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伟大转折。在这紧要关头，毛泽东做出的历史贡献是卓越的，无可比拟的。然而，在谈论遵义会议的功绩时，不能不特别提到周恩来。
一、周恩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曾有执行博古和李德所制定的错误军事方针的若干失误，但长征初期他就开始认识，并积极推动遵义会议的召开。
周恩来在我们党内外历来享有崇高的威信，而且又是颇负盛名的军事家之一。第四次反“围剿”，就是在“左”倾路线取得统治地位并排挤了毛泽东正确领导的情况下，周恩来以大无畏精神，抵制王明等人的“左”倾错误决策，排除他们那些脱离实际的瞎指挥，坚持正确的军事思想，使这次反“围剿”取得重大胜利的。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中就称赞说：这次周恩来、朱德的军事指挥的胜利，是南京政府“败得最惨的一次‘围剿’”。
第五次反“围剿”中，在军事指挥上周恩来有若干失误，但当时，他同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在如何使用兵力的问题上，李德完全脱离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强调所谓“正规军”打“阵地战”，用红军的“多路分兵”来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而周恩来则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则部署牵制力量，使红军保持相对的优势和机动兵力，以粉碎敌人的进攻。据伍修权回忆说：“进行这些争论时我经常在场，有时由我从中翻译，有时周恩来直接用英语对李德讲。”还说，“他对李德的错误最了解，只是由于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坚持‘左’倾错误，尤其支持李德的独断专行，周恩来只能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采取某些具体措施，进行适当的补救，尽量减少红军的损失。”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在长征初期受到的严重损失，引起了广大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对“左”倾路线的怀疑和不满。正如刘伯承说的：“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大家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用事实启发同志们的觉悟，让大家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周恩来回忆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当王稼祥最早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的倡议时，周恩来毫不犹豫地支持了这个意见，为推动遵义会议的召开作出了贡献。
二、周恩来在通道会议上，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为长征改道作了思想准备。
周恩来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说：“从湘桂黔分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当时争论的中心就是关于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湘江战役后，蒋介石已经判明中央红军将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所以，立即改变“追剿”部署，布置了一个口袋阵，企图将中央红军歼灭于北出湘西的路上。当时，中央军委没有按照已经变化了情况改变行动方针，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旬，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以后，在中央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改变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以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能够稍事休整，恢复体力和战斗力。据李德写的《中国纪事》记载，这一正确主张得到了周恩来、洛甫和王稼祥等的积极支持。肖锋在通道会议的次日的日记中也写道：“周副主席高兴地告诉我们，插向滇东的计划，是毛主席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毛主席认为，在现在的条件下，要放弃在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北前进……扭转红军出征来的被动局面。”这一正确主张虽然得到与会的多数同志的赞成，但由于博古、李德不同意，未作出正式决定。
