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之时。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已近古稀之年。在这暴风雨般的年代里，周恩来和邓颖超殚精竭虑，努力保护一切他力所能保护的同志，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减少到最小限度。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后，周恩来一面主张要说理，一面曾对吴晗说：“吴晗老，我给你换个工作怎么样？”这种保护措施，后来由于形势迅速发展而未能实现。
“文化大革命”之初，周恩来就要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把罗瑞卿“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他指示吴法宪把罗瑞卿安排到空军医院，吴法宪请示叶群后予以拒绝。罗瑞卿只好被送到另一家医院。当有人要罗瑞卿参加批斗会时，周恩来指示：手术期间不能批斗。有人要把罗瑞卿揪走，周恩来说：“绝不能让抓人。”当罗被揪走后，周恩来反复做工作，终于把人要回。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对于老帅们的保护，更是众所周知的。他很少考虑自己，但对战友们却关怀备至。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到次年一月底的五十天中，周恩来接见外交学院“造反派”五次，累计二十多小时，其中有一半是说服他们正确对待陈毅。十二月三十一日，各军事院校“造反派”把几位老师列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周恩来就向他们做工作，说：陈毅、叶剑英两位副主席和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副主席，是拥护毛主席的，“以他们做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
彭德怀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被江青指使“造反派”从成都劫往北京的。彭德怀所在单位向中央请示，周恩来下达三条指示：（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红卫兵把彭德怀劫持到北京火车站后，立即向戚本禹报告。戚本禹眉飞色舞地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通报这个消息，恰好周恩来在场，他立即站起来说：这事由我来处理，由我派人去接。随后他就离开会议室，亲自去作安置。彭德怀暂时被“监护”期间，从年底到一九六七年七月由专案组管理之前，他没有受到后来那种非人的折磨和摧残。
对其他老帅，周恩来也倍加关注。在“文化大革命”混乱期间，他曾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着傅崇碧等到几位老帅的住地，视察那里的警卫工作。一九六七年二月上旬，“造反派”在三座门闹事，矛头指向徐向前。周恩来对此极为重视，并通报给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肖华、傅崇碧等。林彪、江青一伙反“二月逆流”，抓“军内一小撮”，一些群众组织要冲击老帅们住地。周恩来专门找卫戍区领导人研究保护措施，要他们把老帅们安排在安全地方，加强警卫，并研究了万一老帅们受威胁时需要采取的应急措施。这年八一建军节，林彪、江青等坚决反对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出席招待会，周恩来决定直接向毛泽东请示，得到毛泽东同意，他们仍旧出席了招待会。周恩来为了避免意外，还布置了老帅从住处到人大会堂的行车路线。十月，老帅们都住在西山，江青指使群众组织去搜山，周恩来知道后马上指示傅崇碧派两个团前去劝阻、警卫。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当周恩来得知彭真、刘仁、万里、夏衍等被揪走后，立即令傅崇碧、周荣鑫把人找回，说：“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并指示要保护好他们。后来卫戍区找回了人，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批评了抓人的组织。当一些人要揪斗薄一波时，周恩来批示薄“休养六个月”，让他去了广州。十二月下旬，国家经委“造反派”赴广州揪薄一波，广东省委报中央办公厅，周恩来指示：应由军区派队伍按对彭德怀的三条，乘火车护送来京。后来，薄一波在被“监护”期间，备受折磨，周恩来指示把他送进医院，进行治疗和保护。当康生煽动一些人制造所谓“六十一人叛徒事件”时，周恩来亲自写电报给西北局和吉林省，指出刘澜涛、赵林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同时写信给毛泽东，明确提出他们的出狱确为“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也是在十二月间，周恩来在与他并肩战斗几十年的老战友李富春的谈话中，倾吐了内心深处的信念：“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正是周恩来忍辱负重、苦撑局面心境的表露，这是一个多么沉重而坚强的内心世界！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煽动群众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则千方百计地关怀他们，花了大量的精力。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定从一日到五日，开五天。到八月四日，决定会期延长，开政治局生活会。江青在底下布置要大家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生活会一开始，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几次会上只有周恩来、陶铸始终不发言。九月间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红卫兵万人大会上，周恩来正在讲话时，会场的一角突然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周恩来听到后，立刻转过身去，背向会场，表示反对。直到会场平静下来，周恩来才继续讲话，说：即便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也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的。十月中旬，有的学生在天安门张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周恩来派童小鹏等去布置劝阻。这时，清华大学“造反派”要王光美去听取批判。周恩来批示：“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十一月中，中央政法学院群众组织要开会批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从他上追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得知后通知新华社：刘、邓问题中央已经解决，不要在群众中搞，中央不支持他们开这样的会，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台都不要派人去参加。他给邓小平打招呼，要他尽量少出中南海。十二月，清华的群众组织又提出要揪王光美回清华检查，请示“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回答：凡是革命的行动都支持。周恩来知道后嘱咐，如来要人时必须向他请示，他们揪王光美就与刘、邓联系起来，对刘、邓不宜采取揪斗办法。