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四）会见“特殊”客人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首批特赦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战争罪犯大会在北京、抚顺、济南、西安等地隆重召开。此举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它对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对推动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
在解放战争时期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战犯一直没有进行正式审判，而是分别关押在各地的战犯管理所。他们在战犯管理所一边治疗伤病，一边接受党的政策教育，交代所犯的罪行。
对这批人究竟如何处理，党中央一直持慎重态度，研究过各种方案。最初，中央曾考虑对他们进行正式审判。经过反复讨论，权衡利弊后，还是决定采取慎重态度，对他们不判不杀，暂时放在那里。历史证明，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
一九五六年，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方针确定后，如何处理战犯的问题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一月三十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号召“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当天，他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向台湾展开相应的宣传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中，最早提出了“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的意见。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周恩来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对各方面情况做了分析和研究，认为已经具备了释放一批战犯的条件。当时国内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提前完成，政治、经济稳定。从战犯本身的情况看，他们虽多是有过重大罪恶，但一般高高在上，同人民群众直接接触较少，不象直接压迫人民群众的恶霸地主那样，不杀掉一批不足以平民愤。再者，经过几年的关押改造，他们之中的多数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释放一批战犯，不仅有助于孤立、动摇、瓦解境内外敌人，并且有助于安定社会上和统一战线内部对我们抱有疑惧的人的思想，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根据周恩来阐明的对台方针和中央的部署，政府宣布，国民党去台人员只要回到祖国，不管什么人将一律既往不咎。在这种时候，释放一批战犯，有利于加强台湾与大陆的关系。
三月十四日，政协二届十九次会议专门讨论了周恩来关于释放战犯的提议。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张的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作了发言，具体说明这一重大决策的目的、方针和步骤。他明确指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转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他说：“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的影响相反，使我们觉得战犯的下场只是要杀的，增加了台湾的恐慌，这与我们的政策不相符合。”
那么，如何实施这一决策呢？当时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立即全部释放；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逐步释放。周恩来主张后一种意见，他说：“虽然前一种意见处理起来很简便，但工作不完满，收获也不大，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做了。”他提出：“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一步地来做好，先放少数的，试一试，看看有效没有，放出后的工作也要循序渐进，急不得。”对战犯释放后的安排，周恩来也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说：第一步先集中他们在北京参观，然后再到各地去参观，允许亲友看望他们。等这些人对新生活适应后，对祖国的形势有所了解后，再做第二步工作，即同他们一起讨论如何开展对台湾的工作。周恩来表示，如果他不是总理，倒愿意跟这些人多谈谈。他还强调：“他们出去后，愿意到台湾的到台湾，愿意到香港的到香港，允许来去自由，允许言论自由，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进一步就宽大战犯的政策问题作了说明。毛泽东指出，党的政策总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湾还会产生影响。对释放战犯的时间问题，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后，在五月二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其理由是：“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楚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有这个必要。”
经过上上下下地充分酝酿与讨论，对战争罪犯实行特赦的方针终于确定下来。
二
一九五六年初，为加强对战犯的统一，管理和改造工作，中央决定实行战犯集中。战犯中的二百名国民党高级将领被集中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管理人员向他们宣布，可以与家属自由通信，可以接待来访亲友。
为加强对战犯的改造工作，管理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采取了多种办法。首先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学习党的政策，开展讨论，进一步清理思想。接着，组织他们到东北各大工业城市以及天津、武汉等地参观，让他们亲眼看看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管理所还坚持思想改造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安排他们到北京远郊五云山下参加劳动。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及爱国民主人士张治中、程潜、邵力子、章士钊、傅作义、蒋光鼐、张难先、郑洞国、侯镜如等先后到功德林看望，做说服开导工作。他们带去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问候，并把周恩来的意思转告大家：今后谁愿意留在大陆为祖国建设服务，一律妥善安排，愿意去台湾或海外者，政府也给予方便，保证来去自由。这一系列的工作和措施，推动了战犯们的思想转变。从一九五九年六月至十月，这批战犯先后三次给中共中央写“感恩信”，除表示服罪外，还表示愿在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廖耀湘在北京参观后说：“我虽是一个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犯人，但我是一个中国人，对这种复兴祖国的伟大神圣事业，不能不虔诚地热烈拥护。”王耀武还建议组织工作小组，研究统一祖国的具体办法。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国庆十周年前夕，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九月十七日，二届人大九次会议讨论并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建议，决定在国庆十周年之际，对一批罪犯实行特赦。同日，刘少奇主席发布特赦令。
