情况。
陈毅同志仗义执言的讲话，正刺中了康生的痛处，像挖了他的祖坟，引起了他的宿仇。于是，他立即唆使张春桥等人，连夜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故意扩大事态，挑起毛泽东同志的愤怒。
与康生的态度截然相反，主持碰头会的周恩来同志，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和全党利益出发，则竭力使事态不要扩大。事过三天之后，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碰头会的情况。这就把惟恐天下不乱的林彪一伙，更加触怒了。
怀仁堂的会议室里，连日紧张举行会议。林彪一伙咆哮如雷，向敢于坚持党的原则的老一代革命家们，进行围攻批斗。
他们疯狂地叫嚷：“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反对毛主席！”
“你们是不是想叫王明回来，恢复王明的投降路线吗？”
“能说文化大革命，没有党的领导吗？毛主席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攻击没有党的领导，就是反对毛主席！”
康生挥着手，气急败坏地嚷叫说：“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这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江青妖里妖气，晃着脑袋：“你们的目的，是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
陈伯达阴阳怪气地说：“反对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自上而下的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种种帽子、棍子，一齐向老帅们飞来。
在怀仁堂的会议室里，他们一连对李富春、叶剑英、陈毅、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同志等老一代革命家，围攻批斗了半个多月。康生指着徐向前同志凶恶地叫嚣：“徐向前呀，军队不是你的。你有什么了不起呀！你要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想要反党吗？”
他边说边抽烟，口角溅着白沫：“毛主席发怒，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你们提意见，就是反毛主席嘛！”
在批斗会上，谢富治尖着嗓子喊：“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反革命复辟……”
他们恶毒污蔑老帅们在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叫嚷什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走资派，保护叛徒、内奸、特务”。
林彪、康生、“四人帮”一伙惯于给人戴大帽子。什么“俱乐部”呀，什么“黑干将”呀，什么“联络员”呀等等。陈毅同志兼任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常到两个机关开会，康生便污蔑陈毅同志是“联络员”，有些高级干部住×××医院，他就骂什么：“×××有妖！”余秋里、谷牧同志积极支持老帅，他就说：“二月逆流还有两个小伙计！”
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同志协助周总理处理日常工作，是主管国务院工作的业务组长，经常通宵不眠工作。他说：“我再不抓，周总理的压力就更大啦。”
几个副总理常到他那里讨论问题。康生因此就污蔑他是“俱乐部主任”。李富春同志回答这位“帽子工厂”的老板说：“好呀，那你就组织专案审查吧！人有嘴，话总是要讲嘛。”
在林彪、“四人帮”的淫威下，在党的民主被遭践踏的日子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全局出发，按住心中的怒火，忍受着冤屈，也说了些“违心”的检讨话。
与这次批斗会相配合，林彪一伙在社会上大规模掀起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
谭震林同志曾因写信给中央揭发江青，称她是“今日中国的武则天！”希望对她提高警惕。江青听了暴跳如雷，对谭震林同志等恨不得一口吞之而后快。
三月六日，她立即叫戚本禹和谭厚兰密谋商量，决定“反击‘二月逆流’先从谭震林开刀”，“反谭震林可以从大寨展览开刀”。相继制造了冲击农业展览馆和冲击工业学大庆展览的事件。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谭厚兰带着受操纵蒙蔽的一千多北师大学生，向北京农业展览馆冲来，制造了冲击“农业学大寨展览”的事件，喊出了“打倒谭震林”、“谭震林的黑报告是二月逆流的宣言书”，“谭震林欺骗毛主席，罪该万死”的口号。在农展馆，他们不仅抢走大批文件，还当场揪走了农业部代理部长江一真同志。
三月九日，陈伯达在一次军级以上干部会上，叫嚣什么现在全国自上而下，各级都有反革命复辟现象，提出要迎头痛击“复辟资本主义逆流！”
三月十日上午，王力、关锋、戚本禹及谢富治亲临农展馆，向占领农展馆的谭厚兰等慰问打气。他们一起高举双手，狂叫着“打倒谭震林”、“反击二月逆流”的口号。
在这前后，康生也赶到这里。他摇头晃脑地在农业学大寨展览馆里转了一圈，然后说：“展览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煽动青年冲击大寨展览。而人们清楚记得，这个展览除两次经周总理亲自审查外，正是他代表中央专门审查批准的。
三月十四日，在林彪、陈伯达一伙操纵下，首都街头出现了十万学生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喊反击“二月逆流”，打倒国务院五位副总理和军委四个副主席，“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
三月二十日，林彪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疯狂叫嚷，胡说什么“文化大革命这一斗争胜败，是决定中国走向何处去，决定中国命运，也决定影响整个人类命运。”他混淆黑白，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进一步煽动，把反击“二月逆流”推向全国各地。
乌云可以一时迷漫天空，但终究遮不住阳光。正当反击“二月逆流”甚嚣尘上的时候，喜出望外的事情发生了。
