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周恩来指着房间那些新添置的东西，大声说：“把那些东西统统搬走，否则我不进！”
“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七日，邓颖超在写给党中央的信中，为西花厅做了最后的安排。
西花厅，位于中南海西北角，这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式建筑，西面临街，隔一道墙就是大马路，用总理的话讲，随时可以听到市声，感觉上离人民群众近些，这是西花厅最大的优点。建国以后，周总理和邓大姐一直工作和生活在这里，许多关系到国家安危和人民生活的大事，都是在这里商讨、决定的。然而，凡是去过西花厅的人都感叹地称它为“朴实无华的西花厅”。
西花厅分前后院，后院的北屋，有周恩来一间卧室，邓颖超一间卧室，两人合用一个客厅。到吃饭时，这个客厅便又是餐厅。接待内宾在这里，看电视、文化娱乐也在这里。
房屋年久失修，铺着青砖的地到夏天泛潮泛碱，墙角一圈白碱印痕。由于泛潮，喷了浆的墙壁，不到两年就变成了灰黑色。房间里光线比较暗。工作人员曾多次提建议翻修，周恩来总是说：“我们经济还困难，又在抗美援朝，怎么能花这个钱。”周恩来的卫生间离他的办公室、卧室比较远，每次上厕所都要走一段路，很不方便。
周恩来的办公室和卧室的陈设也很简陋。
办公室里有一张两面抽屉的老式书桌。桌前是一张普普通通的靠背椅，就是坐椅上垫一层棉花，再包上一层棉芯绒布的那种。
办公室的一侧，还有一张长条的会议桌，铺着一层绿呢子布，上面摆着烟缸和茶杯，两边各摆四把椅子，这是周恩来随时召集副总理和各部部长们开会和谈话的地方。
靠墙壁，正中间有一个简易木架子，木架上铺了周恩来在解放前用的毯子，两边各摆一个书柜，办公室两头还有书架子。书架上的书主要是马恩列斯著作，毛泽东选集，干部必读以及辞源、辞海等各种工具书。
周恩来每天除开会、谈话、接见内宾外宾、视察工厂农村学校商店等大量工作外，总要坐在那张老式办公桌前，伏案工作几小时甚至十几小时。他缝制了一副工作套袖，蓝布做的，两边有松紧带。每次办公前，他必要仔细带好套袖，以免磨坏衣袖肘部或被墨汁污染袖口。
在周恩来的卧室里摆着一张双人木板床，上面垫一层棉花套，然后是一条棉布褥子。一条棉布被，被面是豆绿色的平纹棉布，被里是白市布。枕里是个普通的海绵枕头。
木板床的两边很“热闹”。床头两把椅子，脚下两把椅子，四把椅子围拱一张床。因为总理连个衣服架也没有，脚下的椅子是放衣服用。周恩来有上床办公的习惯。每次离开办公室时，他自己抱一堆批阅的文件，我们帮他抱一叠文件，就放在床头的椅子上。周恩来上床后，必要继续办公三、四个小时，批阅过的文件由工作人员交机要秘书，然后他才会睡觉。
“大跃进”开始之前，周恩来工作特别忙。即使上了床，也要工作五六个小时。躺床上办公，吊灯显然是不适合，工作人员建议总理买个台灯或者落地灯。
“嗯，是得搞一个，这是工作需要。”
见总理同意了，工作人员马上又提议：“打电话叫宾馆送一套就行，我们有储备。”
“自己用，搞那么高级干什么？”周恩来把手一摆：“不要麻烦宾馆，我不要。”
“这是为工作又不是为享受。”
“正因为这样，所以不要宾馆里的。我是为了用，不是为了看。这件事按传统办。”
“什么传统？”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周恩来笑着说：“一个落地灯，很简单，稍微动动手就行。”
结果，他请中南海的工人用铁管子自己做了两个落地台灯，卧室床头摆一个，办公室摆一个。是三十瓦的日光灯，用洋铁皮打的灯罩。用了几天，那洋铁皮反光，晃眼晃得厉害，他让工人在灯罩上刷了层绿漆，从此，这两个落地台灯便再没有动过地方，一直陪伴到他住进三○五医院。