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江青怂恿下，蒯大富企图用谎言把王光美诓出中南海。周恩来得知后迅速驱车到刘少奇家，可惜王光美已受骗被劫持到清华园。周恩来立即打电话批评蒯大富，指令他迅速送回王光美。蒯大富无视周恩来的指示，周恩来就派秘书到清华坐催，终于接回了王光美。同月，北京“造反派”在中南海各门外叫嚷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负责同志，被周恩来断然拒绝。七月，江青、康生、陈伯达等趁毛泽东不在北京之机，策划了一百多个群众组织共五千多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几百个高音喇叭对准中南海日夜狂吼。周恩来独撑危局，亲自打电话批评群众组织头头说：“你们如果冲中南海，就是错误的，错误的，错误的。”他坚定地说：“我就是大炮轰，也不能离开中南海。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你们要想冲进中南海，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他对身边的人说：“只要我住在这里，高音喇叭只能喊，‘造反派’不敢冲。我要一走，他们冲进来怎么办？中南海住着的老同志怎么办？”他挤着一身，保护了刘少奇、邓小平和许多掩藏在中南海的领导干部。一九六八年刘少奇病重，医护人员在当时的“文化大革命”思潮影响下不愿或不敢去护理，周恩来动员了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护理刘少奇。他在当时环境下作了自己能够作到的一切。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以高超巧妙的斗争艺术，保护很多人过关。他在惊心动魄的风浪里，使很多人得到安全。他一批又一批地接被批斗的领导干部住进中南海或者安置在可靠地方；他一次又一次地说服“红卫兵”和“造反派”要尊重宋庆龄等著名人物；他劝“造反派”不要揪斗，要文斗不要武斗；他指示要保护政协机关、民主人士，并对一批上层民主人士直接采取了保护措施。他保护了班禅等宗教界领导人。他亲自发电报指示对少数民族代表人士赛福鼎等采取保护方针。他对不少著名的科学家如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等也都想方设法保护。许多知识分子、国家干部甚至普通党员、一般群众，都深深记得在那个惊涛骇浪中周总理对自己的关怀和保护。对于被揪被斗甚至被“罢官”的党内外干部，他批示工资待遇一律不变，以保证他们的生活。有时候，他根据毛泽东关于保护某人的批示，开列名单保护了一大批；有时候，他采取的保护干部措施事后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例如，周恩来与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紧急商量后，提出名单，报告毛泽东批准，把廖承志、王震、余秋里、谷牧、方毅、姚依林等二十三位国务院部委的部长先后住进中南海，并且把当时处境困难的宋任穷、李井泉、王任重、叶飞、江华、黄火青、王鹤寿等一些大区书记和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安置在可靠的地方予以保护，还让严格保密。江青一伙当着周恩来的面追问傅崇碧。追得紧了，傅说了句：“上面知道。”周恩来则坚持不允许批斗。傅崇碧见到毛泽东时报告了此事，毛泽东赞同说：“总理做得好。”第二天，江青一伙又拍桌子追问，傅崇碧就说：“你们去问主席吧。”江青一伙不敢再问了。后来，傅崇碧把见毛泽东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爽朗地大笑起来。
周恩来对陈毅和贺龙两位元帅的保护，更使知情人终身难忘。
有一次，陈毅副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在去北京饭店之前，周恩来得知林彪、江青等人正煽动一些人要揪陈毅去批斗，他当即指示北京卫戍区：一定要保证陈老总的安全！在去饭店的路上，陈毅对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开玩笑说：“呵！总理把我交给你们了！”车到饭店门口后，保卫人员发现有不少形迹可疑的人。有关同志当即决定，把陈老总的汽车停在正门，有意引起人家注意。没等招待会结束，就把车子开走了，那伙人被引到汽车开去的方向；招待会结束后，保卫人员却用另外准备的汽车，从另一个门把陈毅接回中南海。车刚到中南海，周恩来就查问此事，得知陈毅已安全返回，才放了心。
由于林彪、江青一伙要剪除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煽动人企图揪斗陈毅。有一次，他们指使一伙人围攻周恩来，扬言要拦截陈老总的汽车，还要冲到人民大会堂去揪斗陈毅。为此，周恩来非常气愤，又连续十八个小时不能吃饭，心脏病犯了。但周恩来仍然忍着病痛，大义凛然地对他们说：“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越演越烈，陈毅还是未能免于批斗。在一次批斗陈毅的会上，林彪、江青等人策动一些人想在批斗会上把陈毅揪走。周恩来当即指示：警卫部队部署在主席台下面，把陈毅同志保护起来。他还亲自参加大会，坚决反对“打倒陈毅”这类标语、口号。为了表明他的态度，教育那些受蒙蔽的群众，周恩来愤然退出会场；同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也离开会场。但周恩来走后，有一伙人居然把陈毅抢走了。周恩来得知此事，立即指示北京卫戍区派部队把陈毅救护出来。
一九六九年，经林彪的死党批准，他们卑鄙地用偷梁换柱的办法，从外地找来一个护士，冒充北京卫戍区的医生，把原来护理贺龙同志的医生换走。同年六月，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我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贺龙元帅，被迫害致死。
在这之前，当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贺龙的时候，周恩来曾亲自派人把他接到中南海，以后又亲自参与研究，给他选定一处隐蔽、清静、保密的住处，指示部队把他保护起来。周恩来还亲自过问贺龙的医疗和生活问题。
五年以后，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为贺龙平反，恢复名誉。
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周恩来已病魔缠身，但他仍抱病前往八宝山，参加“贺龙同志骨灰移置仪式”。事先，邓大姐给贺龙的夫人薛明去电话打过招呼，说：“总理也许来，若来了，你们双方要控制些感情。”薛明将大姐的话告诉了亲属们。周恩来和邓颖超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到休息室看望贺龙的亲属。他站在门口，手扶着门框，向里面望着，大声叫着：
“薛明，薛明呢！”
薛明连忙迎上前去。周恩来脚步踉跄地走前一步，声音颤抖地说：“薛明啊，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啊！都六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
他很少流泪，但这时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薛明和孩子们的眼泪也不停地往外淌。贺晓明紧紧地握住周恩来的手，喉咙哽咽，只说了一句话：“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
总理抬起头来，缓缓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顿时，整个休息室里一片哭声。这是周总理生前最后一次参加悼念活动。周总理严肃地站在贺龙同志的骨灰盒面前，连续向贺龙鞠了七个躬。
2007/09/10
第六章 信念·品德·情操（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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