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秋，中国共产党颁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已在全国各阶层深入人心。鄂豫边区行署所辖的湖北黄陂县，也由二十七岁县长魏天一主持，以统一战线的原则组成了县参议会。
当时的县参议会的一个中心任务是动员地主、商人等有钱人，在乡村实行减租减息，使劳苦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促进边区生产发展，以保证抗日军队的后勤供应。
黄陂长轩岭附近的包家村，住有一位名叫胡康民的大财主兼地主，他也是黄陂县的绅士头子。包家村有一个地主、财主的武装“护庄队”，有人有枪，防范十分严密。在土地革命时红军部队曾三次未能攻破包家村的“土围子”。抗战后，边区行署或新四军第五师派出的工作队行经包家村，“护庄队”也公然阻拦，一次也不让进入包家村内。
魏天一县长血气方刚，对包家村这个傲慢劲儿很是恼火。有几次，包家村附近的贫雇农来报告包家“护庄队”的活动，想请县府派新四军或武装的工作队去“搬家”（即打土豪的别称）。魏县长同县委书记任士舜研究后决定设法整顿包家村一次。
于是，黄陂县委以县政府名义派了几名县参议员，去请胡康民来县府参加议政。当时，县参议会，按鄂豫边区行署规定的“三三制”政策，除了吸收知识分子、绅士参加议政参事的“县参议会”外，也吸收了一些有觉悟的贫雇农代表为参议员。包家村的“护庄队”不便阻挠“县参议员”，在县参议员们进入包家村后，胡康民便随参议员来到了县政府驻地。
魏天一见到胡康民，就笑着说：“委屈你了！你从今就住到这里吧！”胡康民没弄清为什么，就被县政府软禁起来：每天吃喝都是上等的，但是每天都有人来做说服工作，要胡康民必须在近日解决包家村各地主、财主的减租减息问题，以及解决让新四军及政府人员进入包家村正常开展工作的问题。
一关竟关了十天。
就在第十天的下午，魏天一突然被任士舜叫了去。魏天一脚未进任书记住室，耳边就听到一个熟悉的批评声：“小魏呀，你胆子不小啊！关押人能解决党和军队的信誉问题吗？”
魏天一十分清楚这是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的声音，立即按战时的规定，恭敬地行军礼。
“我不同你握手！你放了人，再说！”
魏天一见陈少敏严厉地盯着自己，正想仔细解释自己这么决定的理由。但是，任士舜已把一纸电文递了过来。
魏天一捧着电报，轻声念道：
鄂豫边区行署转陈少敏书记、李先念师长：
胡秋原先生是我党现阶段统战的著名人士之一，其子胡康民被软禁是错误的。必须立即放人；同时予晓以大义的器重，至少出任县参议员。既有影响于当地军政民，又直接有利于我党和军队目前抗日救国的具体政策之实施与发展。
急盼回覆。
周恩来于重庆
陈少敏走近面颊羞得通红的魏天一，说：“我是从会议上读了电报就赶来的。李师长也要我代表他来解决此事。周副主席正在重庆做国民党上层人物国共两党统战的工作，你们不迅速处理好这事，不是给党和军队难堪吗？胡康民我也清楚，本人对国家民族是抱积极态度的，不是抵制共产党政策那一类。胡康民能来县府议事不就证明他懂共产党政策，是相信我们的文化人吗？为什么用这样的错误办法呢？我明白你们想借禁胡康民而吓住包家村一群。可是，难道除了这‘下下策’的愚法，没更灵活、更聪慧良方？”
魏天一无话可说，立即下令执行周恩来指示，释放胡康民。
陈少敏、任士舜又分别以边区党委和县委领导人身分同胡康民交换了意见。接着，魏天一正式请胡康民吃一餐酒饭，表示赔礼道歉。席上，作陪的陈少敏、任士舜正式宣布边区暨县府的“紧急决定”：请胡康民正式担任黄陂县参议员。并请胡康民随陈少敏去边区政府所在地小悟山参加正召开的边区行署举办的参政议事大会。
几天后，胡康民由小悟山回到黄陂县府驻地。魏天一、任士舜遵照陈少敏的电话指示，专门同胡康民谈心一整天。经过耐心的思想工作，胡康民很高兴地接受了魏天一提出的办法：由胡康民率队，带领魏天一等县府要员正式巡视包家村。
这一天，包家村是组织“护庄队”以来首次接待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工作人员。各财主、地主、商人等，都尊重胡康民，很恭敬地对待魏天一一行。魏天一也特别高兴，当即以县长名义在包家村召开了“勤政抗日救国动员会”。会上，魏天一介绍了边区军事斗争需要减租减息来动员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他开诚布公地请包家村所有的财主能响应政府号召，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切为着抗日救国的军事斗争。这次，胡康民以县参议员身分也发表了演说。胡康民公开说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减租减息政策好的话，这是包家村的财主、地主意料不到的事。这话一讲，影响极大。当场，几位财主拱手对胡康民说：“胡家也出山啦，好，我们没有说的！”
胡康民由“阶下囚”变为“座上客”活跃于黄陂及边区政坛上后，感慨万端。尤其听家人说是周恩来发急电救了自己。曾在给重庆的父亲胡秋原写信时，专给周恩来写了封感谢信。
一九四七年六月，周恩来为解救被国民党反动派围困中原的李先念为首的新四军第五师部队，路经汉口，再行经黄陂县境时，曾回忆起此事专门对人讲：“毛主席说过许多关于党的政策就是党的生命的话，我们许多人不在意；可中间势力、敌对势力却反而听的很认真。胡康民事后给我党写信，胡秋原一家为我党做了有益的事，不就是很好的例证吗？”
周恩来在湖北省礼山县（解放后改名大悟县）宣化店镇，同国民党、美国代表三方谈判的间隙，又对身边五师的一名科长邹作盛讲到统战政策的事，还再举胡康民为例，说“五师这几年，有成就。仅统战就很好嘛！多事地带能争取国民党内部阵线的军政民一方如此多的人，同你们坚决执行党中央一贯的统战政策是分不开的。”
（六十九）祝寿·团结·战斗
一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对于以郭沫若为代表的进步文化人士的迫害也日趋严重。针对这种险恶复杂的斗争形势，周恩来认为，为着随时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需要文化界进步人士的团结战斗，更需要以百倍的勇气冲破敌人的种种阴谋限制，主动地打开局面，积极地开展抗日救国、反对投降的宣传工作。于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的雾都重庆，在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倡议和直接领导下，组织各民主党派、各进步人民团体和文化界的著名人士，开展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庆祝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这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热情扶持、爱护关心文化战士的一篇脍炙人口的佳话，而彪炳于我国现代文学的史册。
对此，阳翰笙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有着清楚的叙述，他说：
那是在一九四一年十月上旬的一天，我正在重庆天官府街郭老的家里。那时郭老是政治部文化委员会主任，我是副主任。当郭老和我正在商谈工作的时候，周恩来欣然而至。他是经常到这里来的，经常在这里向我们传达党中央文件的精神，布置任务，听取汇报，为我们解决困难问题。这天他来，面带笑容，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看了看郭老，然后他兴致勃勃地向我们提出，要庆祝郭老的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和五十寿辰。郭老很自谦地说：“我没有什么重大的贡献，不必了吧！”恩来同志说：“为你作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我高兴地问道：“那么谁来负责搞这件事呢？”恩来同志说：“还是由你来负责搞吧！”我说：“我现在正在忙‘中华剧艺社’演戏的事，碰到的困难很多，行吗？”“行！还是你出来好！”恩来同志说。他又接着说：“我们这次要举行全国性的纪念活动。估计这事情问题不大，但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筹备组织，由各方面的人来参加筹备工作，不能单独由‘文工会’来出面”。
随后周恩来要阳翰笙代为起草一个中共南方局通知成都、昆明、桂林以及香港等地下党组织的一份电报，说明这次纪念活动的意义、内容和方式等，从此，各地展开了隆重的庆祝纪念活动。
问题是一个革命政治家何以要为一个文学家亲自主持、领导祝寿活动呢？确如周恩来说的这“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不单单是为了郭沫若个人，也不单单是周恩来和郭沫若之间的情谊。而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祝寿掀起的感情巨澜，像万川归海，像海洋翻腾，既深且广，这是周恩来做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博大胸怀的生动写照，特别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历史条件下更是难能可贵的。
实际上，周恩来对郭沫若战斗业绩的重要意义及其在文化上的贡献，早就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且有着重要的评价。在一九三八年的夏天，周恩来就向中共中央建议并由党中央作出党内决定：“以郭沫若同志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的文化界领袖的地位。”
庆祝纪念活动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很快就筹备起来。这就在当时的雾都重庆，在当时黑暗统治的魔窟里又放射出了一股强烈的光束。庆祝纪念活动规模之大，声势之热烈，是前所未有的。它动员了各民主党派、文化团体的所有著名人士，动员了几乎整个文化界和新闻界，像《新华日报》、《新蜀报》、《新民报》以及《商务日报》都参加进来了。
为把纪念庆祝活动搞得热烈火爆，重庆戏剧界还由著名导演和演员准备了两台话剧作为祝寿献礼。一台是由“中华剧艺社”演出的阳翰笙创作的《天国春秋》，旨在以太平天国的历史教训来斥责反动派同室操戈，破坏团结，破坏抗日的罪责。另一台是郭沫若创作的历史话剧《棠棣之花》，它取材于历史上聂莹、聂政姐弟不畏强暴、壮烈牺牲的故事。全剧充满着大义凛然的浩然之气，而又洋溢着激荡人心的诗意。
二
同年十一月十六日是郭沫若诞辰五十周年。这天重庆的《新华日报》、《新民报》、《新民报晚刊》，延安的《解放日报》以及香港的《华商报》、《大公报》等都发表了纪念活动消息和热诚祝贺郭沫若五十诞辰及创作二十五周年的诗文。尤其是在《新华日报》第一版上，刊载了周恩来为祝贺郭沫若五十诞辰而撰写的《我要说的话》，这更引起人们强烈的关注，给庆祝纪念活动增添了无限光彩。
《我要说的话》，是我国新文化运动史上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献。周恩来在文章里，精辟地论述了郭沫若的思想发展，走向革命的战斗历程，以及他在中国文化革命运动中的卓越贡献。对郭沫若作了全面的、深刻的、完整的评价。周恩来是第一个正确地把郭沫若和鲁迅并提的人。他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的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这就纠正了文化界一些人在将鲁迅和郭沫若相提并论时，“将无作有，将小作大，张冠李戴，歪曲事实，甚至分门别户”的错误倾向。从这样的观点出发，自然在并论鲁迅和郭沫若的时候，便不会发生不必要和不应有的牵联和误会了。他还分析了郭沫若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主要特点是“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和“勇敢的战斗生活”，并希望他继续发扬鲁迅“韧”性战斗精神，“前进，永远的前进，更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前进！”
《我要说的话》，也是一篇肝胆相照、辞恳情切、动人心弦的友谊诗篇。字里行间充盈着高山流水有知音的笃厚感情，同时也为郭沫若与鲁迅之间架通了友谊的桥梁，填平了被人夸大了的沟壑，廓清了许多纠缠不清的误会，因此这篇文章的社会意义是深远的，它对郭沫若是一个极大的支持和鼓舞；也是对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极大的促进，对妄图破坏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反动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除此之外，这天的《新华日报》还发表了邓颖超、董必武、沈钧儒、潘梓年、田汉，以及日本朋友绿川英子等许多友好人士，为祝贺郭沫若以笔战斗二十五年光辉历程而撰写的诗文。
邓颖超在《为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与五秩之致庆祝》一文中，赞扬郭沫若“不仅是文学革命家，同时亦是实际革命的前驱战士”，他“以科学的态度与医学的论据，对妇女问题作了精辟的发挥，揭示了那重男轻女的谬见恶习。他举起锋锐的笔，真理的火，向着中国妇女大众指出光明之路。他吹起号角，敲起警钟，为中国妇女大众高歌着奋斗之曲”。
董必武的诗歌，题为《郭沫若先生五十大庆》。诗中写道：
雅言白话皆名世，
甲骨金钟自辟途。
著述之林君颇富，
百年刚半未为辜。
碧海黑鲵未掣时，
兰苔翡翠戏相宜。
游仙踪迹峨眉外，
弭节崦嵫宇水湄。
烽火连天家国恨，
虬松拔地栋梁姿。
他年驱逐倭奴后，
濯足扶桑共举卮。
就连当时中苏友协负责人之一、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坚决捍卫者、国民党的左派张西曼先生也热情地赋诗，称郭沫若为鲁迅逝世后的“又一个活的模范”，赞颂“他的认识坚定像廖仲恺；他的伟大同情像高尔基；他的文艺成就像歌德；他的热诚毅力像马雅可夫斯基”。
三
同日下午一时，重庆文艺界的著名人士，怀着火一般地热情在中苏友协举行了盛大的茶会。祝贺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人们集聚在一起，心情异常兴奋和激动，每个人感到此时此刻在愁云惨雾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重庆，自己并不孤单，并不寂寞，只要大家紧紧地靠拢在一起，在真理的阳光照耀下，就能够有信心，有力量穿云驱雾开拓出一个光辉烂灿的明天！
那时，人们走进重庆天官府街的中苏友协，迎面就会看到一杆硕大无比的毛笔，嵌着“以清妖孳”的四个碗口大的字。顶天立地的竖立在门前，它气势雄壮，闪烁着利剑般的锋芒！这是日本朋友鹿地亘和一批青年人，怀着仰敬的心情献给郭沫若的祝寿礼物。这独特别致的礼物，给郭沫若以极大的鼓舞，他曾怀着激动的心情和他的幼子汉英抱着巨笔留影。即使前来祝贺的人们，从这巨笔形象身上也汲取到一种精神力量，得到极大的鼓舞！
祝寿的人群挤满了中苏友协这个“文化之家”。签名纸写了一幅又换上一幅，在热烈的掌声中，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呼吁团结、反对分裂而著称的国民党左派冯玉祥将军致了开幕词，他说：“纪念郭沫若先生，要学习郭沫若先生，第一是郭沫若先生的革命精神，不论是‘五四’、‘北伐’以及当前的抗战里，都有郭先生这位伟大的旗手；第二是郭先生的忠心为国，他离别了异国的妻儿，毅然投入多难的祖国的怀抱；第三是郭先生永远的和青年们在一起，他不失‘赤子之心’，永远领导着青年们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奋斗不息。”
老舍先生接着报告说，要拿工作来纪念郭先生，成立研究所，设立奖学金，刊行郭沫若全集与选集，这一切都是计划中的事情。我们只有拿工作来纪念他，才有实际意义。
接着，苏联友人米克拉舍夫斯基致颂词，赞誉郭沫若的创作成就是属于全人类的。沈钧儒致词说，他的情绪一直还为郭沫若的《女神》中表现出的那种气势磅礴的革命激情所激动，因此特赋《女神》读后感诗一首，勉励郭沫若还要更多写些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诗篇，也希望郭沫若在当前澎湃的革命运动中，发出有力的民主号角。
掌声迎接着一篇篇热情激昂的祝词。在一片极为热烈的掌声过后，周恩来兴奋地站起来，闪烁着喜悦的目光向与会的文朋诗友们频频点头，致以衷心的敬意，然后用热切的赞语向郭沫若表示诚挚的祝贺。他勉励大家学习郭沫若的革命热情，研究的精神和战斗的生活。他说：“到会的老年、中年和青年三种人中，郭先生是无愧于‘五四’运动当中长大的这一代的，他不只是革命的诗人，也是革命的战士，无论从他的著作和行动里，燃烧着那烈火般的感情，当‘七·七’的炮声一响，郭先生便抛了妻儿和十年研究的宝贵成果返国，这种对民族对祖国的热爱，是特别值得青年们效法的。他那一生战斗的生活，在反对旧礼教社会的战斗中，有着他这一位旗手；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有着他这一支号角；在当前反法西斯的战斗中，他仍然是那样挺身站在前面，发出对野蛮侵略者的诅咒。这些都是青年们应当学习的。”
随后周恩来很庄重地引用冯玉祥将军六十岁犹自称小伙子的说法。对郭沫若冠以“中少年”的称号，希望郭沫若继续领导着青年们前进，再来一个二十五年的光辉灿烂的创作生活。
此刻，郭沫若听完一篇篇热情洋溢的贺词，他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翻卷着情感的波涛，他以感激的目光环视了在座的诸位朋友、同志和战友，接着作了答谢词。他谦逊地说：
“如果说冯玉祥先生是个老少年的话，那么我简直还是一个吃奶的小娃娃，因为我有许多向国家向朋友去报德的事，没有做好，自己决计要坚强的活下去。这个社会对于我有如一根赶羊的鞭子，使我再不敢做落伍的懒羊。卢梭在晚年写过一本《忏悔录》，申述自己成功的渺小，鼓励别人天才更高的加倍努力，将来一定得到比他更大的成功。燕昭下诏求贤，郭隗献策应先筑黄金台来礼拜郭隗，然后才智优于郭隗者更纷纷来归，备受礼遇。后面这两件事也可以证明今天集会的意义，郭沫若这点成绩还可以得到如此的鼓励，才智更高的青年们将来岂不能得到更大的成功更大的鼓励吗？”
聚会延续了五个多小时，茶话会场上始终洋溢着热烈欢欣的情绪，极大的感染着人们，催人兴奋、向上、战斗。一直到朗颂诗和“孩子剧团”歌咏完了两个文娱节目，朋友们才依依不舍地相互告别，相互勉励着散去。
四
在党中央的部署下，十一月十六日这一天，延安、桂林、香港等地的进步文化者也都举行了同样的庆祝纪念活动。
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为庆祝郭沫若的诞辰五十周年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将郭沫若所著的《凤凰涅槃》编成大合唱演出。周扬写了庆贺他寿辰的长篇论文——《郭沫若和他的〈女神〉》发表在十一月十六日的《解放日报》上。
香港的百余位文化界著名人士也欢聚一堂为郭沫若祝寿。大会主席团里有柳亚子、茅盾、邹韬奋、杜国庠等。负责筹备的有夏衍、茅盾等多人，香港各报自动出纪念特辑，登载了文化人士对郭沫若的祝贺和敬仰的文章诗词。茅盾撰写了《为祖国珍重》的文章发表于香港的《华商报》上。他写道：“沫若先生二十五年的文艺活动，在中国文艺发展的各阶段上，激起了‘狂飙突进’的影响，这在今天看来是更加明白而确实了的。”
从这些情况看，这次祝寿纪念活动是非常成功的，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应该说，这不是一般的“祝寿”，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借此机会向反动黑暗势力作的一次示威。它显示了国统区进步文化界团结战斗的力量，它的成功胜利首先应归功于周恩来同志的令人叹服的政治领导艺术，同时这次庆祝纪念活动的本身，也充分表明党的领导人与文艺战士之间的革命情谊是深厚的，关系是极为融洽的，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如果说在这以前，郭沫若的二十五年战斗历程是为大家所目睹和一致称道的话，那么通过这次纪念活动和朋友们的赞扬，特别是周恩来的那篇精彩而深刻的文章，明确了郭沫若是新文化运动中继鲁迅之后的又一面旗帜。从此，这面色泽鲜艳的战斗旗帜，在暗无天日的国民党统治区里，将更加有力地鼓舞着、团结着、召唤着文化界的战士们奋勇前进了。
（七十）只身勇赴“鸿门宴”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严密监视设在重庆红岩的八路军办事处和曾家岩的周公馆，限制周恩来的行动，不准出重庆市区，更不准离开重庆回延安。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情况独立处理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国民党将此事作千载难逢的机会，叫嚷既然共产国际解散了，中共也应解散，并阴谋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
中共中央利用这个机会，提出“共产国际解散，党中央将讨论中国的政策，请周恩来即回延安”。蒋介石欣然同意。
重庆和延安的陆路交通断了三年，国民党又准备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今后国共关系前途未卜。周恩来决定将老弱病残和不必要的干部，以及能带走的人都带回延安，只留下董必武，刘少文等少数干部坚守重庆，领导中共南方局的工作。留下的人做好坐牢的准备，走的人做了周密的安排，以防中途掉队或被扣。
六月七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说：“我要走了，请你写几个字，我带回去。”蒋介石用铅笔写了一封信。
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邓颖超、方方、孔原等率一百多人，乘坐五辆大卡车，浩浩荡荡地出发了。由于下雨，路面泥泞和车辆损坏，特别是沿途屡遭盘查。车队走走停停，于七月八日才到宝鸡。因为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住不下这么多人，大队伍暂留宝鸡。周恩来，邓颖超等三人乘火车于九日到达西安。到西安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安排车队通过西安，平安回到延安。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指示周向胡宗南交涉制止其向边区的军事进攻。
当时，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奉蒋介石的命令，秘密部署部队准备闪击延安。妄图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预定进攻的日期是七月九日。但是由于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熊向晖是秘密共产党员，将此情况密报延安。因而七月四日朱德致电胡宗南点破他的进攻部署。胡见事机败露，不得不于八日下令鸣金息鼓。这个情况，当时中共中央，周恩来并不清楚。但是胡宗南不甘心，决定给周一个下马威，以解心头之恨。
九日，周、邓到达西安，一下火车，特务、警察就围上去，叫嚷着要进行检查。
周恩来正颜厉色地说：我是中共代表周恩来。
特务故作不信，仍坚持要检查。
周恩来发脾气了：“你们不相信？！这是蒋委员长给我们的信！”说着就从口袋里将蒋的信摔出去。
特务慌了神，赶忙弯腰拾起信，连连道歉。
这一关闯过去了。刚到七贤庄又接到胡宗南宴请周恩来、邓颖超的邀请信。这明明是鸿门宴。周、邓商定，周只身赴宴，邓称病不去。一旦周恩来被捕，由邓向中央报告并出面交涉营救。
胡宗南怕周恩来不来，派熊向晖坐他的专车到七贤庄接周恩来，熊向晖利用此机会用英语告诉周：“请小心，提防被灌醉。”周不露声色，紧紧地握了一下熊的手。
到了小雁塔荐福寺，果然场面不凡。胡宗南在院内恭候多时，趋步上前，亲迎周恩来下车，称周恩来为先生（胡是黄埔第一期学员）。
走进宴会厅，三十多位将军和夫人起立行注目礼。这些将军都是黄埔六期以上上将级军官，个个能言善辩暗藏杀机。周恩来环视一周不仅认识一些人而且还记得他们在学校的表现。他胸有成竹，态度自若，和胡交谈。
胡的政治部主任率先敬酒，说：“在座的黄埔同志先敬周先生三杯酒，欢迎周先生光临。请周先生和我们一起祝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身体健康，请干第一杯。”
周恩来不慌不忙起立举起酒杯，面带微笑，说：“为了表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党员，也请各位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
一语惊四座，大家都怔住了，全场鸦雀无声。周恩来仍微笑着：“看来各位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敬酒免了罢。”说着放下酒杯，转身同胡谈论局势问题。
过了片刻，十几位夫人举杯走向前，说：“为了发扬黄埔精神，我们每人向周先生敬一杯。”
周幽默地问：“我倡导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谁答的对，我就同谁干杯。”
顿时，这些漂亮的夫人睦目结舌。胡宗南打圆场：“今天只叙友情，不谈政治。”
周和他们寒暄，几句话讲得他们笑逐颜开，欢喜而归。
隔了一会儿，十几位将军列队成行向周敬酒：“当年我们在黄埔军校学习，周先生是政治部主任。我们每人向老师敬一杯。”
周恩来泰然自若地说：“刚才胡副长官讲，今天不谈政治。这位将军提到我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不能不谈政治。”说到这，他问胡：“这杯酒该不该喝？”
胡心中十分气恼，一时又找不出合适的话对答，只好说：“他们没有政治头脑，酒该他们喝。”将军们遵令干杯，周恩来彬彬有礼，和他们一一握手。
将军们面带笑容回到座位，其实，个个心如急火，宴会的时间已过了一半，胡副长官布置的任务还未完成，绞尽脑汁想着祝酒辞。一批夫人交头耳语后起身祝酒，其中一位看着稿子说：“我们敬周夫人一杯酒，祝她健康，回延安一路顺风。请周先生代她分别和我们干一杯。”