十二月四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首批战犯三十三名，其中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有十名。他们是：杜聿明、王耀武、陈长捷、曾扩情、周振强、杨伯涛、郑庭笈、宋希濂、邱行湘、卢浚泉。十个人中，除陈长捷、卢浚泉外，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十个人和从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的末代皇帝溥仪专门组成一个小组，集中住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由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负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周恩来这样安排是有特殊意义的。因为，蒋介石曾任黄埔军校的校长，他的亲信多数来自黄埔系。而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黄埔同学中也深有影响。依靠这批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来联络大陆与台湾的关系，的确是再合适不过了。
这批人刚刚迈出监狱的大铁门，就受到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周恩来深知，走出功德林的大门，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但他们所处的环境将更为复杂。他们能很快适应新生活吗？他们能抵御住复杂环境中的各种影响吗？他们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吗？显然，周恩来关心的不仅是他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
不久，周恩来收到曾扩情以学生身份请求“赐教”的来信。他认为这正是开展工作的很好机会，无论从旧情还是新谊来讲，自己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立刻通知有关部门安排会见。
十二月十四日，周恩来在自己的住所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了这批特殊的客人。当周恩来出现在面前时，大家惊喜万分。后来，杨伯涛回忆说：“当时，能够见到周总理感到很幸福。但是，想起自己从黄埔军校毕业之后，走了一段漫长的反革命道路，成为罪行累累的战犯，真不知该说什么好，喜悦和羞愧之情顿时交织在一起。”
周恩来同客人一一握手，分别询问了每个人的学习、家庭、身体健康情况以及出狱后的感想。
当他走到黄埔一期毕业生曾扩情面前，叫一声“曾扩情”时，这位在大革命时期曾与周恩来共过事的汉子不禁泪盈眼眶。他想不到事隔几十年，周恩来还记得他的名字。周恩来握住他的手说：“我在黄埔军校时年龄还不到三十岁，当时感到压力很大。”曾扩情连忙说：“我那时已经三十开外了，我这个学生比老师还大几岁哩。”当时，曾扩情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少校科员。
转过身，周恩来看到了坐在一旁的溥仪。这是他第一次同溥仪见面，所以叙谈的时间较长。他同溥仪说起满族人的习俗礼节。陪同前来的陈毅在一旁风趣地说：“我当年在北京读书时，还是你的臣民呢！你出来时，我们还要看看你这个皇帝呢！”引起了一片笑声。
周恩来的目光又转向杜聿明。杜也是黄埔一期生。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淮海战役中被俘后，陈毅要见他，他态度顽固拒不见面，因此在今天的场合深感不安。他面带愧色地对周恩来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听老师的话。”周恩来忙说：“这不怪你们，怪我这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一席话感动了在座的所有人。
周恩来又走到郑庭笈面前。郑庭笈是黄埔五期生。解放战争期间，他任国民党第四十九军中将军长，辽西战役时被人民解放军俘虏。陪同前来的张治中在一旁介绍：“这是郑介民的堂弟。”郑介民在一九四六年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是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周恩来说：“我知道！”接着他详细问了郑的家庭情况。周恩来为什么这么关心他的家庭问题呢？原来，郑庭笈的妻子冯莉娟在郑被俘后原准备去台湾。临行前，她听到郑在哈尔滨发表的一篇广播讲话稿后，决定留下来。一九五四年，她回到北京。因作为战犯的妻子难以安排工作，她提出和郑庭笈离婚。郑庭笈如实地把家庭情况告诉周恩来。周恩来听后沉思片刻，转过脸对张治中说：“那你们应该动员他们复婚嘛！”这件事，郑庭笈以为周恩来顺便问问就过去了。没想到当他后来再次遇见周恩来时，周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复婚了吗？”郑庭笈激动得不知该如何回答。几十年后，郑庭笈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记忆犹新。他说：“我至今还无法判断，周总理这样待我，究竟是由于他有超人的记忆力，还是有超人的情感。”郑庭笈出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后，在周恩来关照下，有关部门将他妻子调到他身边当打字员，促进了这对夫妻感情的再度结合。郑庭笈逢人便讲：“如果没有周总理，我们夫妻不会破镜重圆。我的家庭也不会象现在这样幸福。可以说，周恩来就是我们的红娘。”
……
一一询问情况后，周恩来招呼大家坐下，在祥和的气氛中开始了严肃的谈话。他说：“你们出来几天了，有些问题先谈一谈好。我们党和政府是说话算话的，是有原则的。我们是根据民族利益、人民利益来释放你们的。”谈话中，周恩来要求他们着重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即立场问题、观点问题（包括劳动观点、集体观点、群众观点）、工作和生活问题、前途问题。
谈到立场问题，周恩来强调：“首先要站稳民族立场、热爱新中国。”他激动地说：“从鸦片战争到今天，经过将近一百二十年的斗争，中国人民翻了身，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事实连帝国主义也是承认的。这样的国家不爱还爱什么？”大家深为周恩来强烈的民族感情、爱国热情所感动。接着，周恩来阐述了民族立场的重要性及争取台湾回归祖国等政策性问题。他说：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是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帝国主义还闹点别扭，他反对把台湾交联合国“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针对一九五八年夏，美国政府制造台湾海峡危机，想以退出金门、马祖来换取侵占台湾合法化的阴谋，周恩来说：“我们认为台、澎留给蒋介石比留给美帝国主义好，将来这些地方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怀抱。”正如章士钊先生所说：“现在真正支持蒋介石的是北京。”周恩来希望蒋氏父子与陈诚团结起来反对美国。他说，要坚持民族立场，祖国的领土是完整的，不容许帝国主义分割，损害我们的一根毫毛也不行。