由于地面潮湿，周恩来常闹腿疼。办公室的地毯也因潮湿而生了虫。老卫士长何谦跟邓大姐商量后，找到总理建议道：“总理，这些房子太旧了，按照正常情况也该维修了，否则会损坏的。”
周恩来觉得有理，想了想说：“正常维修还是必须的，这些房屋都是国家财产，不能损坏。”
何谦马上又建议：“那么我们就安排一下，利用你外出的时候搞。”
周恩来同意道：“这件事你来办吧。”他看一眼何谦，特意强调说：“就是正常维修，一定不能铺张浪费，那里坏了修那里，要尽量节约。”
周恩来到南方视察、读书时，何谦留下来，负责房屋的维修。
何谦是位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对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他讲原则，组织纪律性强，特别是对自己要求严格，办事从未出过什么大的差错。总理办什么事交到他手里都是很放心的。
这一次，何谦是带着一种感情接受这项任务的。周恩来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连走路要算计好时间。案头上的文件总是几大叠。
周恩来在中央首长那里，无疑是工作量最大的一个。然而他却是在这样一个陈旧、潮湿、昏暗的环境里工作，对此，何谦又心疼，又有些不平。有这样的心情，周恩来走后，他在征得邓大姐和童小鹏等同志的同意之后，便照自己的想法干了起来。
周恩来腿不行，一到下半夜就腿疼。何谦首先指挥工人将潮湿的铺砖地改成了地板，并且换了新地毯。窗帘太薄，夜里不隔凉，就换成了呢子的。卫生间也做了改建，盖钓鱼台国宾馆时剩下的澡盆搬来一个装好，这种澡盆底子平，有扶手，对老人来说比较安全。屋子里的家俱太简陋，办公累了连个舒服一下身体的沙发也没有，他就从宾馆储备的沙发中挑两个搬了来。邓大姐的房间也太简陋，他便为邓大姐置了一个梳妆台。房梁年久已经腐朽，便换了梁，并且重新油漆粉刷一遍。这些事办完了，他各个房间走一圈，心里算算帐，觉得实在算不得铺张浪费，每一项工作都是有理由的。
万没料到何谦的这些想法与周恩来的想法全扭劲了。
周恩来从南方回到北京，一进家门就怔住了。接着便退出了门。
“何谦，何秘书！”
“总理，我在这儿。”何谦隐隐生出不祥的预感。
“你花了多少钱？”周恩来声音低沉，因而更显出份量沉重。
“不知道……”
“何秘书，你也是老同志了。我是怎么交待你的？为什么搞这么铺张？国家正在困难时期，谁叫你添置这些东西？是你的主意还是小超的？”周恩来始终用“小超”来称呼邓颖超。
“是我的主意。”何谦主动承担责任。
“你要做检查！”周恩来突然提高声音，声色俱厉。
“房子潮，夜里你办公……”何谦深深叹口气，接着解释说：“你在外，我想，有些事情和想法打长途一下子也说不清，我就做主了。”
“你不用解释了，这个错误是明摆着的！”
何谦长期跟随周恩来，他了解周恩来的习性：你错了，不解释，痛快认错，他一般不生气，你越解释他反而会越生气。
“总理，我考虑不当，是我错了……你先回去休息吧，我愿意做出检查。”
“我回去，接受既成事实？”周恩来把手一摆，表示不能接受，严厉地说：“你算算花了多少钱，我自己赔！”
何谦小声说：“你赔不起。你才收入多少？你和大姐的工资合起来也不够……”
周恩来指着房间那些新添置的东西，大声说：“把那些东西统统搬走，否则我不进！”
周恩来发脾气的时候从来不骂人，但是说话语气激烈，声色俱厉。他发过脾气后，接着总要放缓声音说几句柔和的话，决不会让同志下不来台。这次不然，他气得厉害，没说柔和的话，搬到钓鱼台五号楼去了。那是他办公和接待外宾的一个地方。
实在说，当时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觉得何谦同志在这件事的处理上虽然不合周恩来的想法，但也算不得过份，已经是很注意节俭。看到周恩来发这么大脾气，家也不肯进了，大家都很焦急，纷纷去找陈毅。陈老总与总理关系密切，友谊深厚，又会讲话，反应机敏还会来点幽默，他一定能劝说总理消消气，接受现实，回家。
