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表示愿意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但提出保持伪宪法、法统、国体及军队等前提条件。
1月4日 和陈毅商议后，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华东野战军前委电：当前，你们应“仍将一切工作中心放在歼灭杜聿明的战斗上，不忙提及其它任务”。
1月6日—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决定在北平解放后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成立新中国等。会议认为，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八日，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统一财政、民主党派和外交问题的发言，指出：“分权与集权要适当。过渡时期，不要太急。”银行发行权要统一，铁路集中归中央管理。渡江南下，是一项很大的工程，从兵源到装备等事情都要一件一件地解决。党外人士现已来得多了，我们要把主张明朗化，便于他们了解。强调外交上我国人民百年来受压迫，现在站起来了，要有些气概。要反对恐美媚外，增长自己的志气，去掉国民党的买办作风。
1月7日 电复邓小平、邓子恢、李先念等并告华北局：中野部队的编组问题，待与刘伯承、陈毅、薄一波等商定后再告，现先从华北的新兵中拨两万给中野补充部队。
1月10日 在中共中央军委作出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战役总前委，统一指挥平津战役的作战及领导平、津、唐地区其它一切工作的决定后，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聂荣臻等电，并告华北局、东北局、平津市委等：平、津两军管会由叶剑英、黄克诚分任主任，由总前委从东北野战军指定两人（如谭政）任副主任；平、津两市警备部队各由一个军分担；冀东区党委、军区、行署“受华北领导”。
△为争取在年内修复长江以北的主要铁路线，以利军队南进，起草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成立军委铁道部的决定》。确定：滕代远任铁道部部长；铁道部于本月底以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所管铁道机构为基础扩充组成，并从东北抽调一批行政与专业人员参加。决定还要求铁道纵队“保证于一月底使北宁路全线通车”，同时提出修复津济全段计划。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歼灭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五千余人。至此，国民党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它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已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1月上旬 分别和刘伯承、陈毅、薄一波、饶漱石及有关方面研究中原、华东两野战军的编组和干部配备问题。确定由陈毅赶回前方传达中共中央的有关决定。
1月1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薄一波、滕代远、赵尔陆电，指出：在杨成武、李天焕率第三兵团东进作战期间，李井泉所辖监视大同、归绥敌军的姚能、王平、詹大南三部直接归军委指挥。十七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电：请在进攻北平前即从杨成武兵团中抽出一个纵队协助姚哲纵队“包围归绥，防其西逃”。
1月14日 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批驳蒋介石的元旦文告，提出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改编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李济深：“闻公抵沈，敬表欢迎。”
△和李克农致电潘汉年、吴克坚并告上海局：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意在揭穿美、蒋的和平阴谋，望把这个声明印送各方，注意收集反应意见。同时电文指出了分化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工作重心。
△晚，在中共中央军委召开的后勤代表会议上作总结，说：战争是五年计划三年完成，后勤工作就加重、加快、加大了。前后方合作，才能更快地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取得全国胜利。部队要正规化，首先是后勤工作要正规化。后勤工作的中心关键在于检查效率。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云、林枫电：同意聘请三百二十八名苏联专家来中国工作，但须先“商定一套待遇制度和合作办法”，以便“共同遵守”。
1月15日 根据军事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军委进一步作出关于全军组织编制、番号的决定：各野战军冠以军区地名已不适合，改为按序数排列，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依次改为第一、二、三、四野战军。据此，各野战军在战略决战结束后先后进行了整编。同时，在长江以南坚持斗争的较大游击队也分别进行了整编。
△天津解放。
1月16日 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作关于时局的报告，指出：形势的发展，“实在是突飞猛进”。目前“战局已定”，“今年有把握打垮国民党”。现在有人觉得蒋介石已经跪在地上了，于是心就软起来。这点，鲁迅说得最坚决，落下水去的狗，还要打。时局发展的趋向总不外三种：第一种是改组政府，而且承认我们提出的八条；第二种是美国出兵，我们已经有了准备；可能性最大的是第三种，继续打下去。“北平若解放得早些，政协筹备会的工作更要加速进行。”
1月18日 审改中共中央致天津市委并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及华北局、北平市委电。在电文中增加：“天津、北平为全国观瞻所系，凡带政策性的决定，除中央已有具体规定者外，你们必须事先请示，并将具体情况及你们意见随时电告中央及总前委、华北局。”
△阅中原野战军关于两个月整训的军事政治工作大纲后，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邓小平、张际春并告粟裕等电，告以在作向江南进军的政治解释时，须将毛泽东的时局声明和中央关于这个声明的内部通知〔注〕“联系起来加以说明，方更易使全军明了全局之发展与我军南下之必要”。
〔注〕内部通知，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致东北局并告各中央局、各前委的通知。通知指出：毛泽东在时局声明中所提八项和平条件“是针对蒋方五个条件的”，因此“双方的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
1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经毛泽东审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发出。《指示》指出。“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无正式的国家的外交关系。”因此不承认这些国家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实为理所当然”。这样，“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但在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总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指示》对于外交关系、外资关系、对外贸易、海关税收、外国人办的报纸刊物通讯社及外国记者等项，都规定了暂行政策。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宋庆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并告华北局电：为了使北平工作与华北工作易于联系，北平军管会应以叶剑英、彭真、谭政、赵振声〔注〕、吴克华、莫文驿、徐冰、戎子和、钱俊瑞九人组成；叶为主任，谭为副主任。同意以彭、叶、赵组成北平市委常委。
〔注〕赵振声，即李葆华。
△就设法帮助在上海的宋庆龄经香港北上事，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方方、潘汉年、刘晓电：“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1月21日 起草中共中央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可以答应傅作义，我方所俘傅方高级军官待北平接收后一律释放。傅方所捕政治犯，在联合办事机构成立后即应释放，不能算作交换条件。
△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次日，李宗仁发表声明称：“中共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并于二十七日致电毛泽东，表示愿以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在此前后，为试探中共反应，李曾安排了一些人士直接与中共方面接洽。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下经两三个月的多种努力，傅作义与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代表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1月22日 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五十五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完全支持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
1月25日 起草中共中央军委致李井泉电：傅作义部二十七八日可全部开出北平，那时我军方可入城接收。傅部的改编将在二月中进行。对归绥、包头敌人，待北平接收完毕后，再设法进行处置，现在只采取监视的方针。
1月28日 针对李宗仁进行的假和谈活动，致电吴克坚：向尚在上海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说明，应坚持李济深等五十五人一月二十二日声明的立场，“以便实现真和平真民主”。
1月31日 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五十二万余人。
△起草中共中央军委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电：华北军区第二、三兵团仍留北平附近整训，准备整训期满后向太原前进。同日，电复陈毅、邓小平。新乡、安阳敌人仍照原议将来由东北部队在南下途中附带扫清。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伊·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派抵达西柏坡，前来了解中国革命形势。其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同米高扬会谈。毛泽东介绍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特点，阐明中共决心把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同时着重说明即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问题，强调说虽然政府的组织形式与苏联、东欧国家有所不同，但其性质与宗旨，仍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周恩来同米高扬就战后经济恢复工作、成立新政府的总体规划与设想、对外关系、外贸管理以及中国民主党派等问题，进行了单独会谈。
2月1日 在得知李宗仁一月二十七日派遣黄启汉〔注1〕、刘仲华〔注2〕飞北平向叶剑英转达其“求和诚意”，要求开始和谈的情况后，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真、叶剑英电：要刘返南京面告李宗仁，如果他真有反蒋反美接受八项条件的诚意，“即应迅速与蒋分裂”，“中间道路是万万走不通的”。如此，“方能站稳脚跟，进行和谈”；否则，“中共便无此余暇与之敷衍”。
〔注1〕黄启汉，国民党桂系，立法委员。
〔注2〕刘仲华，李宗仁私人代表。
△会见连夜从李家庄赶来接受任务的齐燕铭、周子健，要其立即出发，赶往北平筹备召开新政协，并会同金城、申伯纯将住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周建人、胡愈之、符定一、韩兆鹗、雷洁琼、沈兹九、何惧等送去北平。
2月初 考虑到人民币已成为进行全国解放战争的主要财政来源，为增加人民币的市场投放量，派薛暮桥〔注1〕到北平会同南汉宸〔注2〕，清查国民党留下的钞票印刷机和印钞纸张，计算钞票印刷能力；同时就货币发行方针问题向陈云、董必武征询意见。在薛返回汇报后，又同他一道制订人民币的印刷和发行计划。并于二十二日审改并批发了中共中央致董必武、薄一波电。电文指出：根据目前开支和三月至六月开支的发展趋势，原计划所印人民币“尚不够用”。故应于三月至六月每月增加二千令纸印二百元、五百元券，九十两月加印一千元券，以“供给南下部队及各地投资恢复工业生产”。
〔注1〕薛暮桥，时任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
〔注2〕南汉宸，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2月5日 修改和批发中共中央给上海局和香港分局的指示。指示提出：为击破国民党的假和平阴谋，配合即将进行的谈判斗争，对于各大城市首先是长江流域各大城市，应该有准备地发动工人、学生等群众运动，要求完全实行中共的八项条件，按照北平办法和平解决。
2月13日 毛泽东、周恩来就上海轮船业负责人杜月笙、魏文瀚来电称愿以面粉交换煤炭事，复电杜、魏：“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以利生产之发展，极为必要。”对你们派“大上海”、“唐山”两轮北驶，并派员至华北接洽，“极表欢迎”、“所谓华中、华南中国船舶开往华北口岸，将不许其驶返原地，纯系报纸造谣，流言止于智者，先生等不应置信。”
2月14日 起草中共中央致东北局、华北局及平、津两市委电：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即将前往沈阳迎接在东北的民主人士到北平。原到华北的民主人士多数已去北平，现再将在东北的民主人士接去，是为了能集中起来协商大计。准备新政协筹备会的成立。在各方民主人士汇集北平之后，应召开一次欢迎大会。林彪、董必武、彭真、薄一波、聂荣臻等可在此会开过后再来中央开会。二十二日，又为中共中央统战部起草致中共北平市委电：邀请参加北平欢迎各方民主人士大会的人数应增加到一百五十人左右，以使平、津两地的参加者增至五六十人。二十五日，林伯渠陪同三十五位民主人士乘专列到达北平。二十六日，中共北平市委等四单位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欢迎会。