通道会议后，中华军委虽尚未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基本目标，但行军路线有所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以后的黎平会议确定正确的战略方针，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在这里，周恩来从争论一开始就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其他同志一起为酝酿和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黎平会议确定转兵，周恩来起了关键作用。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主持这次会议的是周恩来。在会议上争论仍很激烈，这时李德主张转入黔东，而毛主席则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会上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前进，还是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会上“说话最多”的是周恩来，他批评了李德。因为李德仍然机械地坚持原定计划，主张死打硬拼，什么人的话都听不进，周恩来有时“发脾气了”。周恩来对此也回忆说：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即确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再次否决了“左”倾领导者欲去湘西的错误意见。黎平会议的正确决定，既使红军避敌重兵，免遭灭顶之灾，又使红军放开手脚，机动灵活地打运动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黎平会议还决定，在适当时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从黎平会议的史料可以看出，周恩来坚定地、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李德进行了尖锐的争论。由于周恩来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李德因而大怒。他在《中国纪事》中讲道：毛泽东的建议，“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
黎平会议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战略转变的开始。长征改道就是从通道会议开始酝酿，而由黎平会议作出最后决定的。可以说，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从思想上、组织上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好了准备。
四、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是遵义会议胜利的重大因素。
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坚决支持毛泽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路线错误的批评，同时竭力推举毛泽东为我党我军领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
周恩来严于责己，从不文过饰非，自封一贯正确。他在发言中就军事指挥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了责任。所以，会议仍对他给予极大的信任。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后常委进行分工时，还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为什么开得成功？毛泽东的卓越贡献是无可非议的；但正如毛泽东讲过的，这个账不能记在他一个人身上。所以，早在遵义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在接见红一师领导时就说过：“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开得很好，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很好，恩来起了重要作用。”聂荣臻对此也指出：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
（四十八）一次医疗奇迹
长征时，党中央成立了一个“三人团”，政治上由博古（秦邦宪）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由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与计划的执行。长征一开始，敌人就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行军作战十分艰苦。恩来同志出发时，个人行李只有两条毯子、一条被单和作枕头用的包袱，里面装有几件替换的衣服和灰绒衣。他平时身穿军装，脚穿草鞋。在急行军中。他经常将他的黄骡子给生病的战士骑或驮武器。他常利用行军小休息间隙或防空时间，找机会和战士们拉家常，讲战史。一到宿营地，便抽空到部队看望指战员，查看地形，调查行军路线。到达驻地以后，就叫人马上架起电线，接收电报并阅读电文，观察地形图，研究敌情，起草和下达作战命令。他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白天却和部队一起行军，吃同样的伙食。