谈到观点问题，周恩来充分肯定他们有做新人的愿望，但也指出还要继续树立和加强劳动观点、集体观点和群众观点，不要把十年改造所得抛于一边。
谈到工作、生活安排时，周恩来嘱咐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作出妥善安置。对准备与台湾方面联系的人，周恩来叮嘱：“可以做点工作，但写信也不要太急，不要挖苦，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工作要从长计议。”
最后，谈前途问题，周恩来向他们提出两点希望。第一，要相信党和国家，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为民族多做贡献。第二，倘有不如意的事可以写信，可以与中央统战部联系，有话就要说，不要积少成多，结成疙瘩。对今后的去向，周恩来挽留他们在首都工作。后来，他们之中一些人因家庭原因未能留在北京。其他凡留在北京的除溥仪之外，都安排到京郊中朝友好公社劳动。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又陆续分配到政协文史馆等单位工作。
第一次会见，周恩来谈了整整三个小时，使大家如沐春风。杨伯涛把这份讲话记录珍藏至今，每逢遇到困难、挫折，常以此激励自己。他曾对人说：“这种对待俘虏的作法自古以来是没有的。我为什么拥护共产党？因为我是过来人，我看到过国民党的兴盛，也看到过它的衰败。我为国民党做过十九年事，又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了二十多年，我感到只有共产党才有这种胸怀。而周恩来使我形象化地认识了共产党。”在周恩来关怀下，杨伯涛一直坚持做对台工作。多少年来，他经常对台湾方面进行广播讲话，劝导过去的同事或部下早日回到家乡来。他还根据亲身经历撰写了数万字的关于陈诚军事集团的兴起和衰落的材料，对了解台湾及陈诚的情况，制定相应的争取方针很有帮助。
（一二五）李宗仁归来秘闻
一九五六年四月，两位在香港报界的朋友又来到了程思远的寓所里：“我们接到北京长途电话，李济深先生希望你去北京一谈，来去自由，并且保密。”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邀请”，程思远并不感到意外。他在近来日子里的沉思中已早早想“通”了。第二天，他当即回答，毅然北上。
程思远首次进京，立即就受到周恩来的宴请，而且晤谈了三小时之久。原来，“邀请”并不是李济深这位桂系元老的策动，而是周总理亲自决定的。
周恩来高度评价了李宗仁的《对台湾问题的建议》，“只有一条我不同意，”周恩来说：“他主张台湾非军事化，这怎么可能呢？就是台湾回归祖国以后，还是需要军队保卫嘛。”
周恩来还谈到白崇禧：“白崇禧一向很自负，号称‘小诸葛’，其实他在政治上没有远见，他竟听信蒋介石的话，被骗到台湾去了。”
大陆解放时，白崇禧的主力被解放军吃掉，残兵败将逃到海南岛。蒋介石看准处于内外交困境地的白崇禧心神不定，遂派李品仙等人在白周围游说，并以“国防部长”之职为诱饵。白经不住诱惑，终于从海口飞到台北。谁料，一进去就成了一件“摆设”，只要蒋介石要对海外的李宗仁等桂系“感诏”时，就让白出来传诏。后来李宗仁与程思远从海外回归大陆后不久，白崇禧便悻悻地无息而终。因为，蒋介石再不需要他了。
谈及这些往事，程思远说：“应该说，我的新的政治生命，是从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开始的。”
程思远首次北上回到香港，将此行经过函告了在美的李宗仁。不料，李宗仁大怒：这么关系重大的事，为什么事前没商量？！对台湾问题虽提出建议，但中间立场迄今没有变化！
如果换了其他人，对顶头上司的这番“怒斥”也许是要“诚恐诚惶”的了。但是，程思远和李宗仁之交却非同异常。程思远已做了李宗仁三十多年的政治秘书，参与过李宗仁和桂系高层的一切秘密。他与德公之交，不是“刎颈”，也可谓“莫逆”了。他知道德公此刻首尾两端的心境。
如果说前两次入京均是公开的“观光”的话，那么，第三次北上则是秘密地进行的。
一九六○年，年青气盛的肯尼迪入主白宫，仿佛给僵硬的美国对内对外政策，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人们普遍希望肯尼迪有所大作为。李宗仁似乎也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他在美国递给肯尼迪一封信，祝贺肯当选，并望在其任内，调整对华政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久，他接到了白宫的复函，肯尼迪说，此事关系重大，将予以慎重研究。
其实，这是不着边际的官样文章，可李宗仁却如获至宝，将复函寄予在香港的程思远，并嘱送周恩来处参阅。
一九六一年六月，周恩来要程思远速速进京，就是为李宗仁信函的事。总理见到程，话并不多，主要就是要程设法去欧洲一趟，与李宗仁会面，劝他不要对美国抱有过高的幻想。总理说，肯尼迪上台后摆在他眼前的问题太多，改变对华政策，一时还不会列到他的议事日程上来。总理切切叮嘱：德公再不要抱那些虚幻的想法了。
李宗仁决定出国赴美。行前在香港办理各种手续时，蒋介石派了两批人来港挽留他。李宗仁对之不置一词。他已完全对蒋家王朝绝望了。果不久，蒋介石原形毕露，操纵所谓“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罢免了李宗仁所任副总统的职位。
李宗仁赴美之前，特嘱程思远留在香港。程想，德公这是欲借香港这块自由港之便捷，作好伸缩进退之准备的。可以说，当年的安排今天果然派上用场了。
程思远自上次受周恩来之嘱后，一直在为去欧洲与李宗仁会晤一事而筹划。经过长期的辗转磋商，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终于有眉目了：双方约定十二月瑞士见。
行前，程思远又一次秘密上京，向周恩来请示。这是第四次北京之行。
十一月十五日，午夜，中南海西花厅。
刚从酣睡中被叫醒前来的程思远，看着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深夜仍精神奕奕，直叹“世所罕见，世所罕见”。
周恩来主要要他向李宗仁转述“四可”原则：即，李先生可以回国定居，他决心回来，我们表示欢迎，可以回国后再去美国；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再回来；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一句话，一切由德公自己决定，我们悉听尊便。
程思远当即将“四可”原则背诵下来。临别，总理迎着夜里的寒风，一直把程思远送上门外的汽车。
瑞士。苏黎士。
从美国飞来欧洲“旅游”的李宗仁夫妇，这些天明显地感到了自己身后的“影子”。两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从美国跟到葡萄牙，再从里斯本跟到苏黎士，现在又同时住进了李氏夫妇下榻的Savoy饭店。
难怪呀，李宗仁这次旅欧是他自一九四九年去美后的第一次外出。
幸好，如约而来的程思远无意中在罗马被耽搁了几日。这几日，李宗仁夫妇只得与他的一个亲戚出游宴客打发时日。这使两个精明的特务误会了：李的亲戚是一地道商人，与政治绝无关系。看到李此行仅是探亲，别无目的，于是解除了监视跟踪。
程思远心急如焚地从罗马赶到苏黎士时，两个特务刚刚离开。事后，程犹有余悸地回忆说：“我无意中的迟到，竟有那么大的妙用，实在料想不到。”
这一次传递信息的欧洲旅行成功地避过了世人耳目。程思远在夫人石泓的巧妙掩护下，竟使香港最亲密的朋友也不知道他去了一趟欧洲。十二月二十三日，李宗仁从欧洲飞回纽约，对前来迎接他的亲友们则说了一句“难懂”的话：“好险呀！几乎赶不及回来过圣诞节！”