△批发中共中央致叶剑英电。电文指出对到北平后的“上海和平代表团”〔注〕的方针：对他们“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谈话时“应强调八条，特别是第一条”；“应痛责四大家族祸国殃民”，揭露“四大家族发动的和谈是美国指使的和平攻势，并无和平诚意”；并应指出如果真要和平，“必须在八条基础上才能获得”；同时讲明“中共正在和各民主党派商量战犯名单及其它和谈有关问题，一俟准备就绪，即将通知对方，约定时间地点”。
〔注〕“上海和平代表团”，由李宗仁组织，代表为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以私人资格参加。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要他们令傅作义军队离开平津铁路两侧，以便由人民解放军接防警戒。
△批发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天津市委关于对旧人员的处理办法的指示电。其中规定；学校、企业、技术部门、公用部门组织暂不动。一般作技术工作之中下级职员，或有专门知识经验之人员，均可留用改造。知识青年可送一批到华北大学，或办训练班，争取改造，使大部跟我们走。
2月17日 修改和批发中共中央关于如何对待各民主党派的指示。内称：（一）在我新解放地区，对于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以前即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以前即已成立，并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尽了力的各民主党派的地方组织，“应一律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加以保护”。（二）各民主党派可以党派名义进行活动，并发展党员或会员。（三）我地方党领导机关对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应“以坦白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我党的政策和主张，与之协商一切重大问题，以争取他们同我党一道前进”。指示于十九日发出。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同意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康。李达五人组成第二野战军前委，邓为书记。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叶剑英转李克农电：“对杜月笙的方针，就是要他努力使上海不乱”，保护上海工厂、银行、公司、商店、船只、飞机“不受损失，不使南迁，等待人民解放军前往接收”。“杜果能这样做，不仅中共可以与之合作，上海人民亦将宽恕他的既往。杜这次主张通航，就是为人民办了一件有利的事。”
2月18日 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平、津党的领导关系等问题的指示：目前平、津工作极繁忙，为有利于工作进行，决定：（一）乎、津前线总前委专门负责领导改编傅作义部队，解决归绥、大同问题，进行与华北有关的南下准备工作，并指导北平、天津、秦皇岛、唐山地区的卫戍海防。（二）北平、天津两市委归还华北局建制，受其领导。
2月1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华北局电，批准第四野战军为策应第二、三野战军渡江作战，而由第十二兵团率两个军提前南下的进军路线；并嘱应将其部队沿途所需粮草数量电告军委，以便通知华东局、中原局准备。
△修改和批发中共中央给上海局和香港分局指示电。电文要求继续接送已经邀请或准备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各方民主人士前往北平，指出接送路线暂仍于香港招船北上较安全。第四批北上民主人士于三月十四日出发，二十五日抵达北平。
2月22日 毛泽东、周恩来在西柏坡会见由北平经石家庄前来的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对国共和平谈判及南北通航、通邮等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双方确认：“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谈判以中共十四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颜惠庆等二十四日赴石家庄乘飞机返北平。
△迎接和颜惠庆等一同前来西柏城的傅作义、邓宝珊等。对博说：傅将军以人民利益为重，和平解决北平问题，避免了战争将给北平人民带来的重大损失。欢迎你同我们合作。将要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你既是有党派，也是有功将领，是有代表性的，可以参加。随后，陪同毛泽东会见傅、邓，主要谈绥远问题：大体上按傅部所愿，按吴化文、曾泽生方式解决，目前大体上维持现状，一个时期以后，再按我们制度编整。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并批示：对于旧法律条文，“在新民主主义的法律精神下，还可以批判地个别地采用和修改一些，而不是基本采用，这对今后司法工作仍然需要”。
2月27日 审改《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民主人士候选人名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批示将它们以“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为名付印成册。
3月初 鉴于西柏坡百里以外就有国民党军队，为保证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绝对安全。约方志纯汇报他所负责的有关大会警卫工作的准备情况，并帮助完善部署。指出：要防敌袭击，“光有决心不够”，还“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不仅想到敌人从地上来，而且应想到敌人“如果空降部队，怎么办？”强调：“这次警卫任务很重要”，因此，“第一要绝对安全；第二要依靠群众；第三要保密，但又不要神秘”。
3月5日—13日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讨论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等问题，并通过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十三日，周恩来发言指出：现在“后方生产，目的为发展，但第一步为恢复，争取全国胜利，今天还不是转入建设”。这是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在组织形式上，不能一下子都集权”，“分权，区域性问题还存在”。由分散到集中将需要较长时间，因此只能“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之上，有步骤有重点地走向全国统一”。一定要授权地方才能发挥其积极性。中央现在是“抓住华北，依靠东北，支持前方”。毛泽东在作总结时指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周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3月7日 就李维汉来电报告马来亚驱逐华侨及香港封闭达德学院，民主人士准备发表声明表示抗议一事，复电：他们的声明发表后，新华社当发短评加以介绍。
3月10日 代拟毛泽东复沈钧儒、章伯钧电：“贵盟中委在平设立临时总部，并举两先生为贵盟总部主持人，愿与敝党保持密切合作，无任欢迎。兹托李维汉、齐燕铭两同志先行至平接洽，有事请与磋商为盼。”电文经毛泽东阅后发出。
3月11日 和朱德复电李济深、蔡廷锴：“承将贵处前在香港进行的内地策反工作及有关材料悉交我们处理，贵处人员仅居协助地位，以利革命进行，甚感甚佩。”
3月14日 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的座谈会，研究华东、山东、浙江、上海、东北等地的干部配备和内蒙问题、铁路问题。会上决定：邓小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兼上海市长、刘伯承为南京市长兼市委书记。山东分局改为省委，由康生、张云逸等负责。浙江省委由谭震林、谭启龙负责。铁路部门党委书记由滕代远任。高岗为东北局书记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富春为副书记兼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由西北、东北、华东、华北、中原抽调五万三千名干部到新区工作。
3月18日 起草中共中央致彭真、叶剑英并转李维汉电。电中说：中央决定响应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等团体关于召开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的倡议，请李在北平动员和组织二三十位社会人士、文化团体及文艺界、科学界代表人物前往参加。电文并提出参考名单供李酌定。随后，请董必武赴北平，与李一道开展此项工作。二十二日，周恩来致电李维汉，同意李提出的增补意见，并说：“郭沫若为代表团长必须去”，钱三强所谈购买实验设备事〔注〕，望先调查外汇如何汇去、实验设备买后如何运回。几天后，又和李面商所需外汇数及支付办法。
〔注〕指钱三强为开展中国原子核科学研究工作，提出在法国购买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它仪器、图书、资料事。
3月19日 派齐燕铭会见黄启汉，表示中共不久将宣布举行国共和谈日期和中共参加谈判代表名单，请黄先对李宗仁打个招呼。次日，黄将中共意见电告李。
3月中旬 为适应人民解放战争形势迅猛发展的需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财政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并于二十日下发实行。《决定》指出：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在中央领导之下的区域制，在相当一个长时期内仍成为必要”。但是，全国财经和后方勤务工作“应该是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之上，在可能与必须的条件下，有重点地、有步骤地走向统一。对于新区的领导机关，应该给予较大的机动权”。《决定》对如何统一新老解放区的财经和后方勤务工作作了全面部署。
3月21日 批发中共中央《关于新区筹粮的规定》。《规定》指出：大军南下进入新区后，“不能依赖后方供给，主要地必须采取就地征借办法，解决军队的粮草供应问题”。“征借的主要对象是地主、富农，其次是中农。”“部队进入城市，则主要依靠缴获解决军粮。”
△批示将征求过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各大军区负责同志意见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一九四九年供给标准（草案）》作为正式决定下发执行。
3月22日 致电中共上海局：对长江下游与我联络的敌军，应明白告知，必须有实际行动表现，如举行阵前投诚，或里应外合，并须遵照八项条件，实行改编。
△起草中共中央致高岗、陈云电：同意友方派出技术人员在黑龙江我岸指导修建灯塔，一切经费由我们担负，所有权也属我们。
3月23日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人员乘汽车前往北平。当晚住唐县淑闾村。二十四日到涿县。晚，毛、朱、刘、周、任等同由北平赶来的叶剑英、滕代远商议二十五日的行动安排。周恩来报告到北平后将在西苑机场举行阅兵式的有关事项说，检阅部队后准备同各界代表见面，特别是同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郭沫若、黄炎培、柳亚子、茅盾等见面。他们过去和我们合作，现在胜利了，更高兴了，急于见到我们。他们也在考虑今后怎么办。关于党外人士的安排问题，我们到北平后还要召开各种会议征求意见，进行协商。毛泽东说：赞成恩来的意见，对作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适当职务。二十五日晨二时，毛、朱、刘、周、任等乘火车出发，天明至北平。随后周恩来同叶剑英、彭真、聂荣臻、李克农商议阅兵式的有关问题，并去阅兵现场检查。下午五时，毛、朱、刘、周、任出席在西苑机场举行的阅兵式，受到北平各界群众代表和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晚，进驻香山。
3月24日 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周恩来为大会题词：“努力生产，打破封建。”
△就东北局上报的《关于修复铁路问题的决定（草案）》事。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电：东北铁路总局南下所修的两条铁路，“应于四月底先修通津浦路，五月底修通平汉路（郑州汉口段）”。
△南京国民党政府决定派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为与中共谈判的代表。二十九日，加派刘斐为代表，并以张为首席代表。
3月26日 中共中央通知南京国民党政府：中共中央决定同国民党政府的和谈定于四月一日在北平举行；中共方面代表为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周为首席代表；谈判以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及八项条件为基础。四月一日，加派聂荣臻为代表。
3月27日 起草中共中央致高岗电，告知出席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名单，指出：代表总共四十名，所代表的阵营甚广；郭沫若为团长，马寅初、刘宁一为副团长，钱俊瑞为秘书长。下午，在北京饭店会见代表团全体成员，说：此行参加的是一个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大会。因此，在会议期间要以我们的斗争经验告诉各国人民，帝国主义制造的战争危险是可以克服的；在中国，只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根除它的战争政策，才能真正实现彻底和平。这样，将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和平的一大贡献。
3月30日 批发中共中央军委致高岗、陈云、周保中电。电文批准建立海军学校，进行海军训练。
3月31日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等接见并宴请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欢送他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4月1日 晚，率中共和谈代表前在六国饭店看望并宴请刚刚到达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代表，宴后分头同国民党代表接触。周恩来在同张治中谈话时，批评张来平前的奉化之行，指出这表明下野后的蒋介石仍在幕后操纵和谈，并质询了南京“四一惨案”〔注〕事件的真相。提出谈判的方法和步骤：我们设想，今后三四天内可以继续采取今天这种个别对话的形式商谈，充分听取你方意见，然后提出成熟的东西供双方讨论。
〔注〕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指使军警特务向前往机场为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送行，并要求实现真正和平的六千余名爱国学生施用暴力，造成流血事件。