不料，周恩来神色严肃，说：“这位夫人提到延安。前几年延安人民连小米都吃不上，经过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日子比过去好，仍然很艰难。让邓颖超喝这样的好酒，她会感到于心不安。请各位喝酒，我代她喝茶。”他举起茶杯和他们一一碰杯。一饮而尽。
周恩来不温不火，不卑不亢，巧与周旋，举止符合身分，礼节符合常规，宴会的气氛一直友好。酒会结束时，周举杯致词：“感谢胡副长官盛情款待。胡副长官告诉我，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向大家敬一杯酒，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被日寇侵占的中国山河土地，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独立、自由、幸福的强大国家！”说完他一饮而尽，起身告辞。
胡宗南面带笑容，客客气气地送周恩来上了汽车，派熊向晖代表他送周回七贤庄。汽车开动了，胡注目敬礼。汽车开出大门，胡仍呆呆地站在院子里……
（七十一）为焕章先生祝寿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过从甚密，在交往中逐渐加深了相互的了解。在冯玉祥的眼中，周恩来是一位“识大体、明大义，同时又很能忍耐”的人。他认为在大敌当前，民族矛盾极端尖锐的局势下，“为国相忍就是救国家”。因此，周恩来一直是他极为敬重的朋友。
一九三七年八月，国共合作大局已定，周恩来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邀请飞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就两党关系与蒋介石进一步谈判。冯玉祥听到消息后立即派人前往接待。周恩来在会议期间特意抽出时间拜访了冯玉祥，两人热烈商谈了合作抗日的问题，彼此有了初步了解。
年底，随着战局的推进，周恩来与冯玉祥先后到了武汉。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已经有了公开活动的机会，他经常拜访国民党中的一些爱国将领，同他们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冯玉祥在武昌千家街福音堂的住所也成为周恩来经常出入的地方。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四日，周恩来和王明到福音堂看望冯玉祥。那天，他们两人都穿着八路军军服，这使身为军人的冯玉祥感觉特别亲切，忙请他们到会客室坐下。
当时，日寇主力已向徐州逼近，他们准备打通津浦路，进而夺取武汉。这引起国民党内消极悲观情绪滋生，军队中思想也极其混乱。因此，谈起抗战局势，冯玉祥甚为忧虑，向周恩来请教办法。
周恩来详细分析了抗战的形势后，坦率地谈了自己的见解，他说：“今天，日寇对我国实行全面的进攻，我们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他看了看冯玉祥接着说：“不过，这需要国共两党真诚合作，共同努力。冯先生，您说对吗？”冯玉祥赞同地点点头。
周恩来继续阐述自己的意见：“但是，目前最高当局却缺乏民众的意识，把抗战只看成是政府的事，处处害怕和限制人民参战，阻止军队与民众的结合，这种做法可能取得局部的胜利，然而却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冯玉祥问：“周先生，您看抗战的前途如何呢？”
周恩来回答：“由于当前抗战还存在弱点，在今后抗战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生许多挫败，因此要看到这场战争是艰苦的持久战。”
随后，他又向冯玉祥详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这次谈话给冯玉祥很大的启发。周恩来渊博的学识，出众的才能使冯玉祥深为佩服，自愧不如，因此，第二天，他就在会客室里写了八个大字“吃饭太多，读书太少”，表达了对周恩来的钦佩之情。
临行前，周恩来又与冯玉祥商量了筹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事，想请正在冯玉祥门下做事的老舍出面主持，这些事情都得到了冯玉祥的热情支持。
此后，周恩来与冯玉祥的来往更为密切了。冯玉祥一有机会就请周恩来到家中做客，实际上是请他来谈谈时局。为了保证周恩来的安全，冯玉祥总是派自己的车去接他。
冯玉祥是主张团结抗战的，因此，周恩来的每一次谈话都对他很有启发，增加了许多新的认识。这样，他在视察阵地，督练新兵，上台讲演时就有了许多丰富、新颖的内容。
冯玉祥的态度也很受周恩来的重视。平时他工作忙，分不开身时，常常请邓颖超或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去看望冯玉祥，加强对他和他的部下的统战工作。邓颖超、凯丰、李涛等同志都曾在冯玉祥为部下开办的学习班上讲过课。
有一天，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到福音堂看望冯玉祥和他的夫人李德全，正巧冯玉祥在会客。邓颖超在会客室等候时提笔写下了八个字：“精诚团结，贯彻始终”。这八个字不仅反映了周恩来与冯玉祥之间真诚的合作关系，同时也表达了周恩来对冯玉祥的殷切期望。
正如周恩来所期望的，以后，冯玉祥一直为团结合作，坚持抗战而奔走。无论是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中，还是在抗战结束之初内战重起的紧急关头，冯玉祥都给了中国共产党真诚的帮助。一九四六年校场口事件后，冯玉祥的革命行动和言论惹怒了蒋介石，他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给予的“赴美考察水利专使”的名义，远离亲人和祖国，去了美国，然而他的心却一直留在国内，当新中国即将成立召唤他回国时，他毅然拒绝了美国政府的引诱，投向祖国的怀抱。不幸的是他在回国途中因轮船起火而身亡。但是正如周恩来所说，他终于“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为一个民主的军人”，经过曲折的道路，“最后走向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对冯玉祥的最终归宿，周恩来早有顶示，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冯玉祥六十寿辰时，周恩来给他送去了亲笔写的祝词，这是一份相知甚深的人才能写出的祝词：
“焕章先生六十岁，中华民国三十年。单就这三十年说，先生的丰功伟业，已举世闻名。自滦州起义起，中经反对帝制，讨伐张勋，推翻贿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直至张垣抗战，坚持御侮，在在表现出先生的革命精神。其中尤以杀李彦青，赶走溥仪，骂汪精卫，反对投降，呼吁团结，致力联苏，更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这正是先生的伟大处，也正是先生的成功处。
“先生善练兵，至今谈兵的人多推崇先生。五原誓师后，又加以政治训练，西北军遂成为当时之雄。先生好读书，不仅泰山隐居时如此，即在治军作战之时，亦多手不释卷，在现在，更是好学不倦，永值得我们效法。丘八诗体，为先生所倡，兴会所至，嘻笑怒骂，都成文章。先生长于演说，凡集会，有先生到必满座，有先生讲话，没有不终场而去的。对朋友对同事，尤其对领袖，先生肯作诤言，这是人所难能的。先生生活，一向习于勤俭朴素，有人以为过，我以为果能人人如此，官场中何至如今日之奢靡不振！先生最喜接近大兵和老百姓，故能深知士兵生活、民间疾苦，也最懂得军民合作之利，这是今日抗战所必须。先生在不得志时，从未灰过心，丧过志。在困难时，也从未失去过前途。所以先生能始终献身于民族国家事业，奋斗不懈，屹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先生的德功，决不仅此。我祗就现时所感到的写出。先生今届六十，犹自称小伙子，而先生的体魄，亦实称得起老少年。国家今日，尚需要先生宏济艰难，为民请命，为国效劳，以先生的革命精神，定能成此伟大事业，不负天下之望。趁此良机，谨祝先生坚持抗战成功，前途进步无量！”
祝词对冯玉祥做了全面、中肯的评价，表达了周恩来对他的真诚祝愿，鼓舞了冯玉祥对此后生活道路的正确选择。
冯玉祥是在同周恩来的交往中认识了共产党，并同旧的过去划清界线的，因此，他的转变是同周恩来分不开的。
（七十二）雾重庆的一盏明灯
在艰苦斗争的日子里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即原《新华日报》社的部分同志——编者注）每一个当时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之下，在重庆山城嘉陵江畔的红岩、曾家岩、虎头岩工作和生活过的人，每一个亲聆过周恩来的教诲的人，都知道他怎样亲自领导《新华日报》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
《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初期，我们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唯一的党报。它的出版是一九三七年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同国民党政府谈判抗日问题时决定下来的。远从当年十月《新华日报》在南京筹备创刊时起，国民党反动派就是口头允诺，实际阻挠，一直拖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才在武汉正式出版。这年十月二十五日武汉沦陷以后，报纸又继续在重庆出版，直到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被国民党反动派非法勒令停刊为止。
《新华日报》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就像茫茫长夜中的一盏明灯。国民党反动派对它十分害怕，又十分仇视。在报纸出版的九年零一个多月当中，国民党反动派使尽了一切阴谋诡计，对《新华日报》进行压制、封锁、迫害。但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它有如嘉陵江边的红岩，始终屹立在国民党统治的重庆山城，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报道解放区军民生产建设的情况和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英勇战绩，团结各民主党派与进步人士以及广大的工青妇群众与读者；同时，它又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阴谋，同美蒋反动派进行顽强的斗争，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周恩来有编办革命报刊的丰富经验。早在“五·四”运动时他就在天津主编过《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日刊，每日发行二万份）和《觉悟》杂志。他深深知道党报能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革命喉舌作用的重要性。当时周恩来是我们党常驻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的代表和南方局的书记，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面对面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恩来日以继夜地不知疲倦地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但他也从来没有一刻放松过对《新华日报》的领导。
周恩来对《新华日报》的领导，首先是着重政治思想工作。他经常（有时甚至是深夜）召集报社的负责同志开会，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和精神。每天都要亲自审阅报纸的社论和重要专论，圈圈点点一字不苟地修改稿件，还经常亲自动笔为报纸撰写社论、代论和专论。据统计，从一九三八年十月到一九四六年六月，报纸上就发表了周恩来署名写的文章三十七篇，此外在新华日报社出版的党刊《群众》杂志上，还发表过他写的文章十三篇。至于他亲笔修改的文章，就更不计其数了。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武汉沦陷的前夜，周恩来亲自到汉口界限路的报社，为在汉口出版的最后一期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由他口授，朱世纶同志执笔，然后由他审定的社论。当时敌人包围了武汉，国民党反动派已经作鸟兽散，周恩来却泰然自若，召集报社的同志讲话说：“国民党已经撤离武汉，蒋介石也走了，但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冲锋在前，要坚持到最后的时刻才能撤退。”在二十五日深夜报纸印出以后，他送走了报社的最后一批同志，然后他本人才离开武汉。就在同一天，《新华日报》在重庆开始出版，中间从没有间断过一天。
对《新华日报》来说，一九三九年是个困难重重的年头。首先是“五三”、“五四”的两次敌机大轰炸，毁坏了报社的房屋，因此我们不得不迁移到离城十多里的化龙桥和更远的磁器口乡下的高峰寺去。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利用重庆各报改出联合版的办法来控制新闻界，并借此来扼杀《新华日报》。《新华日报》参加了联合版，同时在市内出版油印的四开《新华日报》小联合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报社同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先在化龙桥虎头岩下的山沟里搭起简单的草棚，临时编印油印的报纸，同时积极筹备，终于在当年的八月十三日复刊。这年冬天，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秘密颁布了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向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动包围和进攻；同时，又用新闻检查、控制发行、垄断纸张等手段，来限制、阻挠和破坏《新华日报》的出版与发行。
在一九三九年“七七”抗战两周年时，党中央发表了著名的《七七宣言》，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斗争口号。周恩来要求报社的同志，坚持执行党中央提出的这三大政治斗争口号，敢于说出真理，善于说出真理；敢于对敌进行斗争；善于对敌进行斗争，要使得《新华日报》能真正成为人民的喉舌和号角，同坚持在敌后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一样，也能起党的一个方面军的作用。我们报社的全体同志在周恩来的鼓舞之下，就提出了“编得好、出得早、销得多”的口号。
《新华日报》虽然是公开合法出版的，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法西斯统治，成立了新闻检查所，报纸上从社论、新闻、直到广告，每个字都要先行送审才能刊登。在几次反共高潮中，甚至连“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这些名词，都不允许见报。经过他们审查的稿件，不是“免登”，就是“删登”。甚至连“打××”，“加……”，“开天窗”，或是注明“奉令删登”都不能通过。如一九四○年一月六日，我们原来写了两篇社论：《论冬季出击的胜利》和《起来，扑灭汉奸！》都被扣压。由于来不及再写第三篇社论了，不得不在社论的地位上排了“抗战第一，胜利第一”八个字来表示抗议。
我们当时在编辑方面，想方设法，开辟国内外新闻来源，编辑《新华副刊》，增设各种专栏，如《工人园地》、《青年生活》、《妇女之路》、《文艺之页》、《读者园地》等。一九四二年在周恩来的倡议下，又增加了《戏剧研究》、《时代音乐》、《木刻阵线》、《科学专页》、《书评专页》、直到《日本研究》等副刊，它们都深受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还在三版开辟了《友声》专栏，刊登爱国民主人士对团结抗战，发展经济的意见和建议，开辟了《边鉴》专栏，介绍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自力更生，增产节约，改善民生的方针政策。就在新闻检查的重重压迫之下，我们还是冲破封锁发表了毛泽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等许多著作，同志们都努力做到把报纸“编得好”。在印刷方面，我们克服了敌机轰炸、电力供应不足以及土纸粗糙等种种困难，再三改进印刷技术，提高工作效率，真正做到了“印得清”的要求。记得重庆各大报纸举行排字、浇版和印刷技术比赛时，我们报社的排字和印刷工人得到三个第一，压倒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央日报》、《扫荡报》等报纸。在发行方面，为了冲破国民党御用派报工会的控制，我们组织了自己的报丁和报童队伍，他们每天翻山越岭走几十里路，甚至上百路直接把报纸送到读者手上。尽管困难重重，报社全体同志在“一切为了办好报纸和提早出版”的总口号下，满怀信心真正做到了“编得好、出得早、销得多”的要求，因而使报纸的发行量从开始的一万多份增加到后来的五万多份，发挥了党报的应有的作用。
国民党反动派对《新华日报》的压制和迫害，一直是有增无减。在武汉时，他们就纠集特务流氓捣毁过报社的印刷房；一九四○年二月制造了“高峰寺事件”，秘密逮捕了报社印刷厂林肖硖等十三位同志；随后又在成都制造了一个所谓“抢米事件”，杀害了成都营业分处的罗世文（当时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在重庆期间，他们又曾几次捣毁报社的营业部，拘捕和殴打我们的报丁和报童。日寇的轰炸也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先是一九三八年十月乘“新升隆”轮从武汉撤退的《新华日报》和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在湖北嘉鱼附近遭敌机轰炸，死伤二十多位同志；一九四一年七月敌机轰炸成都时，成都营业分处的申同和同志遭难牺牲。在申同和同志追悼会上，周恩来沉痛地说：“我们追悼申同和同志，使我们不得不追念乘‘新升降’轮和成都营业分处的罗世文等同志的殉难，我们《新华日报》也付出了这些代价，来推动抗战的工作。”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新华日报》的全体同志，就是这样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之下，经受战争烽火和革命斗争的考验成长起来的。
围绕“皖南事变”展开的尖锐斗争
从一九四○年十月起，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当年十月十九日和十二月八日，国民党用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和白崇禧的名义，发表了所谓“皓电”和“齐电”，大肆污蔑英勇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破坏军令、政令”，无理地强令在黄河以南和长江南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一个月以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我们党坚决地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严词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污蔑，并且揭露了蒋介石企图投降日本，削弱共产党的阴谋；同时我们党为了顾全大局，同意将在皖南的新四军撤到江北，这也是防止皖南新四军在国民党可能发动进攻时遭受损失的措施。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新四军进行北移时，竟然对刚到达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的九千多人，进行突然包围和袭击。新四军的战士们英勇奋战了七个昼夜，最后终因弹尽粮绝，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同志被俘。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这时正是《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的日子。一月十一日下午和晚上，报社的全体同志在化龙桥的简朴的饭厅里举行了庆祝活动，周恩来和叶剑英都来到报社，并在会上讲了话。周恩来在讲话中强烈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这时中央南方局的机要送来中央的急电，他立即用沉痛的语调向我们宣布了当时形势的严重。当大家怀着悲愤的心情凝神倾听时，饭厅里电灯突然熄灭了，过了一会才又亮起来。周恩来同志用语意深长的话来激励我们：“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我们记得他接着又这样讲道：
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主要是遇见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要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被击破的，好像刚才的消息说到新四军最近在北移中被国民党反动派重重包围，但相信那些战士们是会冲破包围和黑暗的，因为他们有必胜的信心和艰苦卓绝的毅力！
但报纸在第二天发表报社庆祝创刊三周年的活动和周恩来、叶剑英的讲话时，却遭到国民党新闻检查所的无理阻挠。为了把国民党反动派袭击新四军的消息初次透露出来，我们不得不用“新×军”来代替“新四军”，但检查老爷们做贼心虚，竟强令我们要把“国民党反动派重重包围”改成了“敌寇重重包围”，真是横蛮无理至极！
接着一月十七日，国民党反动派就发出了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和下令向新四军部队进攻的反动命令。为了向国民党统治区和全世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一破坏团结抗战，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周恩来和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同志和南方局的其他同志、《新华日报》的负责同志，晚饭以后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召开了会议。恩来、必武、剑英等对当夜和第二天以及国民党的命令公布以后的局势，从多方面作了分析并做出了对策，其中一项就是要《新华日报》刊登周恩来的题词，使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和驻华外国人从中知道国民党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是怎么回事。会议一直到十二时后，周恩来才去考虑撰写他的含着悲愤的热泪急挥而就的名言。这天夜里，报社的全体同志都通宵未睡，大家紧急动员起来，警卫着编辑部、排字房和印刷房，严防反动派破坏。平常我们每天要把社论、新闻专送到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所去审查，但十七日这天晚上十点多钟，新闻检查所的检查所长却一反常态，亲自来到报社，坐等审查第二天报纸的内容。不用说，新闻检查所不允许我们发表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社论和新闻。为了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立即向周恩来做了汇报。除了由负责同志章汉夫、于刚在会客室里同这位检查所长周旋；其他同志按原定的安排进行工作，即排好了两种不同版面的报纸：一种是准备印有周恩来亲笔写的抗议题词的，一种是应付审查用的。我们事先作好准备工作，在二、三两版上留出位置，好刊登周恩来的题词。深夜里我们派人翻过后山前往红岩的八路军办事处，取回了周恩来的亲笔题词，立即刻成木版，同时，又把没有题词的报纸先印刷了几份，交给检查所长。周恩来同志的题词刚一刻好，立即拼版，加速印刷。在报纸第二版靠中缝占六栏新闻地位的是这样的一句题词：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中华民国三十年一月十七日夜
周恩来（印）
第三版上靠中缝占五栏新闻地位的是周恩来题的一首诗：
千古奇冤
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周恩来
尽管题词和诗一共只有二十五个字，但它们揭露了“皖南事变”的实质，向国民党反动派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向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罪行！
这时报社的同志都义愤填膺，黎明前就把印好的报纸包在铺盖卷里，装在箩筐里从后山偷运进城，送到广大读者手中。当国民党反动派发觉市面上出现印有周恩来亲笔写的抗议题词的报纸时，大批的报纸已经冲破重庆山城的浓雾传遍了全城。
第二天传说着一桩笑话：那天凌晨，新闻检查所长回到上清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向部长潘公展汇报他在《新华日报》的得意情形，呈上拿回的几张没有题词的报纸时，大家面带笑容，满意地以为他们监视《新华日报》的目的达到了。正要回家休息时，有人送来街上叫卖的有周恩来题词的报纸，潘公展看了脸色发青，怒斥那位检查所长是个大草包，慌忙要人赶快禁止再卖《新华日报》。