一九六七年五一节前夕，四月三十日的夜间，毛泽东同志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同志，来到自己家里。在书满四壁的会客室，毛泽东同志同大家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毛泽东同志逐个问了几位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的情况，然后说：“今天开个团结会。我们还是要搞团结嘛。”
毛泽东同志手里夹着一支香烟，一边抽，一边和悦地说：“开初，我不知道什么是‘大闹怀仁堂’。后来，我听了几次汇报，才搞清楚了。”
毛泽东同志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望着这些曾与他一同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打天下的战友，说：“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对运动有意见，是老帅发牢骚嘛。”
毛泽东同志坐在沙发上，微微侧着身，用热烈的目光注视着大家。
“噢！这些话，是在党的会议上讲的，是阴谋，不是阴谋。”
接着又说：“以后，大家有意见，可以对我讲嘛！”
屋里，扬起一阵笑声。老帅们严峻的面容上，重又露出了笑容。同志间过去那种紧张的空气，突然缓和了。雅静、明亮、宽敞的会客室，洋溢着老战友们亲切、团结的气氛。
就在这天夜里，周恩来同志亲自拟定了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的名单。经毛泽东同志批准，请李富春、叶剑英、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同志，和首都人民一起，欢度五一节。
（一三六）“七·二○事件”前后
从一九六一年起，我（即高振普——编者注）开始作周恩来的警卫员，直到他老人家去世。如今，周恩来离开我们快二十个年头了，我也已近花甲之年，但是和周恩来在一起的往事仍常常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一九六七年武汉发生了闻名全国的“七·二○事件”。在这事件的前后，我曾随周恩来两赴武汉。
“文革”的第二年，毛泽东决定去武汉长江游泳，周恩来先期到达武汉长江岸边察看地形，确定下水地点、游泳路线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百一十八厅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
散会后，在回家的路上，周恩来对我说：“毛主席要去武汉看看，准备再去长江游泳，会上决定让我先去一趟。你们也准备一下。”
我意识到这是叫周恩来为毛泽东去武汉先行安排一下。
在全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人们以对领导人的观点不同而分为不同的派系，派与派之间，人与人之间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有时会转化，但多数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积越深，闹的人们互不信任，甚至于家庭分解，夫妻离异。
那时党组织不起作用，政府机关被冲垮，公安机关已瘫痪，是以派代政。
武汉的情况更为突出，“百万雄师”和“三钢”、“三新”两大派别，主宰着武汉的局面，当地驻军也被卷入。在这种形势下，能不能保证毛泽东在武汉的安全和顺利再游长江，谁也没有把握。毛泽东决定了的事也不会改变。谁能与这两派群众说上话，谁说了话他们才能听，除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当时就数周恩来了。只有周恩来去一趟，亲自安排，才会确保毛泽东这次行动的安全。周恩来也想借这个机会亲自看看武汉的情况，解决武汉的问题。
十四日凌晨两点钟左右，周恩来坐上了空军专机。四点以前飞机抵达武汉。当时的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前来迎接。我们乘车到达武汉空军司令部时已是早晨五点多钟了。天虽已大亮，官兵们还没有起床。
周恩来和同行的人到会议室落座。室内很闷热，尽管两个电扇不停地吹，也没能给我们带来凉爽。几分钟后我们已是汗流浃背。周恩来询问武汉各派的情况，以及武汉的社会治安现状。我们看房内人员较多，室内温度太高，就向刘丰建议，减少参加会的人员。刘丰接受了我们的建议，请一部分同志退出会场到另外房间休息，又指定几名同志去安排下一步的行动。周恩来对我们这样做很满意。他向留下的几位负责人，交待了毛泽东来武汉的具体时间和再游长江的设想。
吃早点时，周恩来只吃了一个用盐水煮的鸡蛋，就由刘丰等陪同去省委招待所（即东湖宾馆）。
时间尚早，路上行人不多，我们很快就到了东湖宾馆百花一号楼。这栋楼周恩来过去住过，那是一九六一年和刘少奇、邓小平同住在这座楼里。
我们走进楼房，服务员三三两两正在聊天，看到总理进来了，他们感到有些突然，看来事先没有接到通知。周恩来主动上前与他们一一握手问候。他们的紧张情绪消除了。他们把周恩来请进了一个会议室，室内很热，我又看看温度表是摄氏三十四度，似乎更加感到透不过气来。我看看手表，是早晨八点多钟，心想，早晨八点多钟就这么热，到了中午会热成什么样子啊！我问一位服务员有没有冷气，他说发电厂今日不送电，哪里来的冷气，什么时候送电他也不知道。我真为周恩来的身体担心。
周恩来召集李作鹏、陈再道、钟汉华、刘丰等还有军区、空军的负责人开会，详细布置了毛泽东来武汉的住地，以及游长江的安全工作。后来周恩来又把宾馆的负责人和服务员叫去，叫他们把梅岭一号的卫生搞好，房间布置好，迎接毛泽东的到来。周恩来一再要求他们不能有派性，要把工作想得周到，安排得细致，要绝对保密，不能出问题。
下午五点钟，周恩来到梅岭一号亲自查看为毛泽东准备的房间。
他看到守卫在门外的哨兵已被汗水湿透了衣服，便握着哨兵的手说：“你辛苦了。”哨兵激动地一时说不出话来。
周恩来又关切地说：“你可以站在阴凉处有风的地方。”
哨兵急忙回答：“谢谢总理，我不热。”
周恩来走进房间。
房间内都是按毛泽东的习惯布置的，很多东西都是毛泽东过去来时用过的，就是室内温度太高。毛泽东是晚上九点多钟到，如果房内温度太高，就不能住这里，只能住在火车上，周恩来当时也作了这个安排。周恩来对驻军的负责同志说：“你派人去电厂，了解一下停电的原因，告诉电厂，就说是我在武汉，请他们尽快排除故障，恢复向这个地区供电。”
电厂听说周总理来到武汉，要他们供电，很快答应晚八点可以排除故障，准时送电，请总理放心。这样我们估计，毛泽东到达时，室内温度可以降下来。实际上电厂六点多钟就送了电。