4月2日—12日 国共和谈代表继续进行个别接触，就实现国内和平所涉及的各项重大问题交换意见。二日晚，周恩来会见黄启汉，说：根据两天来商谈的情况看，除邵力子外，都不同意“惩治战犯”这一条。“李宗仁不是公开宣布承认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为谈判基础吗？怎么代表团来了，又变了卦呢？”表示同意黄回南京向李问明。三日，再次会见黄，要他转告李宗仁、白崇禧：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有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扫除实现和平的一切障碍。李、白不应对帝国主义再抱幻想，不应对蒋介石再有留恋或恐惧，应该坚决向人民靠拢。并要责转告李、白，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过长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在香山见张治中，就谈判中有关事宜，长谈四小时。
4月5日 向在北平的民主人士报告近日国共和谈状况。
△《新民报》披露：国民党在和谈幕后正加紧实施三至六个月内完成大规模扩军的计划。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已设置十四个编练司令部，企图重建四百个师，恢复三年来被歼灭的部队；目前已建立番号和正在进行补充和编练的军队达三十七个军又两个师。
4月10日 致信毛泽东，转告：“下午李宗仁电话告刘仲华：南京情形甚好，他正更广地团结愿意和平的人。”李请求“不要攻占镇江、芜湖两地对岸的桥头堡，因一攻占，镇江、芜湖即可受到炮击”。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陈云应速来中央工作。
4月11日 为促使和谈取得成果，在长江汛期即将来临之际，中共中央军委仍指示渡江战役总前委将预定的渡江时间推迟一周。
4月13日 在国共双方代表十二天商谈的基础上，向张治中送交《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通知于本日晚九时举行正式会谈。晚，国共和谈代表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讨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周恩来在发言中申明：协定草案中必须首先分清是非，说明发动内战的责任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方面。并对协定草案的基本条款作了解释和说明，指出：中共对一切战犯，不问任何人，只要“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强调：国民党反动军队是使国家蒙受变乱的祸根的所在。为使国家获得永久和平，就必须消灭这一个祸根。消灭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以武力消灭武力，一是以和平的方法改编。张治中等表示原则上接受草案，并将在明天对草案提出修改意见。
△向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报告国共和谈状况，征求他们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意见。
4月14日 同张治中长谈，就《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全部内容交换意见。晚，接到张治中递交的国民党代表团的书面修改意见，共四十余条。
△和李维汉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到北京饭店，向他们介绍国共和谈代表正式会谈情况。
4月15日 晚七时，中共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国民党代表团。九时，国共和谈代表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议。会上，周恩来介绍中共代表团修订《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形成《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的情况，说：中共代表团尽可能地吸收和采纳了南京政府代表团的许多意见，包括关于某些重大问题的意见。但是，对于国民党军队改编和人民解放军过江接收地方政权两点，我们决不能让步，并郑重宣布：“我们限定南京国民党政府在二十日以前答复，如不接受，则二十日我们一定打过江去。”会后，国民党代表团表示接受这一修正案，决定派黄绍竑、屈武于十六日携带文件返南京请示。十六日，周恩来赶往西郊机场面嘱黄、屈，请他们明确告诉李、白，中共希望他俩在修正案签字问题上自拿主张，不要请示蒋介石。二十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修正案，并反对解放军渡江。
4月16日、17日 先后两次邀集民主人士和北平一些大学教授谈话，报告国共和谈问题。在报告中指出：国民党政府之所以提出和平建议，是因为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起了突变。它发动内战妄想消灭中共所领导的革命武装的企图是失败了。“尽管建议是虚伪的，条件是不能接受的”，它想通过“划江而治”，“获得喘息机会”，但为了使国家少受破坏，多保存一些人力物力，使将来的和平建设多一份物质力量，中共仍愿意在毛泽东所提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八项条件的中心问题是接收和改编。我们坚持它是“因为这是关系革命到底不到底的问题”。为实现真正的和平，“八条二十四款一定要实现，不论用战斗或是用和平的方法”。并指出：“今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扬眉吐气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结果。”
4月1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第四野战军前委电：一、除罗瑞卿、苏井观不能调给外，同意对各兵团、各军及其它部门的干部配备；二、同意各兵团成立党委。
4月21日 毛泽东、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从二十日子夜起，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的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
△赴六国饭店看望张治中，告诉他我们渡江已成功，并就他拟返南京复命一事劝道：从当前的形势看，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特务都会加害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指张学良）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最后，包括张治中在内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都表示不再返回南京，而留在北平。
△召开各党派团体和民主人士代表会议，作《关于南京政府拒绝和谈及时局的发展》的报告。
△出席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戏剧电影工作者联欢会。在会上讲话，号召大家到工厂、农村和军队中去，创造为广大劳动人民所爱好的作品。
4月22日 出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作报告，指出：在我们已经解放大量城市的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同时还要联系农村”，很好地解决城乡关系问题。“解决城乡关系的关键在于参加恢复与发展生产。”“现在发展生产的任务，在一天一天地增加着它的比重，一旦全国胜利了，不但工厂、农村、学校、机关要为着生产而努力，就是人民解放军，将来也要为生产而努力。”同时强调了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的重要性，勉励青年在千军万马中敢于与人家来往，说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学习，团结最广大的人们。
4月23日 南京解放。
4月25日 起草中共中央给渡江战役总前委的指示：南京解放后，对驻在南京的各国大使馆、公使馆，我们和他们并无外交关系，不要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往来，但对其人员的安全，则应负责保护，不加侮辱，也不必进行登记。
4月26日 起草中共中央军委给渡江战役总前委指示：一切有关外侨事件必须事先请示，不得擅自行动。
△电示潘汉年、夏衍、许涤新速从香港来北平，然后转往上海工作。
4月27日 在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会谈中，报告军事情况。
4月2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华北局、北平市委、天津市委的指示，同意中宣部和华北局、北平市委会商后提出的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三校校务委员会名单，并规定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将“负责管理平、津和华北各大学院校及研究机关，并为将来全国高等教育委员会建立基础”。
4月 为《人民空军》创刊号题词：为建立人民空军而努力。
5月初 召集即将担任宁、沪、汉、穗等大城市的外事处处长开会，对即将解放的江南各大城市的外事工作作出部署。
△听取钱之光、刘昂关于接送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和开辟对外贸易工作的汇报，肯定了他们经过艰辛工作后所取得的成绩。
5月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南京市委电：关于英国紫石英号军舰的交涉〔注〕，我们应以前线司令部的名义与该舰负责人直接谈判，如南京英使馆有人参与，我们只承认其以个人资格商谈救护该舰伤亡人员。
〔注〕四月二十日、二十一日，英国紫石英号等四艘军舰侵入长江炮击人民解放军防线，解放军予以还击，将紫石英号击伤并扣留江中。
△在北平科学界、学术界和大学教授纪念五四运动三十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够取得“今天的胜利不是偶然的，是接受了失败的经验教训而得来的”，“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但是，“如果领导得不正确，革命仍有失败的可能，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共产党人在建设上很差，甚至说是无知，但我们为什么敢说领导建设？（一）政治上局面已打开，这是建设的先决条件；（二）在建设上我们做一个小学生，向大家学习；（三）我们知道如何组织和推动大家一起前进”。鼓励各界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结合起来，努力建设新中国”。
5月7日 出席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作《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的报告。指出：“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但不能把他“当成一个孤立的神”。有的人一旦有了进步，就觉得自己是“天生的圣人”，把自己说得简直什么错误都没有，什么缺点都没有。人家这样说他，他也喜欢听。那就危险之至。“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青年们要学习毛泽东，首先，要像毛泽东那样具有“从来也没有感到满足过”的求知精神，分门别类地学习；第二，学习毛泽东的学习作风和工作作风，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稳步而又勇敢地前进。
△致信中宣部：要保护好南浔镇刘氏嘉业堂藏书楼和太原普善寺的藏经。
5月9日 出席北京大学教授联谊会座谈会。在讲话中说：“新的代替旧的是社会发展的百分之。要改革社会，就必须有勇气面对旧的，否定旧的。”“这样，才能为新东西的发展扫清障碍，开辟宽广的道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即“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文化”。
5月11日 在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见刚从香港赶到北平的潘汉年、许涤新、夏衍，对他们参与接管上海的工作作出具体安排，指出中央已决定潘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统战工作，许协助曾山接管财经部门，夏担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局长。
5月13日 约请周扬、茅盾、萨空了、胡愈之、袁牧之、钱杏村、郑振铎、潘汉年、许涤新。夏衍等就新政协开会前先开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今后的新闻工作、上海解放后的文化工作政策问题，进行座谈。在会上说：这次文代会是会师大会、团结大会，团结的面要宽，越宽越好。不只解放区和大后方的进步文艺工作者要团结，对过去不问政治的文艺工作者要团结，甚至对反对过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只要现在不反共，也要团结。总方针是：凡是愿意留下来的、爱国的、愿意为新中国工作的文艺工作者，我们都要团结、争取。这只是一个“闻道有先后”的问题。还说：上海有许多专家学者和全国闻名的艺术家，你们到上海一定要一一登门拜访，尊重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总的一句话，要团结，要安定。
5月1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西北局和张宗逊、赵寿山、甘泗淇、阎揆要电：胡宗南主力“正向南逃，西安有不日解放可能”。你们应不待彭德怀、贺龙赶回，即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公布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名单，以贺龙为主任，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为副主任。同时西北局本身和为接管西安而准备的三千余干部均应立即向第一野战军靠近，“以便不失时机，进入西安”。二十日，西安解放。
△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对南下工作团讲话，说：新社会是从旧社会中生长的。旧的虽然大，但要灭亡；新的虽然小，却要壮大成伟大的力量。勉励青年奋勇前进。
5月20日 出席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小民革”）〔注〕招待会。在讲话中肯定它所起的历史作用，指出：“小民革”与中共之间彼此相知甚深，在斗争中同中共始终保持一致，在国民党内起了进步的分化作用，是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组织。
〔注〕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一九四九年九月宣告解散。
