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三年春，周恩来随伯父搬到天津。到天津后，他首要的事情就是准备报考南开学校。
南开学校是由两位较为开明的有志之士于一九○四年创建的。一位是做过清朝的翰林和学部侍郎的严修，他认为要把中国和西方教育中最好的东西结合起来，主张教育救国；另一位是曾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很有名气的中国教育学家张伯苓。这是一所闻名国内、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私立学校，它的学术空气比较浓厚，教学作风比较民主，并以管理严格著称。
南开学校的考试采取淘汰的管理法，而且学费昂贵，因而考取入学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南开学校的入学考试科目有英文、国文、数学三门，尤其重视英文的成绩。为此，周恩来先在天津进大泽英文、算学补习学校，补习功课，准备孝学。八月十六日，他参加了南开学校的入学考试。录取后，编在一年级乙三班（后改为丁二班）。
此后，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度过了中学时代。从十五岁到十九岁，正是对一个年轻人思想性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的时期。因此，南学校的教育对周恩来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期间的学习成绩十分优秀，国文和数学的成绩尤为突出。入学初期，国文成绩“早露头角”。后据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同学录》对周恩来的介绍：“善演讲，能文章，工行书。曾代表本班与学校辩论，于全校文试，夺得首席，习字比赛，复到其名，长于数学，往往于教授外自出新法，捷算赛速，两列前茅。”南开学校对国文十分重视。每两个星期做一次作文。周恩来文思敏捷，作文不打草稿，往往是提笔直书，一气呵成。当时，天津每年举行一次全市中等学校演讲比赛，周恩来曾两次被推为学校的三名代表之一，并且这两次南开学校都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从一九一五年三月到一九一七年毕业的两年多时间里，周恩来获得了国文传观、化学考试第一，全校数学速赛、全校国文特试第一，默国文考试第一，全校习字比赛行书优秀奖等十多项荣誉，毕业时获得国文最佳奖。
一九一六年五月南开学校组织了一次不分年级的作文比赛，各个班级都推选出作文优秀的五名代表参加。比赛规定，同一标准评卷，共取四十名。当时出了两个作文题目，周恩来选的题是《诚能动物论》。他在作文中写道：“浩浩乎大地之上，集无量数生物分子以成人。人者，万物之灵也。各具本能，感拥仁智，发挥其固有之天性，以角逐于天演界中。”“一人之智慧有限，万民之督察綦严，其以一手欲掩天下目者，实不啻作法自毙，以诈为利，以伪为真，卒至自覆自败，与人以可讥可耻之据。”对当时混乱的现实，周恩来抒发了强烈的感情，他在文中写道：“且吾窃怪以今人之明，而终不免于欧洲血战，华人自争，使世界无宁日。丧无量数人之生命脑力，以供彼一二私人指挥，其智可悯，其愚不可及也。”
这篇精彩的作文得到了全体国文教师的一致好评。他们评价道：“以孔、耶、释之教诂题，大含细入，高挹群言。少陵所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挑王’，作者实得其妙诀。而通体用笔之遒劲，布局之绵密，尤征功候之纯。冠冕群英，断推此种。”“识见高超，理境澄彻。而通篇章法，复极完整合作也。”经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亲自选定，周恩来这篇作文评为全校第一名。
由于周恩来品学兼优，入学第二年，经老师推荐，学校破例免去他的学杂费，成为全校少有的免费生，这种情况在私立学校是极为罕见的。
周恩来之所以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是与他勤奋用功的学习态度分不开的。刚入校时，他的英文基础较弱，苏北口音较重，而使得他“英文非佳”。为了攻克这一难关，他每天早起，并利用中午和下午的课余时间，刻苦学习英文。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进入二年级时，他的英文就相当好了。后来，他还常常看一些原版英文书籍，既学到了知识，又提高了英文阅读能力。
周恩来并不满足于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他还读了很多课外书。其中有中国历史方面的，如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及《汉书》、《三国志》等。也有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周恩来常常把他们的观点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观点结合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他的这种融古今中外为一体的比较式的读书研究方法，对于正确地理解理论，并结合中国的历史与国情评价其适用性，是十分独到和有价值的。周恩来还坚持阅读当时出版的《民权报》、《民主报》、《大公报》等进步报刊。课外的读书生活，使周恩来拓宽了知识面，开阔了他的视野和思路。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期间的一个重要收获，是道德修养的日臻完善。他从这时候起，就把思想品德的修养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他认为，一个人必须有远大的理想和高尚的志向。在作文《尚志论》中，他这样写道：“故凡同一人类，无论为何种事业，当其动作之始，必筹划其全局，预计其将来，抢无穷之希望。然后按此希望之路径以前进，则其结果不致与此希望相径庭。希望者何志是也。”“然则志固尚已，而弊亦随之生焉。彼志在金钱者，其终身恒乐为富家翁；志在得官者，百计钻营不以为耻，此志卑之害也。故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不至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