“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进一步迫害《新华日报》。报纸上的社论、专论和重要新闻全被扣压，以致每天的报纸都无法出版。我们不得不在二月一日的报纸上发表了《本报重要启事》：“本报因奉令免登之稿件过多，难于编排，若勉强维持原有篇幅，既虚砂同人这精力，亦难副读者之雅望。因此，特定二月一日起，改出一半张，诸希鉴谅甚幸！”二月四日，国民党反动派殴捕报社的四名报童，无理没收报纸，周恩来就在当天傍晚找了国民党的负责人员，一同来到曾家岩十二小学附近扣留报纸和殴打报童的现场，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抗议，经过反复交涉，报童取回报纸。周恩来就把剩下的报纸当场发给周围的群众。这场斗争，大长了革命舆论的声势。我们在五日的报纸上发表《法纪何在！本报横遭压迫》的新闻和《我们的抗议！》的时评，但都被禁止刊登，只剩下了标题。但到了七日，我们终于迫使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部在批复《新华日报》社的两份抗议信时，在两份批件上分别写下了“已分令宪警机关严切制止”和“已分令宪警查究，并对该报予以保护”的空文。三月七日，《新华日报》准备发表《中共参政员未出席本届参政会真相》的重要新闻，但又被扣压了，只好在版面上开了“天窗”。三月十日，周恩来同志指示：采取抗审的办法，不经过送审就出版了一大张增刊，用大字将有关中共代表团不出席参加本届参政会的全部文件公开发表，其中有以毛泽东为首的七位参政员致国民党参政会秘书处的电报和周恩来的信件等；抗议国民党反动当局对新四军的处理，提出十二条善后办法，要求（一）制止挑衅，（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命令，（三）惩办“皖南事变”祸首何应钦等三人，（四）恢复叶挺同志自由等等，并抗议了国民党对《新华日报》所作的“只准印，不准卖”的反动规定。
从五月二十五日起，《新华日报》发行《星期增刊》每周出一大张。从那时起，周恩来每周为报纸写一篇“代论”，“代论”的题目和周恩来本人署名都用木版刻出。据统计，从五月二十五日到七月二十日，就写了七篇。它们的题目是《论目前战局》、《论时局中的暗流》、《论敌寇的两面政策》、《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的斗争》、《‘七七’四年》、《团结起来打敌人！》。其间七月十三日刊载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从当年九月起直到年底，周恩来又写过五篇代论。在这些文章中，周恩来分析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阐述了“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三大政治斗争口号，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战、真反共的阴谋。特别是在《团结起来打敌人！》这一篇代论中，周恩来这样指出：
[从中国抗战内部来说，也只有团结起来打敌人之一道。中国抗战的对象，是要驱逐日寇出中国，现在更加上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连接一起。如此巨大任务，非团结起全中国人民、全中国军队，不能达到。
代论的结尾又说：
总之，今天的国际形势，今天的国内情况，都需要我们团结起来打敌人。不打敌人，我们没有别的出路。不团结起来，我们无法打败敌人。
我们号召全中国的人民，全中国的军队，全中国的党派，大家向着一个目标前进，这就是：团结起来打敌人！
一九四二年恢复一大张前后，周恩来同志还经常出题目要报社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写各类问题的文章，多数发表的文章，都是经他亲自修改和提了意见后重写之后发表的。他还亲自写过几篇剧评文章。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亲自来到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在到达当天的下午就接见了报社的几位领导同志，我们报社的全体同志真是感到无比的欢欣鼓舞！当时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参加和谈，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会见，身负保卫毛泽东安全的重担，但他还是经常不断地指示报社的工作，要我们把报纸编得更好，出得更早，销得更多，及时地把毛泽东同志的活动和迫使国民党签定“双十协定”的胜利，报道给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我们全报社的同志，当时是满怀激情完成了这一光荣而又重大的任务。
难忘的谆谆教诲
抗日战争期间，在《新华日报》工作的一两百个同志，有年老的，有中年的，但绝大多数都是二十岁上下和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我们终身难忘的，是周恩来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诲！
周恩来从政治上关心我们报社同志的成长，向我们提出严格的要求，周恩来经常在百忙之中向大家及时地传达党中央的指示，为我们做政治报告，讲党史、党课，而且每次从延安回到重庆后，还为我们介绍边区的建设成就和前线的情况。他经常号召我们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我们要有坚持抗战到底和革命到底的决心；要重视保持革命气节，不断增强革命意志；要时时刻刻提高革命警惕性和遵守革命纪律；还要经常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周恩来几乎了解我们每个人的情况，他既能看出我们身上的优点，同时也深知我们身上的缺点，有错误就提出严肃的批评。
一九四二年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以后，我们报社也开始了整风文件的学习。由于周恩来的倡议，报纸上增出了《团结》专页，周恩来亲自写了发刊词，指出整风运动对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作者的重要性。他经常要求我们重视对世界观的改造。他常常以身作则，向我们谈起他的家庭出身、参加革命的经过和如何重视思想改造的情形，这对我们的教育极为深刻。
周恩来非常重视培养干部的工作，关心我们每个同志的成长，记得他曾经要求我们编辑同志，要培养多面手的能力，既能写社论、专论，又能编新闻；既能采访，又能编副刊；既能做编辑工作，又要学会排字、印刷等各种本领。对于报社的工人同志们，也要求他们努力学习政治、文化，参加报社的夜校和读书班，不断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另一方面，周恩来又要求我们每个人要按自己的专长，向专业方面努力学习和发展。毛泽东来到重庆参加和谈的那一天，周恩来陪同毛泽东来到红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我们都站在礼堂前面的路上迎接。周恩来一一介绍了我们的名字，毛泽东当时很有风趣地说：你是哲学家，你是经济学家，你是国际问题专家，你是俄国文学专家……很关心和了解我们每个人的专长。当时报社出版过几本翻译的报告文学作品，周恩来还亲笔题写了封面上的书名，也是我们至今难忘的。
周恩来深入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和关心群众的生活。他经常在百忙中步行来到化龙桥的报社看望大家，指示我们的工作。他常鼓励我们说：“我们目前的处境，是黎明前的黑暗，只要大家坚决战斗，胜利是在我们方面，因为我们不是孤立的，有全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类的支持。”记得一九三九年夏天，他有一次还冒着火热的太阳，从磁器口步行了十几里山路，来到高峰寺印刷厂。那天中午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周恩来走进开满了木槿花的院子。他刚坐下来，一边揩着汗水，一边就向我们问起工作和生活的情况。还同我们一道喝了同志们自己煮的粥。
当时我们在《新华日报》工作的同志，和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一样，都过着供给制的集体生活，吃大锅饭，同工作，同学习，同劳动，大家朝夕相处，亲如一家人。周恩来经常关照我们，为了把报纸办好，就要把报社的集体福利事业搞好，因此我们报社里成立了救亡室（俱乐部）、医务室、托儿所、合作社等。他又号召我们学习延安的大家动手、丰衣足食的做法，我们就自己种菜、养猪，生活得到不断改善。
我们的文娱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特别是一九四五年报社创刊七周年时，在新从延安来到报社的几位编辑同志的指导之下，大家学会了扭秧歌，举办了秧歌晚会，把《一朵红花》、《兄妹开荒》、《牛永贵受伤》等小型秧歌舞剧，介绍给重庆各界的广大观众，当晚锣鼓声响彻了化龙桥的山沟，入夜时的火把光照亮了虎头岩，欢乐的秧歌声传遍了整个重庆山城！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在周恩来领导之下工作的人，永远忘不了周恩来的为人光明磊落，作风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处处以身作则，他本人的生活更是艰苦朴素。周恩来对革命事业是无限忠诚，他始终是公而忘私，不知疲倦地日以继夜地工作。他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是克己俭朴。他夏天穿的是青灰色的制服，冬天穿的是棉军服。他每天和同志们吃普通的伙食，只有在留客人时，才特别吩咐炊事员同志加一盘炒蛋之类的菜招待客人。他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和曾家岩五十号的房间，既是办公室，又是卧室，设备非常简单，布置非常朴素。总之，在各个方面，周恩来早就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的榜样！
（七十三）为建立联合政府而努力
一九四四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此时，在太平洋战场上，日美之间的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在中国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已获得局部反攻的胜利，而国民党战场，从九月至十一月间，前方战事失利的消息却一一传来：日军步步紧逼，广西桂林、柳州、南宁等城市相继失守，日军在完成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行动后，于十一月侵犯贵州。
如何抢救国民党政府面临崩溃的危险，制止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以便拖住更多的日军军事力量，成为美国十分关注的问题。从一九四四年九月开始，美国介入国共谈判问题。赫尔利在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致美国国务卿的电报中，曾经这样概括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作为他的来华使命：“一、防止国民政府崩溃；二、支持蒋介石任共和国总统和军队统帅；三、协调委员长与美军指挥官的关系；四、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防止经济崩溃；五、为打败日本统一所有中国军队”。这五条的重点是“支持蒋介石”和“统一所有中国军队”，其根本目的在于造成一个以蒋介石为代表的符合美国统治集团利益的统一而稳定的中国。为要做到这一点，解决国共之间久已存在的矛盾，就成为必要的前提。
什么是“国共之间久已存在的矛盾”呢？关键问题是能否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
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开始，就不断向全国人民指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和实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毛泽东早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就已提出了有关联合政府的基本构想。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了组织联合政府的呼吁，得到了全国人民广泛热烈的支持。虽然蒋介石对联合政府的主张不断进行抵制和反对，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以极大的耐心与努力来争取其实现。其间，在美国人的居中斡旋下，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曾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和一九四五年一月两次去重庆，与国民党商讨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
一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下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赫尔利将军从重庆飞到延安。赫尔利将军的到来，受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欢迎。
十一月八日上午，中美双方正式开始会谈。中国方面参加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美国方面参加的是赫尔利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赫尔利首先表示，美国无意于干涉中国的内政，而只是打算做那些可能有助于最后打败日本人的事情；他已经征得蒋介石的同意，由美国调解代表团来促进民主，“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以便加速打败日本。赫尔利还说：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蒋介石准备承认共产党和各少数党派的合法地位，允许共产党以某些形式参加军事委员会。他在会上宣读了一个事先拟好的文件，题为《为着谈判的基础》，共五条，基本精神如他所谈的内容。
当赫尔利读完这个文件后，毛泽东问道：这五条代表了谁的思想？赫尔利说，这是他自己的观点，不过是我们大家制订出来的。包瑞德提醒他：毛主席是想知道蒋委员长是否同意这些观点。赫尔利回答说：他已经同意了。
八日下午，会谈继续进行。毛泽东首先说明，中国必须有一个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他详细地列举了由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以及腐败机构所带来的国民党统治区出现的种种严重危机，他强调改组国民党政府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还指出，国民党军队在日寇面前完全丧失战斗力，却用不少兵力包围和进攻坚持抗日的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需要改组的正是这些国民党军队。周恩来提议，谈判的协议草案要加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和人身自由。九日上午休会。下午继续商谈，中共方面首先提出了经过修改的协调草案。赫尔利看过后表示满意，他说：这个方案是正确的，他将尽一切力量使蒋接受。会议又按他的具体意见作了点修改。这个经过讨论后的协定草案是：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民政府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十日上午，双方继续会谈。毛泽东说，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重庆，因为估计对于许多细节，蒋先生会有意见。赫尔利也说，虽然我认为这些条款是合情合理的，但不敢保证委员长会接受它。然后，根据赫尔利的建议，毛泽东和赫尔利分别在协定草案上签了名，并且在上方给蒋介石留出了签字的地方。
十日中午，赫尔利和周恩来同机飞离延安，同行的还有包瑞德上校。
二
赫尔利将军来到重庆以后，带着五条协定草案忙于见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代表，同他们进行商谈。
周恩来一面静待赫尔利的回音，一面紧张地工作着。他先后同民主同盟、救国会以及文化界人士广泛交谈，并同美、英驻华使馆官员和军事人员多次接触，向他们介绍国内政治军事形势，强调解放区的成绩及成立联合政府的必要。他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反映，寻求更多的知音和朋友。
蒋介石对在延安商定的那个协定草案并不积极。一连十天无消息。十一月二十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时曾预言：“蒋在目前至多只能接受联合统帅部，请客式政府，决不会答复协定。我们须以联合政府及解放区委员会去逼求，最后关键恐在华盛顿。”
事实怎样呢？
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周恩来如约来到重庆赫尔利将军的办公室。此时，赫尔利正与国民党的谈判代表王世杰、张治中交谈。赫尔利送走王、张之后，又开始了同周恩来的谈判。
赫尔利首先拿出了国民政府代表刚刚交给他的三条协议草案，接着讲到这几天他与国民政府以及蒋介石是怎样难以谈通，说他们认为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是违反了孙中山的原则，他们也不愿意共产党参加中枢机构。他说星期日（十九日）和蒋介石谈了三个小时，蒋说共产党要搞掉他。赫尔利忽然转而谈到自己的想法，他说：“我的目的实际是罗斯福的意见，就是造成一个强大的中国，即是令中国来控制亚洲，如果中美合作，以美国的生产能力，加上中国的人口，那就无敌于天下了。”赫尔利似乎表现得不偏不倚：我们既不帮助国民党来打倒共产党，也不帮助共产党来打倒国民党；我和他们说过，这个谈判，是你们中国的事情，不该一切都要我这个美国人来办，我老了，我也疲倦了。”
当赫尔利主动讲完一大段之后，周恩来首先直截了当地问：“蒋主席对于联合政府的态度如何？”赫尔利回答说：“我同他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他怕你们插进一只脚，就把他们挤掉。”周恩来接着追问：“（政府）对于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是否承认？”赫回答说，蒋主席只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不愿意承认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周恩来听了赫尔利将军的一番叙述之后表示愿将这三条协议草案带回去研究，然后再与赫尔利将军商谈。
周恩来带回王世杰提出的三条协议草案回到住处，马上同董必武认真地作了研究和讨论。原来这三条协议草案的基本精神是，将中共的军队加以整编，并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然后才能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才能允许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对于联合政府的事只字未提。国民党顽固坚持其“军令政令的统一”，坚持一党专政，态度十分显明。
三
如今，调停者的态度有没有改变？是否仍然坚持赫尔利所签字的五条协议草案的精神呢？了解这一情况，对能否进一步推动谈判将是十分重要的。当日下午四时半，周恩来偕董必武继续与赫尔利会谈。
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联合政府是赫尔利将军所赞成的。”接着，周恩来进一步表明，我们党愿在这个基础上求得中国的团结，求得战争的胜利和战后的建设。而国民党所提出的三条协议草案，没有回答这一基本的要求。因此，“我们表示不能同意和不能满意于这一协定的精神”。周恩来把话说到这里，并没有就此僵持下去。他一方面指出，我们仍然坚持联合政府的主张，并愿为实现这一主张而奋斗到底；另一方面，我们很感谢赫尔利将军代表罗斯福总统的好意，很愿意从这个协议草案上找到可以磋商的根据，找到可以经过的桥梁和必要的准备。
为了进一步明了此时赫尔利的态度，周恩来接连向他提出了四个问题。第一，赫尔利将军是否仍同意我们为实现中国团结必须以组织联合政府为前提的主张？赫尔利回答说，我不能使用同意的字眼，因为我不是谈判的当事人，我只是见证人；我认为你们联合政府的主张是适当的，但我并不处在同意的地位。周恩来又问，你是否认为联合政府是合理的，是民主的？赫答：毫无疑问是民主的，但你们的原提案也有可以改动之处；至于“联合”字样，他们一定不接受，所以我只能劝你们和政府取得协定。周恩来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赫尔利将军对于促使军事委员会委员能够行使权力问题，是否有更进一步的意见？赫答：最好设置一个同盟国的统帅。你们难于受国民党的指挥，国民党也难于受你们的指挥，有一个同盟国的统帅，便能以公平的态度指挥双方。周恩来提出的第四个问题是：国民党今天不肯承认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将来是否有承认的可能？他并且申明，这些党派都是抗日的，抗日的就应该承认。赫尔利只是说，蒋只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不肯承认其他党派。
赫尔利最后说，我劝你们赶快参加政府。他所说的“政府”，已经不是在延安所签字的协定草案上所说的联合政府，用赫尔利的话说，“至于‘联合’字样，他们一定不接受”，而是周恩来所预料的“请客式政府”。
四
十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董必武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的谈判在赫尔利的寓所进行。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也参加了。
赫尔利首先声明，今天我不说话，让我听一听你们的发言。在王世杰一番推脱之后，周恩来首先发言。他站在主动的地位，毫不吞吞吐吐，首先说明了这次谈判的目的，继而鲜明地指出，国民党方面的协定草案“我们是不同意和不满意的”，但由于中国人民的需要，友邦的好意，抗战反攻的急迫，我们一方面仍坚持联合政府的主张，并愿为之继续奋斗；另一方面，我们也愿意从双方的协定草案中找到共同点，来作初步的解决，以为民主的联合政府作准备步骤。为了试探对方的诚意，周恩来向王世杰提出：根据你们的建议中所提到的，政府准备采取哪些措施，使党派合法？王世杰回答：现在政府还没有具体考虑，这个问题，并无具体计划。周恩来接着又问，根据政府的协议草案，足以表示国民党并不准备放弃一党专政，王先生的意见如何？王答，这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在法律上，目前无从宣布废止党治”。周恩来提出，如果邀请中共代表参加政府，这种代表是属于观察者的性质，还是有职有权？王世杰支支吾吾地说，这一点我不能具体答复，因为没有讨论。坐在一旁的赫尔利，本来声明不说话的，此时却感觉憋不住了，他面对宋子文高声问：“子文！你听见没有？这是代表的性质问题，究竟有权没权？”宋子文只答了一句：“听见了。”周恩来说，我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参加军委会的问题，过去有许多军委会的委员，只是挂名的，不但没有职权，而且并不开会。如果共产党代表参加军委会，其实际职权怎样？王说，军委会每星期至少开会一次，有时两次。周恩来当即指出，这是汇报不是开会。第四是军队的指挥问题，也就是设立联合统帅的问题。王世杰说，我对军事布置，实在不知道。当日下午，周恩来、董必武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只是不着边际地说，希望得到延安方面的答复，做到大家重新合作。周恩来重申了这次出来谈判的目的，明确指出国民党不肯接受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而蒋介石却大言不惭地说：“我们革命党，就是为实现民主的，我做的就是民主。别人不要要求，我自会做的。如果要以要求来让我做，那就不好了。人家说我不民主，我不愿辩驳，但政府的尊严、国家的威信，不能损害。”周恩来当即指出：“政府并非国家，政府是内阁，不称职就应该调换或改组。提到要求，一个政党总有自己的要求，当着形格势禁，不能向政府直接要求时，只有向人民公开说话。”蒋介石被驳得无言以对，只好连声说，是的是的。
五
经过一段时间国共双方代表的正式谈判以及同赫尔利等人的谈话接触，对于国民政府的态度已经完全清楚。中共中央指出，鉴于国民党的协议草案与我方的五条距离太远，说明国民党的态度至今未变，我们认为联合政府的联合统帅部是解决目前时局的关键，他们既不同意，则无法挽回时局。为此，党中央需召开会议讨论，请周回延。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将上述意见正式通知赫尔利。
赫尔利接到通知以后，急忙与蒋介石磋商，仍想按照自己设想的方案套住中共。于是在十二月四日下午，赫尔利（此时已任驻华大使）和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将军派包瑞德上校再次邀请周恩来赴美军司令部谈话。
一见面，赫尔利就故作热情地告诉周恩来：现在我们能够以武器、弹药甚至粮食借给你们，还可以派遣美国军官到你们的军队中去，帮助训练，帮助作战。他说，联合政府目前尚不可能，是要参加政府，参加军委会。他并且说，蒋委员长已经答应了。
于是，一场辩论就从这里开始了。