△就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及下属机构的干部配备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饶漱石井华东局电：同意上海军管会以陈毅为主任，粟裕为副主任。军管会下设财经、文教、军政三个接管委员会。同意财经接管委员会以曾山为主任，许涤新、刘少文为副主任，“但必须吸收一部分产业界民主人士及职工中有威望的领袖参加”；文教接管委员会“规模太大”，主任“应由陈毅兼”，夏衍、钱俊瑞、范长江、唐守愚、戴白韬均为副主任，“亦必须吸收一部分党外文化工作者参加”；军政接管委员会即以粟裕为主任，唐亮为副主任，但“应增加接管国民政府机构的各部门”。
5月22日 致信王炳南；国共“全面和平”已非其时，现在只存在“局部和平”的可能，而“局部和平”又必须在前线解决。
5月2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电：同意将国民党政府在沪的各部门分类归财经、文教、军事、政务四部门统一接管。
△邀请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商议召开新政协和成立联合政府问题。
5月24日 宴请民盟中央委员，报告战事情况，并同他们议定：民盟专吸收知识分子。还商议在政协召开前是否先开一筹备会，黄炎培等表示赞同。
5月25日 到车站欢迎郭沫若率领的中国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代表团归来。
5月26日 同民主建国会负责人黄炎培、盛丕华、章乃器、孙起孟等座谈。在会上介绍新政协筹备会召开日期、对政府下属各机构设置的研究准备情况和召开各界全国性团体会议等问题。并指出：进行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需要各党派真诚合作。民主建国会的成分有工商业者和与工商业者有联系的知识分子以及文化界人士，因此民主建国会应团结、教育、领导好他们，坚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经济建设服务。并建议吸收一些私营和公营企业的厂长、经理参加民主建国会。
△和林伯渠、叶剑英电复十四日在武昌以南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张轸，希望他团结所部，学习解放军的建军思想和工作制度，协同渡江大军在前进中更多地为人民立功。
5月27日 上海解放。
5月 迁居中南海。
6月1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复电在上海的张澜：“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先生及罗先生〔注〕准备来平，极表欢迎。”
〔注〕罗先生，指罗隆基。
6月2日 毛泽东起草，以周恩来名义致电乔冠华；争取程潜、李默庵、陈明仁站在我们方面反美反蒋反桂极为必要，请你们认真进行此项工作。七月二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有关人士电：“程潜只要决心反桂系，并布置截断桂系退路，表面上主张湘桂合作，以麻痹桂系，是可以谅解的。”他“应力求留在长沙，作为内应”。八月四日，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率部起义，长沙、湘潭等地和平解放。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在双方有利而平等的条件下，我们不需要拒绝对日直接贸易，而应欢迎日船日商到中国口岸来通商。”
6月5日 出席北平市院校教授、研究员联合会举行的全体会员大会。在会上号召大家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大目标下团结起来，建立大学教职员的统一组织，共同担负起新民主主义大学教育建设的任务。
6月7日 陪同陈嘉庚前往香山，和毛泽东、刘少奇等谈论中外局势。
6月11日 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预备会议。会议商定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单位为二十三个，共一百三十四人，并确定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人选等。十五日，周恩来出席第二次预备会，通过议事日程等案。
6月12日 为《光明日报》题词：“光明之路”。
6月15日 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担任大会临时主席并致词。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发布命令，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的式样。
6月16日 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和草案第八条关于表决问题的说明，指出：筹备会的主要任务是，协商确定参加正式会议的各单位和代表人数，决定召开正式会议的时间、地点、议程，拟定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草案，起草共同纲领，起草成立政府方案，协商政府领导人选。并说明：起草共同纲领“是六七两月份一个繁重的工作”。过去我们起草过一两次，因为当时战争正在猛烈进行中，因此重点在“动员全国人民力量，支持战争”上面；而现在“我们的纲领不能不转向建设方面”，“重点要摆在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同时强调：这次会议期间，“凡是重大的议案不光在会场提出”，而是早在提出之前就“有协商的”。“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会议修正并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通过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名单。周恩来当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
△晚，主持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推选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副秘书长，并通过《各单位代表参加小组办法》。周恩来当选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和起草共同纲领小组组长。
6月18日 主持起草共同纲领小组第一次会议，研究纲领的起草问题。在会上说：我们的政协会议，加上一个“新”字，以区别于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决定联合政府的产生，也是各党派各团体合作的基础”。会议决定由中共起草共同纲领初稿。
6月19日 主持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会上就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谓与实质问题作说明，指出：“无党派民主人士，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展形成的。”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严重压迫，许多志士仁人虽然没有组织起来，但却在领导着、联系着很大一批民主人士从事民主运动。因此，严格和正确地说，无党派民主人士是“没有党派组织的有党派性的民主人士”。会议通过、关于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代表名额的规定》。本日，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新政协筹备工作全面展开。
6月21日 和陈云、李维汉宴请即将赴沪的民主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王却尘、吴羹梅、胡子婴等，对他们在沪期间应做什么工作提出建议。为了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二十五日，起草中共中央致华东局并转上海市委电：对已由平赴沪的黄炎培诸人，再加已在沪的颜惠庆、江庸、张元济、俞寰澄、施复亮和将由香港到沪的章士钊，一律聘为顾问。中心在“动员上海资本家恢复生产，打通航运，打击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活动”。马寅初将赴杭州，请告浙江予以照料。
△致函宋庆龄：“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主持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关于筹备与成立工商、教育、社会科学等全国性团体的负责人选等五项决议。
△前往黄炎培寓所长谈，对黄所著《不熄的灯》全稿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并赞扬黄的为人，表示中共愿与黄永久合作。
6月22日 在新政协筹备会党组会上作关于新政协筹备会的工作与统战工作的报告。阐明：“新政协为长期组织，也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央政府成立后。政协便成为中共领导的各党派的协议机关，国家的一切大事都可以事前在此协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是长期的。我们要善于和党外人士相处，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长期合作，保证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断前进。
6月30日 就夺取长山列岛的作战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粟裕等并山东军区负责人电：“最主要的是详查敌情地形，认真准备强渡强攻的战术和技术，但不放弃对于偷袭的争取。”七月二十三日，又起草中共中央致山东分局并军区电，通报长山列岛敌情。八月二十日，长山列岛解放。
6月下旬 以一周时间在勤政殿起草共同纲领稿。完成后，先后主持召开七次会议征求各方意见，经反复讨论修改后，正式形成《共同纲领（草案）》。《共同纲领（草案）》规定了新中国在建国初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外交等各项政策的基本原则，明确规定新中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它的“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7月1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出席北平各界庆祝“七一”大会。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市委并转邓颖超电，对护送来庆龄北上应注意的问题作出安排，并提出宋病体难支，故北上时应“各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由浦口直开北平，并附餐车”。
7月初 中共中央成立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彭真、林伯渠、李维汉任副主任。筹备委员会商定开国大典包括三项议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三、人民群众游行活动。
7月5日 主持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各党派各团体为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宣言》。
△出席新政协筹备会召集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座谈会。在会上作关于新政协统一战线、外交政策、各民主党派前途等问题的报告。
7月6日 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庆贺自大革命失败以来被迫分离在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大会师。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宣布：战争已进入第四年，这“将是我们取得全国胜利的一年”。同时着重论述了文艺工作的几个重大原则问题，强调：文艺工作者“应该首先去熟悉工农兵，因为工农兵是人民的主体，而工农兵又是今天在场的绝大多数所不熟悉或不完全熟悉的”。如果文艺工作不把主要力量放在“为工农兵服务”上面，文艺作品“就不可能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时代，不可能反映出创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劳动人民”。指出：“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
7月7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等出席北平市二十万人纪念“七七”十二周年并庆祝新政协筹备会成立大会。
7月8日 主持中共中央汇报会议，商讨情报、公安两部门的组建、防空与训练飞行员、中共中央首脑机关转移驻地等问题。
7月9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出席由全国铁路职工临时代表会议与全国机务会议两个会议全体代表参加的集会。周恩来代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向三十八万铁路职工在恢复铁路建设工作中的光辉成绩，表示敬意。
△获悉国民党潜伏特务正在侦察六月下旬由平赴沪指导经济工作的民主人士的行踪后，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上海市委电：望你们对黄炎培、陈叔通等“加意保护”。马寅初赴杭州，“亦望通知杭（州）军管会予以保护”。
7月10日 拟订新政协筹备会党组干事会二十一人名单，并经过中共中央同意。常委五人：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邢西萍（徐冰）、李立三，周为书记。
△收到毛泽东来函：根据朱德建议，似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准备明年夏解放台湾。请周召有关同志商酌。中共中央政治局后开会决定着手组建空军。同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
7月12日 约胡乔木在中南海颐年堂请新闻界友人朱启平、高份、邓季惺、浦熙修、徐盈、彭子冈、储安平、萨空了、胡愈之、刘尊棋、宦乡聚餐，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
7月14日 出席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筹备会议。在会上指出：中国社会科学很落后。这门科学要在中国发展起来，在我们面前同样摆着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团结的任务。因此“必须扩大组织，动员更多的力量来参加这一个组织，从事研究与合作”。十五日，当选为该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7月16日 批发中共中央致华东局并华中、东北、西北财委电。电文指出：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各区金融贸易会议，并研究秋征、税收和财政开支问题。陈云将带领东北财委、中央铁道部负责人出席，东北、西北财委出席这次会议“均有必要与好处”。希望会议能“找出一些支持战争与稳定沪、汉经济阵地的办法”。
7月1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北局并告平、津市委电：华北局委员应加上彭真、叶剑英、黄敬。华北大学改由中宣部指导，并经过华北高教会钱俊瑞实施领导。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仍由华北局领导。