第五次北京之行是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八日。
十年之间，五上北京。这次是该收获的了。
程思远此行是为接李宗仁夫妇归来而赴京作最后的请示。
抵京之日正值周总理启程出访非洲各国。程思远领到一笔旅费。并得到保证，在苏黎士将有人助他一臂之力。
返港前，有关方面在统战部餐厅宴请程思远。虽然厨师摆出了这餐厅名闻京师的名菜——“烧方块砖肉”。可程思远归心似箭，却全然没有品出这道菜肴的滋味。
六月二十八日，程思远飞抵苏黎士，与早到那里的李宗仁夫妇会合。
行前，李宗仁变卖了他在纽约的房产，遂招来许多猜测和怀疑。此行困难大大增加。
幸好，北京的“一臂之力”及时出现了。有关方面根据翔实的情报通知滞留苏黎士的李、程等人：“立即离开瑞士。”
情报是准确的。李宗仁等走得好险呀！当他那位经商的亲戚从机场把他送走后回到家里，便见两个彪形大汉在等着他了。那两人手扬着一份电报，声称一定要当面交给李宗仁，李的亲戚对他们说：“李德邻先生和他的夫人到罗马去了。”
“那我们在这里等他回来。”
两个汉子往沙发上一坐，从此就将那位亲戚“软禁”了一段。直到李宗仁回到大陆的消息传出，他们才怏怏离开。
台北在这次行动中彻底地失败了。不仅仅是两个特务的扑空，不仅仅是最后关头仍发表“李不会去大陆”的荒唐声明，而且是几十年来以特务自炫于世的国民党当局的威风扫地。
七月二十日。北京，首都机场。
头戴礼帽、西装革履的李宗仁先生出现在大型苏式客机的舷梯旁，身后是旗袍裹身的夫人郭德洁女士、秘书程思远先生……
周恩来、彭真等到机场热烈地欢迎李宗仁先生的归来。首都机场，一片绚丽的阳光。
回国后不久，李宗仁即接到邀请：毛泽东在中南海等他。
中南海。游泳池边。
毛泽东迎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德邻先生，国民党骂我们‘共匪’，你回来就不怕上‘贼船’吗？”说得李宗仁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当人把程思远介绍给毛泽东时，毛用力地握住程思远的手，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人们不明白毛泽东今天的兴致为何如此之高。他与李宗仁没说几句，便邀之下池游泳。李推辞说不会。毛又邀程思远，程欣然应诺，旋即各自换了泳衣，与毛泽东在池子里把臂同游。
（一二六）李宗仁的记者招待会
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一九六五年六月离开长期居留的美国，取道欧洲（瑞士）返回祖国。
一九六五年九月中旬的一天，周总理要我（即吴冷西——编者注）和龚澎（当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张彦（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姚溱（中宣部副部长）三位同志到他的办公室去。
周总理告诉我们：李宗仁先生要举行记者招待会，请他推荐几位同志做参谋或顾问，他决定推荐我们四人去当顾问。总理说，你们几个人对中央的对内对外政策都比较了解，有两位（指我和龚澎）还多次担任过政府代表团的发言人，有举行记者招待会的经验，可以给李宗仁先生提供一些帮助。但是，你们的任务是当顾问，只能从旁帮助，提供参考性意见，不能强加于人，不能强人所难，更不能喧宾夺主，一切均由李宗仁先生自己决定。这点你们一定要记住。
接着总理向我们谈了李宗仁这次回国的前前后后。他谈到：德邻（李宗仁字德邻）先生出国十六载，这次毅然归来，很不容易。德邻先生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回国定居的。周总理还谈到，李宗仁先生到达北京时曾发表一个声明，说他以“待罪之身”从海外归来，向人民交代他的两大过错：一是一九四九年和平谈判时他没有接受和平协议，“至今犹感愧疚”；二是他在居留美国期间搞“第三势力”，“一误再误”。周总理说，这样坦率交代也好，可以取得人民的谅解。但是实际上这两件事情也难完全怪他。总理接着详尽地分析了这两件事。他指出，当年李宗仁名为“代总统”，实则一无权、二无兵、三无钱，真是孤坐石头城上，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打也不成，和也不成，一切都由下野后隐居在奉化溪口的蒋介石摆布。李受白崇禧的影响，也没有接受和平协议的决心。至于搞“第三势力”，想依靠外国来取得政权，这说明他对美国有幻想，同时也是旧中国政坛显要的通病。
周总理说了这许多以后，强调我党的方针是三句话，即：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来去自由。他说，李宗仁先生这次回国定居，我们就是一家人，既往不咎了。他接着算了一下，一九四八年我们曾经公布的四十三名首要战争罪犯中，程潜和傅作义都是起义将领，不但早已从战犯名单中除名，而且同我们一起共事十多年了；翁文灏和卫立煌五十年代回国定居，都是政协委员；杜聿明作战中被俘，十年后受特赦，现在也是政协委员。爱国不分先后，我们一律以诚相待。他们可以到国外去，去了还可以回来，回来了还可以再出去，这叫做来去自由。总理说，这三句话对李德邻先生都适用，对任何其他人都适用，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周总理说，他说了这些，无非是要我们对李宗仁先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次去当顾问，一切都要尊重李宗仁先生。只提供情况，如外国记者关心什么问题，可能提出什么问题。有疑难也可以坦诚相告。但他要讲什么，怎么讲，完全由他作主。讲话稿不用我们起草，因为他身边的程思远先生能说会写，曾长期当过他的秘书，文字表达会比我们更适合李宗仁先生的习惯和身分。
周总理最后交代：如果李宗仁先生一定要听听我们对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讲话的意见，可以请他考虑：一，过去的历史旧帐可以不提；二，重点放在讲讲回国后，尤其是参观东北后的观感；三，中美关系可以谈，但以少谈为好；四，中苏关系可以不谈；五，对台湾方面以态度平和、留有余地为好；六，对记者当场提出的问题，可以据实回答，不必有什么顾虑。
从周总理那里出来后，我们就分头作些准备。过了两三天，李宗仁先生就叫我们到他住处去，商量如何准备举行记者招待会。我们根据总理的指示，向他提供中外记者的情况和他们关心的问题。李宗仁先生也大致谈了他的打算，随后就要程思远先生同我们一起交换意见。
九月二十六日，李宗仁先生举行记者招待会，程思远先生和刘仲容先生陪同他出席。到会的有中外记者和港澳记者共三百多人，盛况空前。李宗仁先生先发表长篇讲话，随后又一一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前后两个多小时。会后李宗仁先生又举行冷餐会招待记者，出席的除中外记者外还有蔡廷锴、卢汉、刘文辉、邵力子、黄绍竑、翁文灏、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等前国民党军政显要，末代皇帝溥仪和其弟溥杰也出席了。他们都是记者们有兴趣采访而又难得一起会见的新闻人物。结果皆大欢喜。这是周总理同李宗仁先生商量后具体安排的。
（一二七）接见嵯峨浩等人
凡是和末代皇族成员接触过的人们，只要微微留心，就会发现，在溥杰住屋的墙上都挂有一幅周恩来和他们会见的照片。
提起这张一九六二年六月拍摄的照片，溥杰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激动之情。
这张合影上面密密麻麻，共有三十五人之多。
溥仪，老舍，载涛，嵯峨尚子，周总理，嵯峨浩，……
嵯峨尚子？嵯峨浩？这不是日本人的名字吗？呵，不错，嵯峨尚子，穿着一身整齐的日本和服，而嵯峨浩，却是紧身的旗袍。
那是一份早年的报纸，微微呈现黄色，上面跳出一行醒目的标题：《末代皇帝日籍弟妇偕母女自由过港返北京与夫团聚》。
下面写着：
前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弟妇、溥杰的日籍妻子爱新觉罗浩（闺名嵯峨浩），昨午奉母携女自东京搭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班机飞来香港，将于今天乘车赴广州，和他丈夫共返北京团聚。