周恩来在武汉，不顾天气炎热，带领武汉军区、武汉空军以及武汉航运的负责同志，亲自到长江岸边察看地形，确定下水地点、游泳时的路线和在什么地方上船等，分析会出现的问题，对采取什么抢救措施等都作了很细致的安排。他指定气象部门掌握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及时通报。还用了很多时间约地方省、市、军区的领导同志开会，了解武汉的情况，研究武汉的问题。
七月十七日晚，周恩来对我们说：“这里的工作都安排好了，我们可以回去了。”说完他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七月十八日上午，周恩来回到北京。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武汉被抓，毛泽东游泳计划取消。周恩来急赴武汉，飞机上坐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
七月二十日下午，周恩来在钓鱼台十六楼开会。十六楼是当时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会址。
三点多钟，我在西华厅接到卫士长张树迎的电话：“你赶快准备行装，再陪周恩来去趟武汉，一会儿总理回来见一下邓大姐就走。你先报告大姐。详细情况回来再说。”
我报告了邓大姐。大姐听后也很着急，说是刚回来怎么又去？是毛主席在武汉有什么事？她怪我没在电话里问清楚。
不一会儿，周恩来回来了，邓大姐跟着周恩来走进办公室。周恩来向大姐交待了几句。我们和周恩来就乘车去西郊机场。
机场上停着待飞的三架飞机，有一架是我们熟悉的周恩来经常坐的飞机，另外两架已关上机舱门，机舱内坐满了中央警卫团的官兵，他们是奉命随周恩来去武汉执行保卫毛泽东任务的。
我们登上飞机，我看到座机的前半部，也都坐满了荷枪实弹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们。看到这种场面，我真是有些紧张，不知武汉发生了什么事。
飞机很快起飞了，张树迎对我说了武汉发生的事情，谢富治被围攻，王力被抓走，毛泽东的游泳计划也被迫取消。总而言之，武汉很乱。中央对毛泽东的安全很不放心，所以还是请周恩来去一趟，把毛泽东接出来。
飞行大约四十多分钟，机长向周恩来报告，接地面报告，武汉的大街已贴出了欢迎周总理亲临武汉，解决问题的大标语，同时说，王家墩机场跑道上，停放着好多辆满载红卫兵的卡车，飞机无法着陆，只好改降备用的山坡机场。
周恩来说：“到时看看再说。”
飞临王家墩机场，飞机降低了高度，我们看到机场跑道上的人群像一条长龙。只好改降山坡机场。这是一个军用机场。飞机着陆后，没有合适的梯子，周恩来只好从飞机自带的小梯子上走下来。他没有进休息室，说是要先打个电话。机场负责人把他引进一个帐篷，里面有一部军用手摇电话机。他让那位负责人要通了刘丰的电话，询问了一些情况，同时了解到王家墩机场的群众还没有离开。
一位同志为周恩来送来了一杯开水。周恩来接过杯子想喝，因水太热不能喝。
我赶忙接过水杯，又要了一个杯子来回折，这样水会凉的快一点。周恩来指着同来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对那位机场负责人说：“给战士们搞点水，要凉一些的。”
战士们站在飞机的一旁。他们的衣服被汗水浸透，有的脱下军帽在扇风。
机场负责人立即派人去搞水。
十几分钟后战士们就喝上了汽水。
刘丰等从王家墩机场赶到山坡机场。周恩来与他们商量进城的办法。他们不同意坐汽车，理由是路途太远，更不同意调直升机来，因为武汉很久没有直升机飞越上空了，万一有人在下面开枪，就会危及生命安全。
周恩来说：“先休息一会儿，等天黑下来再说。”
太阳渐渐落下山去，但天仍是亮的。周恩来走出帐篷，坐在一个板凳上，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向机场负责同志了解他们的生活训练情况。天不作美，一点风都没有，加上着急，在场的每个人都像洗过澡一样。
电话铃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电话是王家墩机场打来的，说是那里的人们已离开机场向城里的方向去了，飞机可以降落了。周恩来听后很高兴：“全体登机，返回王家墩机场。”
在王家墩机场，周恩来了解“七·二○事件”真相。天黑后，周恩来坐吉普车进城，请毛泽东乘专机离开武汉去上海
王家墩机场休息室里已坐满了人，他们向周恩来详细报告了七月二十日发生的事件的经过：七月二十日凌晨满载红卫兵的十几辆卡车，冲进了东湖宾馆的大院，他们很快涌向谢富治住的百花二号楼。王力等也住在里面。
谢富治、王力等是从重庆来的，他们是以中央文革成员的身份来武汉的。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集会上，对问题的表态倾向性地支持了“三钢”、“三新”派，压制了“百万雄师”派。这一派的红卫兵就冲进了东湖宾馆，要找谢富治、王力辩论。他们对王力在华中工学院的讲话中明显的支持一派、压制一派的做法极为不满，要他们重新表态。这派群众冲进了楼房，拥挤着把谢富治与王力分开，谢富治被挤到一个房间，混乱之中，他们抓走了王力。陈再道后来回忆说，是军队造反派抓走的。
看样子他们是有目的的只抓王力，如果想抓谢富治也不成问题，大概因为谢富治是国务院副总理，怕把问题搞得太大。
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王力的被抓，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紧急开会，研究武汉发生的事情。他们把围攻谢富治、抓走王力视为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是对中央文革的攻击，是明目张胆地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百万雄师”被中央文革定性为反革命组织，黑后台是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他们把矛头指向军区。这次由谢富治、王力一手搞起的事件就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闻名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
这样做的结果，使武汉的局势更加动荡不安，两派斗争更加尖锐，敌对情绪不断升级。武汉三镇像开了锅，数百辆卡车满载着工人、农民、学生和一部分解放军官兵，分成几路涌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示威，武汉形势急剧发展，孕育着一场不可估量的武斗。毛泽东在武汉的工作和安全都受到严重威胁。