十一月十四日，在红军通过敌人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战斗空前激烈，这是红军在长征途中最艰苦激烈的一次战役。周恩来一直坚持在湘江东岸渡口，指挥部队抢渡，同时向后方交代任务。
过湘江后，全军的实际指挥工作已由周恩来担当。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曾主持在黎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会后，由朱德、周恩来负责部署执行，使中央红军从长征开始后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避免陷入困境。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七日红军占领了贵州的第二大城市——遵义。十五日至十七日在遵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重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常委。会后不久，建立了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由于采纳和执行了毛泽东的战略方针路线，周恩来亲自具体指挥，终于渡过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顺利地进入川西地区，取得了红军在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其后，红军又抢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夹金山），直至六月十二日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但是，以后在执行已定的战略方针时，却不断遇到张国焘左倾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干扰破坏，使红军面临极其严重的困难局面，周恩来为此耐心细致地做了大量的艰苦复杂的工作。就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四日至六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之后，周恩来因疲劳过度，营养不足，再加上自然环境恶劣，终于病倒了。
在那个时期，红军中主要流行四种疾病：痢疾、腹泻、疥疮和下腿溃疡，很多病都与上述因素有关。周恩来从八月初就开始腹泻，大便中有脓、血和粘液，体温从三十八摄氏度上升至四十摄氏度，全身逐渐发黄，神志不清以至到高烧昏迷，病情发展快，病势重，红军中的主治医生化验了大便，发现有阿米巴原虫，中央决定将我从长期患病的王稼祥身边调来，给周恩来治病。我（即王斌——编者注）给他做了身体检查，发现肝脏肿大，下缘竟达到右肠骨窝，右侧下胸及上腹肿胀，胸围右侧比左侧大四横指。我认为，周恩来患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是无疑的了。幸而西药箱中还有依米丁注射液，就给他每天肌注一至二支，治疗了两周左右，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当时红军中医药条件极差，穿刺抽脓或开刀都不可能，但是万一脓肿破裂到胸腔或腹腔，得到了化脓性胸或腹膜炎，肯定有生命危险，我只好让人到六十里以外的山上，找些冰块来放在周恩来的肝区上缘冷敷，每天从早上十时敷到下午六时，使脓肿不致于向胸发展。同时由组织决定，把邓颖超从干部休养连接来，一起护理恩来同志。
邓颖超从长征开始之前就患肺结核，经常发低烧，痰中带着血丝。她来到周恩来身边时，周恩来已昏迷不醒，睡在木板床上。邓颖超就在地上铺上点草睡，她将周恩来脱下的灰色毛背心拿来看看，捉到了一百七十多个虱子，虱子的血把手都染红了。在这生死关头，周恩来却神志逐渐清醒了。他不断地呻吟，说肚子痛。在八月十一日的上午，邓颖超和医生把他扶起来大便，竟排出半盆棕绿色的脓。这是由于肝脓肿已和横结肠粘连在一起，脓肿破后，脓从肝脏通过肠子排了出来，他的高烧也慢慢退下来了。
周恩来清醒后，看到邓颖超在身边，感到有点意外，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来的。他刚刚苏醒过来，就惦记着给一、三军团发电报，督促作战计划的执行，其后，周恩来的病情日渐好转，但身体非常虚弱。八月二十日未能参加在毛尔盖召开的会议，八月二十一日就开始北上过草地了。
这时，彭德怀下令，请三军团参谋长肖劲光负责组织担架队，由陈赓担任队长，兵站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同志组织担架，向那荒无人烟，充满沼泽的泥潭的大草地进发。周恩来不愿看到同志们双肩磨破，步履艰难地抬着担架，几次挣扎着要从担架上下来自己走。然而，他已衰弱不堪，身不由己了。周恩来病愈恢复以后，我又回到王稼祥外任保健医生，周恩来由戴济民负责照顾。
回忆起周恩来五十多年前九死一生的医疗上的奇迹，如果当时肝脓肿不是和横结肠紧密粘连，脓肿破裂后不是穿入肠内而是穿入腹腔，那么按当时的医疗条件，周恩来是不可能被救治的。记得周恩来在临终前曾对身边的医生和我说：“你四十年前对我的救治，使我多活了四十年……”
（四十九）失火·搓稻谷·在党小组里