她看来相当谦厚，谈话时始终保持谦逊甚至拘谨的笑容，语调温柔。她穿着一袭银色绣黑碎花的织锦旗袍，外罩同样的织锦短外套。
爱新觉罗浩说，丈夫和她别后，一直有信给她。她相信他正在广州等候她回来，说到这里，她笑了——这时她笑得不像矜持，显然她心里是甜丝丝的。
这是一段真实而曲折的故事。
火车向广州开来。
嵯峨浩陷入了一种不可梳理的困扰之中：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的第三天，伪满傀儡政府分崩离析，嵯峨浩随同皇室家族逃离长春“皇宫”，跑到通化大栗子沟。狼狈万分的溥仪、溥杰双双成了苏军的俘虏，而她们，四处流离，几经辗转，嵯峨浩最后被遣返日本……
广州，身材瘦小的溥杰正引颈相望，他不知分离十余载的妻子现在怎样，他想起了三个月前……
一九六一年除夕之夜，周恩来以他自己的名义，邀请皇室家族成员到他家里作客，高兴地以中国北方迎新年的传统，用饺子款待他们。
饭后，周恩来请大家来到会客室，斟上了热腾腾的碧螺春茶。他微笑着说：“今天特意请你们来，也是同你们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以你们的名义，邀请溥杰的日本爱人回中国来？”
这句话，一下子暖热了皇室家族成员的心。自从溥杰获释后，家族里就考虑过这个问题。
溥仪，是坚决的反对者，提起日本，他心中有无形的烈火，他要溥杰与妻子一刀两断。
溥杰，他留连的不仅是和妻子的绵绵情长，他凭自己的良心，深深内疚，妻子为自己受尽苦楚，在日本拉扯大了两个女儿，而流逝了十六年宝贵的青春时光。
意见如此分歧，现在该怎样解决，怎样回答周恩来呢？
碧螺春茶冒着缕缕清香，座位上的家族成员一个看一个，面面相觑，沉默无言。几个人借着上厕所，悄悄离席了。
周恩来叫住了他们，幽默地说：你们都去，我也去。
“轰”的一声，大家乐了。
周恩来问了溥仪，又问了他的弟弟金友之。金友之心直口快：“这是中央的关怀，我想嫂子回来了，大家一定会做她的工作，帮助她进步。”周恩来又一一问了溥仪的六妹夫王武贤、七妹金志坚，还有其他人，都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
周恩来缓缓地说：“我看过嵯峨浩给溥杰的信，她有做中国公民的愿望。过去，她入过伪满的‘国籍’，伪满是让我们解放的，所以我们可以批准她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一直闷闷向隅的溥杰，抬起了头，他万万没有想到，周恩来说出了这些话。
他泪水纵横。
周恩来继续向在座的人说：“有不同意见，我们也可以试试嘛，让她回来，如果住的不习惯，不舒服，要回去，也没有关系。”
溥杰沉浸在后来的幸福中。他按照周恩来的嘱咐，给远方的妻子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请她带着女儿，回来看看。同时，由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亲自出面，邀请溥仪、溥杰的三妹金蕊秀、三妹夫郭布罗润麒、五妹金韫馨、五妹夫万嘉熙五人，给嵯峨浩用日文写了一封代表家族的邀请信。
广州车站上，嵯峨浩正在向溥杰扑来，他们重新聚首了！岳母嵯峨尚子的眼眶里滚动着泪珠，女儿嫮生叫着“爸爸！”他们百感交集。
时过境迁，溥杰谈起这段事还是那样激动，他不时摘下眼镜，用手绢拭着眼泪。他说，当我和浩会面时，溥仪也是情感纷纭，他之所以不同意浩子回来，是有着历史原因的。
溥杰找出了《我的前半生》，指着上面的一段记载说，这不，上边都有呢。
溥仪在他的一篇回忆中写道：
溥杰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从一九三五年冬天起在长春伪禁卫队步兵团当排长。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就鼓吹让他和日本女性结婚。我和他对日本人的企图也有所察觉。有一天，我对弟弟讲：“你如果和日本女子结了婚，往后可不好办了。”
溥仪为了不让日本关东军包办溥杰的婚姻和觊觎爱新觉罗的“皇位”，很快就把“皇后”婉容的一位亲戚找来，打算撮合溥杰和他的女儿结婚。不料伪满皇室“御用挂”吉冈闻讯后公开干涉“御弟”的婚事。后来，日本方面又由“九一八事变”的罪魁本庄繁和陆军大臣南次朗直接插手，为溥杰选定了对象，这就是日本华族嵯峨实胜侯爵的长女嵯峨浩。
婚后一个月，日本关东军即起草了《帝位继承法》，规定：“皇帝死后，由其子继之；无子时，以其孙继之。无子和孙时，以其弟继之。无弟则以其弟之子继之。”溥仪没有子嗣，可见，溥杰的这桩婚事，不过是为培养有日本血统的继承人，耍了一个“政略婚姻”的手腕。
这在溥仪的思想深处，埋下了对日本的切齿痛恨。
然而不管怎样，嵯峨浩重返中国，溥仪到底明白了周恩来的良苦用心，自己也知道关心弟媳妇了。感情融洽，交往随之十分频繁。
嵯峨浩时隔十六年回到中国，而且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新世界，她显得陌生；日本的宣传使她对中国不甚了了。六月，周恩来接见时，一眼就看出了她的心理。
周恩来谈起了中国一出京剧《平贵别窑》的故事，对她说：“王宝钏与薛平贵等了十八年才相会，你等了溥杰十六年。薛平贵后来当了皇帝忘了本，溥杰现在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嵯峨浩明白了周恩来话中的寓意，她不时地点点头。
接下来，周恩来意外地提到了溥杰夫妇大女儿慧生的一件事。
溥杰从苏联解到抚顺管理所不久，慧生就背着母亲和全家人，用中文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请求允许她和父亲通信。周恩来亲自阅办了这件事。从此溥杰和他亲属之间鱼雁频传，成为伪满战犯中的第一例。周恩来说：“我很喜欢这样勇敢的女孩子，青年人是需要有勇气的。”
这件事，连溥杰和嵯峨浩两人都蒙在鼓里，他们几年频频通信，却不知晓是周恩来和他们女儿联系的结果。溥杰哽咽着，而嵯峨浩则流下了更多的泪水。
他们无法启口告诉周恩来，他们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聪明貌美的慧生，已于四年前离开了人世。
慧生生活在战后的日本，在东京的贵族学校读书。她结识了同学大久保，相互爱慕。溥杰在和她通信中知道了此事，只是含混地告诉她凡事要多听听妈妈的意见。谁料，妈妈封建思想流毒太深，坚持要女儿等将来有机会回到中国，找一个满族青年结婚，以延续爱新觉罗家族的香火。终因双方家族的反对，一场悲剧出现了。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末，在东京附近伊豆岛天城山的一个幽谷里，这一对恋人双双扣动扳机，殉情身亡，成了轰动日本四岛的一大新闻。
溥杰夫妇将永生以之为憾。嵯峨浩告诉周恩来，她已决定留在中国，也想把小女儿嫮生留下来。
可是，嫮生从小住在日本姥姥家，她仍想回日本去。
周恩来听了后，亲切地对嫮生说：“你母亲是个日本人，和你父亲结了婚。你是个中国人，也可以同日本人结婚嘛！但是，你姐姐去世了，你父母就你一个女儿，你应该常来看望他们。我许可你常来常往。”
嫮生默默地往肚里咽着泪水，告别之际，她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跑到周恩来跟前，鞠了一大躬，深情地说：“我从内心里尊敬您！”
一九七八年三月，嫮生终于和丈夫福永健治一起，带着四个孩子回国探亲。她带来了一束花，请有关部门一定要转交给邓颖超，以表达她对周恩来的怀念。
溥杰的叙述，深深拨动着我的心弦。溥杰一家的团聚，难道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团聚吗？不是，决不是。
溥杰也是这么认为的。他说，周恩来专门请我们一起观赏了京剧《杨门女将》，他意味深长地对我岳母说：“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两国人民要将五十年来的不愉快的事情消除掉。”
十多年后，中日两国终于现实了关系正常化。
（一二八）斯诺的印象