周恩来针锋相对地指出，联合政府本为毛主席在延安时向赫尔利将军所提出的，赫尔利将军也认为合理。至于参加政府及军委会之举，即令做到，也不过是去几个人做官，毫无实权，无济于事。周恩来很注意借助历史的经验，用事实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他说，关于参加政府问题，我们素有经验。先拿别人的经验而言，白宗禧将军不止参加了政府，而且是军训部长，其实毫无实权。周恩来讲到自己从西安事变以来，八年中近七年的时间留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在做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时，每星期有三次参加军事汇报，但是有意见无法讨论，即令提出，蒋委员长也不过说：“好！好！”而已。他不无感慨地说：“我对这样做客，实在疲倦了。”
赫尔利带着一种似乎不解的神情问：“这次你们明明知道，只要参加政府，就可获得承认，就能获得物资的供给，你们拿到这些东西，就可以强大起来，为什么一定要谈改组政府问题？”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个救中国的问题，抗战不仅要军事，而且要政治。兵役、粮食供给乃至生产，都要政府来办理，政府不改组，就无法挽救目前的危局。”周恩来这种原则立场同合乎逻辑的推理巧妙地结合起来的论辩，使得赫尔利和魏德迈都不得不点头表示赞许，认为“这是真的”。
赫尔利此时把头转向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麦克鲁将军，请他发言。麦克鲁叙述了时局的危机，讲到日本对于昆明志在必得。他接着说：“我们美国有句话，叫做舍身救火，现在一把火烧起来了，你们得救。”周恩来说：“不错，火应当救，但是要两只手能动，才能救火。现在请我们来做客。也只能坐在旁边看火。”赫尔利接过来说：“我们大家都清楚，如果你们在不满意的条件下，竟能参加政府，那就表示你们是最大的爱国者。”周恩来坚定地回答：“我们参加政府，就要替人民负责，现在我们参加进去，却不能负责。这样的政府，我要参加，就是不信上帝，我的良心也过不去。”
会谈的双方，彼此都意识到已经把话说完。坐在一旁的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起身带着期待的口吻说：“希望周将军回延安之后，随原机打转，不要把谈判之门闭了。”周恩来爽朗地说：“门不会闭的，是开着的。但是出来的时间却不能定。”他含笑同他们告别。
十二月七日，周恩来和董必武飞返延安。
周恩来此行，同国民党的谈判并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但谁是谁非不难判明。从这次谈判中，我们看到，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维护两党的团结合作，视为最大的民族利益，视为处理国共关系的准则。通过这次谈判，也使全国人民看到，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愿望是真诚的、坚定的，赢得了各党派以及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同情。国民党顽固坚持一党专政，遭到了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的反对，就连参与调停的美国人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不满，认为蒋介石“僵化了”。通过这次谈判，还使我们看到，周恩来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始终掌握大的原则，又努力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寻求解决国共之间矛盾的途径。同时，也使我们看到，周恩来的那种机敏、睿智、高超的谈判艺术，充分显露出他作为外交家的才华。
（七十四）陪同毛泽东到重庆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内部的矛盾发生了巨大变化，支配着中国形势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中日民族间的矛盾，而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以国民党反动派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不但不许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社会解放的愿望，反而把他们投入内战和破产的深渊。
对于蒋介石勾结美、日反动派，蓄意打内战，反共反人民，全国人民忧心忡忡，为了制止内战，挽救民族危机，中共中央于八月二十五日发布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
宣言指出，由于日本的投降，我全民族八年来所坚持的神圣的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地结束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了！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但是，在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的道路上，不是没有阻碍，没有困难，没有荆棘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还没有执行波茨坦宣言，还没有放弃使其侵略的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企图，他们还在放肆地施行挑拨、分裂与奴役中国的阴谋，他们在中国的走狗们，正奉行其日本主子的指示，摇身一变，取得保护色彩，以图继续挑拨内战，破坏团结，阻挠民主，他们的这种企图并没有遇到打击，他们的罪行并没有受到惩处。相反，他们还受到了鼓励，愈益横行无忌。因此，帝国主义走狗及其他反动分子们的各种危险活动，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中国人民必须严重警戒与击破敌人的阴谋。
为了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中国共产党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六项紧急措施。主要是：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予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权利，以昭公允；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中国共产党郑重声明：“我们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得到中国各个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
慑于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通过谈判、民主协商解决问题，蒋介石和他的心腹们，几经密谋，为了欺骗公众舆论，终于导演出一场“假和谈，真备战”的闹剧。为了表示对和谈的“诚意”，“蒋委员长”从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四日至八月二十三日，连续给中共发了三次“万急”电报，特邀毛泽东主席亲临陪都，共商国是。
单从电报的字面上看，蒋介石对“和谈”是何等“热心赤诚”、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啊！但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清二楚，犹如洞中观火。蒋介石所以这样做，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坚定不移的方针，而这时国内人民和国际舆论又都反对蒋介石进行内战，同时蒋介石也觉得他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好，还需要一些时间，以便把更大量的军队运到内战前线去。在抗战期间，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大多退到西南地区，要迅速开赴华北和华东一时有不少困难，至于东北就更不用说了，因此他决定要玩弄一次和谈阴谋。于是，这个靠内战起家，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居然装扮和平妖怪，竟在九天之内，连发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主席去重庆谈判“和平”。
这分明是耍的鬼把戏，应不应该理他呢？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和平有着真诚的愿望，对局势也有清醒的认识，初议，决定由周恩来先去谈判，毛泽东暂缓前去。八月二十三日再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认为：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为了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阴谋，以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我们应该去。如果我们不去，就中了蒋介石的诡计，他正是希望我们不去，以便借此说我们拒绝和平，发动内战。因此，毛泽东主席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毅然决定飞往重庆。
一听说毛泽东主席决定去重庆，延安和各解放区的军民都非常担心。因为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许多“鸿门宴”之类的故事，而蒋介石对待李济深、胡汉民等人的流氓手段，人们记忆犹新，人们为毛主席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一九二九年，蒋桂军阀战争前夕，蒋介石扣押李济深于南京之汤山。一九三一年因所谓“约法”问题的争执，胡汉民也在汤山遭蒋介石软禁。但是，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认为有强大的人民力量特别是解放区的力量作后盾，蒋介石是难于重演南京汤山的旧戏的。就在毛泽东快要起身的时候，范文澜的夫人还赶来对吴玉章说，请转告毛主席，我们劝他千万别去呀！毛主席知道后，笑了笑说：“谢谢他们的好意，我注意一点好了。”
八月二十七日，赫尔利和张治中到延安迎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第二天上午，飞机从延安东门外起飞。八月二十八日清晨，延安机场上就集了上千名前来欢送的人群，有干部，有工人，有学生。当时许多人心里像压上了一块石头，点着一把火，又沉重，又焦急。有人说，要谈判就请蒋介石到延安来，咱们保证和“西安事变”一样，有来有去；谈不成不要紧，要打仗，战场上去见高低！更有不少老同志感情深重地说：自从上了井冈山，毛主席就没有离开我们一步！五次“围剿”，万里长征，八年抗战，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根据地，如今，却要亲自去重庆，和他蒋介石谈判！但是，中央决定了，通知也说得清楚，这是斗争！在当时形势下，我党中央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符合全国人民要求的。毛主席亲自去重庆，为了国家、民族利益，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大义大勇的行为，单是这一点，已大可以昭革命之信义于天下了。
这一天，毛泽东和往日不同，穿一套半新的蓝布制服、皮鞋，头戴深灰色的盔式帽。在人们的记忆里，毛泽东永远穿一套总是洗得很干净的旧灰布制服，布鞋，灰布八角帽。他的伟岸的身形，明净的前额，温和的目光和热情的声音，时时出现在会场上、课堂上，出现在人民群众中间。如今他站在汽车旁边，目光平视，望着全体送行的人，好像所有在场的人，他都看到了。这时他眼睛里露出一种亲切的、坚定的微笑，向人们点了点头，充满了无限的关切和鼓舞之情。然后，和大家挥手告别，登上飞机起程了。人们望着南方的天空，久久不肯离去。大家都在想：抗日战争胜利后，当我们的国家处在十字路口，处在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定胜败的严重时刻，我们的党，我们的领袖，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毛泽东的降临，使重庆整个山城为之沸腾，使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人们都充满了希望。无数的工人、学生、市民和民主人士热烈地欢迎毛主席，把毛泽东称为中国人民的救星。
这天前来机场欢迎的官方人物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将军，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副秘书长雷震。还有各党派负责人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谭平山、黄炎培以及著名爱国文人郭沫若等。毛泽东下机后，应中外记者之请，首先和同机而来的赫尔利大使、张治中将军、周恩来同志等合影和拍制电影，然后向新闻界发表了书面谈话，再一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七十五）谈判桌上显身手
虽说蒋介石在九天之内接连发了三次电报，要求同中共和谈，但毛泽东一行抵达重庆后，国民党方面却毫无准备，这本来是一条奸计，如今却弄假成真了。
这几天，蒋介石显得特别烦躁，他实在不愿意看到毛泽东到重庆，他的好多亲信原来也估计毛泽东不敢来重庆。他单盼着赫尔利和张治中到达延安以后，毛泽东会变卦，那样，他蒋介石的如意算盘立刻打响，“讨伐令”就可以跟着颁发。如今，蒋介石等人的希望显然落空了。
蒋介石烦躁得无法忍受，抓耳挠腮，手忙脚乱，把为他献计的吴鼎昌叫去训道：“好，好！你出的好主意！现在娘希匹他们真的来了！你说，你说怎么办好！”吴鼎昌好在有张群在旁说话，只是挨了一顿骂，并未丢官。蒋介石却不知如何是好，毛泽东和周恩来真的来了，他委实不愿同中共进行谈判，但这次非谈不可。因此，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就这样开始了。
蒋介石虽然委派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为代表和中共进行会谈，但他们对谈判并无诚意，只不过成天地虚与委蛇，一切的提案都要由中共方面提出，他们只是消极地应付，并肆意设置障碍，蓄意破坏和谈。谈判在艰难进行。谈判在蒋介石“有恃无恐”的情形下进行。谈判在毛泽东、周恩来顾全大局、坚持和平的情形下进行。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住在红岩办事处。张治中看到红岩地处郊区，同各界人士交往不便，主动腾出自己曾家岩的住所“桂园”供毛泽东使用。毛泽东以桂园作为他在市内的办公地点，每天上午八时从红岩乘车到桂园，下午六时从桂园回到红岩。他在重庆除会客和处理谈判问题外，还继续领导全党和解放区的工作。具体的谈判由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的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进行。
会谈的最初四天，先就政治、军事问题作一般性商谈。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真正的诚意，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谈判方案。为了便于谈判进行，使谈判能取得具体成果，只好由中共方面先提出意见。
九月三日，周恩来将中共方面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十一项交给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它的要点是：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民主义（以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宣言为标准）；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三、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六、重划受降地区，允许中共武装参加受降工作；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八、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各项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十一、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
中共提出的第九项“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中，包括由国民政府召集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确定省县自治，实行普选。其中解放区的解决办法，提出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由中共推荐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直辖市由中共推荐副市长；中共有权参加东北各省行政组织。
在第十项“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中，包括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分期实施，中共部队改编为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重划军区，实施征补制度，中共军队集中淮河流域（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即中共现驻地区）；设北平行营及北平政治委员会，由中共推荐人员分任；中共有权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工作。
中共提出的这十一项内容，是从实现和平、团结、民主的愿望出发，以国共两党现有政治军事力量的实际状况为基础，并由中共方面做出重大让步，包括军队的大批裁减和南方解放区的撤出条件下提出的。但是，国民党方面却连把这十一项作为讨论的基础也不接受。十一项提出的第二天，九月四日上午，蒋介石召集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四人开会，把他仓促拟出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他们。蒋介石的这个“要点”一开始便蛮横地说：“中共代表昨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倘该方案之第一、第二条具有诚意，则其以下各条在内容上与精神上与此相矛盾者即不应提出。我方可根据日前余与毛泽东谈话之要点，作成方案，对中共提出。”蒋介石的“谈话要点”中最重要的，是强调“军令、政令之统一”，并严格控制中共军队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
在蒋介石对他的代表团下达“指示”后，又同美国大使赫尔利和魏德迈将军进行了“深入之交谈”。美蒋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为破坏和谈，搞了许多阴谋诡计。
“大使先生，”蒋介石道，“毛泽东说他们坚决避免内战，他们的武装应该参加受降，他们的解放区民主政府应该承认，但被我拒绝了。我一口咬定要实行军令、政令之统一，说我是在实行独裁，我也不在乎！”
“你应付得好！”赫尔利又郑重地嘱咐道，“可是别拒绝得太快，破裂得太早，这样会影响我们的军事行动，让他们以为你真有和平诚意，那是最好！”
“这个我自有办法，”蒋介石得意地笑道，“当年我在上海对付造反工人，先麻痹他们，动手之前还雇了大批乐队，吹吹打打，挂红放炮，还到他们工会送匾去呢？在他们信以为真后，乘其不备我就动手了！”
“可是今天在你对面坐着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不是当年那个上海工会主席，我们要特别小心才是。”赫尔利燃了一支烟又说，“说穿了吧，今天我们不得不有和平、民主、团结的伪装，是说明了毛泽东深得人心，中国人民希望和平，这点儿你可要当心啊！”
中共对蒋介石的态度早就料到的。对这个沾满人民鲜血的独裁者，从来不抱有任何幻想。在获悉蒋介石的“要点”后，当天晚上，周恩来、王若飞就同国民党代表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商谈。国民党代表张群等一开口就表示：“兄等此次所提条件，距离尚远”，“有数点根本无从讨论。”他们提出：现“亟须确定者尚是谈判之态度与精神。”
既然说起“谈判之态度与精神”，周恩来立刻作了一个长篇的回答，来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这次谈判中所抱的和解的态度与精神。他先指出：具体问题的解决，不免遭遇困难，这自在我人意料之中。为了求得问题的解决，我方已作了尽可能的让步：“第一，认为联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并不提出，而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第二，召开党派会议产生联合政府之方式，国民党既认为有推翻政府之顾虑，故我等此次根本未提党派会议。第三，国民大会之代表，中共主张普选，但雪艇先生（王世杰）与毛先生谈话时认为不可能，中共虽不能放弃主张亦不反对参加，现在亦不在北方另行召开会议。凡此让步，皆为此次谈话之政治基础，”“可保证此次谈判之成功”。
在周恩来申明中共的立场后，张群无法反驳，只好怯懦地说：“恩来兄所谈之政治基础，我甚了解。感困难的即为兄等昨天所提出之第九、第十两条。倘如兄弟所提承认解放区政权，重划省区而治，则根本与国家政令之统一背道而驰了，势将导致国家领土分裂，人民分裂。”真是无理赖三分了。
周恩来当即回答：“我党对国民大会之选举现已让步，此次所提解放区解决办法系为让步合作考虑，期使两党不致对立。不然，无论在国民大会席上或国民大会闭幕以后。国民党都是居于第一党，而我党政治地位尚复有何保障？所以我们坦白提议，要求政府承认我党在地区的政治地位。”
在蒋介石的指示和敦促下，国民党代表又要求中共把军队交出来，说是决不可再蹈军阀时代的覆辙，并称：中共此时如愿放弃其地盘，交出其军队，则其在国家的地位与国民中之声誉，必更高于今日。周恩来爽快地回答：“兄等以封建军阀割据来比拟中共，我不能承认。我以为两党已拥有武装，且有十八年斗争历史，此乃革命事实发展之结果。今日我等商谈，即在设法避免双方武装斗争，而以民主之和平方式为政治之竞争。”说到这里，周恩来又直截了当地反问：“我们认定，打内战是国内外情势所不容许，只能以政治解决。本此宗旨，我党已提出解决问题之方案，不知政府主面对于此事之解决所准备之具体方案如何？”这一反问，把国民党代表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国共双方几经交锋之后，美方对中共的态度不仅惊骇，而且慑服。当着蒋介石的面，赫尔利和魏德迈都叫“头痛”，说毛泽东气魄不凡，远非重庆国民党人士所能比拟。特别对周恩来印象极深，他帮助毛泽东在谈判桌上和国民党代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舌战群儒，震慑敌手，在西方著名政治家中也极为少见！周恩来的特点，在于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能在不损害老百姓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采取异常灵活的战略。尤其见之于驳斥蒋方代表指中共“封建割据”，坚决拒绝蒋方要中共交出解放区和红军的要求时，使助蒋的美方也很难开口。因为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迫接受抗战而回南京前，早已看到和承认中共军队和解放区的存在，承认这是中国的现实，中共革命发展的结果。连国民党一些开明人士都说：“现在让中共放弃一切，等于宣统皇帝向孙中山索回政权，怎么也讲不通。”周恩来坚持国共两党地位要平等，反对国民党视共产党为被统治者，并以统治者自居，蒋方对此殊难坚持却又非坚持不可，其结果就显露了他们态度蛮横，穷凶极恶。
鉴于国民党阵脚混乱，在政治上完全陷于被动，于是蒋介石急忙召集军政心腹商谈对策。当毛泽东一行抵达重庆时，蒋介石只给了国民党谈判代表三条原则：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至于怎样解决问题？根本没有什么切实的方案。直到四日上午，才要国民党谈判代表根据他的“谈话要点”拟定方案。这自然不是一下子就能提出来的。于是谈判不得不中断三天。
在休会期间，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伴随下，又广泛开展对外活动，他们会见了国民党的军政要员，会见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会见了英、美、法、苏外交使节和中外新闻记者，进一步阐明中共维护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国民党的元老冯玉祥、于右任说：“中共的立场是得人心的，国民党再一意孤行，坚持独裁专政，会招致全国人民的反对！”