把毛泽东从武汉安全接出来的重任，很自然地又落到周恩来的肩上。当时，也只有周恩来才能说服那派群众把王力放出来。周恩来到武汉行动的本身，也可以使那里的群众情绪稳定，有利于缓解矛盾，所以周恩来再去武汉是十分必要的。
周恩来不能停留在机场，要尽快去见毛泽东。在场的同志认真地研究着周恩来怎么由机场去宾馆的事情。城里交通很乱，曾发生过一位军区负责同志乘坐吉普车时，被手持长矛的人捅了一下的事情。幸而长矛从这位同志腋下穿过，没有伤着。他们为周恩来进城安全担心，一时想不出好办法。
周恩来很果断地说：“天黑下来后，坐吉普车进城。”
为了缩小目标，周恩来指定成元功、张树迎、乔金旺、张洪德和我几位负责安全的同志及医生张佐良、护士许奉生跟他分乘两辆吉普车，由空军的一位作战科长带路，先行进城，其他人员半小时后再走。
天黑下来，两辆吉普车飞快地向城里开去。武汉市区的秩序确实混乱，不时看到被打碎玻璃的公共汽车横在马路上，成群的人手持长矛在马路上走来走去，好像在寻找出击的目标，口号声、高音喇叭的呼叫声震耳欲聋。
东湖宾馆的一号楼内，谢富治和当地的负责同志，以及随谢富治去的全国有名的北京院校的造反派头头已等在那里。他们看到总理到了，都抢着向总理叙说七月二十日的事情。
周恩来先招呼几位负责同志到了一个小会议室，研究确定了保证毛泽东安全离开武汉的详细办法，从毛泽东出发的时间，乘坐什么车辆，行车路线以及由哪些人负责护送，都做了周密细致的布置。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去看毛泽东，当面报告了请毛泽东离开武汉的安排。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当晚乘专机离开武汉去上海。
周恩来在百花一号楼约请当地各方面的负责人开会，指出，抓走王力更会引起武汉两派的严重对立，把问题搞得更加复杂化，以后会围绕着抓王力事件展开无休止的争论。最后周恩来请军区的同志劝说抓王力的那派群众，尽快把王力放了。
毛泽东离开了武汉，周恩来发出了鼾声。院外一阵嘈杂声，警卫误以为被人包围。周恩来过问，王力被放
毛泽东乘飞机离开了武汉，周恩来才松了一口气。这时有人报告说，王力已被放了出来，被转移到空军的山坡机场。
周恩来说，事情都已解决，我们休息一下再走。我看了看手表，已是二十一日凌晨两点多了。张树迎、乔金旺和我随周恩来走进楼上的一间卧室。周恩来上床休息。我们三个人守在房外警卫，很快就听到周恩来的鼾声。
突然，楼外传来了一阵嘈杂声。我们忙向外张望，楼外的路灯较暗，透过窗子看到院内有很多人在走动，还有人在搬梯子，我们三人原有的睡意，被这出乎意料的行动惊跑了。我们仔细观察着外边的情况。可能是职业的本能，我们误以为是被人包围了，就做了最坏的准备。
张树迎急切地对我说：“小高，下去看看。”
我警惕地来到楼下。看了看，不像是有人包围我们，就上前问个究竟。
原来是毛泽东离开武汉时专门留下十几名战士保护周恩来的。他们在清理楼房外的场地，把梯子搬到离楼房较远的地方。
我让他们动作轻一点便上了楼。
一场虚惊过去了，周恩来已睡了两个多小时。按照睡前的约定，我们把他叫醒。
我们向周恩来坦白地说：“总理，我们晚叫了您十分钟。”周恩来笑了笑问我们：“你们三个都没睡呀？”
我们说：“回北京一块睡吧。”
周恩来回：“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我们说：“准备好了，现在可以走了。”
天还没有亮了，我们仍由空军那位作战科长带路，按原定计划，先去山坡机场，接上王力一起走。这是周恩来得知王力被放出后，为防止再生事端，亲自布置的。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行驶，天亮时到了山坡机场。王力已躺在一个房间里，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也自食了他们一手炮制的“文攻武卫”的味道。只见他身上多处被扭伤，一只脚腕肿得很粗，护士们正为他敷药。
王力看到周恩来来了，有些激动，起身与周恩来握手，向周恩来叙说被抓挨斗的经过。
周恩来说：“现在事情都已解决，今天可以回北京了。”王力由护士和几位战士抬着上了飞机转到王家墩机场。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时四十分，我们随周恩来离开了武汉，并先行到达北京的西郊机场。只见机场上站满了欢迎的群众，原来是中央文革安排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人的。群众看到周恩来走下飞机，以高昂的口号声迎接周恩来。
几分钟后，谢富治、王力的飞机降落了。王力被扶着一拐一拐地走下飞机，这扭伤的脚变成了王力这个“英雄”的资本。
周恩来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到了西花厅。
“七·二○事件”所带来的后果远没有结束。陈再道、钟汉华被中央文革确定为事件的主谋，调来北京接受批斗，很多群众也被牵连，遭到打击迫害。直到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通知决定为“七·二○事件”平反昭雪，“七·二○事件”才作为历史的一页被翻了过去，但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一三七）对班禅的悉心关照
一九七一年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也考虑到了让班禅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九七四年三月，重病中的周恩来又一次找来阿沛·阿旺晋美，商议让班禅出来工作的事。但是，由于不久“四人帮”搞意在批判周恩来的“批林批孔”运动，周恩来让班禅出来工作的意愿未能实现。
一九七九年七月，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被增选为政协副主席；一九八○年九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班禅被补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大师的复出，了却了周恩来总理的遗愿。
“我从幼年起一直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教育、培养和关怀下长大成人的”