一九六四年，斯诺第三次来到中国。他对人说：“像周总理这样的人真了不起，有用不尽的精力，有刚强的意志。一九三六年我去保安的时候，就受到他的影响，也可以说受到了他的某些‘传染’。当我后来回到北京以后，在头六七个月，我也感到自己的意志坚强起来了，并且看待一切事物都很乐观。”
斯诺：一九三六年我去保安时，就受到周恩来的某些“传染”
一九三六年六月，北平，沉沉的午夜。
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记者、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特约通讯员埃德加·斯诺，挎着电影摄影机和一架普通照相机，在北平火车站登上了一列破败不堪的西行列车。
斯诺此次西行，完全是出于新闻记者的冒险和猎奇，目的地是属于共产党的“红色世界”——陕甘宁边区。
斯诺在中国革命进入低潮的一九二八年来到中国。刚到中国时，斯诺对中国共产党还颇有微辞。
但是，随着对中国社会政治的进一步观察，斯诺却改变了看法，不再相信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宣传了。他说：“谁能相信，只对杀人和抢劫有兴趣的一些土匪，能够对抗南京的全部军队达十年之久？一定有一种强有力的因素支持了他们。”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党？他们的领袖——蒋介石悬赏巨额买他们头颅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他们是怎样的人？
带着这一连串的问号，斯诺踏上了他西行的旅程。不过，他当时无论如何也料不到，此次行程竟影响了他的一生。
斯诺进入“红色世界”后遇到的第一位共产党领袖就是周恩来。
这天斯诺刚进入百家坪，便看见有一个穿着旧布军装，戴着一顶褪色的红星军帽，长着中国人少有的浓密大胡子的瘦削的红军军官迎了上来，举手碰了碰帽沿，潇洒地行了个标准军礼，并用流利的英语招呼说：“哈罗，你们想找什么人吗？我是这儿的负责人周恩来。”
斯诺心中不由一阵欢喜，想不到刚进入“红色世界”便遇到了共产党和红军的一位重要领袖，而且，这个被国民党称为“赤匪”的领袖是那样的温文尔雅，他那一脸的大胡子也盖不住那种文质彬彬的军人气。
斯诺一边打量，一边赶忙趋前同周恩来热情握手，作自我介绍。
“欢迎你们平安到达，一路上辛苦了。”对斯诺要到陕北红区来采访，周恩来早已知道，并指派了沿途部队一路加以暗中保护。
随后，周恩来交待身边站着的那位戴眼镜的红军军官李克农安排好斯诺等人的食宿，并邀请斯诺第二天到住的地方去商量访问计划和日程，便匆匆告辞了。当时，周恩来正忙于负责指挥红军东面各军及地方部队，抗击进攻的国民党军队，布置中央及军委向西迁移。
次日一早，斯诺由一个儿童团员带路，来到了周恩来的住处。那是一个农家院落的几间窑洞，门前站着一个持枪的哨兵。斯诺很惊奇，蒋介石悬赏八万银元捉拿的周恩来就住在这样几间简陋的窑洞里，而且，门前只有一个哨兵。
斯诺进了窑洞后，看到屋子里陈设很简单，但非常干净、整洁，周恩来正盘坐在炕桌前俯身阅看电报。
周恩来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公正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知道这一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
稍顿，周恩来又说：“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
“他的话听起来太理想了！”斯诺心中暗自叹言。
周恩来把小炕桌上的那堆电报推到一边，提笔替斯诺起草一个访问日程。
周恩来写完后，把一张纸递给了斯诺，上面开列着为时共需九十二天的访问旅程。
“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周恩来说，“你是否愿意遵照，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认为，你会觉得这次旅行是非常有趣的。”
对斯诺来说，遇上周恩来，机会难得。在百家坪，斯诺不失时机地向周恩来提出了许多问题，周恩来为此与斯诺作了两天的长时间谈话。
周恩来与斯诺的对话都是用英语进行的。虽然有些地方还不是表达很流利，但措辞和发音都还准确。
周恩来略带歉意地解释说：“我已经五年不讲英语了。”
斯诺大为惊讶。对于一个并非专学英语的中国人来说，隔了五年没摸过英语还能保持这样的水平，其记忆力确非一般常人所能比的。
百家坪谈话后，斯诺在他的笔记中对周恩来作了如下的描述：
“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
“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
“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他似乎是一点也不像一般所描绘的‘赤匪’，相反，他倒显得真的很轻松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
周恩来：我们已经开始了第二个长征
一九六○年，经过顽强斗争，冲破了美国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斯诺终于以“作家”的身分，实现了他重访中国的愿望。
一九六○年，是中国经济非常困难的一年。三年自然灾害，再加上“大跃进”的瞎指挥、浮夸风，使中国国民经济陷于全面危机。七月五日至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对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作为国民经济的“总管家”，周恩来正没日没夜地忙于如何制定和贯彻国民经济的调整政策，使国家经济从危机中摆脱出来。
九月三十日，难得稍有一点空闲。周恩来决意抽出一天时间，邀斯诺同游新近竣工的密云水库，一来放松放松自己疲惫的心身，二来借此机会回答斯诺提出的一些问题。当然，也是让斯诺看看新中国的建设与变化。
在开往密云方向的专列上，斯诺握住周恩来的手，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眼前的周恩来就是二十四年前在百家坪遇到的那个满腮蓬乱的胡须、身材纤瘦、穿着一身褪色布军装、骑着一匹瘦马的所谓“赤匪”首领？斯诺想起他同周恩来初次见面的那次长谈。当时周恩来曾经预言：“抗日战争开始之日，就是蒋介石走向灭亡之时。”真的让他言中了。如今蒋介石被赶到台湾岛上去了。世事沧桑，人事盛衰，变化真快啊！
周恩来对斯诺说：“十几年了，你今天才重访中国，真是拖得太长了。”
斯诺苦笑着摊了摊双手，表示无可奈何。
到达密云水库后，周恩来与斯诺同乘一艘游艇，泛舟于环抱在风景秀丽、群峰高耸之中的宽阔湖面。
周恩来向斯诺谈到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些困难。但新中国完全有能力度过难关。他凝视着蓝色的湖水，沉思地说：“对我们而言，历史上最困难的时刻是在长征时期。特别是当我们横越西藏附近的大草地期间，我们的情况已濒临绝境。我们不但没有食物，而且连水都喝不上。然而，我们却继续生存下来，并且赢得了胜利。”
“那么，与长征比起来，以后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斯诺说。
“容易？没有一件是容易的。千万不要认为我们的事情是容易解决的。十年前，全中国开始了第二次长征。我们已经迈开了第一步，只是第一步。”在周恩来看来，新中国的建设，其难度决不亚于二万五千里长征。
周恩来把一则世界特号消息告诉了斯诺，并交给他一张绝密照片。斯诺惊叹：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照片恐怕会惊动世界
斯诺为了亲自实地了解中国人民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所取得的成就，在一九六四年十月，第二次访问了新中国。
轿车把斯诺从北京饭店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
周恩来精神饱满，气色俱佳，与斯诺亲切握手。