失火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份，我们红一方面军进入广西苗族地区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驻地不断起火。苗族同胞的房屋都是用木头和茅草搭成的，所以，一烧就是一大片，甚至整个村子都被烧成灰烬。火，不仅威胁着红军的安全，而且在政治上给我们造成了损失。这些现象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根据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精神，部队加强了对敌情况的调查，并组织了许多人做防火、救火的工作。
一天，我们在龙坪镇宿营。夜里十二点钟左右，我（即魏国禄——编者注）被哨兵“失火了”的叫喊声和“噼噼啪啪”的着火声惊醒，翻身下床一看，只见周恩来副主席住房后面已是一片火海，大团大团的浓烟、一道道火舌正从周副主席的房门口、窗口往外乱窜。我顺手操起一条毛毯，快步冲进周副主席的屋里，模模糊糊地看见他正在呛人的烟火中往外摸，就把毯子往他头上一蒙，领着他跑到屋外。一瞬间，房子就被大火吞没了。周副主席出屋后，对自己的安危全然不顾，立刻指派我去看望其他首长，了解部队的情况。
我刚要走开，刘伯承、张云逸等首长却赶来了。周副主席便和他们聚在一块，研究起失火的问题来。
这时候，街上人来人往，闹声熙攘。有救火的，有找人的，也有帮着老乡从火里往外抢救东西的……还不时听到议论声：“是哪一个不小心，引起这么一场大火？”
“我看这火有来头……”
“……”
周副主席叫我去找作战参谋，让他命令部队提高警惕，加强岗哨，把没有事情的人员集合起来，待命行动，不要乱跑。
我从参谋那里回来以后，见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同志也到了，正和首长们一起，站在露天开会，周副主席分析了几次失火的背景后，斩钉截铁地说：“是的，可以肯定这火是敌人放的。万恶的反动派企图用这种卑鄙手段，来证实他们那种‘共产党杀人放火’的可耻谣言，来挑拨、破坏我们与群众的关系。”听到这儿，我心里顿时一亮：要不是周副主席讲的那样，为什么这火总是跟着红军呢？刚想到此，又听见周副主席说：“……我们一定要把放火者查出来，彻底揭穿敌人的阴谋。”周副主席的态度坚决，话语铿锵，使我心里瞬时充满了信心，长了劲儿。
当天夜里，便在龙坪镇查出三个坏家伙。经保卫部门审讯证实，他们是国民党收买派遣的特务、地痞和流氓，伪装成红军，专门混到我们红军宿营地，乘人不备时放火。
抓到了放火者，查清了着火原因，第二天国家保卫局便在龙坪镇召开了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讲解了红军的性质和政策，揭穿了阶级敌人的罪恶阴谋。老乡们个个气愤得咬牙切齿，挥动着拳头，齐声要求严惩放火者，于是，就把那三个坏蛋当场枪毙了。
会后，周副主席又指示供给部，要他们给受难的群众一些救济。当老乡们领到救济的物品和钱时，都纷纷称赞红军是一支爱护百姓的好军队。
从此，敌人的放火毒计，再也无法施展了。
搓稻谷
十二月间，红军长征到了贵州边境，吓得国民党反动派又是加紧造谣诬蔑，又是指使地方反动势力进行破坏，并强迫老乡席卷粮食、生活用品等到深山里去，就连脱米用的石臼、水磨等也隐匿起来。所以，红军每到一地，不仅很难弄到吃的，就连人影也很难见到几个。阴险的阶级敌人企图用这种恶毒办法，来饿死我们长征的红军战士。
有一天宿营以后，部队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到一些稻谷，但是，没有找到脱米工具，眼瞅着稻谷吃不进嘴。同志们走了一天路，十分疲劳，有的索性不吃，倒头便睡了。周副主席看到这种情况，立刻召集干部们开会。他急切地说：“一定不能让同志们饿肚子，我们要想办法让同志们吃上饭。没有东西磨稻谷，就动员大家用石头、瓦片搓。就是用手搓，我们也要把米脱出来。”……经过周副主席的一番动员，大家一致决定：每人都要想办法，脱出够三顿吃的米。
散会后，周副主席叫我给他找来两块瓦片。自己领来稻谷，就在瓦片上搓起来。周副主席要考虑那么多国家大事，工作那么忙，怎么能耽误他的时间，让他自己搓米呢？于是我恳求地说：“首长，你不要搓了吧！我们保证按组织规定，搓够每人三顿吃的米。”
周副主席反问了我一句：“为什么？”
“你是首长，还有重要的工作。”我蛮有道理地解释说。
“正因为我是首长，才更应该搓哩。”周副主席见我显出一副不愿意的样子，便换了比较温和的口气说：“我提出让大家动手搓米，自己怎能不搓呢？再说，搓米是为了吃饭，谁能讲吃饭不重要？”
自打我给周副主席当警卫员以来，就见他事事都以身作则，保持着我军官兵一致的革命传统，所以，经他这么一讲，也没什么话可说了。
这时找瓦片石头的、领稻谷的干部战士，从我们面前走去走来，看到周副主席亲自搓米，都深受感动，一个个都很积极地搓起米来：有的用瓦片对着瓦片搓；有的用石头对着石头搓，搓得手上起了血泡，还是不停地干……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劳动，我们每个人都超额完成了任务，解决了当时的吃饭问题，打破了敌人经济封锁的阴谋。
没几天，红军买卖公平、纪律严明、说话和气、不打人骂人的事实经过个别老乡的口，一传十、十传百地颂扬出去后，老百姓都纷纷从山里回村。国民党反动派的毒计和造的大量谣言，便不攻自破了。
在党小组里
六月，长征的红军到达了两河口一带地区，休整了几天。乘这个机会，总部机关党组织进行了整顿，改选了支部委员会。接着，各党小组又选举新的党小组长。
我们这个党小组有周副主席、张云逸和司令部几个参谋。一次小组会上，张云逸提议选我当小组长。周副主席点点头，含笑望我，说：“很好。同意！”别的同志也纷纷表示赞成。
这一来，把我闹得很难为情。上有周副主席，下有几位参谋，我是个小小警卫员，怎么能当小组长领导他们呢？我红着脸说：“我干不了。最好还是选别的同志。”