新中国成立前后，班禅毅然率堪布会议厅（班禅属下的办事机构，简称“堪厅”）成员留在大陆，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反对“西藏独立”。一九四九年十月，堪厅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名义致毛泽东、朱德的电文中，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复电班禅，表示：“希望先生和全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从这时起，班禅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取得了直接联系，成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座上客。一九八七年，班禅曾在日喀则谈及建国初期他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关系时说：“那时，我是个‘小鬼’，深得毛主席的宠爱，……他对我几乎是有求必应。”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开始时，中央特别邀请班禅到北京，共同协商和平解放西藏的大计。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率领堪厅的僧俗官员一行四十五人，第一次抵达北京。其时，这位少年活佛刚满十三周岁。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周恩来设宴款待，为他接风洗尘。这是班禅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双方年龄、经历和信仰悬殊较大。年过半百的周恩来以他特有的谦逊和真诚接待了班禅。班禅虽然年少，但由于从小受到经师的指点，显得落落大方、彬彬有礼。双方进行了十分融洽的长时间交谈。这头一回见面，各自给对方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班禅意识到：坐在自己身边的这位伟人，既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又是自己可以信赖的导师和长辈。周恩来的印象是：“少年活佛，英俊潇洒”。这次会面，奠定了周恩来与第十世班禅之间长久而深厚的友谊的基础。一九五四年九月，班禅当选为第一届人大常务委员；同年，又在第二届政协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班禅时年十六岁，成为我国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在政协，班禅与周恩来之间又加上了一层“同事关系”，他得到毛泽东名誉主席和周恩来主席更多的、更直接的关怀。次年三月九日，为了进一步建设和发展西藏，并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达赖和班禅之间关系的悬案，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市会议厅委员会之间关于历史悬案问题的谈判达成的协议的批复》。同月，达赖、班禅等人离京返藏，周恩来举行宴会，为他们送行。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七年初达赖和班禅应印度政府之邀参加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时，正值周恩来在印度访问。他多次与达赖和班禅谈话，并代表毛泽东对达赖说：“西藏的工作要靠你和班禅作主，班禅帮助你，你们互相商量，把西藏的事情办好。”周恩来充分信任和尊重班禅，班禅也向周恩来表示：请中央放心，我一定会按照中央的安排办事，绝不会受外界影响。在周恩来的指导、帮助下，班禅毅然摆脱了叛国分子的纠缠。回国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对班禅在印度的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以后就遵守这个诺言，有事谈清楚了好”
根据中央关于和平改革的方针，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起，四川、甘肃、青海等地藏族地区开始实行民主改革。一开始，由于少数叛乱分子的唆使，部分藏族群众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有的地方民主改革的意图、措施、办法又未能为群众充分理解，有的地方还采取了一些“左”的、粗暴的、急于求成的做法，因此，一些地方出现了武装叛乱。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开会讨论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等地在民主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会后，周恩来亲自召集在京的少数民族、宗教界有关上层人士开会，指出：藏区和彝区的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必须采取“和平改革”的方式，有关改革的一切问题，都要根据群众的意愿，经过和上层人士协商，取得他们的同意后再去进行；对藏区的寺庙，我们应当采取更慎重的态度。
但是，中央的精神在有些地方并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一些地区的叛乱分子也并未停止活动。一九五九年三月，西藏地方上层反动集团公开撕毁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在拉萨举行武装叛乱。三月二十日，周恩来命令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制止、平息叛乱。叛乱迅速平息后，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再次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并任命班禅为筹委会代主任。
由于西藏的特殊情况，中央在讨论西藏问题时，改变了原来决定的在西藏六年不进行民主改革的政策。在平息拉萨叛乱期间，周恩来草拟了《中央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现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草案）》，提出：“中央认为在这次平息叛乱的战争中，必须同时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