九月八日，双方继续谈判。周恩来首先指出：近日来，国民党的报纸纷纷攻击中共为“割据”。他慨叹地说：“似此理论之争，我方亦将强调结束党治，召开各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以相对抗。如此，谈判成为僵局，问题即不能解决。”他追问：“依据我方之建议，我党军队已裁去一半，地区亦已退出一半”，“其他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与自由问题等，我方皆已提出解决办法，皆未蒙答复。希望政府能够对此有所说明。”在周恩来一再追问下，张群才拿出一份《对于中共九月三日提案之答复》，共十一条，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基本要求都加以拒绝。从十日至二十一日，国共双方代表曾进行了六次谈判。十七日，毛泽东又同蒋介石、赫尔利进行商谈。国民党一直坚持顽固态度，致使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双方争执得最激烈的是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认为，在八年抗战中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解放区军队应该得到合理的编制。解放区现有一百二十万军队，在大量裁减后至少也应整编为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蒋介石却力图缩小并编散它。坚持不能超过十二个师。双方意见十分悬殊，相持两周，仍无进展。为了打开僵局，中共又作了让步。周恩来在十九日对国民党代表说，昨晚和今日上午同毛泽东讨论的结果：“关于军队数目，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央军与中共军队之比数为五分之一，我方以此比例先考虑，愿让步至七分之一，即中央现有二百六十三个师，我方应编四十三个师’；“如中央军队缩编为六十个师，中共军队应为十个师；中央军队如缩编为一百二十个师，中共应有二十个师。”
关于军队的驻地，解放区的范围，中共也作了很大的让步。周恩来说：“我方拟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等八个地区的军队撤退，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此为第一步。”“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三地区之军队撤退，而将中共所有之四十三个师集中驻防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与陕甘宁边区等七个地区。至于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之规定而合一。”
中国共产党即使作了如此重大的让步，国民党政府仍不肯接受。在二十一日会谈时他们表示：中共军队编制，至多亦不能超过五个军十六个师；即令要设置行营一类的机关，也只可由中央按照军事指挥系统，予以适当的名义，以便统帅指挥。至于解放区的民选政府问题，更是一口否认。对此，蒋介石还得意地对赫尔利说：“周恩来他们提出了‘政府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合法地位’的方案，我一口拒绝了。我说解放区在日本投降以后，应成为过去。也就是说，解放区该取消！全国政令必须统一。”
为了避免和谈破裂，中共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在解放区问题上再次作了让步。提出冀、鲁、察、热四省与陕甘宁边区之主席由中共推荐；山西、绥远两省之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岛之副市长，也由中共推荐人士充任；苏北、皖北、豫北之地区，中共军队撤退前，其专员、县长由中共委任；北平行营由中共主持，并仿东北行营例，设政治委员会，由中共负责。国民党代表仍不肯接受，说：“中共军队悉数撤退至黄河以北，而据有黄河以北之地区，岂非分疆而治，欲三分天下有其一？中共方面如有何人堪任省主席，何人堪任厅长、委员、尽量开列名单，请中央量才任用，切不可指定何省应划归中共推荐何人任主席、厅长、委员。兄等所提华北四省主席应由中共推荐，省政由中共主持，此何异乎割据地盘。”
这时谈判已持续了三个多星期，仍未取得进展，再这样拖下去只能徒然浪费时日。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会上愤怒地指出：“今日我等之商谈，系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故国民党及其政府皆视我党为被统治者，自西安事变以来即一贯如此。”他坦率地说明客观存在的事实，“现在政府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何能将军队、政府交与一党政府。因此政府今日欲求达到统一全国军政之理想，必须采取民主之方式，循一定之步骤，而非可一步登天，一蹴即就。”
极力为蒋介石出谋划策的赫尔利，也找毛泽东谈话，要求中共交出解放区，要么承认，要么破裂。毛主席沉着地回答：“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为了打破僵局，中共再一次提出：“解放区重新进行县级民选，选出县长与县参议会；凡一省或一行政区有过半数县已实行民选者，由县参议会产生省参议会，省参议会选举省长与委员，呈请中央加委。”即使这样的让步也被蒋介石拒绝了。他愤愤地对他的美国朋友们说：“对于中共的新方案，我不答应！民选要待宪法颁布，目前只能由中央任命的省政府前往各地接管行政。这是我们昨天召集智囊团会议彻夜商定了的，没料到他们还是这样沉着，硬是不肯破裂！”
赫尔利进谏道：“委员长不必着急，拖延对我们有好处。”
蒋介石急不可耐地问道：“我想了解，我们的部队和你们的海军陆战队，是不是运得差不多了？如果前方已经开火，那干脆再拖几天。”
“不，不！”赫尔利说，“最好还是按计划进行；谈判是要谈的，运兵是要运的，这才显出我们手法高明。如果谈判由我们主动破裂，甚至把毛泽东在重庆解决，那都是下策！为逞快一时，会打乱整个战略部署。”
“我是同意拖下去，不是谈下去。”蒋介石说，“不过，过去我围剿中共十年，骂他们是土匪，今天却同他们面对面坐着谈判，欢迎会上还和他们碰杯，真是冤家路窄啊！”
赫尔利呷了一口茶，笑眯眯地说：“对于蒋先生的心情我们是了解的。不过，你可以放心，用不到今年年底，你的精锐部队可以动员到一百万人进攻中共；而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呢，魏德迈将军早已向你保证过，至少有十一万人参加作战。你想，你以前十年内战，曾经有过这么庞大的队伍，这么多的新式武器吗？”
“因此，为了让士兵与民众完全站在你这一边，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要做得大方点，不可小气。”不等蒋介石开口，这位美国大使又说，“这样才证明委员长阁下很有远见，是我们美国可以合作的好朋友。我代表我们政府告诉你，今后对你的援助还多着哩！”
蒋介石乐哈哈地说：“好，好！我再答复中共，继续谈判，决不在此时此地破裂，请你们放心好了。”
经过二十多天的谈判，由于中国共产党方面为了谋求和平，表现了极大的克制和一再做出巨大让步，而国民党方面却不顾现实状况，一再使用高压手段，这些事实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中间力量，包括国民党内一些正直的爱国人士，也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已做到仁至义尽，为它感到不平。鉴于照这样谈下去已难有成效，二十一日会谈后，周恩来、王若飞不得不中断同国民党代表的谈判。周恩来并向各党派、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文化界、新闻界、产业界、妇女界等，广泛解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说明导致谈判陷入僵局的真相。蒋介石已经看到，一味施加高压是无法使中国共产党屈服的，而这次谈判已为举世所瞩目，如果谈判破裂或无结果而散，他向国内外都难以做出交代。这样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在美国方面的“规劝”下，在谈判中断的第三天，国民党代表又主动找中共代表要求重开谈判。在这以后，谈判气氛在表面上也较前有所缓和。
在军事问题上，中共方面再次表示在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的条件下，愿将它所领导的军队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国民党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提出商谈的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为二十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至于军队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双方并商定：为具体计划解决军队整编有关问题起见，组成三人小组，中共方面代表为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国民党方面代表为军政部次长林蔚和军令部次长刘斐。
在棘手的解放区问题和国民大会问题上，双方申述了各自的立场。二十七日，周恩来说，解放区问题，鉴于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可暂时维持现状，即现在各省政府所能治理之地，由省府治理之，省府不能治理者由解放区治理之。国民大会问题，中共方面原来提出三项主张，即：重选国大代表，延缓国大召开日期，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和《五五宪法草案》。国民党方面表示：国大已选代表应为有效，但名额可增加。双方没有达成协议。中共方面声明：“中共不愿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裂团结。”双方同意将此项问题提交政治会议解决。
鉴于全国人民十分关心国共会谈情况，中共方面建议将一个月来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以解人民之渴望。国民党代表表示同意。十月五日，周恩来将他起草的《会谈纪要》提交讨论。这份《会谈纪要》写得很有特色，不仅把双方已一致同意的内容在文字上确定下来，并且对没有取得一致的问题也分别说明双方各自的看法，在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上还说明了中共方面先后提出的四种方案和双方目前争执所在，表明了继续商谈的愿望。双方就《会谈纪要》又进行了两次讨论，并作了修改。但对《会谈纪要》在什么时候发表，又发生争执。这时，进犯晋东南上党解放区的阎锡山部队被解放区军民击败，毛泽东又提出返回延安。于是，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终于在十月十日下午由双方代表签字、公布和群众见面了。
《双十协定》的发表具有重要的意义。毛主席说：“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为了争取和平，为了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中间人士的同情，以击破国民党反动派造谣污蔑，中共在谈判中虽作了一些必要的让步，但这些让步都是有原则的，并无损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在涉及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中共则不惧任何威胁，始终坚定不移，毫不退让。而且在谈判期间，丝毫没有放松警惕，对国民党的阴谋作了必要的准备。正因为中共一方面参加和谈，一方面又准备自卫，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双十协定》虽然签订了，但蒋介石丝毫也不打算遵守。《双十协定》于十月十二日公布，十三日蒋介石就对其部下颁发了“剿匪”密令，命令他的将领，要遵照他所订的所谓《剿匪手本》，对解放区发动进攻。
（七十六）“这是一个非常悲痛的偶然事件”
在和平谈判中，张治中当然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但他始终是希望国共合作共同建国的。他对毛泽东、周恩来都很敬重，为表示对毛泽东的欢迎和欢送的情意，于十月八日晚在军委会大礼堂举行了盛大的宴会。邀请了国民党参政员，党政军要员和重庆文化界、新闻界各方人士五百多人参加，盛况空前。
张治中先致词，他高兴地向大家报告，这次双方商谈的大原则大前提完全一致。如在民主、和平的基础上建国，在蒋主席领导下实行三民主义，这是毛先生提出来的。大家都认为和平、民主、统一、团结是今天中国所必须遵从的大原则。在抗战结束后，我们要向和平建国的途程迈进。他也指出，还有些问题双方还有距离，还要继续商谈。他还很自豪地宣布：毛先生来重庆是他和赫尔利大使去迎接的。现在毛先生回延安去，仍将由他本人伴送去延安。
毛泽东也讲了话。他感谢蒋先生的邀请和招待，感谢张先生及夫人举行这盛大的宴会。他高度估价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人民获得了光荣的胜利，我们中国尤其获得了空前的胜利。他说：“我们双方在一起商量团结、合作、和平建国的问题，具有异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商谈的结果，“大部分问题得到解决，还有些问题亦将继续商量解决，而且我们一定要用和平的方法去解决。‘和为贵’，除了和平的方法外，其他的打算都是错的”。他又说，“困难是存在的，我们大家不怕困难，在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大原则下，在蒋先生的领导下，我们中国人民是可以克服任何困难的。我们这次的商谈，不是暂时的合作，而是长期的合作；不是一时的团结，而是永久的团结。我们互谅互信，共同一致，克服困难，一定可以建设新中国。”毛泽东光明磊落的讲话，获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宴会充满着和平、团结的气氛。
宴会后，举行文艺晚会，观看名演员的精彩表演。毛泽东、周恩来、张治中等正为演员热烈鼓掌时，一件震惊重庆的突然事件发生了：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廖仲凯的女婿）从曾家岩乘坐小汽车送柳亚子回沙坪坝，归来途中，被国民党的兵用枪击毙了！司机已把李少石送到市民医院。当周恩来在会场上听到新华日报营业部的来人报告后，内心很震惊，但他很沉着冷静，没有惊动毛泽东和张治中，不动声色地一个人离开会场到休息室，立即找到宪兵司令张镇和八路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周恩来用严厉的口气问张镇：“刚才听到报告，我的外事秘书李少石，从沙坪坝坐汽车回曾家岩的路上，被你们的兵用枪击毙了，你知道不知道？是否有计划暗杀？”张镇听了也大吃一惊，立即回答：“我不知道此事。”周恩来又说：“那请你立即负责查明真相。”随即要张镇和钱之光一同于八时五十分赶到医院看望李少石。李因弹中肺部，流血过多，已经去世。周恩来流下眼泪悲愤地说：“二十年前，廖仲恺先生遭反革命暗害，其情景犹历历在目，不料二十年后，他的爱婿又遭到凶杀……”因晚会快要结束，周恩来又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立即对张镇说：“晚会结束后，请你负责保护毛主席的安全，他坐在你的车上，你亲自送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张镇立即答应照办。散会后，周恩来先把毛泽东送上张镇的车后，他才把李少石被杀的事告诉张治中，张治中也答应要调查。周恩来回到红岩，简要地向毛泽东报告后，又立即同王若飞、钱之光等研究调查李少石被杀的事，并通知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同志，此事正调查中，要提高警惕，防止意外，但仍照常工作，不要惊慌。当晚十二时，张镇派宪兵司令部官员查验受枪击的汽车和李少石尸体。
我（即童小鹏——编者注）背上照相机同钱之光一起到曾家岩陪他们，先对汽车检验照相后，又到市民医院检验尸体并照了相。
李少石遇难之事，发生在毛泽东在重庆的时候，又恰恰在红岩村附近的公路上，司机将李少石送到医院后又不知去向（司机是在重庆参加工作的）。这不能不怀疑是国民党特务有意破坏国共谈判的阴谋。甚至有谣传，特务本来是要暗杀周恩来，因李少石的眉毛粗黑像周恩来，把李认为周恩来错杀的……但周恩来沉着应付，一面当面交代钱之光和陈龙、龙飞虎等加强对毛泽东的安全保卫，以防万一；一面催促国民党当局迅速破案，又亲自找新华日报营业部的有关同志详细询问司机同他们接触的情况，并派人到出事地点向在场群众调查。
经过反复查证，到十日案情已经清楚。事情的经过是：八时下午，国民党左派柳亚子到曾家岩周公馆来了解国共谈判情况，周恩来已经外出，由李少石接谈。约五时，柳亚子要回沙坪坝寓所，李少石出于对柳老的尊重，叫了办事处的小汽车陪着柳老回沙坪坝。车子回来经过红岩村附近时，有一批新兵正在路边休息，因车行过速，不慎碰伤了一个新兵，他们叫停车，但司机没有听到仍向前开。新兵排一个班长就举起步枪向汽车射击，子弹穿过汽车工具箱从李少石的后背穿入肺部。司机听到枪声又发现李少石受伤，立即加速把李送到市民医院，说明是八路军办事处秘书李少石，请医院抢救。司机熊维屏怕责任重大不敢直接向办事处领导报告，开车到民生路新华日报营业部报告了此事，并带了两个同志到医院看了李少石。接着又将车子开回曾家岩车棚，自己跑到民生路，将汽车钥匙交给营业部，要他们赶紧向办事处报告，就称病逃跑了。营业部同志一面打电话报告办事处，一面到军委会礼堂向周恩来报告。
李少石被杀的消息传开后，震动了重庆山城。中共代表向国民党抗议，要求追查凶手和阴谋策划人。蒋介石得到报告后也很紧张，下令戴笠彻查。重庆卫戍总司令王赞绪、警察局长唐毅也派出专人调查，派法医验尸。
进步人士闻讯后都表示愤慨。九日上午，宋庆龄、邵力子、郭沫若、茅盾、刘清扬、张西曼等人士，都到市民医院向李少石遗体致哀。当晚遗体入殓，停医院太平间。十日上午，灵柩两旁摆有中国共产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和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新华日报社送的花圈。宋庆龄亲往吊唁并送鲜花，对李少石夫人廖梦醒、女儿李湄表示慰问。参加吊唁的还有许多知名人士。下午一时，灵柩和花圈装上卡车，周恩来、钱之光和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的部分工作人员乘车送到小龙坎墓地安葬。周恩来回到城里，又亲自到医院看望受伤的士兵，表示慰问，深深感动了伤病员和医务人员。
毛泽东离渝前题了“李少石是个好党员”几个字送给廖梦醒作纪念，给了刚失去亲人的廖梦醒和李湄以极大安慰。这张极为珍贵的题字，几十年来一直挂在廖梦醒住宅的墙壁上。
为在社会上澄清事实真相，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于十一日发表钱之光处长的谈活，说明，“这是一个非常悲痛的偶然事件”，并“感谢宪警治安机关医院法院的努力及各方人士的关心”。谈话详细说明了事实的经过。并表示愿意负责受伤士兵的医疗费用，如果因重伤去世，愿负责殓葬与抚恤。
李少石事件自始自终都是周恩来亲自处理的。在那种斗争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他沉着坚定又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风格，给我们同志以深刻的教育，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使国民党的军警人员也受到感动。我们曾在重庆工作过的同志，几十年后都不能忘怀。在西花厅工作时期，周恩来曾几次当面对罗青长（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和我说：“张镇当时是宪兵司令，但是很快查清了李少石事件的真相；亲自护送毛主席回红岩，做了两件好事，一定不能忘记。”对于个别同志写回忆录时，仍说李少石是特务暗杀的，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邓大姐对这样不实事求是的说法也很有意见，曾要我告诉这样写回忆录的同志，一定要改正。
尽管发生了李少石事件，但国共双方商谈和准备签订协议的工作，仍旧照计划进行。
（七十七）马歇尔未遇过的外交对手
从一九四五年以来，在将近三十余年的时间里，我曾（即章文晋——编者注）作为周恩来的翻译和外交部的干部，在他的领导下，参加了不少重要的外交谈判。在我的印象中，像一九四六年周恩来与马歇尔之间的谈判那样旷日持久，其对手又有那样声望的是不多见的。更重要的是，这场谈判直接关涉到战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在这场斗争中，周恩来同志以极其高超的谈判艺术维护了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利益，表现出他不仅是一位极为杰出的外交家，是党中央决策的忠实执行者，同时也是一个善于把握瞬息万变的局势、制订符合实际的策略、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领袖。
“这个人令我想起史迪威”
马歇尔于十二月二十二日飞抵重庆。那天到机场欢迎他的有各界人士。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也到机场迎接他。当马歇尔走到周恩来面前时，周恩来上前与他握手，并对他作为特使来华表示欢迎。但马歇尔由于刚下飞机，听不清周恩来讲的话。当时的飞机隔音设备不好，噪音很大，坐久了便会影响人的听力。第二天下午，周恩来等三位同志又一起到马歇尔官邸拜访。一见面，马歇尔首先向周恩来表示歉意，解释昨天没听清周恩来讲话的原因。随后，双方的谈话进入了正题。
马歇尔表示，他对中国的情况知道得很少，但非常乐于学习，以便了解各种情况。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他不仅要与政府方面会谈，而且要与各方面的人士会谈。他说，美国愿意努力促成中国的和平，因为这不仅是美国的愿望，也是实现世界和平所必须的一个条件。为此，他十分愿意倾听中共方面的意见。
接着，周恩来讲了话。他说：我们非常高兴马歇尔特使能来华促进中国的和平。特使刚才所说的精神是很好的。我们共产党人在战时和战后都是以这种精神来谋求中国的和平与团结。中国人民抗战八年，如果从“九·一八”算起已经十四年了，目前又出现了战争状态，这是十分不幸的。当前，我们共产党所主张的就是立即停止冲突，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周恩来又说，我们所要求的民主与美国式的民主颇为相似，但要加以若干的中国化。美国有许多地方可供我们学习，这包括华盛顿时期的民族独立精神，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主张的四大自由。此外，还有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国家工业化。
马歇尔来华后，中国能否走向和平的首要问题就是能否顺利地实现停火。当时，蒋介石已经宣布一月十日为政协会议的开幕日期，但直到一月九日国共双方仍未能就停火问题完全达成协议。国共双方最后争执的焦点是蒋介石硬要我军将业已占领的热河、察哈尔两省的赤峰和多伦两个战略要地交给国民党军。这是蒋介石企图从四面包围解放区，并切断我党从华北通往东北的重要通道的一大阴谋，而且根本违背就地停战的基本原则。这种无理要求当然不能为我方所接受，在谈判过程中。周恩来据理力争。他向马歇尔指出，蒋介石政府以中苏条约为借口企图占领赤峰、多伦两地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中苏条约载明国民党政府接收主权仅限于东北地区。他接着说，明天即是政协会议开幕之日，那两个地区已由我军解放，根据就地立即停火的原则当然应由我军驻守。在东北问题上，我们已向国民党作出了重大让步。而如照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停火将遥遥无期。马歇尔感到周恩来的讲话合情合理，表示愿意按照周恩来的建议，随即与蒋介石会谈，劝他不要因小失大，应同意让步。十日，在政协会议开幕之前，国共双方终于签订了停战命令。这样，周恩来同志在谈判桌上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争取到及时正式地达成停火协定，为政协会议按期开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和良好的气氛。
我们党同意接受马歇尔的调解是以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为前提的。当时，周恩来同志曾向马歇尔强调，中共方面希望看到盟国关心中国的内争，但也要求盟国恪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诺言。对此，马歇尔表示同意。具体的说，这就是要求美国的调解有利于促成中国停止内战，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联合政府和民主政治，同时，美国不得援助国民党以武力统一中国。这些是杜鲁门在马歇尔来华前发表的对华政策声明中所保证了的，也是检测马歇尔的调解活动是否公正的标志。在马歇尔来华初期，可以说他基本上是按照这些原则行事的。当时，周恩来与马歇尔相处得较融洽。周恩来觉得他尚较公正，较坦诚。在最初两次接触后，周恩来曾说过：“这个人令我想起史迪威。”
从延安带回的信息
一月二十七日，有关政协会议各项协议的讨论已基本结束。周恩来和陆定一返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中央肯定了代表团的工作方针。三十日，周恩来匆匆返回重庆。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向马歇尔通报从延安带回的消息。周恩来说：毛主席特别向你致意，感谢你的帮助，并让我带来一个口信。毛主席认为，在这次处理停战问题是公正的。中共愿意在你所表现的这种公正的基础上与美国合作。周恩来接着说，作为共产党人，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但现在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今天我们还不打算而且不可能把它付诸实现。当前，我们所说的建国道路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学，中国要学习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工业化，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中国。随后，他又讲了一段“插曲”。那时国统区传言毛主席的身体不大好，又说毛主席要去莫斯科休养。周恩来告诉马歇尔，毛主席听到这个谣言后觉得很可笑。主席说他身体如果不好，宁愿去美国休养，因为在那里也还有许多东西可学。