7月19日 在中南海邀请竺可桢等几位科学家共进晚餐，就国家建设的远景提出一些设想，并征询他们的意见。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联合举行晚会，招待参加全国文代大会演出工作的文艺工作者。周恩来出席并讲话，号召旧的新的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一同向光明前途迈进。
△致信邓颖超：“接着你的来信，很高兴，盼望得很久了。你除了与夫人〔注〕联络外，就安心静养吧，完成两个月计划，会对你以后的工作有利。”
〔注〕夫人，指宋庆龄。
7月21日 出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举行的欢送会，欢送出席第二次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大会和国际青年节的中国代表团。
△预计在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大会上中国青年代表团将推出六至十人为理事，一人为副主席，为此，拟出名单：廖承志、冯文彬、肖华、韩天石、陈家康、钱三强、吴晗、区棠亮、李昌、张廉震，副主席由廖承志担任。毛泽东、朱德、任弼时表示同意。
7月22日 主持中共中央汇报会议，商讨开办海军学校后所需解决的问题。在会上介绍进军两广和华南分局人选问题，说：叶剑英在北平的工作将于月底结束，然后与张云逸一道南下。拟由叶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张任第二书记，方方任第三书记。下一步，中央组织部进行干部调配工作的重心在两广和西南。同日，修改和批发中共中央致康生转张云逸并告华东局、华中局电，告以华南分局领导人选情况，并指示张即来北平，准备八月上旬由平动身，中旬或下旬赶到广东与方方、陈康、邓华等会合。
7月23日 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讲话，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把革命进行到底，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建设中国而奋斗。并强调：“我们要恢复生产，首先就得恢复农业生产”；“第二是恢复交通运输”，其中，“首要的是恢复铁路”；“此外就是钢铁工业、机械工业”。“这些，都是我们恢复生产急需要做的。”
△在收到廖梦醒独生女李湄写来的她打算离北平去南方工作的信后，考虑到廖梦醒需要亲人照顾，当即复信，提醒李：“我不反对你工作，但工作地区不宜离开你妈妈太远。到群众中去，北方也有群众啊！”
△就陈毅二十二日来电建议新政协代表中应照顾到老解放区的开明士绅一事，和李维汉复电陈毅：“所提意见甚好，当引起注意”，特邀代表将有四五十人名额。你处如有适当人选，请即提出。
△和周扬谈文艺界政协代表的个别调整问题。
7月24日 为纪念邹韬奋逝世五周年题词；“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
7月28日 出席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委会举行的茶话会。在会上讲述当前军事、政治形势和教育工作者的任务。
7月29日 主持中共中央汇报会议，商讨情报、公安两部门的机构设置与领导人选等问题。
7月30日 电告在莫斯科的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出席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大会和国际青年节的中国代表团不久将抵莫斯科，请王稼祥约肖华、韩天石、陈家康一谈，告知应注意事项和帮助解决某些可能解决的问题。
7月 接见龙云代表李一平，告以卢汉如能于人民解放军入滇时举行起义，宣布反帝、反封建，反蒋、桂，则云南问题可以和平方式解决，卢汉所部可编为人民解放军，龙云可参加政协。
8月1日 和陆定一致信中共中央华中局：对武汉大学应加爱护和帮助发展，目前不宜派我们的人去担任校长或将中原大学并入。对各种问题和具体办法，望从长商讨，以求符合坚持改造稳步前进的方针。
8月6日 致电邓颖超：新政协九月开会，孙夫人以八月下旬或九月五日前来平为好，并请她九月下旬在平参加中苏友好协会筹备会议。
△就近期国民党飞机轰炸长江下游沿岸几个大城市一事，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少奇、王稼祥电：请告苏联方面，“我们甚望高射炮三百六十门能提前订货并早日运来”。十一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高岗电：近期友方将送来高射炮三百六十门，均在东北交货，由你和伍修权负责接收。
△就歼灭甘肃、青海马步芳等部应注意的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张宗逊、阎揆要电：“青马残暴，在其主力未被歼前，对我敌意甚深，而回民中间又不若宁回曾受过我好影响，故对深入青马老巢寻其主力作战，必须谨慎行事，大意不得。”望令第一兵团仔细调查进军途中的“道路粮食情况及渡河条件，尤其是回民关系如何，对大军经过具有决定意义”。
8月9日 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工业商业应合并成立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电草稿。在电稿中加写：“公家人员加入者不要太多，以免私营企业家因公家人占多数不便讲话而裹脚不前。工商业联合会重心应是私营企业，工业按商业比重应逐渐增加”。
8月10日 起草中共中央致刘少奇、王稼祥电：同意关于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的待遇条件协定全文，望照此签字。同日，再电刘、王：“东欧各国，均与我们有通商要求。”望转告“我们欢迎他们派代表来北平商谈通商及其它一切有关事宜”。
△出席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在会上作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与建设新中国》的报告，阐明将革命进行到底，就是要“肃清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实行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并“赶走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建设新中国，要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克服困难，走向工业化”。
8月11日 起草中共中央致刘少奇、王稼祥电：同意组织高射炮兵团的方案。
8月13日 和董必武、李维汉、林伯渠、聂荣臻等出席张治中在家中举行的“八一三”事变十二周年纪念晚会。
8月1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在上海的陈云并华东局电：请在动身回平前抽时间邀请上海工商界代表人物分批座谈财经问题，以便今后我们在商决公债及其它有关问题时有“更多的把握”。对其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意见，“应予以考虑，使他们敢于言，尽其言，并能得到应有的结果”。
8月19日 就邓力群来电请示新疆参加政协的代表取道苏联经东北来北平一事，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电，肯定邓的处置甚妥。并告：当把这一情况分别电告王稼祥和东北照办。随即起草中共中央致王稼祥电，估计新疆代表八月二十四日到赤塔，望通知苏方助其进入中国边境。此行代表后因飞机失事遇难。
△为中共中央致电在莫斯科的王稼祥、刘亚楼：原则上同意组织伞兵。
8月24日 在中共中央关于同意东北政府干部的分工问题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中加写：据华北经验，政府机构中设人民监察委员会“对检查工作，反对官僚主义有很大好处”。
8月26日、27日 主持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在讨论政协组织法时，指出：在人民民主国家中需要统一战线，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有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要合作就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如果形成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名称也要固定，建议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讨论了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名单草案，修改并基本通过了政协会议组织法草案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
8月27日 签署《关于党组与中国人民政协各单位代表中的党员联系的分工的规定》。
8月28日 宋庆龄在邓颖超等陪同下从上海到达北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蔡畅等到车站欢迎。
9月1日 在冯玉祥逝世一周年的追悼会上致词：“冯玉祥先生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成一个民主的军人，他经过曲折的道路。最后走向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纪念冯玉祥先生的最好办法，就是坚持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尤其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9月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亚楼、张学思电；你们在莫斯科同苏方商谈中国空军、海军建设的工作尚未结束，但新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现在决定张学思先回国开会。望刘向苏方交涉让张即乘飞机飞赤塔，然后改乘火车到北平。
9月4日 起草中共中央批转东北局关于召开城市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内称：中央认为在召开城市及各县人民代表会议之前，如能先开一次党的代表会议，甚好，但不要每次如此。
△就在湖南起义的程潜本日由长沙乘火车来平一事作出安排。
9月6日 主持中苏友好协会筹备会全体会议。会议欢迎筹备会主任宋庆龄，听取和审核该会成立五十天来的工作报告，讨论各地的组织规章及召开成立大会事项。
9月7日 在北京饭店向已到北平的政协代表及各方有关人士作《关于中国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介绍参加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和人选问题、政协会议组织法草案、政府组织法草案。指出：人民政协会议“是一百多年来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牺牲奋斗的果实”，“是三十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获得胜利的集中表现”。它的任务是：团结各种力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在全国未普选以前，它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普选以后，“它仍将以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存在，国家大政方针，仍要经过人民政协进行协商”。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郭沫若、聂荣臻、王维舟、罗瑞卿、黄克诚、张治中、邵力子等到火车站迎接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主任程潜。
9月10日 晚九时，在毛泽东处讨论《共同纲领（草案）》，至次日晨七时。
9月13日 主持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修改并基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讨论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决定再将它们提交政协会议代表分组讨论。十六日，周恩来主持第六次会议。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修改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修改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修改草案》等。
9月15日 在新政协筹备会中共党组会上讲话，说明新政协代表的成分和比例是根据党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采取和各党派各团体充分协商的方式确定的。同时指出：革命胜利后“需要动员各种力量参加工作，到处都要碰到合作的问题”，因此要加强同党外各界民主人士的合作。搞好合作的关键“在于到他们中间去，领导他们”。我们“不应该有拒绝领导的思想”，但决“不是摆着一副领导的面孔”去领导，领导工作“很复杂，原则要抓得紧，但要善于运用，要有灵活性”。如果“我们领导得好，可以不流血过渡到社会主义”。
9月17日 主持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会上代表常委会作关于三个月来的筹备工作的报告，宣布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已经胜利完成，正式大会即将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快要诞生了！根据周恩来提议，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通过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提交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决议；通过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及秘书长名单。
9月18日 参加中国人民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会发起人会议。在会上就新政权的性质和特点问题讲话，指出：我们将要建立的政权“是民主集中制的”、“新民主主义的”，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度是对立的”；“在制度的基本方向上是同苏维埃制度相同的”，但又“不完全同于苏维埃制度”。这一政权形式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是中国政府制度的一个特点”。
9月19日 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经过谈判，国民党政府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率部起义，绥远和平解放。