周恩来对斯诺说：“你的这次访问计划，还在我办公桌上放着，我看了大部分，还有一点没看完。你的要求太广泛了。你要求见那么多人，当然可以见些老朋友，但是谈问题还是找那些掌握第一手材料的人去谈好。现在世界上有两件大事情，赫鲁晓夫下台了，我们的原子弹上去了。”
周恩来是新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者和组织者，他名副其实地掌握了原子弹的第一手材料。
颇有新闻记者职业敏感的斯诺两眼闪现出兴奋的亮光。他马上追问：“你今天所讲的，是供我作前景知识呢，还是可以发表？”
自从一九三六年相识以来，周恩来与斯诺形成了一种默契，每次谈话后，斯诺总要问明，他们的谈话哪些内容可以公开发表，哪些内容不宜立即公布。有时，斯诺还把自己整理的谈话记录送交周恩来审定。他完全尊重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也信任斯诺，谈话的内容也很随便，这常常使得斯诺可以获知一些其他驻华的外国记者难以得到的“内部消息”。那些外国驻华记者由此对斯诺羡慕不已，经常围绕他打听“内部消息”。
周恩来明确告诉斯诺：“你可以写文章。”接着他又故意逗笑着说：“恐怕不能等到写在书里吧？！”
斯诺高兴地笑了。这样的特号独家新闻，斯诺太知道它的时效性了。
“我今天和你谈话只有一个小时了，三两天内再找个机会和你谈。可是我得声明，是要在夜间十二点以后。”
斯诺哪有不答应的道理，他很乐意地连连点头。
“这次你回去，美国国务院一定要你向他们报告。”周恩来举杯向斯诺示意。
“不一定，可能又要在四年以后。”斯诺这样说是根据前次的经历。一九六○年斯诺访问中国回去后，美国国务院有关负责人只漫不经心地与他谈了二十分钟。四年以后，新的国务院负责人才又重新找斯诺去谈他在中国的访问印象。
“这次不会，时代变了。”周恩来肯定地说，“美国国务院原来说中国爆炸了一个小的东西，没有什么意义。可是，三四天后，就改了口气，现在又说这颗原子弹可能比他们扔在广岛的那颗还要先进。”
说罢，周恩来起身拿过一张照片：“我可以给你看这次爆炸的照片。龚澎没见过这张照片，他们这些在座的都没看见过。你今天晚上不要马上发电报出去。”
虽然爆炸的消息在国内宣布了，但具体一些细节还属于绝密。周恩来把爆炸的照片提供给斯诺，是斯诺的又一次“殊荣”。
临别时，周对斯诺说：“你要是需要摄影师，可以告龚澎为你提供。你要是想了解国际方面的情况，找唐明照，经济方面找勇龙桂，外交和新闻方面找龚澎，文化方面找陈忠经。剩下的问题我来谈，一是谈政治问题；二是谈技术问题，原子弹也可以算是个技术问题。”
在回北京饭店的路上，斯诺显得异常地兴奋。他激动地对陪同人员说，“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周总理答应把特号消息告诉我，还有照片。这照片恐怕会惊动世界。我真正想不通他怎么有时间看我的访问计划。我真有些难为情。真没想到他能在这么忙的时候挤出时间来见我。”
一九七○年，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周恩来又给了斯诺几条“独家新闻”
在斯诺一九六四年访问新中国的第二年，中国大地上一场持续十年的大动乱开始了。远在日内瓦湖畔的斯诺（一九五九年，斯诺携妻子儿女离开美国迁往瑞士日内瓦）焦虑地注视着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他急切地要求第三次访问新中国，他要亲自去看一看他所牵肠挂肚的这片大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和安排下，经毛泽东批准，斯诺携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于一九七○年八月实现了他第三次访问新中国的愿望。
周恩来在百忙中依旧一往情深地接待了斯诺，并与他作了多次长时间的谈话。
在斯诺的眼中，七十二岁的周恩来还是同过去一样机敏。然而，与一九六四年相比，他头上的白发更多更密了，颧骨凸了出来，两颊凹了进去，深陷眼窝的那双眼睛流露出忧虑和凝重、刚强与坚毅。谈话中，周恩来告诉斯诺：中国在北面面临着第二个威胁——百万苏联军队压境。
斯诺问：“如果中国寻求缓和，是同苏联谈判的可能性大呢，还是同美国谈判的可能性大？”
“我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周恩来回答得很为微妙。
事实也是如此。一九六九年春天珍宝岛的阵阵枪炮声使中苏关系恶化到了战争的边缘。而过去一直紧张的中美关系出于双方各自利益的考虑，反倒开始趋于缓和。周恩来向尼克松敞开了谈判的大门，正密切注意尼克松的一举一动，就看尼克松说话算不算数了。
但周恩来向斯诺透露：中美可能在北京举行会谈。
虽然谨慎的周恩来只是说可能，但对于斯诺来说，无疑又是一条“独家新闻”，就像十月一日国庆周恩来把斯诺领上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一同出现在观礼台上一样。因为当时中美关系的接触还处于绝对机密阶段。
一九七○年十月一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国庆庆祝活动。广场上早已人山人海，喧声如潮。
当斯诺带着夫人洛伊斯·惠勒走出天安门城楼的电梯时，周恩来迎上前去，向他们夫妇问好。
“我真是第一个应邀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吗？”斯诺棕色的眼睛闪着兴奋的亮光。
“毛主席让我请你来的，你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周恩来热情地说。
“三十四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你。你当时用英语跟我讲话，使我很吃惊。”
“我还记得我替你草拟了九十二天旅程，还找了一匹马让你骑去保安找毛主席。”
“你安排我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当时对西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让我上天安门——”
周恩来马上将话接了过来：“在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情况下，你三次访问新中国，今天还上天安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庆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
斯诺兴奋地说：“我又有独家新闻了。”
电梯又一次升上天安门城楼。身着银灰色中山装、身材魁伟高大的毛泽东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缓缓走出电梯。
周恩来赶忙上前迎接，并将斯诺夫妇领到毛泽东跟前。
毛泽东一见斯诺，很是高兴。他亲切地握着斯诺的手，风趣地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
周恩来又向斯诺介绍林彪。斯诺向林彪问好，并打量着这位被写进党章的“接班人”。
林彪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是斯诺始料未及的。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斯诺在给朋友张歆海的一封信中曾认为：“从逻辑上说周恩来应当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从我们的视野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能与周恩来的威望与能力相比的人了。”
“斯诺先生是毛主席的朋友，当然也是我的朋友，好朋友。”林彪不自然地笑着回应斯诺。
对周恩来为寻求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努力，林彪是不赞成的，他曾私下对人说：“周恩来与美国人打交道，是要倒霉的。”
毛泽东握住斯诺的一只手，朝城楼正当中的栏杆边，向广场上的人海致意。摄影记者抓拍了这历史的瞬间。
周恩来对第二天《人民日报》的版面作了精心安排。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庆祝国庆典礼上的照片发表在头版的显著位置。这张向美国发出的含蓄而饶有深意的信息的照片，震动了整个世界。