马歇尔很重视周恩来的话。他对毛主席捎来的话表示感激。他说，他相信中共的和平诚意，并相信可以根据中共公开宣布的愿望和政策劝说蒋介石在任何问题上与中共达成协议。马歇尔甚至私下还提出了他个人对如何迅速实现临时性联合政府的设想。在谈话即将结束的时候，马歇尔请周恩来把转达的毛主席谈话写成节略给他，以便直接向杜鲁门汇报。周恩来同意了。第二天就交给了马歇尔。马歇尔表示，如果毛主席要去华盛顿的话，他可以安排飞机，甚至可以赠送一架专机。
当天下午，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会议通过了五个纲领性协议，明确规定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周恩来在闭幕会的致词中指出：虽然大会的协议和中共历来的主张还有一些距离，但这些协议是好的，是各方互谅互让的结果。中共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而奋斗。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党通报：政治协商会议的重大成果提出了中国有可能走上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的前景。
那时，共产党人的确是真诚地希望中国能走和平民主发展的道路。但是，事情如何发展并不取决于共产党单方面的愿望，关键是国民党想做什么。
转瞬即逝的和平之光
政协会议通过五项协议之后，为了实现决议提出的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顾问马歇尔共同签署了一项整军方案。这个方案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成立联合政府之后，将中国军队统编为国防军，实现军党分开的制度。二月底，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人离开重庆到华北、华中视察各地停战协定的执行情况和解决军队整编中的问题，以期巩固停战，为实现和平民主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三月四日晚，军事三人小组及随行人员飞抵延安，受到我党领导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人的热烈欢迎。记得当晚，毛主席还在延安大礼堂招待马歇尔观看文艺演出，包括《黄河大合唱》等节目。当时陕北的天气很冷，礼堂里也没有取暖设备。毛主席和马歇尔都靠在躺椅上，腿上盖着厚厚的毛毯、脚底下放着火盆。
三月初，三人小组返回重庆时，面临的关键问题是东北停战。马歇尔来华时，我党我军已在东北占有相当的优势。为了满足人民实现和平的愿望，我党在政协会议所签署的协议中，对国民党作了很大的让步，同意国民党接收被苏军占领的大城市和铁路，同意让国民党军队整编后在东北与全国一样占有五：一的优势。当然，我们党也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国民党必须承认我党我军在东北的合法地位，承认东北已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权。党中央那时曾明确指示东北局，要做好准备，在和平到来之后与国民党合作。在谈判中，周恩来也多次主动地向张治中、马歇尔提出东北问题。但国民党却极力回避。蒋介石显然看出，马歇尔对苏联与中共在东北的关系正存疑虑，他愿意让国民党在东北占优势。
三月十一日，马歇尔返美述职。临行前，毛泽东曾通过周恩来带话给他，希望他等到东北的局势安定下来再走，但马歇尔执意不肯。马歇尔走后，国共美三方直到三月二十七日才签订了向东北派出停战执行小组监督调处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此后，蒋介石又借口国民党军队开入东北是接收主权，而不受停火限制，结果派出的停战调处小组因受蒋方的阻挠而不能起任何作用。
与此同时，国民党还以种种手段破坏政协会议的各项决议。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是“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孰先孰后。政协决议的精神是先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然后实现军队国家化；而蒋介石坚持要先统编军队，对改组政府则毫无诚意。第二是宪法问题。政协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是建立一个内阁制的政府，总统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而蒋介石坚持制订一部实际维护独裁统治的宪法。这样，中国的局势便迅速恶化了。
针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我党代表团明确看出，只有在蒋介石的大打大斗政策受到重大挫折之后，才有可能谈判。周恩来向中央建议，我们必须在东北大打，不能对国民党方面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四月十八日，当马歇尔述职归来之时，正是东北的战斗升级之际。国民党军队对东北民主联军据守的四平发动总攻，而我军也在这一天进驻了长春。这个时期，虽然我们党采取了以打对打的方针，但目的乃是为了以反击促和谈。
“周是我未遇过的外交对手”
谈判初期，周恩来与马歇尔之间的会谈经常是每次会议一方的发言为主。马歇尔第一次来华时，大都由他发表长篇大论，谈美国对促成中国和平统一的设想。除去谈判所涉及的具体问题之外，马歇尔向周恩来介绍了英美政治制度、军队组织原则和训练方法。在我的记忆中，马歇尔讲解得最为详细的要数英美军队不干预政治的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他似乎很想以此说服我党放弃军队。作为一个谈判老手，当谈话涉及敏感的现实问题时，马歇尔喜欢使用谨慎的、试探性的措词，暗示周恩来不必立即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以免使谈判陷入僵局。即使遇到十分棘手的情况，他也不动声色。周恩来是位善于倾听对方意见的对手。为了推动中国和平民主的进程，也为了融洽会谈气氛，他认真思考马歇尔提出的每一项建议。对那些具有实质内容的建议，他还要提出简短的问题，以便弄清马歇尔提议的动机与关键之外。凡遇有重大问题，周恩来同志决不轻易表态，总是在请示延安之后，才作出答复。从四月份以后，这种在谈判中以马歇尔为主讲的情况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四月二十二日，周恩来与刚刚从美国回来的马歇尔进行了一次长谈。我记得约有三四个小时，几乎全由周恩来一个人发言。在我所参加过的那些重大谈判中，周恩来这种后发制人的办法在赢得主动权方面是很成功的。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开门见山地向马歇尔指出：在我们第一次相见时，我便已说明我们的要求是一个和平民主的中国。我也曾从你的谈话中得到一些民主的办法和民主制度的观念，并更加理解什么是美国的民主传统。我记得政协会议之后，你曾给我读过一篇富兰克林的演说词，使我最受感动之处是其中曾说到，尽管大家意见有不同，但大家一定要合作。在政协闭幕会上，我也曾强调，虽然政协的决定并不完全合乎我们中共的理想，但既然大家同意了，大家便都要遵守。三个月来，我们方面从来未要求任何修改，而国民党方面却闹得翻天覆地。随后，周恩来把马歇尔离华期间国民党政府破坏各项协议的情况做了十分详尽而准确的说明。周恩来开诚布公的声明使马歇尔无言以对。在打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马歇尔承认，国民党给了中共以指责他们的充分口实。
周恩来无懈可击的谈判才干显然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在这次会谈之后，马歇尔对民盟的领导人之一罗隆基说，周恩来是他“从未遇过的外交对手”。五月中旬，在与无党派职业外交家、新任驻美大使顾维钧的谈话中，马歇尔更为坦率地道出了他自己的看法。马歇尔说，在他本人的经历中，他曾与各种人物打过交道，包括伦敦的一些非常狡猾的英国人，但是没有一位比周恩来更聪明。在他看来，周的谈判艺术似乎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根本不涉及共产党人爱谈的资本、土地和财产等问题。马歇尔还说，听说共产党人是不能信赖的，但国民党丝毫不比共产党人更值得信任。
实际上，一直到五月中旬，周恩来和马歇尔之间还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马歇尔承认，那时共产党的领袖确有执行协议的诚意，一般来说，来自上级的命令会被共产党部队的战地指挥员执行。相反，马歇尔常常感到与蒋介石打交道很困难，以致他有时会问周恩来，如何才能说服蒋介石作出一些让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马歇尔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立场有所动摇。作为一个高明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当时已预感到，蒋介石一心想要采取的武力政策到头来不仅不可能消灭共产党，反而会加速国民党政权的垮台。这正是他劝告蒋介石不要搞军事冒险的根本动机。
“美国有两重对华政策”
五月，东北的战斗日趋激烈。我军原希冀在四平、长春能顶住国民党军的进攻，以期有利于赢来停战，但这个目的未能达到。二十二日，东北民主联军撤出长春，国民党军立即进占。第二天，蒋介石乘马歇尔的专机趾高气扬地飞到沈阳视察。临行前，他向马歇尔表示，愿意考虑在东北停战，还说他到沈阳去是为了控制局势。但他一到那里，就决定继续向北进攻，并向我党提出了新的更加无理的要求，作为停战的要挟。
五月底，我党代表团判断，内战已临全面化边缘，但美蒋之间还存在着一些矛盾。马歇尔担心蒋介石打内战将引起严重后果。因此，我党代表团向党中央提出了“逼美压蒋”的策略。在六月初举行的一次会谈中，周恩来坦率地告诉马歇尔，现实使他不能不认识到，美国政府对中国有两重政策：一个是好的方面，是罗斯福总统所留下的，世界各国要合作，中国各方也要合作；另一个是比较黯淡的方面，就是把中国实现民主化放在一旁，而积极帮助国民党继续搞独裁。周恩来列举了美国援蒋的大量事实，向马歇尔表明，美国对中国的内战是负有责任的。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美国是有办法制止中国内战的。他说，美国援蒋就好比从自来水管中放水，已经流出来的，自然收不回去，但至少不应该再放了。“把水笼头关上，美国是有这个权力的。”随后周恩来又分析了蒋介石所采取的策略。他对马歇尔说：你来中国代表了美国政策中好的一面。在你来华初期，蒋介石就不希望你的使命获得成功，现在蒋介石已在准备大打，想把你拖下水。
周恩来的这些分析是相当准确的。既要继续援蒋，又想抑制蒋介石打内战的欲望，这正是美国政策中的致命矛盾。周恩来的话确击中了马歇尔的痛处。原来马歇尔在来华之前，就相当担心蒋介石不一定会接受在他看来是合理的让步。为此，他曾向杜鲁门要了一张底牌。那就是如果蒋介石不愿让步而使得国共之间无法达成协议时，美国到头来是否还得支持蒋介石。对此，杜鲁门十分明确地加以肯定。而这一点恰恰很快就被蒋介石心领神会了。
六月份是谈判十分紧张的时期。月初，国共双方达成了一个停战十五天的协议。党中央决定，我们党的基本方针是在不丧失基本利益的前提下“竭力争取和平”。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一时占了上风，在谈判中，他们的条件也不断升级，逼迫我们或则破裂谈判，或则作出重大让步。不过，由于国民党的军队也未做好全部进攻准备，实际情况是谈谈打打。
在与马歇尔的会谈中，每当说到国民党军队背信弃义，向解放区发动进攻的时候，周恩来的气愤之情总是溢于言表。每逢这种时候，马歇尔就拿起桌上的香烟盒子请周恩来吸烟，以此缓和谈判气氛。周恩来平时并不吸烟，这时却会点燃一支，吸上几口，继续从容地与马歇尔周旋。其实谁都知道，谈判至此已谈不出什么名堂了。不过国共双方仍不断地提出各式各样的方案和对案，美国人则提出一系列所谓“折衷”案。对我们来说，真正的困难是，既要设法避免谈判的破裂，又不能放弃原则。只有既坚持原则，又表现得合情合理，才更有利于为最后的决战争取时间，赢得人心。这种谈谈打打的局面一直维持了三个月。
“中国的人心向背是决定一切的！”
九月底，国民党军队分三路进攻张家口。周恩来马上致函马歇尔、蒋介石，声明：如果国民党军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的进攻，中共将认为国民党政府已公然宣告和谈破裂。十月十一日，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同时，国民党政府宣布即将召开一党包办的“国大”。换言之，蒋介石明目张胆地显示要以武力消灭中共，并彻底埋葬政协决议。国共谈判已到破裂的最后关头。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终于开幕了。国民党内战独裁的道路已经没有回头的余地。
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慷慨陈词。向国内外庄严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义立场，并严正谴责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罪恶政策。十九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历时一年之久的，由马歇尔斡旋的国共谈判实际到此就结束了。
几十年过去了。我耳边依旧回响着周恩来最后对马歇尔所说的话：“蒋介石想用武力解决一切，我们不会屈服。中国的人心向背是决定一切的。”
（七十八）上海的“周公馆”
“周公馆”
一九四六年，在我党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期间，上海马斯南路一百零七号（现为马斯南路七十三号）的大门上，钉有一块铜牌，上镌有三个大字：“周公馆”。铜牌下端还有一行英文字，直译就是“周恩来将军官邸”。
这所当时为中外舆论界十分关注的住宅，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的所在地。“周公馆”，是为适应蒋管区具体情况的对外公开名称。自一九四六年五月初随着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而由重庆东迁，一直到同年十一月十九日因谈判最后破裂而撤返延安，在这风云变幻的七个多月中，周恩来同志——当时我们（即于土、许真——编者注）称他“副主席”，外国人称他“周将军”——经常奔忙往返于南京——上海——南京之间，同国民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谈判。马斯南路一百零七号，就是他受党中央、毛主席之重托，在国民党盘踞下的上海指挥战斗的总部。
“周公馆”是一幢坐北朝南的一底三楼独立式花园洋房。南面，隔花园与梅兰芳公馆相望。自一九四六年三四月间我们一些先遣人员“顶”下了这所房子后，除面向梅公馆的这一面外，其它三面，都被国民党特务的眼睛盯上了。这里过去是法租界很安静的高级住宅区，没有店铺，更没有叫卖的小摊小贩。可打从我们一住进，门前突然热闹起来了。马路对面设了个从不见有人光顾的皮鞋修理摊。一些拉三轮的，装作候客总停在门口。卖香烟的小贩，剃头挑子，也在我们门前晃来晃去，一眼就看出是些最蹩脚的演员。周公馆周围有好几家房子，被特务机关强“租”下供作监视点。他们在对面思南路九十八号上海妇孺医院设立了秘密监视据点，并根据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的密令，黄浦分局派去的人每天要详细上报记录当天情况的《监视专报》。在正对我们大门的一间屋内，还设有摄影机，拍下进出周公馆的每一个人。
周公馆靠北的一面住着陈家康、徐克立（中共南方局妇女组工作）夫妇。他们窗外下面是一条僻静的小巷。这条小巷，也是有眼睛盯着的。我们的人从市区回来，首先看到的是家康、克立房间的窗台。为了安全计，我们在这个窗台上摆着一盆菊花作为信号。每当有敌特或他们雇佣的地痞流氓要来捣乱时，就把花盆撤掉。外出回家前要先打个电话问问，到家时还要先抬头看看这个窗台，见花盆还在，才能揿铃进门。
周副主席、董老他们极重视安全保卫工作。每当接见一些过沪的地下党员时，除了谈形势、谈工作外，总要详细地、具体地指导他们躲避特务盯梢的方法。有些相识的当时地下党的同志，日后和我们聊起这些情况时，深为领导同志对敌区干部这样的关切、爱护感叹不已。
和谈——“教育人民的一课”
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主要在南京进行，但副主席在短短的半年里四次来上海，在他的“公馆”里小住。有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有时则住得时间长些。
对于旧上海，各式各样的评论多矣，什么“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滩”等等，都生动地表述了它阴谋、黑暗、无耻的一面。它是反动、黑暗势力的大本营，蒋介石就是在这里起家的。但上海又是中国工业和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它同时也是革命、进步的大本营，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文化、科学、技术最为发达的地区。可以说，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都集中在那里。据当时看到的材料，那个时期国民党统治地区百分之八十的黄金贮存在上海，国民党政府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也来自上海。上海那时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命脉，也是我们党在国统区开展外事工作、统战工作、社会工作、宣传工作、文化工作等的一个重要基地。
周副主席来上海还有一条重要原因，即谈判斗争的需要。谁都知道，那时国民党蒋介石毫无和谈诚意，它只是利用和谈作为部署全面内战的烟幕。要在中国实现真正的和平，就得向中外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彻底揭露国民党假谈真打的阴谋。周副主席把这叫做“教育人民的一课”。他说：我们明知马歇尔、蒋介石是在搞欺骗，明知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不能不和他们谈判，因为人民不了解，我们不谈就会孤立。我们一定要通过事实，也通过我们的努力，完成这“教育人民的一课”。
国民党一方面在美国的全力帮助下，运用一切手段通过陆、海、空加紧运兵、运军火，蒋介石本人也特意飞往庐山牯岭避风，让下面将领放手大打，妄图造成以武力消灭我党我军的“既成事实”；另一方面采用政治欺骗手段，制造和谈空气，散布和谈幻想，企图冲淡其在军事上大举进攻解放区的严重事实，诱使舆论误以为它还是愿意谈判，谈判还是有希望的。
每当这种时候，恩来同志就从南京来到上海。他气愤地对我们说：我不能继续呆在南京，去客观上帮助蒋介石制造一种谈判还在继续，谈判还有希望的假象。蒋介石和美国方面在谈判中蛮不讲理，施加压力，以为我们是怕他们的，逼我们割地求和订立城下之盟。可我们偏不吃那一套。所以，我干脆离开南京了。我来上海，就是要让全国、全世界都知道，和谈受到了挫折，正处于僵局、停顿状态。我一天不回南京，就表明谈判还没有恢复。
恩来同志在接见外国记者时曾说，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保证停战，他已暂时退出南京谈判，不再与政府及美方代表进行毫无意义之磋商。除非同意重开唯一有权讨论停战问题之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否则他将不返回南京。至于司徒雷登大使主持的五人非正式小组，讨论范围仅以改组国府委员会为限，值此内战正继续进行之际，此五人小组成就如何，实无任何实际意义可言。
那时，我们在时事政策学习中，曾争论过一个问题：蒋介石最终会选择战，还是和？
有的同志认为：对蒋介石来说，不打，还可以拖它若干年；打，则明摆着迅速导致彻底毁灭。蒋介石是个聪明人，他总不至愚蠢到自找死路吧？
后来听乔木（即乔冠华，以下同）同志谈，副主席听到这个说法后，笑了笑说，不要替蒋介石设想他是打聪明些，还是不打聪明些。他是不可能按我们共产党人的逻辑办事的。他站在极端反动的立场上，只能妄想消灭我们，只能打。他在别的事情上可能是聪明的，但在这样历史性选择的大问题上，他不可能聪明，只能是愚蠢的。
扣人心弦的中外记者招待会
周公馆里，最激动人心的，莫过于副主席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了。
招待会上，副主席那铿锵有力，带点儿淮安口音的普通话，至今仍回响在我们耳际，遥远，然而清晰。
他指点着地图，面对挤满会场的百余名中外记者，满腔义愤地揭露蒋介石在各个地区挑动内战的详情。他分析形势，讲我们必胜的根据。有时讲得慷慨激昂了，就离开翻译章文晋同志，一面指着作战形势图，一面直接用英语讲起来。翌晨，翻阅英文报纸时往往可以发现，外国记者在报道时，常喜欢特别说明哪些段落是“周将军”亲口用英语讲的。副主席就这样努力通过中外记者之笔、之口，向全国、全世界阐明事实真相和我们党的立场。
周副主席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之激动人心，还因为这种场合往往要与国民党特务面对面斗争。
招待会在周公馆一楼大客厅举行。但因到会的记者太多，大客厅里坐不下，还有许多人要坐到一楼平常用来吃饭的廊厅里。因此副主席总是站在大客厅通廊厅的门中间，一半身子在客厅，一半身子在廊厅。大门敞着，以便让尽量多的记者来参加。这样，便可以从大门外望见站在客厅与廓厅之间的周副主席的半边身子了。一次，副主席正在向中外记者发表讲话，管保卫的同志悄悄告诉他，大门口站着好几个带枪的特务，请副主席站进客厅里，不要让半边身子暴露在外。副主席一听大怒，干脆走到直通大门的平台上，大声向门外带枪的人喝斥道：“你们谁是特务？站出来让大家看看！我是你们的政府请来谈判的，你们竟敢对谈判代表采取这样卑鄙的手段！”副主席这种凛然正气和大无畏精神，竟把那几个特务给吓跑了。
“周公馆”里的座上客
我们后来称之为民主人士、爱国人士的，当时他们自称为“第三方面人士”，意为既非国民党一方，亦非共产党一方之“第三方面”也。迨一九四六年底，马叙伦先生在上海《文汇报》撰文《再论第三方面与民主阵线》指出：自国民党当局公然推翻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召开国民党一党包办的非法国大之后，中国便只有民主和反民主两个方面，不容许在这两个方面之外还有个第三方面，因此“第三方面”这个名词以后在争取民主时期应不再出现。马叙老这篇宣言性的文章发表之后，才基本上不再见有人自称或被称“第三方面”。
周副主席是做统战工作的模范。他尊重、理解朋友们，这些朋友们也很尊重他，信赖他。他有时同朋友们聚谈，讨论，有时做耐心的解释。
我们素所敬重的孙夫人宋庆龄先生曾与副主席在上海多次会面，亲切晤谈。我们也曾见宋庆龄先生亲临周公馆访问副主席。郭老那时是经常来的客人。他那时还不算老，身手还很矫健。一次，他一纵身跳过园子里的一汪雨水，随即向同来的几位老先生吹说：“看！我一个箭步就过来了！”
张澜、沈钧儒、马叙伦、马寅初、谭平山、柳亚子、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陶行知、周建人、梁漱溟、许广平、沙千里、史良、包达三……这些后来参加了政协、人大或人民政府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也经常或有时在周公馆里看到。“混入又混出”的青年党人，那时还混迹于“第三方面”，有时也出现在我们的大客厅里。后因参加伪国大而被民盟决议令其“退盟”的民社党领袖张君劢，在“动摇”过去之前，也常来作客。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民主战士、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突患脑溢血溘然长逝。周副主席遽闻噩耗，是多么悲痛啊！他含着眼泪说：在韬奋去世之后，我们党又失去了一位最知心、最可靠、也最可贵的朋友！一位党外布尔什维克！这真是我们党、我们人民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他当天在致党中央电中称誉陶先生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并关照在上海工作的潘汉年、伍云甫等同志，要对进步朋友多加照顾。
周副主席一向很重视文化界的工作。许多著名作家、艺术家和电影戏剧演员经常应邀来座谈。其中有田汉、阳翰笙、胡风、夏衍、于伶、黄佐临、刘厚生等，还有电影明星白杨、秦怡、张瑞芳、丹尼等。
一天，我们正出门，看见门口徘徊着一位身穿黄丝绸长衫，头戴礼帽式草帽，腋下夹着一根手杖的约有四十多岁的男人，他一见有人出来，忙摘下草帽，用夸张的京腔京调，一板一眼地问：“请问，这儿是周公馆吗？”这样的衣着风度，这样清晰洪亮的舞台京白腔，实觉惊异！我们定睛一看，原来是京剧“麒派”创始人麒麟童——周信芳先生！后来知道，他是应副主席之邀，来周公馆参加文艺界人士的座谈的。