9月21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开幕式，并代表筹备会报告出席会议的各类代表名额和总人数，提出主席团名单和秘书长人选的建议，得到全场一致通过。毛泽东致开幕词，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并提出了政协会议的任务。会上，周恩来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9月22日 在政协会议上代表主席团作关于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名单和设立六个分组委员会的报告，代表第三小组作《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指出：为了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应当继续存在，“而且需要在组织上形成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它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并解释说：总纲之所以没有明确地把新民主主义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这个前途写出，是因考虑到事先应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时，才会真正认识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而且共同纲领中的经济部分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所以，不写出来，并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慎重地看待它。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主席团常务委员。
9月23日 听取第六小组秘书彭光涵汇报新政协代表在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时发表的各种不同意见。
9月25日 毛泽东、周恩来约请各方人士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田汉、徐悲鸿、梁思成、马思聪、贺绿汀等十八人开会，协商确定国旗、国歌等问题。会议对国旗、国歌、国都、纪年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并一致同意将国徽交给即将成立的新政府去决定。
9月27日 任政协全体会议执行主席之一。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国都北平复名北京、国歌暂用《义勇军进行曲》、国旗为五星红旗、纪年改用公元六项决议。
9月29日 任政协全体会议执行主席之一。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体委员名额、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以及主席团审查报告提出的否认国民党政府出席联合国代表资格等项内容。
△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郭沫若、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黄炎培在颐年堂会商、修定毛泽东起草的就职公告稿。
9月30日 和林伯渠联名向中共参加政协的党组小组书记、副书记发出紧急通知：今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要进行两项选举，我们全体党员代表应保证对全体会议各方面协商结果的忠实执行。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式。会议选出六十三人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百八十人组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他提议将“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说明因为这里有“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同时还是全国和世界人民敬仰的地方。这个意见得到全体代表一致赞同。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破土奠基仪式上致词：“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系毛泽东所撰，周恩来手书。碑文为：“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10月1日 下午二时，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和全体委员宣布就职。会议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施政方针，并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政府机构，执行各项政府工作。
△下午三时，出席三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会上，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公告》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以外交部长名义发出公函，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通知各国政府。
10月初 和毛泽东、刘少奇等研究并草拟中央人民政府各机构（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以及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负责人人选问题。十三日晚，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初拟的政府各机构以及政务院所辖各单位负责人名单。十五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有五十五名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协商政府各机构负责人名单，介绍中共中央广泛征询各方面意见后提出这个名单的情况，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十六日、十七日就名单所提人选进行研究，提出修正意见。十八日，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联席会议。会议最后确定了政府各机构负责人名单。
10月3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作关于中苏建交问题的报告，提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王稼祥为中国驻苏联大使；并说明外交部即将发表声明，通知原国民党政府驻外使馆，一律停止活动，听候交接。
△就苏联政府收到中国政府公告于本月二日来电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事，电复苏联葛罗米柯副外长：欢迎中苏两国立即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对苏联“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友邦”，感到无限的欢欣。十日，前往车站，同董必武、郭沫若、聂荣臻〔注〕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以及首都群众三千余人迎接苏联首任驻华大使尼·瓦·罗申；在致祝词时说：“中苏两国的邦交，中苏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今后经过罗申大使的努力，将会更加发展和巩固起来。”本月，先后电复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等七国外交部长，欢迎这些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照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声明中国决定同其建立外交关系。
〔注〕董必武，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北人民政府主席；郭沫若，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聂荣臻，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北京市市长。
10月7日 出席第二次政协党组会议，对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进行总结。指出：这次会议是成功的。主要表现在：（一）在政治上，参加会议的四个阶级的代表一致接受并通过了《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根据这些纲领、政策和法令提出的原则，我们依靠中国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实现了“在这个基础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国家，首先是苏联以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这就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刚建立的人民政权能够巩固起来。（二）在组织上，我们实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广泛的民主，高度的集中，对包括《共同纲领》和两个组织法在内的所有重要问题，事先都同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过充分协商。
10月8日 同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各单位首席代表协商如何开展全国委员会的工作问题，并介绍正在拟定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工作条例的内容。会议一致认为当前最急迫的任务是：（一）选举产生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常务委员会，以便领导工作；（二）具体规定今后如何开展工作。
10月9日 出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发言说：全国委员会不仅在定期开会期间讨论重大问题，而且在平时也要进行工作，实现全国政协《组织法》规定的有关任务。平时有准备，到全国委员会开定期会议的时候，才能有更好的议案提出。常务委员会是主持日常工作的机构，但是单有常务委员会还不够，有很多工作要有大家来参加，因此建议建立几个工作小组，在常务委员会指导和秘书长的具体领导下，使全国政协工作能够分类进行。同时，经过各个小组研究讨论，将审议意见提到常务委员会，再由常务委员会考虑，决定是否成为议案或是作为一科意见转给政府部门参考。还在会上作了关于政协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人选协商经过的报告。会议选举产生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秘书长李维汉，以及常务委员们。
△所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工作条例（草案）》完稿。《工作条例（草案）》确定分设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国防、民族事务、华侨事务、宗教事务等八个工作组，开展研讨和审议工作。毛泽东审阅后批：“即刻付印。”
10月10日 以外交部长名义电复前国民党政府驻法国大使馆暨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人员，欢迎他们宣告脱离国民党，听候人民政府接管，号召在国外的一切前国民党政府使领馆人员效法，并宣布对所有这种脱离反动政府的有功人员，“本部均将量才录用，使能对于祖国有所贡献”。
10月11日 赴中国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注〕家长谈，劝说黄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并协商民建其它领导人在政府中的任职问题。说：在新政府任职，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由全国各党派一起千斟万酌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编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次日晚，再次登门时，黄同意担任公职。
〔注〕黄炎培，北洋政府时期曾两次拒绝当局任命他为教育总长。
10月12日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招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的茶话会上讲话，阐明：在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过程中，不应该也不可能采取欧美旧式民主，一党在野，一党在朝。关于民革的发展方向和前途问题，指出：中国国民党的人员构成分为三层两类，党员分上、中、下三层，三层中有好坏两类，即反动与不反动。它的下层多是被强迫参加的，大都是好的，由于他们本不是自愿参加的，因此现在不承认自己是国民党；中层大都是专门人才，即在旧政权中工作一二十年的中高级职员、教授、专家等等，这层人有几十万，好坏参半；上层数目不多，这里面好人少，坏人多。鉴于这一情况，中层广大职教公务人员应当是民革主要发展对象。希望民革朋友在这方面多做工作，争取他们，使他们懂得如何为人民服务。
10月19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会上就新中国外交情况作简要报告。会议任命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委员和正副总参谋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和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和委员，政务院副总理、政务委员、正副秘书长及其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的负责人员。毛泽东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被任命为副主席。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的有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被任命为政务委员的有谭平山、谢觉哉、罗瑞卿、薄一波、曾山、滕代远、章伯钧、李立三、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李维汉为政务院秘书长；被任命为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正职〔注〕的有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内务部部长谢觉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财政部部长薄一波、贸易部部长叶季壮、重工业部部长陈云、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纺织工业部部长曾山、食品工业部部长杨立三、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铁道部部长滕代远、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部长梁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劳动部部长李立三、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司法部部长史良、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绍禹、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何香凝、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海关总署署长孔原、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