十月十九日晚，周恩来与即将去外地参观访问的斯诺在人民大会堂又作了一次长谈。
斯诺说：“现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大。”
周恩来笑问：“是不是又有在北京的外国记者找你打听消息？”
斯诺说：“法国和加拿大的记者曾间接找我谈过，但在没得到总理的许可之前，我不愿意给他们谈什么。”
继一九六四年中国炸响了第一颗原子弹后，一九六七年，中国又成功地爆炸了一颗氢弹。这两声巨响确实震惊了世界。
斯诺问：“为什么相对来说工业不太发达的中国在试制出氢弹方面的速度要比法、美等国快一倍？”
周恩来说：“不光氢弹，整个核武器我们还在试验阶段，速度比较快的其中一个原因还得感谢赫鲁晓夫，是他撕毁了在原子能方面同我们签订的合作协定，是他在一九五九年撤回了在中国的全部苏联专家，迫使我们自力更生解决问题。所以，在一九六四年，比我们原来预计的提前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但那么凑巧，正好成了把赫鲁晓夫送下台的一个礼物。赫鲁晓夫十五日下台，第二天我们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这完全是巧合，完全没有预计，我们怎么可能晓得苏联国内的政局到那么准确的程度？即使知道他要下台，马上爆炸，除非我们手里掌握了大量的原子弹，像放焰火似的。”
说完，周恩来和斯诺都笑了起来。
接着，周恩来询问斯诺的下一步访问计划，并嘱斯诺要注意身体。
斯诺说：“你工作从不休息。使全世界都感到惊奇的是，你多年来担负了这么重的责任，现在还在继续担任更重的责任，但却不显得老。”
“不能只从表面上看，透过表面看本质就看出老了。”说罢，周恩来从茶几上端起一杯咖啡，他另一只往咖啡中放糖的手有些发抖。
“你看，给你看到我的心脏反应了，看到本质了吧。因为睡得少，我的健康减弱了，近四年心脏有毛病。在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败了，所以要打球蛋白了。”
对政治颇为敏感的斯诺从周恩来的最后一句话以及他说这句话的语气和神态，看出了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态度。他心中暗暗一惊，这又是其他人难以获知的一条独家新闻。
的确，面对这场他很不理解但难以阻止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顾全大局，很少向外界流露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尤其是对外国人。
不过，这条“独家新闻”对斯诺来说太沉重了，沉重得使斯诺一时难以公诸于世。遗憾的是，斯诺没能等到公布这条“独家新闻”的时候便告别人世了。
第三次访问新中国回去后，斯诺在他的文章中对周恩来作了这样的几段描述：
尼克松总统将见到的周恩来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显然是世界上最干练的谈判家之一。他漂亮、富有魅力，七十三岁了，却不知疲倦。
据说，基辛格呆在北京的四十九小时里，同总理会谈花了二十小时。这不是什么希罕的事。我对周采访和交谈过几次。其中有一次从吃晚饭时一直谈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我已经疲惫不堪，他的精神好像依旧清新饱满。我含糊地说：“我该让你睡一会儿觉了。”他一仰头，笑着说：“我已经睡过了，现在我要去工作了。”原来晚餐前打个盹就算是他的夜间休息了。
一九七二年，病重中的斯诺感慨地说：“接到周恩来总理这样的信的美国人，想必只有我一个！”
一九七一年十月，国际事态以人们意想不到的速度迅猛发展。
美国总统尼克松也正紧锣密鼓地准备正式访问北京。斯诺打算在尼克松到北京之前先到北京去。他还希望单独去采访有史以来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中国，亲自采访中南海里毛泽东和尼克松的会谈。
然而，就在这时，死神却悄悄向斯诺袭来。一纸晚期胰腺癌的诊断书击碎了斯诺的所有计划。
近乎绝望的洛伊斯想到了中国，她鼓足勇气给马海德写了一封信寄往北京。
没过多久，两封贴着中国邮票、寄自北京的信被投到了斯诺的信箱中。一封是马海德的复信，信中说中国方面虽不保证有治愈的把握，但可以尽一切努力给予帮助，并要求斯诺考虑到北京去接受治疗，在那里可以得到一切照顾和关怀，可以用上能做到的一切医疗手段。
另一封信是周恩来写来的，其中附有毛泽东和邓颖超的嘱笔问候。
病重中的斯诺躺在床上仔细地听洛伊斯读着信的内容，枯黄而日渐消瘦的脸上现出了兴奋的异彩。他感慨地说：“接到周恩来总理这样的信的美国人，想必只有我一个！”
接着，斯诺激动地口授了一封给周恩来的回信。斯诺在信中说：
亲爱的朋友：你的热情和厚意的慰问和毛泽东主席、你本人和邓颖超女士对我当前困境提出具体援助之建议，使我极为感激。你在百忙之中，还为这样一件琐事操心，甚至派你的使节、我的朋友陈志方大使及其夫人亲自来转达你的问候和邀请，尤其使我感动，同时也使我感到不安。你邀请我去中国治疗或休养的建议，因为我目前情况无法考虑这一行动。我的身体仍很虚弱，现在正进行一系列化学疗法和试验……
当斯诺给周恩来回信的时候，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北京的日坛医院已准备好了一套病房；陈志方大使已和法国航空公司商定在他们的民航飞机上安装一张病床；去瑞士接斯诺的医疗小组也已组成。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国医疗小组在大雪纷飞中从北京飞往日内瓦。当他们出现在斯诺家中时，斯诺和夫人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然而，斯诺病情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医疗组原先的想象。如果把斯诺移往中国，很难保证他能平安到达。斯诺自己也坚持“不愿意作为一个病人到中国去，不愿意给中国增添累赘”。
周恩来根据斯诺的意见和身体情况，指示医疗组就地为斯诺进行医疗护理工作，并同意就近从阿尔及利亚中国医疗队调去癌症专家张锦坤和内科专家张贻芳，充实医疗组力量。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怀下，斯诺的家变成了一个临时的小医院。
但是，胰腺癌是一种很凶恶的癌症，发展到今天的医学仍对它无可奈何。无情的死神一步一步地向斯诺逼近。
二月八日，正在亚的斯亚贝巴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议的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黄华突然接到北京发来的特急电报：“斯诺病危，周恩来总理嘱你赶往瑞士，探望斯诺并转达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朋友的慰问。”
当黄华怀着忧郁的心情赶到斯诺的床前时，斯诺像见到久别的亲兄弟一样高兴。他一手握住黄华的手，另一只手抓住马海德的手，微笑着用微弱颤抖的声音说：“咱们三个‘赤匪’又凑到一块了。”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正好是中国农历的春节。就在这天的凌晨二点十六分，躺在病床上的斯诺在熟睡中永远地闭上了那双深褐色的眼睛。
中国人民为失去这样一个真挚友好的朋友而万分悲痛。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都发去了唁电。周恩来在唁电中说：“斯诺先生的一生，是中美两国人民诚挚友谊的见证。……对这样一位老朋友，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2007/09/10
二十四、广交四海宾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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