周副主席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的第二天早上，往往是我们最紧张的时刻。那时，郭沫若、沈钧儒、马叙伦、黄炎培等各位老朋友往往早早就来了，他们到得差不多了，副主席就依惯例叫于产（于土当时名于产）把当天早晨所有英文报纸上关于他头天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的报道，关于对我们党的反应、评论，当场翻译给他和这些客人一起听。什么报，写消息的记者是谁，他讲的哪些话报道了，哪些没报道，哪些话报得真实，哪些歪曲了，都要一一介绍清楚，否则他就要问。有时，连当日有什么有影响的外国人士过往上海、南京，周副主席也要知道。这些，都是我们外事组对外联络组工作任务的一部分。周副主席和客人们边听边谈论，那空气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记得当四平激战时，有少数民主人士曾劝我们主动“让出”四平。当我们主动放弃张家口时，也有少数民主人士以为我们顶不住了。还有的责怪我们的土改政策“损害”了“群众”利益。甚至认为我党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的战略方针，不过是“战败”的遁辞而已，等等。当时我们这些年轻同志中有不少人对此很气愤。但周副主席却一方面向这些民主人士指出：在谈判桌上，蒋介石还没敢向我们提出“让出”四平街的要求，想不到我们的朋友竟向我们提出了，另方面又以事实，从道理上耐心说服他们。他还教育我们这些沉不住气的青年同志说，不要着急，等将来我们实行大反攻了，他们就会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想法的。
事实的发展果然如此。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民盟严正宣布拒绝参加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之后，副主席曾总结说：民盟不参加，“国大”开了就很臭。这个目的达到了。这是八年抗战和最近一年来谈判的成果，第三方面大部分居然敢于反对蒋记国大，跟着我们这条路走了。
形势发展很快。周副主席离开上海前，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夜写给郭老、于立群夫妇的信中曾说：“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到了一九四八年秋冬，前线上早已见分晓了。这些老朋友从香港坐船去东北解放区的心情已与在上海时完全不同了。
这里，我们觉得有必要提一提一位“洋”座上客——加拿大著名和平人士文幼章先生。
文幼章先生算是周公馆的老朋友了。他和周副主席谈论形势，和家康等人谈论事务，还帮助我们年轻同志润饰英文稿。在周公馆里，他像在家里一样。
美国著名女记者、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她前往延安之前，副主席曾在上海周公馆里会见她。那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下旬，领导上告诉于产，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来上海了，住百老汇大厦（今称上海大厦），要于产立即带些吃的东西先去看看她，向她表示热烈欢迎。她若提出什么要求，尽量都答应，因为她从没提过不合理的要求。
于产遵照领导的指示去拜访她，表示热情的欢迎。她提出的唯一要求便是：会见周恩来将军！
于产当即回答：我将立即报告将军。我认为将军会很高兴见到您的。具体时间、地点，由将军和您共同决定好吗？斯特朗很通情达理：“完全听周将军方便吧！”
第二三天，于产就又去百老汇大厦，去接她来周公馆与周副主席会面。后来听乔木、文晋同志说，副主席就着一幅新绘制的战场形势图，不厌其详地向她介绍了国民党军队进攻我解放区的情况，以及我必胜、蒋必败的根据。
斯特朗女士在上海会见了周恩来将军后，很快就取道北平飞延安采访毛泽东主席去了。
“周恩来瘦了”
邓大姐一九四六年七月在回答上海记者们的问题时说：周恩来为中国的真正和平而忙碌不堪。午睡根本不可能，夜间也睡得极少，而且寝不能安。周恩来瘦了，不像往日那样健壮了。这时，我们也都发现我们的副主席消瘦了。
他怎么可能不瘦呢？
健壮固然健壮、可人毕竟不是机器人呀。在那些处于“突击”状态的日日夜夜里，中午从不见他午睡，晚上，按一般情况，总要工作到翌日清晨四时左右才能休息，而早晨七时半左右起来，立即又开始了一天的紧张工作。这样的生活，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一天晚上，都下一点了，家康转告于产，副主席要于产立即整理一件特急材料给他。于产整好，已经快凌晨四点了，便从自己所在的二楼，蹑手蹑足下到一楼周副主席办公室兼卧室。一看，辛劳了一整天的周副主席还坐在桌子前，戴着眼镜，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上面写满了极小极小字体的材料呢！
我们工作当然也忙，但都有明确分工：管内部工作的只管内部工作，管外事工作的只管外事工作。除有时需作必要的协作外，一般互不涉足他人工作范围。但副主席就完全不同了。他什么都得管。作为中共中央南京局书记，他还负责指导我国南部国统区地下党的工作。在实践中，他把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上层与下层，党内与党外既严格分开又紧密配合，工作有条不紊。许多党员，许多情况，他都很熟悉。他经常接见地下党的同志。
他如此繁忙，还时刻关心每个同志的安全。
周公馆的同志们不是为了工作是不随便外出上街的。一天，单独外出工作的广东籍年轻干部关振群同志（因为长得象，大家都叫他“莫洛托夫”）到晚上十点，过了预定回来的时间很久了还没有回来。副主席知道后非常着急，亲自在一楼用作饭厅的廓厅里把大家召集拢来，在作了分头去找的部署后，一直在廓厅里焦急地踱来踱去，当着大家的面批评有关负责同志不该让一个刚来上海不久的年轻同志晚上单独外出工作，若有必要也得有人陪伴，去前要说明所去地点和预定返回时间。
副主席正说着，那个小广东自己回来了。原来，他在回来的路上，发现有人跟踪，他花了好大力气才脱了“梢”回到家。他一进门，看到周副主席正为他的安全问题那么焦急，他感动得涌出了热泪！
上海工委青年组组长刘光同志，因病，化了名，填了友人家的住址，住进了上海第四医院。副主席忙成那个样子，竟曾三次亲往医院去探视。七月十六日晨，刘光同志终于永远停止了呼吸。副主席和邓大姐闻讯急速赶到医院，他悲痛得说不出话来，邓大姐则抚尸大哭。每一个同志，哪怕是青年同志，是多么牵动着副主席的心啊！
周副主席工作繁忙，吃饭极简单。在家里，他总坚持和大家同桌吃一样的饭菜。那时，管炊事的陈姐对日理万机的副主席，总觉得饭菜太单调了，于心不忍，有时就偷偷炒盘鸡蛋端上。细心的副主席一看另外一桌上没有，就告诉管行政的同志，以后不许对他“特殊”，并把炒蛋推到桌子中央，要大家一起吃。
附带说一句，副主席瘦了，我们大家绝大多数也并没有长胖。试想，副主席那么忙，每天做那么多事，他的那些秘书，以及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谁又能不踏着这快速的节拍起舞呢！
多么辛劳的日日夜夜啊！可是，我们多么渴望再过过这种虽然辛苦，但却没有扯皮，没有歪风邪气，真正全心全意扑向工作的日日夜夜啊！
人鬼之间
一度，领导上传达说：据地下党可靠情报，国民党C.C.派特务机关，计划派出大批特务，并雇佣一批流氓、打手，打着“苏北难民”（苏北的还乡团、逃亡地主之类，国民党就叫“难民”）的旗号来我周公馆“请愿”，对我土改政策进行“抗议”，并在混乱中趁机砸周公馆，杀害我方工作人员。传达中还说，国民党特务新制订了一系列暗杀手段，其中包括：伪装一般车祸，伺机用汽车将我方人员撞死在大街上；跟踪我方独行人员，于僻静处予以绑架；制造个人原因的死亡假象，对我方某些人员实行枪杀，等等。虽然我们都是正式登了记、办了户口的中共人员，于理是不能加害的，但国民党一向反共不择手段，它哪管什么理不理！
为此，副主席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愤怒地指出：从沧白堂扔石子，校场口打伤人，到捣毁《新华日报》，到处进行暗杀，现在竟发展到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这一连串事件都是有计划的，其严重性不亚于内战，因为这是打击大后方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工业家、新闻记者和文学家，这真是无耻之极！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上列有许多民主人士，准备逮捕、殴打、绑架和暗杀他们。民主人士的名字都在陈立夫手上，更不要说我们共产党人了！副主席大声疾呼：现在已经不是抗战以前的时候了，我们要伸雪！我们要控诉！希望记者先生们用笔和口来控诉，以制止这些卑鄙无耻的暴行！
一次，副主席乘车外出，发现后面有一辆中统特务汽车紧紧尾随。副主席的车停它也停，车开它也开。周副主席叫司机停车，自己下来走向特务汽车，大声斥道：我周恩来是你们蒋委员长和美国马歇尔请来谈判的，你们知道吗？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快给我走开！那几个特务只好灰溜溜地掉头开跑了。事后，副主席还曾当面向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提出抗议，要他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吴国桢只好作了保证。
自国民党撕毁政协会议决议，悍然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片面召开非法的“国民大会”，最后关死和谈大门，而完成了教育人民的一课。周副主席于这年十一月十九日飞返延安之后，周公馆改称“中共代表团上海联络处”，由董老坐镇，国民党对我们的骚扰迫害，更加变本加厉，明目张胆了。
“民主死不了！”
先后惨遭国民党特务枪杀的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的追悼大会，一九四六年十月四日上午在上海四马路天蟾舞台（现名劳动剧场）举行。领导上派我们二人前去参加大会，并观察情况。
会场附近，“民主死不了！”的大幅张贴画赫然在目，一下子攫住了大家的心！会场大门口，架着两排美制机关枪，从大门一直排到楼下内门。会场四周的军警宪特，一步一岗，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他们守在门口盯着进入会场的每一个人，一一检查入场证，就连新闻记者，也不准自由入场采访。
会场里布满了特务和“短衣客”（打手），臂上都一色儿缠着黑纱（凶手给殉难者戴孝，真是莫大的讽刺！）还有不少花钱雇来的流氓、无赖以及一些还不懂事的小学生模样的孩子。这些人把会场四周和后排的位子都占去了。据邻座的与会者介绍，这帮人清早六点就抢先来占位子，说好开会时特务一带头鼓掌，他们就跟着紧鼓掌，特务一带头起哄，他们就跟着大起哄，不许自作主张。报酬是除管一顿早点外，每人还发“五只角子”（五毛钱）。我们进会场时，这帮人正在补进早点——大嚼包子、面包。有个被哄骗来的女工对别人说：“叫我来，说是有好戏看。怎么还不列锣呀！”这帮人也真像是来天蟾大舞台看戏似的，从始至终嗑瓜子，嬉笑打闹，旁若无人。
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首先致词，接着上海市议长潘公展讲话，他们说什么上海是“全国民主与自由的楷模”，“允许人民发言，批评”，但“要有分寸”，“要负责任”，“要顾及对国家、民族、社会、世界之影响”，云云。特务带头，那帮人鼓了掌，稀稀拉拉。有趣的是，他们中有人可能以为在捧歌星呢，竟高呼“安考儿！”“安考儿！”（英语“encore”之音译，意即“再来一个！”有的则像听戏捧名角似地大喊：“哟，哟，好！”“哟，哟，好！”真令人哭笑不得！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一上台讲话，特务就带头鼓噪：“共产党的尾巴！”“共产党的尾巴！”那些被雇来的人也就跟着大吵大闹，乱成一团。但郭沫若、史良、罗隆基、楚图南诸先生的讲话，仍赢得了群众热烈的掌声。
就在郭老讲话的掌声未落的时候，忽见邓颖超大姐出现在讲台上了！她神态严肃、庄重、大声宣告：我谨宣读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亲笔书就的悼词：
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
周恩来
邓大姐庄严的正义的声音震彻全场。她每念一句，台下就热烈鼓掌一次，只念了短短几分钟就戛然结束，从容走下讲台。这时，全场又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久久停不下来，我们见此情景，激动得热泪盈眶。
那些被特务雇来的人在此情势下，也跟着拼命鼓起掌来。过了一阵，几个特务才明白过来，忙打着手势大声喊：“错了！错了！不要拍手！不要拍手！”但是，一帮特务是扭转不了局势的，广大群众以雷鸣般的掌声，一直把邓大姐送上了汽车。民主与独裁斗争的这一重要回合，我们胜利了。
两天后，十月六日，周副主席亲自出席了在静安寺举行的对李、闻两烈士的公祭。人们望着李、闻两烈士的遗像，眼前总浮现着那幅巨大的招贴画：“民主死不了！”是的，这次追悼大会的情景证实，以后的历史发展更证实：民主是死不了的！
撤退前夕的不眠之夜
我们两人是当时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的干部中很年轻的两个，都是代表团的外事组（外事委员会）组员和外事组对外联络组组员。
在蒋介石最后关死和谈大门，我代表团人员被迫作紧急撤退时，哪些同志回解放区，哪些同志去香港工作，哪些同志留在上海转入地下，周副主席都是根据每一个同志的具体情况，和有关负责同志一起，一个人一个人地亲自进行研究并作出决定的。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四日晚上，我们外联组组长陈家康同志叫我们二人晚上不要睡觉，听候命令，随时准备出发。半夜里，他来通知我们准备去香港。我们马上把箱子里所有“土”的东西都拣出来，只剩些“洋”的。隔一两个钟头，又通知我们有变动，要回解放区。于是我们又把“洋”的全倒出，箱子里全装些“土”的。又隔一两个钟头，又通知我们还是要去香港，又把箱子倒腾了一番。到天已蒙蒙亮时，才最后通知我们：立即上船出发回解放区。这时，家康同志郑重告诉我们，这是副主席亲自下的决心。按我们的专业，理应去香港工作的，但副主席考虑到我们即将有一个小宝宝出世，怕在香港万一有危险不好办，才最后下决心把我们安排到回解放区的行列中。当我们得知敬爱的副主席在这样危急的时刻，竟为未来的一个小生命而通宵考虑再三；我们怎能不感动，怎能不感到浑身是力量？
翌日，十月十五日清晨，我们登上了由上海开往我解放区的登陆艇，顺利回到了山东解放区的烟台。
（七十九）震动山城的演奏会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冼星海同志因病治疗无效，不幸在莫斯科逝世。当时，周恩来正在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当他得知这一噩耗后，决定领导重庆各界举行追悼大会和冼星海遗作演奏会。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没有一个文工团或音乐团体驻在重庆，从什么地方找演唱人员呢？周恩来特地把曾在“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过的钱远铎找来商量，要他与音乐院、分院的教师、同学联系一下，约请他们参加星海的追悼大会和遗作演奏会。
在这同时，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由著名老作家、诗人冯乃超先生出面，发动各界知名人士举行声势浩大的签名赞助，并把冼星海追悼大会和遗作演奏会的启事与签名，刊登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从而震动了整个山城。
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在可容纳五六百人的江苏旅渝同乡会的小礼堂里，布置了灵堂，台中央放着冼星海的遗像，台上、台下整个会场布满了挽联、花圈。听众早已知道周恩来同志要在会上讲话，所以开会前两小时，上千群众纷纷入场，场内容不下，就挤到楼梯上，楼梯挤满了，便挤到楼下小客厅、过道、院子，连舞台前面的地上都坐满了人。
这可急煞了国民党反动派，他们立即派出特务跑来找江苏同乡会的经理，说房子是泥木建筑，恐怕受不起这么大的重量，还威胁说：“这都是共产党搞的，出了事，你们负得起责么？非停演不可……”经理无法，只好找来纪念演奏会的筹备负责人，要求毁约退租。事情传到了江苏旅渝同乡会的常务理事李公朴先生那里。他果断地责成经理继续履行租约，并说：“我们负责维持好会场秩序，不让大家乱挤乱动，保持肃静。只要不摇动，房子是不会出问题的。既然要求入场的人数这样多，为了满足大家的需要，我们再加演一场！”特务见实在无法刁难下去，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晚上七点多钟，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追悼大会和遗作演奏会正式开始。周恩来、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冯玉祥。文化界知名人士郭沫若、邵力子、陶行知、李公朴以及各界人士纷纷入场。先举行追悼会，由李公朴先生主持大会。首先由陶行知先生讲话，接着，周恩来在欢呼声和掌声中走上台讲话。他介绍了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同志的生平后，带着十分沉重而愤怒的心情说：中国人民的歌手聂耳先生正当年轻有为的时候死了，张曙先生被敌机炸死了，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任光先生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中牺牲了，现在冼先生又别我们而去，这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
在狂热的掌声中，周恩来结束了讲话。接着，演奏会便揭幕。演出的节目都是冼星海生前的著名遗作，共计十八首，如《热血》、《太行山》、《夜半歌声》、《茫茫的西伯利亚》、《生产大合唱》等，最后一个节目是冼星海生前最巨大的作品《黄河大合唱》。这些代表中国人民的声音，热切地激励着每个听众。为了满足听众的要求，演奏会决定再加演一场，共演出三场。
在三天的追悼会和演奏会中，周恩来共参加了两次，另一次因与国民党谈判临时改在晚上，所以不能出席。但是，周恩来特意派人向大会主持人说明了不能到会的理由。在国民党的统治地区，周恩来同志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卓越的领导艺术，出色地领导和组织了这次追悼冼星海的纪念演奏会。
（八十）空中遇险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周恩来从重庆飞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当时正在重庆召开的旧政治协商会议上的斗争情况。为了赶回重庆出席三十一日旧政协的闭幕会议，周恩来同志不辞辛劳，二十九日又启程从延安飞往重庆，但由于途中气象恶劣，飞机只好在西安降落，滞留了一夜。
一月三十日上午，周恩来又登上了飞机。这是一架双引擎的军用飞机，舱内有两排面对面的座位，可坐十三四人，每个座位上都备有一个降落伞包。同机的除周恩来的随行人员和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同志外，还有叶挺将军的小女儿叶扬眉。被同志们称为“花一样的小扬眉”当时才十一岁，一对明亮的眼睛，显得聪明机灵，惹人喜爱。今天她格外高兴，因为她是去重庆迎接她爸爸出狱的。叶挺将军在“皖南事变”时不幸被俘，在狱中他坚贞不屈，英勇斗争了整整五年。小扬眉一想到很快就要同日夜想念的爸爸、妈妈，还有那活泼可爱的小弟弟团聚了，她又是唱又是跳，使整个机舱充满了欢乐和生气。
飞机起飞不久，透过云层就能隐隐约约地看到横亘于西北和西南之间的壁障——秦岭山脉了。几分钟以后，飞机进入山区上空。低头望去，千山万壑，雪峰相联，犹如波涛汹涌的大海。正当我们在俯视这祖国大好河山的时候，飞机突然遇到一股强烈的冷气团，只感到飞机一沉，向下掉去。不一会工夫，飞机就被蒙上一层厚厚的晶莹冰甲，在它的重压之下，飞机也像被冻僵了似地失去了生命的活力，沉甸甸地向下坠落。飞机的高度越来越低了，一座座山峰在机翼下匆匆掠过。机长只好一面命令机械师打开舱门，把行李一件件扔下去，以减轻飞机的重量，延缓下降的速度；一面要大家背好降落伞，随时准备跳伞。于是大家纷纷紧张地开始背伞。周恩来从容沉着地背上伞包又帮助别的同志背伞。这时，机舱里突然传来了小扬眉的哭声，原来正巧她的座位上没有伞包，她不知如何是好，急得哭了。周恩来一看到这情况，立即从摇摆不定、站立不稳的飞机上几步跨到她的面前，迅速解下自己背着的伞包，以最敏捷的动作替小扬眉背上，并鼓励她说：“小扬眉不要哭，你要像爸爸那样勇敢、坚强，要与困难和危险作斗争。”声音是那么镇静、坚强，而又充满着慈爱。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周恩来给小扬眉的何止是一个普通的伞包啊，他是把生的希望给了扬眉，而把死的威胁留给了自己！
斧劈刀削般的巍巍群峰已近在眼前，飞机仍如老牛负重似地吼叫着挣扎着向下沉去，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飞机突然冲出了冷气团，在阳光照射下，蒙在机上的沉重冰甲融化了，整块整块地哗哗掉去，飞机宛如遒劲的苍鹰又恢复了搏击长空的活力，昂首飞向高空。飞机终于脱险了，机舱内一片欢腾！
飞机虽然脱险了，但秦岭仍然难以飞越，只好又返回西安。到西安后，周恩来要报务员与重庆保持联系，一俟天气好转马上起飞。午后，重庆来电说雾仍然较大，能见度很低，但根据平日情况，到傍晚时雾有可能消散。周恩来因急于要赶去出席第二天就要闭幕的旧政协会议，明知气象恶劣，路途艰险，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决定动身，直飞重庆。
这一次飞机顺利地飞越了秦岭。到达重庆上空，环顾苍穹，正值夕阳西下，彩霞缤纷，但低头望去，整个重庆都笼罩在浓雾之中。飞机盘旋几周，虽然和白市驿机场取得了联系，但就是看不清机场的位置。驾驶员向周恩来同志请示：“现在机场上空能见度很低，降落有危险，是否转飞成都？”他坚定地说：“如果你们能战胜困难，我还是希望在重庆降落。”驾驶员说：“我们可以尽最大努力试一试。”周恩来热情鼓励他说：“好，我相信你们经过努力，一定能战胜困难！”
驾驶员受到鼓励，增强了信心和勇气，他猛推操纵杆，飞机吼叫着一头从浓雾中扎了下去，一直俯冲到离地面很低的高度，未找到机场，又迅速把飞机猛拉起来，跃上云层。盘旋一周后，又猛地俯冲下去，还是看不见机场信号灯，又立即飞升起来。这时机场导航台告诉驾驶员说：“刚才我们已听到你们飞机的马达声，你们再飞低一点就可看到机场了。”于是驾驶员又作了第三次俯冲，快接近地面时才朦朦胧胧地看到了跑道，飞机在超低空绕场一周之后，对准跑道飘然着陆了。
在飞机作三次俯冲的时候，不少同志经不住如此激烈的颠簸俯仰，有的晕机，有的呕吐，有的不能动弹。飞机刚一停稳，周恩来同志立即站起来，精神抖擞，毫无倦容地走到每个同志面前，极其关心地逐一询问：碰着没有，受伤没有，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并鼓励大家说：“今天我们遇到了一些危险和困难，但和战场上的战士们流血牺牲比起来，我们这点困难和危险，就算不上什么了。”他的话，使每个同志都感到无比的感动和温暖。最后，他走到小扬眉跟前，把她紧紧搂在怀里，亲切而又深情地说：“你要像你爸爸那样，越是在困难和危险的时候，越是不要害怕。干革命，总是会遇到各种困难和危险，但只要勇敢起来同它斗争，任何困难和危险，都是可以战胜的！”
（八十一）“杀人者终必覆灭”
一九四一年初，蒋介石策划了“皖南事变”，使我党军事力量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在白区也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昆明的地下党员，被迫纷纷转移。抗战初期一度活跃的民主空气沉寂了下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根据党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提出“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指示，要求地下党员学好业务，做好工作，广交朋友，密切联系群众，以便隐蔽和开展革命斗争，并指示云南地下党多方面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还派同志以教授身分到云南作社会上层的工作。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到一九四三年，昆明民主运动又渐趋高涨，先后举行了多次盛大的民主集会和游行，一时被誉为“民主堡垒”。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一二·一”爱国学生运动，周恩来在延安指出：“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同时，周恩来同志领导的重庆《新华日报》，两次发表社论，高度评价昆明学生运动，认为：“昆明学生们的呼声与行动，不仅可以代表全国的爱国学生，而且可以代表全国人民。他们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意；他们不畏强暴，坚持斗争的精神，表现着全国人民的力量。”《新华日报》还以大量的篇幅，持续报道了昆明学生运动的消息及各地声援的情况，给昆明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在大举武装进攻解放区的同时，对其统治区内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民主进步人士也加紧迫害和摧残。流血惨案不断发生，白色恐怖笼罩着昆明。七月十一日，一个细雨纷飞的夜晚，爱国民主战士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用无声手枪暗杀于昆明大兴街口。周恩来当时在南京参加谈判，闻此凶耗，立即发来唁电：“惊闻公朴先生被特务暴徒暗杀，不胜悲愤。公朴先生之牺牲，必将激起全国人民反法西斯暴行及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高潮，敝代表团誓为后援。兹先电唁，并希节哀。”七月十五日，另一位诗人、学者、民主战士闻一多，在昆明西仓坡又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杀害。一城之内，五日之间，竟至续演杀人惨案两起。周恩来无比悲愤，夜不能寐，一方面，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一针见血地指出，李、闻二先生被害，“是和平民主运动中的一种反动逆流，想以这种最卑鄙的手段吓退民主人士”；又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向国民党当局提交了抗议书，提出了严惩凶手等七项严正的要求。同时，他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与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廖承志等一道，联合给闻一多夫人发来了唁电：“惊闻一多先生紧随李公朴先生之后，惨遭特务暴徒暗杀，令郎立鹤君亦受重伤，暗无天日，中外震惊，令人椎心泣血，悲愤莫名，真不知人间何世！此种空前残酷、丑恶、卑鄙的暗杀行为，实打破了中外政治黑暗历史之纪录，中国法西斯统治的狰狞面目，至此已暴露无余。一切政治欺骗，已为昆明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政治暗杀枪声所洞穿，中华民国已被法西斯暴徒写下了一个永远不能洗刷之污点。中国法西斯暴徒如此横行无忌、猖獗疯狂，实法西斯统治的最后挣扎，自掘坟墓。中国人民将踏着李公朴、闻一多诸烈士的血迹前进，为李、闻诸烈士复仇，消灭中国法西斯统治，实现中国之独立、和平与民主，以慰李、闻诸烈士在天之灵。”这份感情深挚、言词恳切的唁电，深刻地表现了周恩来和民主人士休戚相关、患难与共的血肉联系。十月四日，在上海举行了追悼会，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送了挽联：“为民主、为和平，为大众，成仁取义；反独裁，反内战，反特务，虽死犹生。”同时，周恩来又亲笔写了悼词：“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历史的发展，证实了周恩来一切杀人者终必覆灭的命运。