〔注〕十月一日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已任命周恩来兼外交部部长。
10月20日 和林伯渠、齐燕铭〔注〕商议政务院所属七个委员会（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人民监察、法制、华侨事务、民族事务）成立事宜。这些委员会先后于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成立。
〔注〕齐燕铭，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
△前往机场欢送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赴任，并对他说：建立国家的外交关系，派大使，搞外交，我们经验太少，你赴任后要多总结经验，推动我们外交工作的发展。
△出席中央军委第一次会议，讨论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全国进军和今后的建军问题。
10月21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宣布政务院成立，并作《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说明：政务院是首脑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政务院和它下属的四个大委员会和三十个行政部门是以华北人民政府为基础组建的，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上科学分工的机构。政府正在草创中，政权机关需要很多人工作。政务院及其所属机构工作人员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长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二是前国民党政府的旧职员，三是在旧社会里被埋没的知识分子和新教育出来的学生。这三部分人各有长短，希望大家团结起来，取长去短，加强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的修养，搞好工作。强调；政务院既已成立，各个部门就应制定各自简要的工作条例和组织条例，这样，一方面可以不约束大家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同时又可以约束自由主义。会议通过政务院代理秘书长和政务院政法、财经、文教等委员会正副秘书长人选，决定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
10月25日 主持政务院第二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接收前国民党政府中央机构工作委员会工作的原则：（一）各机构由中央人民政府逐步接管，中央接管前由地方代管；（二）提请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中央统一接管工作机构；（三）对原各机构工作人员，将在调查研究后因才使用，合理分配工作。会议还决定：（一）提请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发布命令，宣布华北人民政府工作结束〔注〕，原华北人民政府所辖五省二市归中央直属；（二）政务院各委、部、会、院、署、行以华北人民政府为基础建立工作机构，于十一月一日正式开始办公。
〔注〕十月三十一日，华北人民政府根据中央人民政府二十七日命令结束工作，正式向政务院办理移交。
10月26日 和薄一波、聂荣臻、傅作义〔注〕陪同毛泽东接见绥远军区负责人高克林、姚喆、裴周玉，商谈对绥远起义部队的团结改造问题和绥远两方政府、两种军队领导机关合并后的人事安排问题。
〔注〕薄一波，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华北军区政治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聂荣臻，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傅作义，原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绥远省军政委员会主席、水利部部长。
10月28日 主持政务院第三次政务会议，并作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各机关外文译名的报告。会议初步通过《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注〕、《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还通过绥远省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名单，决定提请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批准。
〔注〕十二月二日政务院第九次政务会议正式通过这个《通则》，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后，《通则》于同月五日公布实施。
10月30日 向出席第一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的高级干部讲话，阐释公安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和业务建设等问题。强调：经过党培养了几十年的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损失不得的，公安部门要时刻警惕敌人可能进行的暗杀活动，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的首脑部门一定要有部队警卫。
△同罗瑞卿等谈：公安部队的待遇要和解放军一样。服装有点区别就行，不必太多。警察的帽花用国徽。
△为《南侨日报》创办三周年纪念题词：“为宣扬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而奋斗，为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而奋斗。”
△为上海纸业革新促进会题词：“自力更生，发展造纸工业，提倡土产，推广使用范围，都值得大家学习。”
11月1日 就一些政府部门大量购房，有的甚至高价抢购，引起北京房价猛涨一事，通令政务院所属各部门：凡需购房，均须向政务院呈报房屋情况和价目，经指定机关审批始得购买，否则以违法论。同时函告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希望采取同一办法，通知所属遵照办理。
11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政务院党组〔注〕正副书记和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分党组书记名单。周恩来任政务院党组书记兼外交部党组书记，董必武、陈云分别任政务院第一、第二副书记。
〔注〕由在政务院担任负责工作的中共党员组成。政务院所属委、部、会、院、署、行等机构设分党组。
11月3日 向毛泽东主席报告，政务院印已于本月一日起启用。并将此情况函告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政务院所属各部门和华北五省二市。
11月5日 应苏联塔斯社之请，为纪念十月革命撰写《十月革命的光辉永远照耀着我们》一文。
11月7日 审改《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党委会的决定（草案）》。九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这个决定。
11月8日 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讲话，强调：我们应该根据马列主义的观点，认真整理我们在抗战以来的对外斗争经验，“使它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在会上阐述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指出：“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学清朝的西太后、北洋军阀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跪倒在地上办外交。我们“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今天开辟外交战线，首先要认清故友。”“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对帝国主义国家战略上是反对的，但战术上有时在个别问题上是可以联合的。”还强调：“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一切都要正规化，堂堂正正地打正规战”。我们应加倍小心，必须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遇事要仔细分析研究，不能乱搞，不能冲动，否则就要打败仗。我们处理外交事务，“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商讨，批准后再做，做完后要报告，这一点很重要”。
11月11日 主持政务院第五次政务会议，就政务院及其所属机关工作人员的任免问题指出：现在，我们国家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封建时代任免国家工作人员的办法，对于我们都不适合。对于人才，我们要敢于提拔，但不能滥用私人，凭主观喜怒来评定和提升干部。我们的标准是要看他的历史、工作态度、经验和能力，以及群众对他的认识。会议通过《政务院组织条例（草案）》，并决定首先组织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华东区工作团，统一指导和处理华东区有关前国民党政府中央各机关的接收事宜。
△为统一接收前国民党政府中央各机关，签发政务院关于成立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公函，说明政务院已决定派陈云、董必武、邵力子、章乃器、黄绍竑和郭春涛参加该委员会，陈云为主任。
11月12日 在农工民主党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抗日战争开始后，农工民主党同中共合作得很好。一个革命的党不必害怕自己消灭，但农工民主党还没有到这个时期，它还有它的历史任务，不能让它无疾而终。
△致函九日在香港宣布起义的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全体员工，表示欢迎，勉励他们坚持爱国立场，努力进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航空事业而奋斗；宣布两个航空公司财产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并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任命刘敬宜、陈卓林仍为两公司经理。十五日，在欢迎两个航空公司起义人员的招待会上说：新中国的民航事业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设新民航，人才是主要的。起义人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要争取两个航空公司起义人员都能从香港回来。我们有了这“星星之火”，一定能够“燎原”。
11月13日 起草中共中央致王稼祥、参赞曾涌泉电，告知毛泽东将于十二月初访苏。
11月15日 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弗·赖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洛斯·罗慕洛，声明：人民解放战争业已获得了决定性的全国胜利，国民党政府已经流亡溃散，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正式要求联合国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力。
△致新华社驻布拉格分社社长吴文焘并告王稼祥电：“李四光〔注1〕先生受反动政府压迫，已秘密离英赴东欧〔注2〕，准备返国，请你们设法与之接触。并先向捷克当局交涉，给李以入境便利，并予保护。”
〔注1〕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已任命李四光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注2〕以后因情况变化，地质学家李四光没能取道东欧，而是经瑞典、意大利辗转回国。
11月18日 主持政务院第六次政务会议。会议听取陈云、董必武、罗瑞卿分别报告物价问题、指导接收工作情况和公安会议情况，决定成立专门小组，研究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周恩来指出：最近的通货膨胀，是因为我们所解放的地区扩大了，而在这些新区一开始不可能有很多的税收，相反支出还要增加，这就造成开支很大，票子发得很多，物价当然会上涨。我们应当承认今天的通货膨胀，并且向人民说明通货膨胀一时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首先，胜利方才开始，战争尚未结束。为了解放全中国，军队将可能增加到五百万人以上，军费就不能不增加。第二，在新解放区还会增加大量公务人员，不能裁掉，只能留用。但是，战争所带来的负担是胜利的负担，所遇困难是胜利中的困难。这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物价上涨、负担增加有本质的区别。强调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办法是：（一）恢复生产。今天的工作中心是恢复生产，凡对恢复生产有利的都要尽量发展。要想恢复生产就必须依靠农村生产，它是可靠的基础。在城市，重点在恢复工业生产。生产增加了，税收就可增加了。（二）开源节流。办法是：首先，农村的负担还不能减少。第二，新解放区的城市在安定后，就应收税，要适当，不能收少了，不可以使农村负担太重，城市负担太轻。第三，发行公债，将公债变成储蓄手段，使游资不动，我们用折实公债保证其信用。第四，借外债。总之，“源开得越多，源与流的比重就会好起来”。（三）正确运用金融物价政策。
△约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张治中〔注〕谈话，希望他今后在西北多做一些工作，并商定张去兰州同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注〕一道视察刚解放的新疆省。