周恩来认为，人立足在世界上，不能像禽兽草木那样只为自己生活，必须依赖于公众的扶持，“而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因而，周恩来对集体和老师、同学格外依赖。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课外事务则如猬集，东西南北，殆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人祝之以为愚，弟当之尚觉倍有乐趣存于中。”毕业时，同学们为他写下了如下一段评语：“君性情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他与老师的关系也极为融洽。每隔一段时间，周恩来则利用休息日到校长张伯苓家拜访。张伯苓非常喜欢这个年轻有为的学生，总是留他吃饭。张伯苓常对家里人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
周恩来确实如此。他处处与人为善，温和诚实。尽管他品学兼优，各项活动中都是积极分子，但周恩来从不骄傲，从来不是锋芒毕露，盛气凌人。无论对同学、友人，总是肝胆相照，真诚相待。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帮助同学解答疑题，辅导功课，总是那样“温和诚实”。他在《论名誉》这篇作文中写道：一个人应该珍惜自己的名誉，把它看作“人生第二生命”，但决不能存那种“邀名之心”，而应当用正义来衡量它的轻重。”他愤激地说：“若夫汲汲于名，犹汲汲于利之徒，日惟名誉之是谋，不遑计及实事，虚声盗世，眩世眩俗，以淆乱风气者，是又名誉之罪人也。”
（四）敬业乐群会
一九一四年三月，在南开学校读书的周恩来与张瑞峰、常策欧等同学发起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起名为“敬业乐群会”，表示“敬重学业，联络感情”之意。他们定办会的宗旨为：“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辅教科之不及。”“敬业乐群会”会员最初为二十多人，后来逐渐发展到二百八十多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会员中不仅有低年级同学，也有许多高年级同学，甚至校外也有它的会员，一些老师也成了会友。校长张伯苓对“敬业乐群会”一开始就很支持，校方在经济上也给予资助，为该会的活动开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敬业乐群会”成立后，建立了智育部、稽古部、演说部和俱乐部，下设诗团、国文研究团、辩论团、军事研究团、演剧团、音乐团等，还创办了会刊《敬业》。起初，该会会长由张瑞峰担任，周恩来担任智育部部长，他还担任过稽古部部长。一九一五年九月周恩来当选为副会长，十二月当选为会长。
周恩来领导智育部的第一次工作是发动会员捐献书籍，办起了“敬业乐群会”图书馆。他带头一次就捐献了《大同报》、《立国根本谈》、《东方杂志》等十六本书刊。这个图书馆便于同学们课外阅读书籍，能弥补课堂所学之不足，因而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智育部把每周一、三、四、五的课余时间定为会员活动时间。经常聘请老师作专题学术报告，如“荀子的哲学思想”，“司马迁的《史记》”等等。有时还邀请校外的知名人士来演讲中外大事，吴玉章、蔡元培、黄炎培等人都曾到校作过演讲或与同学们座谈。
“敬业乐群会”经常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如每周一次的茶话会，就很受同学们的欢迎。茶话会的内容，或由会长报告会务，或讨论时事政治和学校大事，然后进行各种游艺和联欢活动。周恩来表演的趣语和伉乃如老师表演的相声都是茶话会的保留节目，常常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组织会员走向社会，接触实际生活，是“敬业乐群会”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一九一五年十月，“敬业乐群会”由周恩来出面组织了会员参观团，到天津的水产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及几所小学参观，了解当时的教育情况。参观后，他们就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观点展开讨论。一九一六年五月，该会又组织了一次参观活动。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农业实验场、工业试验厂和农事讲习所，接触到了一些近代工业的先进设备和技术。这些活动使周恩来和其他同学们了解到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感到收获很大。