（八十二）一本《政协文献》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在南京梅园新村十七号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周恩来亲自送给我（即钱小柏——编者注）一本《政协文献》。这珍贵的礼物，为我留下永恒的纪念。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并于十月十一日攻下解放区的张家口。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蒋介石，彻底撕毁一九四六年一月的政协决议，于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南京召开了一党独裁的伪国大。当时，我正在无锡一个地方报纸工作，报社派我到南京采访。为了揭露蒋介石搞假和谈、真内战的事实，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同志在中共代表团驻地的礼堂（原是饭厅）里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礼堂北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张地图，周恩来站在地图前面，右手指着地图讲述了蒋介石搞假和谈，假民主欺骗人民和进攻解放区的经过，阐述了我党坚决与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谋求实现真正和平的立场，并发表声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坚决不承认国民党一党包办的伪国大”。
声明发表之后，南京《中央日报》和《扫荡报》记者提出一些挑衅性的问题，周恩来当场作了巧妙的回答。例如《中央日报》记者问：“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可以在国民党地区重庆、桂林、南京出版，为什么《中央日报》不能到延安出版呢？是不是你们共产党还不及国民党民主？”周恩来说：“这事你们《中央日报》领导人也曾对我提过。我曾对他们说：‘你们想到延安出《中央日报》我们很欢迎。不过我们在延安出《解放日报》的机器和设备是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把机器拆成了一块一块才带到延安装起来印报纸的，历尽千辛万苦才能够出版的。在延安纸张也很困难，我们没有白报纸，只能用当地灰黑色的土纸来印报。你们如果要到延安去出《中央日报》，你们必须先把机器运去，把纸张运去，因为我们是无法替你们解决的。而且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即报纸是要人看的，我们延安的人看惯了《解放日报》，不一定习惯看你们的《中央日报》，所以你们要预备亏本，你们要预备花了资金收不回来。’他们一想的确是这样，所以就不想去延安办报了。”
《扫荡报》记者更险恶地问：“我们《扫荡报》上天天说苏北有很多难民大量逃过长江来，大家非常痛苦，有的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们都说是你们共产党在苏北杀人放火造成的，不知有没有这种事实？”周恩来笑笑说：“有的，在苏北我们共产党地区的确有这样的事，但是我们杀的人都是那种为非作歹、欺压人民、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而苏北人民都拥护我们这样做的。关于放火，我们共产党并不提倡，因为房屋大家可以用嘛；但是由于人民对反动派，对恶霸地主、土豪非常痛恨，往往要将他们的房子放一把火烧掉。这也是人之常情，因为压迫他们的人为人民所痛恨。这样可以出一口气。我们共产党虽不提倡放火，但是也不能阻止他们，让他们在愤怒时好出一口气。”
当时在场的许多人都认为周恩来说得很有理，无不作会心的微笑，而《中央日报》、《扫荡报》记者只得灰溜溜地先走了。招待会结束后，还有许多记者留下来不愿离开，问这问那。周恩来指着放在地图下面他脚边的几包书说：“这是我们刚刚印好的《政协文献》。这本文献与国民党报纸上发表的不同，因国民党在报纸、刊物上发表的都是他们国民党人的发言和文告，而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发言往往不是修改、节录，就是不登，很难看到全文的。而我们这个历史文献社编选的这本书却是尊重历史的，凡是国民党的、民主党派的和我们共产党的发言和文件不但全部收入，而且都照原文发表的。所以，这里面有蒋介石的开会词，也有我代表共产党、张澜代表民主同盟、曾琦代表青年党、邵从恩代表社会贤达的开会词。闭会词也是如此。另外，大家作的报告也都全部收入。关于提案协议也是这样，并不只登共产党的，国民党等的提案也都收在里面，可作比较。最后我们还在这本书里收了中共发言人为保卫政协决议而奋斗的谈话和《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的许多社论，各位如果有兴趣，我可以送你们每人一本留作纪念。”许多人都拿了一本便走了。有些人不想要或不敢要，怕拿了以后会被特务追踪引起麻烦，也走了。当时我拿了一本。
当一部分人走了以后，我对周恩来同志说：“能不能请你在上面再题几个字，以留纪念？”周恩来同志觉得这个请求有点突然，就问我：“你是什么报纸的记者？”我说我是无锡一家地方报纸的记者，不过我过去是在生活书店工作的。周恩来同志又问：“那么你一定认识邹韬奋和金仲华的罗？”我说：“是的。在汉口的时候我们都在一起办公，那时我在《世界知识》当助理编辑，后来从汉口到香港，我就住在金仲华家里，一直在帮他编《世界知识》。记得在汉口时，我曾经听过你两次来生活书店作报告，一次你讲抗战形势和青年的责任，另一次是你讲了毛主席论持久战的精神，我们都深受启发，懂得了抗战的真正形势。”于是，周恩来说：“好，我替你写。”他从口袋里拔出一支圆珠笔，题写了“为真民主真和平而奋斗到底”几个大字，并签上自己的名字。周恩来写好以后还问我：“这句话的意思你明白吗？”我说：“这是针对国民党召开国大而提的一句中心口号。”他笑了笑。接着，我还请中共南京办事处发言人梅益题词，他为我写了“为人民服务”几个字。
这本书一直精心地保存着。据说这本书当时只印了一千本，存下来的已经非常少了，我这一本自然是一件十分珍贵的革命文物了。
（八十三）视察宣化店
一九四六年春，政协决议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调动数百万军队，围攻各解放区，积极部署发动全面内战。一九四六年三、四月份，国民党反动派首先向我中原解放区进犯。国民党军队二十余万人从信阳、罗山、光山、经扶、黄安、黄陂、孝感等处，向宣化店围攻。
宣化店，是中原解放区的中心。当时，我中原部队就以此为中心，在鄂豫边境集结。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攻，我军上下戮力同心，英勇战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越来越严，处境十分困难，部队的衣食、医药、枪支、弹药得不到补给。指战员连草鞋都穿不上，大多数打着赤脚。党中央、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对李先念、王震等同志率领的这支抗日有功的部队日日挂心。
当时，斗争形势是极其复杂的。毛主席、党中央为了使中原解放军实行战略转移，作了周密的部署。周副主席肩负着从政治上彻底揭露美蒋阴谋，以便为战略转移创造条件的重大任务。
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也就是周副主席从重庆迁到南京的第三天，就向国民党和美国代表提出组成三人小组去中原解放区视察的紧急要求，经过尖锐的斗争和反复交涉，美、蒋被迫接受我党代表团的建议，组成了三人小组去宣化店视察。
周副主席代表我党亲自参加视察。美国的马歇尔则大耍阴谋手段，不肯亲自前往，只派了一个低一级的代表，国民党派了军令部长徐永昌。周副主席一眼识破，美蒋对此次宣化店视察毫无诚意，但是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创造战略转移的有利条件，就必须迫使美蒋代表同去宣化店视察。
我（即何谦——编者注）和跟随周副主席去宣化店视察的工作人员和周副主席的心情一样，都恨不得能马上赶到宣化店。到了武汉，国民党代表徐永昌又借故提出他不能去宣化店，另派了代表参加。三人小组在武汉住了一夜，第二天早饭后乘几辆吉普车向宣化店行进。宣化店在武汉正北一百多公里处，因公路不好，又是霏霏淫雨，道路泥泞不堪，汽车颠簸，十分难行。周副主席坐在车上，面色严肃，他那急切的目光恨不得穿过雨雾，一下子看到正处在困难境地的我中原解放区军民。
到了黄陂县，正逢滠水洪泛，汽车不能过河，天又快黑了，怎么办？我们十分焦急。美蒋代表却若无其事，甚至露出幸灾乐祸的神情。而周副主席非常镇静，指示我们向当地农民了解水情，同时和美、蒋代表协商，决定在河边附近的村庄宿营。
晚上，周副主席住在老乡家里。当这家的主人老大娘知道我们还没吃饭时，感到很为难。我看到这情景，还以为她是怕我们吃饭不给钱。这时周副主席察觉到是老乡家里缺少粮食。老大娘说：“菜粥你们能吃吗？”周副主席说：“没有关系，你们吃啥，我们就吃啥。你们能吃的，我们都可以吃嘛。”那位大娘听了周副主席和蔼可亲的回答，很受感动，愉快地给我们做饭去了。
当周副主席发现我们准备买点米，给他做一点饭时，就连连摇手，说：“不要给我单做，跟老百姓一块吃饭，不是很好吗？”
老大娘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给我们精心地作了一顿可口的菜粥，周副主席边吃边和老乡拉家常，问寒问暖。老乡感到很亲切，又说又笑，毫无拘束。而美、蒋代表却离得远远地，吃完了自带的高级食品后，又打起了桥牌。
吃过饭后，周副主席要我们和他一起再去向群众了解如何过河的问题。这个村的老乡知道我们是共产党、八路军时，对我们毫不拘束，周副主席问老乡们：“河水明天早晨能退下去吗？”
老乡们争着回答：“看来，一下子还退不下去，等水退了再过河吧！”
周副主席说：“我们有急事，要尽快去宣化店。大家看看，有没有办法帮我们过去。”
一位大爷忙说：“人过河还可以；汽车，可过不去。”
周副主席听了这句话很高兴，忙问：“汽车可不可以多找些人抬过去？”副主席见人们都在思索，又问，“这样，行不行？”
那位老乡回答说：“车子倒是不大，也可以试试看。”
周副主席笑着对这位老乡说：“你的意见好！”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无形中形成了一个“诸葛亮会”。不少人自告奋勇，要求去抬车。
周副主席见大家情绪高涨，就又问：“这里来过八路军没有？”
老乡们七嘴八舌地抢着回答：“来过。”“八路军态度和气。”“借东西一定归还。”“损坏了，还赔呢！”“八路军好。”……
周副主席利用这个机会给大家讲了话，宣传了八路军，以及八路军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讲了蒋介石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罪行。这许多革命道理，使老乡们听得入了神，不愿散去。当我们回到住处时已是夜深星繁了。
周副主席高兴地对我们说：“什么事情只要依靠人民大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明天早晨，我们过河。”
说完，他让我们先休息，而他却坐在小油灯下，取出带来的文件和报纸又办起公来。夜深了，整个大地都在酣睡。我借着小油灯的光亮，看着他那高大的身影，被他那永不知疲倦的革命精神深深感动。
金鸡的啼鸣，唤来了一个明朗的早晨，周副主席早已起床，我们走上街头。村上已聚集了许多老乡。老人们谈笑着，孩子们追逐着，健壮的小伙子们打着赤脚，挽着裤腿儿，议论着抬车过河的事。看起来，全村出动了……
河水有半人多深，水流很急。因为是清早，水是很凉的。周副主席同大家一样，脱掉了长裤，赤着脚，指挥大家涉水过河。我扶着他，尽力走得靠前一点，试探着往河对岸走。他望了我一眼风趣地说：“这种情况在长征时是常见的，但对他们（指美、蒋人员）来说，可就难了。”
我说：“他们，可能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吧！”
我向美、蒋人员的方向望去，当官的让老百姓背着，其余则东倒西歪，一个个咧着嘴，非常狼狈。周副主席稳步地向前走着，不时地关照周围的同志。小伙子们喊着号子，二十几个人借着河水的浮力抬一辆车，很有兴致。不大工夫，在周副主席的指挥下，几辆小吉普顺利过了河，人们相继上了东岸。回头望望西岸——大人、小孩仍拥在岸边，周副主席高兴地向老乡挥手告别，并向抬车的群众表示谢意。
我们行驶在通向宣化店的坎坷公路上。在离宣化店几十里的地方，我的心情激动起来——马上快见到亲人了。果然，走不多远，就碰上了从宣化店来迎接周副主席的中原总部的同志，在他们的陪同下，我们中午就到达了目的地。
宣化店是一个小镇，有百十户人家。它四面环山，坐落在一个小小的盆地里，地形险要，中原部队机关大都设在镇上。李先念、王震等部队领导同志热烈迎接了周副主席。周副主席带来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慰问和关怀，宣化店军民兴高采烈，欢欣鼓舞。
这天的宣化店，阳光灿烂，人语喧哗，战马嘶鸣，充满团结战斗、紧张热烈、自豪乐观的气氛。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同志来到这里，感到格外亲热，就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周副主席在安置了美蒋方面的人员以后，当天晚上就召集中原解放军领导同志开会，他首先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向全体军民表示慰问。他听取了关于敌人围困我军的情况，及部队思想情绪和部队的供应情况的汇报，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中原解放军主力要作战转移、以粉碎敌人围歼阴谋的指示，并对如何转移，做了具体部署。这一夜，周副主席又是通宵未眠。
第二天上午，三人小组开始举行会谈。我们的周副主席针锋相对，列举大量事实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包围我中原解放区的阴谋和罪行，指出，这是对“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的肆无忌惮的破坏和践踏。美、蒋代表在大量确凿的证据面前，理屈词穷，无可申辩。
会后，周副主席不顾持续工作的劳累，又到附近军区各机关、各部队去慰问。他对中原部队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同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英勇斗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
指战员同志们表示：“请副主席转告毛主席、党中央、我们有信心粉碎敌人的围剿阴谋，坚决完成党中央的战略部署……”
周副主席勉励说：“说得好，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祝你们争取更大的胜利！”
周副主席的讲话，使全体指战员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为完成毛主席、周副主席的指示，个个磨拳擦掌。
周副主席代表毛主席、党中央来到宣化店，与美蒋进行的这一斗争，为被围困的中原解放军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战略大转移的有利条件，并亲自指导了这一工作。六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反动派出三十万大军，公然向我中原解放军大举进犯，并以此标志发动了全国性的内战。我中原解放军早已有了准备，六月底，李先念、王震等领导中原解放军主力，给敌人以重大打击后，向西胜利突围。另一部向东突围，击退敌人二十多次进攻，胜利地进入苏皖解放区。七月底，中原解放军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
（八十四）“复堤尤重于堵口”
每当想起周恩来对治理黄河事业的无限关怀，我（即王化云——编者注）的思潮就像滚滚的黄河，翻腾起一幕又一幕绵长而情深的回忆。
回顾过去三十年中，有幸经常向周恩来汇报工作，聆听他的教诲。众所周知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周总理曾经三次前往工地视察。一九五八年七月中旬，黄河出现大洪水，周总理又冒雨亲临黄河岸边，同抗洪工人同呼吸、共命运。凡此种种情景，都在我记忆里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周恩来同志亲临治黄第一线，为黄河沿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奔走呼号，并不是从建国后才开始的。早在解放战争初期，周恩来同志就不止一次地来到黄河岸边，领导军民同黄河斗，同国民党反动派斗，经历了治黄史上一场艰苦复杂的斗争。
斗争是围绕着花园口大堤的堵口问题进行的。
要讲花园口的堵口，就得先说说花园口的决堤。一九三八年六月，国民党军队在日本侵略军的大举进攻面前，节节败退。当开封陷落、郑州岌岌可危的时候，他们为了阻止日军追击，掩护自己逃命，于六月九日扒开了花园口黄河大堤。黄河改道而流，泛滥于豫东、皖北和苏北五万四千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造成了中外闻名的黄泛区，使一千二百五十万人流离失所，八十九万人死亡。这是有史以来黄河发生的一次最惨重的水害。
一九四六年，八年抗战的硝烟刚散，旧恨犹在，血泪未干，蒋介石又磨刀霍霍，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并阴谋利用黄河残害解放区人民。那时国民党政府未经同我党协商，就单方面决定堵复花园口的决堤口门，企图在我们没有修复堤防工程的情况下，制造新黄泛区。当时黄河下游的情况是，自从一九三八年黄河改道南流以后，原来就很低矮的大堤更加残破不堪。这期间，党领导人民在黄河两岸，建立了冀鲁豫解放区和渤海解放区。那里人力物力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如果在堤防未及修复的情况下，黄水突然回归故道，势必决溢泛滥，解放区就要蒙受灭顶之灾。
当时，周恩来正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南京、上海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周恩来给解放区发来电报，告诉我们：黄河归故，国民党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要坚决反对国民党的政治阴谋，坚持把先修复堤防、疏浚河道、迁移河床居民，后堵复花园口的口门作为先决条件，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
一九四六年三月上旬，周恩来到达河南新乡视察，对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的问题作了周密安排。接着，解放区派出代表，从四月初到五月中旬，先在开封、荷泽、南京等地，同国民党政府有关当局进行谈判。我方代表彻底揭露了国民党的政治阴谋，争取了舆论，得到了有识之士的支持。例如：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堵口工程局的总工程师，在周恩来的教育和影响下，同情我们的主张，毅然辞去了在堵口工程局担任的职务。通过谈判斗争，国民党政府在正义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同意我们根据周恩来电示精神而提出的基本条件。五月十八日，在南京达成了黄河问题的协议。
周恩来考虑问题十分周密。为了利用美国人的影响，促使国民党政府履行双方达成的协议，防止他们出尔反尔，在五月十八日南京协议达成的当天，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代表福兰克芮、塔德地两位先生谈判，达成了六项口头协议。内容是：
一、下游修堤浚河，应克服一切困难，从速开工。
二、关于工程所需要之一切器材工粮，由联总、行总负责供给，不受任何军事政治影响。
三、行总为办理器材物资之供应事项，在菏泽（曹州）设立办事处，由中共参加。
四、关于下游河道内居民迁徙之救济，由三方面组织委员会负责处理；该委员会由政府派二人、中共派二人、联总派一人、行总派一人组织之。
五、在六月十五日以前花园口以下故道不挖引河，汴新铁路及公路不得拆除，至六月十五日视下游工程进行情形，经双方协议后，始得改变之。
六、打桩继续进行；至于抛石与否，须待六月十五日前视下游工程进行情形，然后经双方协议决定；如决定抛石，亦以不超过河底两公尺为限。
以上两条所说下游工程进行情形，以不使下游发生水害为原则。
这六项口头协议达成后，周恩来同志向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写信提交了备忘录，指出“复堤尤重于堵口”；“堵口之前，应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周恩来同志对于这一关系重大的问题，日夜操劳。一次，他和董必武同志在给晋冀鲁豫边区党委的电报中说：“此项关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事，我们时放在心，不敢丝毫懈怠。”体现了党对人民深刻关怀之情。
到了一九四六年六月，距协议签字不到一个月，国民党军队悍然对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国民党对堵复花园口的口门更加迫不及待。他们的军政头目白崇禧、陈诚等，接连到花园口督促加紧进行堵口工程，企图赶在洪水季节把口门堵复，使水淹解放区。斗争到了更加尖锐复杂的阶段。
在这关键时刻，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八日和二十二日，周恩来同志在上海分别同国民党政府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代表进行谈判。当时，原来协议规定由国民党政府支付的工程费、救济费和面粉的绝大部分，均未交付我们，意在阻挠和拖延下游修堤工程的顺利进行。周恩来深刻地揭露了他们破坏协议的行为。在这两次谈判的间隙，周恩来为了深入了解实际情况，于十九日从上海飞抵开封，紧接着赴花园口视察堵口工程的现状，以便研究对策。
周恩来这次来开封后，把冀鲁豫行署领导同志张玺和段君毅由菏泽接到开封。那时，我在冀鲁豫区负责治黄工作，也同他们一起前往。多少年来，我一直渴望见到周恩来。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那时，周恩来住在开封南关一个叫“红洋楼”的地方。他就是在这里接见我们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所以心情特别激动。周恩来听了工作汇报后，给我们讲了形势，交待了任务，又谆谆告诫我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一纸协议上。反动派是不会发善心的。你们要抓紧赶修堤防工程，争取时间。他的这一番话，再一次给我们指明了斗争方向增添了对敌斗争的巨大力量。
周恩来在开封停留期间，还在一次各界人士出席的座谈会上，就黄河堵口问题发表了演说。他从黄河的历史，谈到了这次黄河归故。用大量事实揭露了国民党把黄河作为战争工具的阴谋，阐述了我党的正义主张。周恩来渊博的学识，庄严的风度，明晰的说理，以及对事实的深刻了解，使听者叹服。在场的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记者，在发出的专稿中，也不得不承认，周恩来“是气宇轩昂的人物”，回答问题“是深刻的”。
在周恩来领导下，解放区广大军民迅速行动起来。从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开始，虽然在农事大忙季节里，仍然有二十多万人投入黄河大堤的抢修，先后修复大堤一千九百多里，完成土方工程量上千万方，群众献出的石料达十几立方米。这期间，国民党军队对我方修堤工程进行疯狂地破坏，出动飞机炸死修堤民工一百二十九人，派兵残杀我解放区救济总会的职员二十多名。我解放区军民团结一致，一面还击国民党军队的侵扰，一面赶修堤防。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当花园口合龙，黄河水流归故道的时候，解放区的堤防工程已基本上修复起来，没有发生大的灾害。国民党水淹解放区的罪恶阴谋，终于遭到了失败！
2007/09/10
十六、重庆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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