班禅对平叛和民主改革是积极拥护的。三月二十一日，班禅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表示坚决拥护国务院关于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平息叛乱的命令。四月，班禅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和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表示拥护会议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会上，班禅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会议结束后，班禅立即返回西藏，主持自治区筹委会的工作并领导西藏人民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他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文件，极大地推动了西藏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对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一九五九年十月，在参加庆祝建国十周年庆典后，班禅与政协副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一道，赴各地参观访问。在访问中，他了解到一些藏族地区在民主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左”的、过头的做法，再加上看问题角度和认识上的某种偏差，他对平叛以来的成绩产生了一些怀疑，对地方干部开始产生不信任的情绪。班禅返回北京后，周恩来于一九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接见了他，听取了他的意见，认为：班禅“出发点是好的”，虽然有些意见不同，但是“我们之间要有一个基本信任，互相信任，才好交换意见。”“在我们之间不要有隔阂，这很重要。”谈话中，周恩来提出与班禅之间“订立这样一个协定”：“你不怀疑我们，我们是互相信任的。我们今后是要长期合作共事的，共同合作把西藏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班禅当即赞同：“这个协定，我自己很喜欢。”周恩来又补充道：“以后就遵守这个诺言，有事谈清楚了好。”
一九六○年十月至十二月，班禅在参观访问四川、江西、浙江、江苏、上海等地期间以及回到北京后，曾与李维汉作过十三次长谈，“谈了日喀则地区和札什伦布寺在改革中发生的一些本来不应该发生的问题”。李维汉代表党中央耐心地听取了班禅的意见，并把谈话的主要内容整理成为《李维汉同志和班禅副委员长谈话纪要》。《纪要》虽然不是班禅所出，但它成为后来班禅写作“七万言书”的一个最初的框架。毛泽东和周恩来看到《纪要》后，分别约班禅进行了交谈。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与班禅的谈话中指出：西藏的改革，一切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运动中出了点“左”倾，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从领导上说，掌握得是不够的，你们回去后，还要注意纠正“左”的错误；只要不是背叛祖国、压迫群众，“保守一点、慢一点，不要紧”。周恩来还说：毛主席和我都是“主张慢一点的”。最后周恩来提出：今后班禅和西藏工委以至中央领导人之间，“要多谈心”，要成为“随便、自由、不客气”的朋友。这次谈话，解除了班禅心中的许多顾虑。班禅打算写一个书面意见，全面、系统地向中央报告自己的想法。一九六一年底他开始草拟书面报告。
“错了的应该纠正。你们不安，我们更不安，因为是一个大家庭”
在写作书面报告时，班禅汉语掌握得不是很好。他先用藏文写作。到一九六二年五月初，藏文稿已基本完成。班禅又亲自组织人翻译成汉文。
对于班禅写作书面报告一事，周恩来早有所耳闻，也很关心。当报告的汉文翻译基本结束并开始校对之际，周恩来行将去东北视察。为了尽早地了解班禅书面报告的主要内容，在去东北之前，周恩来特约班禅、阿沛和帕巴拉等人于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八日下午详谈，并通知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参加。
班禅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思考报告的内容、语气甚至递送的方式。得知周恩来要约见后，他更加班加点地组织翻译、校对工作，原本想等周恩来接见时就把报告呈上。由于工作量大，校对工作未完，报告没有赶在五月十八日这天完成（但完成后的报告署的日期为“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八日”）。
谈话一开始，周恩来开门见山地问：“听说你要写个书面报告给我？”班禅把报告的写作、译校进展情况作了汇报。周恩来接着请班禅把报告的主要内容直言相告。这次谈话，以班禅为主要发言人，阿沛也谈了一些补充意见。周恩来始终侧耳细听。听完班禅、阿沛等人的发言后，周恩来运用他善于寻求共同点和析出不同点的才能，从总体上谈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认为：班禅和阿沛两人肯定西藏和平解放十一年来的成绩是主要的，认为在具体工作上，尤其是平叛以来发生一些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一点我们的看法也一致”。当然，对缺点的估计与事实符不符等，彼此在认识上是会有出入的。但是，周恩来并没有小看具体工作中的问题，他严肃地指出：“错了的应该纠正。你们不安，我们更不安，因为是一个大家庭。错误一定要纠正，这一点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是肯定了的。从一个领导政党的地位来说，发生了不好的事，我们比你们更负责，更关心。”这就是说，双方的出发点和大的思路是一致的，认识问题是可以通过谈心解决的，班禅心中的疑虑是可以解开的。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也诚恳地给班禅指出：“不是说把你说错的统统听。说错了，要给你指出来的。不这样就不是同志的态度。”同时与班禅约定：周恩来先去东北，等班禅报告汉译和校对工作全部完成，他回京仔细阅看后，再谈一次。