在“敬业乐群会”的活动中，周恩来还负责主编会刊——《敬业》。《敬业》学报为半年刊，每年三月和十月出版，自一九一四年十月创刊，先后出版了六期。《敬业》学报的创刊词中写道：“吾辈生于二十世纪竞争之时代，生于积弱不振之中国，生于外侮日逼，自顾不暇之危机时间，安忍坐视而不一救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表达了进步青年拯救中华的志向。学报的内容主要刊登会员对时政的评论，学习的心得和报道会内组织的各种活动。在周恩来的主编下，这份刊物办得生动活泼，文字清新，内容丰富。据《同学录》记载：周恩来“热心从事学报，尤倍竭其力，编辑印刷之习，遂为全校冠。”又据南开校报记载：《敬业》学报“材料丰富，外观亦异常精美，颇蒙校内外欢迎，共销至一千数百份之多，阅者无不交口赞谀，可为出版之特色。”在《敬业》学报上，周恩来以“飞飞”、“翔宇”、“恩来”署名发表了许多诗歌、评论、小说、杂感。主编《敬业》学报使周恩来在两方面得到了锻炼：一是积累了编辑、印刷、出版等办刊的经验，一是通过撰稿进一步提高了文字能力和写作水平。
创办“敬业乐群会”和组织该会会务活动的经历，使周恩来的组织才能得到了全面的锻炼和初步的显示，为他日后在中国政治大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五）《校风》总经理
一九一五年八月三十日，南开学校校刊——《校风》周刊创刊。这份校刊当时由学生主办，周恩来初为该刊成员，负责选录课艺及经理各会事务栏（即选登学生作文及报道学生团体活动）。一九一六年一月四日，周恩来担任《校风》文苑部部长，三月起兼纪事类编辑，九月担任纪事类主任和经理部总经理。第二年初，因临近毕业，周恩来辞去了总经理职务。
周恩来担任《校风》总经理期间，负责刊物的财务收入、印刷、校对、发行等事宜，工作既繁重又琐碎，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除此以外，他还为该刊撰写了很多文章。他的文章题材范围广，论述方面多，从政治、经济、文化到地理、风俗，以及国内外大事，都有所记述和评论。这些文章由于文字和内容都比较好，所以同学们都争相阅读。其中最著名的有发表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第四十五期上的《中国现时之危机》和一九一七年五月至六月第六十三期至六十九期上连载的《本社之责任观》。
《中国现时之危机》一文是根据周恩来在全校演说大会上的演讲稿改写的，那次演讲他获得了全校第五名。这篇文章突出地表现了他对当时政治时弊的透辟见解和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周恩来认为，中国现实之危机，可分作两层观。第一属于事实的，第二属于精神的。就事实的危机而言，文章回顾了辛亥革命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急剧演变，一针见血地指出：“就内忠言，国内无何种事业，当其兴也，如火如荼，及其渐也，无声无息。考其弊，莫不由于取敷衍手段姑息手段以养成之。”他以辛亥议和、二次革命、云南反袁起义等事实为例，说明“新旧不并立，冰炭不同炉”，姑息、妥协只能导致革命的失败，后患无穷。“总上原因，何一非因政治之不良，有以致百事之停滞。政治之不良又何作？敷衍姑息，有以养成之也。使辛亥一役，不以敷衍结果，直捣黄龙，剪除旧类，彼时政治可以一新，又何致有二次三次革命？教育不振兴，工商不发达，农村不垦殖，以肇今日之危险时代哉！”就精神上的危机而言，“吾国国民之道德，可谓已达沦丧之极。江河日下，挽救无人。”周恩来在文中列举了官场上的腐败现象和社会上的颓糜之气，对此表示了极大的义愤，认为“凡此种种，无非泯国性，丧国魂，使国果亡也。”在文章的最后，周恩来呼吁青年学生们当此国家危难之际，应“闻而兴鸡鸣起舞之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念。”
即将在南开毕业之际，周恩来写了一篇长文，题为《本社之责任观》。这篇文章总结了《校风》的办刊经验，提出了办刊的基本责任，并对如何办好《校风》提出了许多建议。周恩来认为，作为由学生自己主办的校报，应当担负起学生对于学校的责任，“则学生于学校之责任，舍读书励行健身之外，尤有建议之义务。”周恩来还认为，今日之学生是未来社会中心之人物，只有在学校期间养成关心学校、热爱集体的优良作风，才能担负起对未来社会的责任。周恩来提出，办好校刊要依靠全校师生，他写道：“优劣之权，固不在《校风》主事者，而在吾千人师生之掌握矣。不仅师生，而并在校外阅者，诸君子提倡与否卜之焉。”“未来之兴腾荣耀，固以吾及千人师生阅者诸君子负共同之责。”周恩来对南开学校和《校风》周刊充满依依不舍之情，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对《校风》新的编者与读者赠言：“愿董吾《校风》之事者，勿苟安，勿自诿，勇往直前，百屈不挠。勿临渴掘井，勿缘木求鱼。预备于先，持久于后，为《校风》谋与校俱长与日俱存之念。勿囿于目前，致贻事后之悔。勿姑息俯就，致弊重而难返。发扬增长非诸公之力莫措，精美丰富非诸公之力莫致。今日辛勤，图《校风》巩固，他日觇学校精神者，追论中兴人士，固亦非诸君莫属矣。阅者诸君子乎，吾愿各本其责任之心，扶持掖助，使《校风》稿件日益盈，经费日益充。存相与共始之念，勿存相与偕终之心，则《校风》之增长赖诸君以传之无尽，而诸君之精神亦赖《校风》扬之永久。异日论《校风》维繁之功者，又舍诸君其谁与归哉，其谁与归哉。”
一九一七年六月，周恩来以优良的成绩在南开学校毕业，并以“国文最佳者”获得学校特别奖。
2007/09/10
二、南开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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