周副主席劝我说：“大家选你当小组长，就相信你一定干得了。我们既然同意你当，就会服从你的领导。今后小组有什么问题，可以大家来商量嘛。”停了停，他又问我，“怎么样，同意不同意我的意见？”
我看那个形势，晓得不当是不行了。民主嘛，少数服从多数，只好答应试试看。
选完小组长以后，根据支部的指示（当时支部书记是康克清同志），还要研究小组的任务。讨论时，周副主席发表意见说：“现在是长征，我们小组应当保证没有一个掉队的。都要走到抗日最前线去。因此，在行军中，要发扬阶级友爱的精神，互相帮助。同时，要遵守纪律。”大家都很同意他的意见，就决定把“保证一个也不掉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作小组今后一段时期的任务。在后来的行军中，由于周副主席的模范作用和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这个小组确实做到了没有一个掉队的，都胜利地到达了陕北。
在长征途中，周副主席的工作多么繁忙啊！可就在那样紧张、繁忙的战斗、行军中，他始终重视过党的组织生活。有一次吃饭时，他忽然问我：“小组长同志，我们为什么很长时间不开党小组会呢？”
“开过了。看到首长很忙，我没有通知首长。”我漫不经心地回答。
“哎，那怎么行呢？我是个党员，应当过组织生活。如果确实有事不能参加，我自己可以向你请假。你不通知我，是你的不对呀。”
在我看来，周副主席有那么多军机大事要处理，少开次把小组会，算得了什么？现在，周副主席却把它当成一件大事，这么郑重其事、严肃认真地批评我，我有点想不通。周副主席见我不吭声，又用很亲昵的口吻说：“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个党性问题。你明白吗？以后开会，可一定要通知我啊。”
接受了这次教训，后来每次开会，我都通知周副主席。他只要有时间，每次都参加，而且每次都很认真地听取其他同志的意见，发表自己的意见。
我还记得到了陕北后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擦桌子，周副主席从外边进来，一边摊开文件准备办公，一边问我：“小组长，这个月的党费我还没有交吧？”
“已经交了。我代首长交了五分钱。”
“你交是你的。党费怎么可以让别人代交呢？”
“首长集中精力忙国家大事，我们代交还不是一样吗？”我蛮有道理地争辩说。
“国家大事重要，交党费也重要。因为这是每个党员的义务。”说着，周副主席就找出五分钱，十分认真地交到我手上。
我一共干了半年多党小组长的工作。在这期间，虽然谈不上对别人有什么帮助，但我自己却在这个小小职务上，受到了许多深刻的教育，尤其是在党性的锻炼上，周副主席总是处处把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确确实实为我们树立了十分光辉的榜样。
（五十）智救廖承志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长征途中，当中国革命面临夭折的危险时刻，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坚决支持毛主席，拥护毛主席为我们党的领袖。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同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张国焘把中央派到四方面军的干部杀了不少，包括同李克农、钱壮飞一起对保卫上海党中央的安全做出决定性贡献的胡底，也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了。被害的还有曾中圣、邝继勋等人。张国焘还把四川省委派进川陕苏区的干部几乎杀尽。当时我（即廖承志——编者注）和罗世文、朱光等也被张国焘监禁起来。四方面军同二方面军进入甘肃、宁夏，到了黄河边，周恩来同志一路上打听一些同志和我的消息。最后，在往预旺堡的路上，周恩来同志碰到了我。我看到周恩来同志，心情万分激动，自广州一别，十年未和他见过面。十年前我见到周恩来时，我还是个中学生；十年后再见面时，我已经是个共产党员了，但那时却是个被张国焘“开除”了党籍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见到周恩来，不知该怎么办。我心想：是躲开还是不躲开呢？旁边还有人押着我，如果我和周恩来打招呼、说话，我怕会给他带来麻烦，因为张国焘是个心狠手毒的家伙。我正在踌躇的时候，周恩来走过来了，看见我被押送着，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但同我紧紧地握了手，当天晚上，周恩来派通讯员找我到司令部去。我进屋后看见一大屋子人，张国焘也在。张国焘明明知道周恩来同志认识我，却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早就认识吗？”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转而厉声问我：“你认识错误了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周恩来便留我吃饭。吃饭时，周恩来只和张国焘说话，也不再理会我。吃过饭就叫我回去。我敬了一个礼就走了。周恩来考虑问题很周到，斗争艺术很高超，如果他不这样问我，当天晚上我就可能掉脑袋，自从周恩来把我叫去以后，我的待遇明显改善，不久，我就被释放了。
2007/09/10
十一、长征中的军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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