这次谈话以后，班禅更是认真地对待书面报告的翻译、校对工作，经过数次反复后，终于在六月初定稿、付印。这份书面报告，题名为《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
书面报告翻译成汉文后，有七万多字。后来人们简称为“七万言书”。内容共分八个部分：（一）关于平叛斗争；（二）关于民主改革；（三）关于农牧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四）关于统一战线工作；（五）关于民主集中制；（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七）关于宗教；（八）关于民族工作。报告主要讲了西藏的问题，也旁及其他藏族地区，系统地对藏区平叛和民主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周恩来看到报告后，精辟地概括了主要内容：“班禅的报告，分作七个认识、八个问题、五个宗教原则。七个认识有许多错误，八个问题都是事实，宗教五项原则很好，可以拿过来。”
周恩来所指的“八个问题”，即上述“七万言书”的八个部分。这些问题，都是班禅在各地参观访问中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的事实。班禅指出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各藏区在民主改革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藏区在平叛和民主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扩大化和“左”的偏差，使得藏族群众和藏教都受到了损害。这些损害，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有的是可以避免的。在藏区，群众生活极苦，与全国水平差距极大。在西藏工作的一些地方干部，民主作风不够，不容易听进不同意见。
周恩来所指的“五个宗教原则”，是班禅极有见地之处。一是放弃剥削；二是民主管理；三是执行政府法令，“宪法进庙”；四是从事生产劳动；五是对老弱和专门念经的喇嘛，生活上由政府补贴。李维汉首先听到了这五项原则，赞赏道：“这五条好。寺庙问题，还是你内行。”
在上述方面，班禅的看法是基本正确的。与事实有出入或看法有较大分歧的，主要是周恩来所指的“七个认识”。这“七个认识”包括：（一）对自治权力的认识；（二）对中央和地方干部过问藏族问题的认识；（三）对是否要消灭藏族问题的认识；（四）对是否要消灭宗教问题的认识；（五）对叛乱原因的认识；（六）对地方错误问题的认识；（七）对国家前途问题的认识。
五月下旬，周恩来赴东北。行前特别交待中央有关方面领导同志以及中央统战部、中央民委、西藏工委的同志，要与班禅多加协商、谈心。“七万言书”印出后，班禅分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引起了高度的重视。
“你谈得很坦率，我也谈得很坦率”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主持，召开有西藏工委、自治区筹委会、中央统战部、中央民委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与班禅共同研究“七万言书”中提出来的问题，商讨解决的办法。这期间，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受周总理的委托多次去看望大师并同他交谈”。一开始，由于意见分歧较大，班禅“火气很大，说了些激烈的话”。但是，大家本着搞好藏区工作，促进西藏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望，进行了近两个月的深入交谈、研究。最后，终于在七月十九日形成了四个重要的文件：《加强自治区筹委会工作，改进合作共事关系》；《关于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几项规定》；《继续贯彻执行处理反、叛分子规定的意见》；《培养和教育干部的具体办法》。
这四个文件，充分涉及到了“七万言书”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对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纠正平叛扩大化，加强对民族干部的培养和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被人风趣地称为“虽然没流血，但流了不少汗”的文件。习仲勋称之为“纠‘左’防急的四个好文件”。为此，周恩来称赞他们“这两个月任务完成得很好”。
周恩来从东北回京后，仔细地研究了班禅的“七万言书”，又审阅了上述四个文件。七月二十四日下午，周恩来再次约见班禅等人。听取班禅介绍情况后，周恩来详细地回答了“七万言书”中提出的问题。周恩来坦率地指出：在“七万言书”中，“问题提出来了，就必须要解决。但并不等于说你提的问题都对，有对的，有不对的。因为有这两方面的情况，有对的，有不对的。所以要慎重研究。对的就接受过来，不对的正面给你提出意见，提出批评。你有意见，可以保留，也是许可的。”周恩来还把班禅“七万言书”中提出的八个问题归纳成六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平叛问题。周恩来指出：中央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叛必平，有错必纠；在平叛中丝毫不受损害是不可能的；也应当承认，平叛和改革中有缺点和做过头了的地方，但缺点错误的出现，不应当掩盖成绩。
（二）关于民主改革问题。周恩来认为：应该肯定民主改革是对的，当然也应该承认有些行动搞得过早了点；对于改革中的错误和少数干部投机、言行过头等现象，必须“有错必纠”。
（三）关于群众生活问题。周恩来称赞班禅提的建议是好的，并要班禅回去后继续进行研究。同时提出两点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必须要关心最穷苦人民的生活；第二，要以西藏的水平来谈改善人民的生活，不可能与全国拉平。
（四）关于民主集中制。周恩来一方面要求班禅“首先是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在西藏具体说就是相信西藏工委”；另一方面，又要求西藏工委和自治区筹委会“要发扬民主，多同各方面协商，听取意见”。他提出，要做到这一点，“就须要藏汉族领导同志互相尊重，互相信任”。