〔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彭德怀任主席，张治中任副主席。
△在安东海军学校副校长张学思向中央军委报送的《关于学校教育的初步意见》上批：“再从起义人员中选一些政治可靠的青年，分入普通班与速成班，然后才能鼓励来者。”
11月20日 接见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代表，用“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勉励水利工作者要下决心为人民除害造福。指出：水利部的工作和各方面都有关系，必须搞好，否则，全盘计划都会受到影响。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受尽了水旱灾害的折磨。水利工作做的是开路的工作，“种树”的工作。水利工作本身就是为人民服务。假如中国的全部水能都能利用，那将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业呀！水利工作是有前途的，将来不只诸位去做水利工作，我们还应该动员更多的青年去做。
11月21日 对在中南海办公的政府机关全体工作人员讲话：人民政府一切工作都在草创中，没有前例可援。我们根据需要创立的许多机构，并不完备，应该根据实际情况作些变更。我们不要像旧官僚那样，不用脑子，只是墨守成规、按部就班地办事。这在封建社会就叫“循吏”。新政府的工作人员不仅要完成政府所决定的工作，还要负责改进这个机构。人民政府不仅要求工作人员有积极性，并且要求有创造性。我们不怕人家提意见，而是欢迎提意见。新政府工作人员还应挤出时间来学习和参加生产劳动。
11月2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中央西北局并告西南局电：同意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以贺龙、王维舟、李井泉、周士第、王新亭、胡耀邦、龚逢春、赵林、张经武、廖志高、陈希云十一人为委员，以贺为主任，王维舟、李井泉为副主任。
11月23日 电复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恩维尔·霍查，欢迎中阿两国立即建立外交关系。
11月25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自十二月前往苏联访问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代理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代理全国政协主席。
△主持政务院第七次政务会议。在讨论政务院及其所属机关工作人员任免暂行办法时说：工作人员任免应该由会议决定。政务院各部门任免工作人员后，呈请政务院备案，不需呈请政务院总理批准。
11月28日 主持政务院第八次政务会议。在讨论通过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三个组织通则（草案）时指出：解放初期实行军事管制，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另一方面，还要依靠群众。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才有根。用什么方式来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呢？用组织的方式，普选。没有普选的地区，便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研究一九五○年全国收支概算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问题，以便在新的一年里减少现钞发行量，平抑全国物价，减少财政赤字，安定民生，逐步地恢复和发展生产。
11月29日、30日 出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一九五〇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并被指定和陈云、黄炎培、薄一波、马寅初、施复亮、章乃器等进一步修正《概算（草案）》。
11月30日 为中共中央批复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西南局主要干部配备问题的来电。电文批准张际春任西南局办公厅主任兼组织部长；于江震任组织部副部长；张子意、廖井丹分别任宣传部正副部长；刘伯承〔注1〕兼统战部部长，程子健任副部长；蔡树藩任工委书记；廖苏华任妇委书记；邓小平〔注2〕兼财经委员会书记。并告：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组织及各部负责人选，待西南局领导机关入川后提出名单，再行决定。
〔注1〕刘伯承，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注2〕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11月 会见香港金城银行总经理徐国懋，说：当前国内尽管有很多困难，但形势在变化发展。土改完成后，国内将会出现一个更新的面貌。你的金城银行可以在国内继续开张，政府是保护的。请你把政策告诉在外面的朋友们，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士回来，共同建设我们的国家。
12月1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同张澜、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等十二位民主人士座谈，磋商毛泽东访问苏联时签订中苏条约事。
12月2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并通过《一九五○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和《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组织通则和政务院提议的华东、中南、西北、西南、绥远军政委员会和部分省、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员的二十六项任命名单。会上，周恩来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的内容、作用等和二十六项任命名单作了说明。指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解放初期人民政府联系群众、动员群众的最好方法，不应利用任何借口拒绝召开这样的会议。现在，政府对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三个组织通则未作详密的规定，是为了便于因地制宜。现在要求详密规定是不适宜的。还说：提交这次会议的各项任命名单，曾经有关各方的充分协商，有些还不完备，在情况允许和需要时，将加以补充。会议决定每年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
12月6日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招待出席民盟四中全会扩大会议代表的茶话会上讲话，针对民主党派领导人认为民主革命胜利了党派存在就没有必要，要求合并和取消的思想状况。就民盟的前途和发展方向发表意见：“民主党派在中国革命中是有贡献的，不论民盟或其它民主党派都应该继续存在下去……今天不能取消党派。”“民盟的成员，有很多是革命职员，也有来自封建阶级的，来自资产阶级的，而大量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因此，民盟这个集团天生就是联合性的，它应该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走向进步的联合性的政党。”“民盟发展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民盟的作用就是要团结、教育自己的成员走向进步。”民盟成员在过了打倒国民党一关后，当前应过好土改关；这一关不容易过，将来还要过好社会主义关。
△和刘少奇、朱德等前往车站欢送毛泽东访问苏联。此前，曾协助毛泽东进行访苏的准备工作，指导有关部门编写访苏材料。十六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
12月9日 主持政务院第十次政务会议，并就设立大行政区的必要性和设立后是否会妨碍统一问题发言：在目前情况下，大行政区应该成为一级政权组织，由它领导一个大的地区的工作。这个地区，在经济、政治、民族等方面有许多共同点，在军事上是连成一片的。绝不会因为有大行政区这一级而成为不统一。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人多，经济发展不平衡，必须在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才能逐渐走向完全的统一。政权组织的划分，要既有利于国家统一，又有利于因地制宜。不能只强调一面。要在统一政策领导下因地制宜，在因地制宜的发展中求统一。这样的因地制宜不但不妨碍统一，倒正是为进一步的统一创造条件。要在统一的政策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只有这样，才能迅速获得战争的完全胜利，医治战争创伤，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以及恢复与发展生产。会议决定成立《大行政区人民委员会组织通则》起草小组。
12月10日 召集聂荣臻、章伯钧、李克农、刘亚楼、钟赤兵、乔冠华〔注〕、刘敬宜、陈卓林等开会，宣布政务院决定：中国航空公司董事长为章伯钧，副董事长为李克农、刘敬宜，董事为钟赤兵。凌鸿勋、凌士芬。中央航空公司理事会理事长为钟赤兵，副理事长为李运昌、陈卓林，理事为刘亚楼、杨立三等。
〔注〕李克农，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刘亚楼，时任空军司令员；钟赤兵，时任中央军委民用航空局局长、防空军政治委员；乔冠华，时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
12月15日 出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大会，当选为名誉会长。在发言中阐释了新民主主义的外交政策，强调；开展新中国外交要正确处理独立自主与一面倒、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外交人员要坚持民族独立的立场，严守国家机密，严守外交政策，做到上下一致，步伐整齐，为新中国外交进行长期的战斗。
12月16日 主持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在会上作《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说明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都承认了我国，有的国家已派出大使。英国政府倾向于承认我国，法国现在搞两面政策，美国还不会承认我国。估计明年的外交形势比今年更为复杂。会议决定在华北大学的基础上，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增调干部，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培养国家建设所需的干部，任命吴玉章为校长。
△兼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主任。
12月18日 电复缅甸外交部长伊·蒙：同意在缅甸政府同国民党残余力量断绝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中缅外交关系。中缅两国政府经过谈判，于一九五○年六月建交。
12月19日 签发《政务院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指示》指出：今年各地灾情异常严重。全国被淹耕地约一亿亩，粮食减产约一百二十亿斤，灾民约四千万。鉴此，灾区各级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要“把生产救灾作为工作的中心”。强调：灾区各级干部“必须克服单纯靠救济的恩赐观点与怕麻烦、推出了事的不负责观点”，以高度的热忱、周密的方法和深入的工作，发动与组织人民战胜灾荒，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
12月20日 朱德、周恩来电复在昆明宣布起义的原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昆明起义，有助于西南解放事业之迅速推进”。即望“为协助人民解放军建设人民民主的新云南而奋斗”。
12月22日、23日 对全国参加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人员讲话，报告国家财政经济形势，提出并阐释正确处理新中国面临的六种主要经济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上下关系）的原则，明确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领导农业”的思想。强调：“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当前生产任务的重心是恢复而不是发展，当然也不排斥可能而且必要的发展。”必须明确地知道，国家建设“是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指出：“在中国，城乡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在谁领导谁的问题上，今天我们确定了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方针。”农业必须在工业的领导下才能发展。但是，“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因此，“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取消或忽视乡村这个广大的农业基础”。“城市离不开乡村而且要依靠乡村，工业离不开农业而且要以农业为基础。”我们要坚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由于“国营经济应该是领导的成分”，“人民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因此，“在公私关系上应该确定以公为主”。“在劳资关系上，我们要采取保护劳动的政策”，但“对于资方也要给予适当的利润”。还强调；“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使我们的国家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
12月30日 主持政务院第十三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新年和春节期间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不得宴客、收送礼物和相互拜年的规定和一些任命名单。
12月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保卫工作会议题词：“加强人民公安工作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必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
2007/09/10
1949年五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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