（五）关于宗教问题。周恩来说：我很欣赏你提出的宗教五项原则。他把班禅提出的宗教五项原则与自己倡导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提，取名为“潘查希拉”（印地语指五项原则），还风趣地说：“政治上的‘潘查希拉’我有一份，宗教上的‘潘查希拉’是你创造的，版权所有归你。”并强调指出：“消灭宗教，就是消灭人民了，就成了消灭自己了，帝国主义才这样干的。”社会主义“不存在‘消灭宗教’的问题。”
（六）关于民族问题。周恩来提醒大家：“在座的都相信，党中央是扶持民族发展的。”“在民族问题上，汉族同志要批判大汉族主义倾向，藏族同志也要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倾向。”
周恩来最后指出：“国家有前途，藏族有前途，个人也有前途。关键在于领导，在于政策，在于团结。”
班禅听完周恩来的谈话以后，基本赞同周恩来的意见，说：“今天总理作了宝贵、坦率的指示。”周恩来谦虚地说：“我的话不一定都对，我只是在几个大的方面指出来了。哪能够都对呢，除非不是说话。”他让班禅回去后“慢慢消化”，有不同意见还可以提出来。周恩来还对谈话作了这样的总结：“你谈得很坦率，我也谈得很坦率。”
这次谈话，使班禅疑虑顿解。八月初，班禅一行返回西藏，用阿沛的话来说，“班禅大师和我们都满怀着喜悦的心情返回了西藏。”班禅到达拉萨后，西藏工委于八月十三日至九月二日召开了第六次扩大会议，传达了周恩来等关于西藏工作的意见，讨论了如何贯彻四个文件精神的问题。会后成立了四个小组，分别着手贯彻，班禅专门负责落实宗教政策的小组。这期间，班禅心情是舒畅的，对西藏工作充满了期望。
一九六二年秋季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后，党的很大一部分注意力转向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在民族、宗教领域内更是越演越烈。“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一错误论点一时成为指导全国民族工作的总原则。在这种形势下，班禅的“七万言书”被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纲领”，与彭德怀写给毛泽东和党中央请求全面审查自己历史的“八万言书”并提。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八日至十一月四日，班禅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期间，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被撤销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的职务，扣上了“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蓄谋叛乱”的三顶帽子。随后，班禅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政协一次会议上又被撤销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一职。
“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先生的恩情”
班禅在受到不公正待遇以后，周恩来给予了悉心关照。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批判班禅后不久，周恩来担心班禅在西藏发生意外事情，特指示有关部门，让班禅离开拉萨到北京居住。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班禅全家搬来北京。周恩来亲自安排他们住在已故的沈钧儒副委员长的寓所里，这实际上仍然是按副委员长的待遇安排的。班禅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周恩来的极力劝阻，“红卫兵”也未能擅自冲击班禅。
但是，随着“文革”的发展，周恩来保护干部的工作越来越艰难。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中央民族学院的“红卫兵”不顾周恩来的指示，强行冲进班禅住处，把班禅押到学院。之后，又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自己的联络员会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和解放军到中央民族学院去制止批斗班禅。周恩来向各派“红卫兵”组织做了很多说服工作后，把班禅转移到北京卫戍区。卫戍区领导曾告诉他：“周总理指示我们要好好保护您，绝对不允许红卫兵再把您弄走。”班禅深深感动，但他只能感受到周总理的关怀、温暖，却难以见到自己尊敬的周总理。两个多月后，局势稍稍好了一些，周恩来指示卫戍区把班禅送回寓所。直到一九六八年夏天，班禅又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不久班禅再次被“隔离监护”。这次他完全被与外界隔离开来。直到一九七七年十月才获释。而这时他所尊敬的周恩来总理已长眠于九泉之下了。
班禅出狱后，每逢周恩来总理的祭日，他总要早早地起床做好祈祷的准备。然后在上午十点钟左右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恭恭敬敬地为周总理献上精致的花圈（或花篮）和洁白的哈达，寄托自己深深的哀思与怀念，为周总理祈祷。
一九八八年四月四日，班禅在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顾自己的历史时，向全世界袒露了他对周恩来的深情：“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先生的恩情。”
一九八九年一月七日，班禅到自己亲手创办的中国藏语系高级佛教学院检查、布置工作。有人问及他第二天的安排。班禅深情地说：“明天是周总理逝世纪念日，念完晨经，我还要祈祷祈祷，早上不能安排别的活动。”一月九日清晨，班禅离京赴藏。一月二十八日，由于操劳过度，第十世班禅大师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与世长辞。
2007/09/10
二十五、殚精竭虑护精华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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