“啥子了不起的事嘛，我看也只是修了该修的地方嘛。”陈毅看过房子，信心十足去说服周恩来。周恩来刚去天津视察回来，仍是住在钓鱼台不肯回家。工作人员都以为陈老总会马到成功，谁料想，陈毅不曾把周恩来劝回家，倒是周恩来把陈毅带到了国务院会议上。
周恩来在会议上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以后，在大会小会上连续做了几次检查和自我批评。
那时，每星期有一次国务会议。周恩来在一次国务会议上再次检查这件事：“这次我在南方读书，到各地看了看……家里花了那么多钱替我修房子。我做检查是应该的。我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我心中不安。”
由于周恩来反复检查，副总理和部长副部长们都以为总理家修成什么不得了的宫殿样子了，纷纷来参观。参观之后无不感到震惊。房子都是修了该修之处，并无奢侈之感，甚至还不如某些部长和省委书记的住房好，而总理却如此看重这件事。那么，谁还敢乱花钱修造住房？
何谦也多次做出口头和书面检查。他检查之后，难过地说：“只要总理肯回家，在现在修好的房子里住几年，我挨什么批评都行，给我什么处分我也没意见。”
周恩来听后，很受感动。他把何谦叫办公室去，说：“你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对我应该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房子搞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你不要只听人说没什么，说只修了应该修的，不同的意见肯定也是有的。而且，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我还怎么说别人？这个头就是我带的。都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你为什么不想到。现在呢，我搬进去住吧，我心不安。我不搬去住吧，你们心不安。你们这么搞对谁也不好啊……”
周恩来花费这么大精力处理这件事，止住了别人可能发生的效仿。
工作人员别无选择，将地毯、沙发、窗帘、梳妆台和灯具等等凡是能搬走的全搬走，恢复原来的旧东西。只剩地板没法拆，澡盆用水泥抹死在卫生间里了，这些东西要想搬走就得“搞破坏”了。
工作人员向周恩来汇报：“总理，能搬的我们都搬走了，地板和澡盆总不能硬拆吧？油漆总不能再刮掉吧？那样还得造成更大的浪费……”接着，陈毅同志也来劝说，至此，周恩来才勉强搬回家住。
此后，直到周恩来逝世，他的房间再没有大修过。
后来，国家经济形势逐步好转。到了一九六四和一九六五年之间，工作人员的心思又曾活跃过一次。
西花厅的前院有个水池子，有条小长廊。周恩来说：“我们号召人民节约一滴水，一度电，怎么能为我一个人浪费一池水？”所以那水池子从未放过水，成了种试验田的地方。那条长廊更是旧烂得不成样子，木料上的漆都脱剥了。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工作人员商量了一下，找周恩来汇报说：“总理，西花厅的木建筑必须保护，现在需要修理一下。水池子应该放水，改变环境，对木建筑也能起保护作用。这些木建筑也该刷漆维修，这样才能起到保护效果。”
周恩来点头说：“可以搞一下，但一定要自费，不准花公家的钱。”
工作人员见周恩来同意了，都很高兴，忙与有关部门联系。有关部门来看过后，一算帐，需要二万元。
“什么？二万元！”工作人员愣住了。
周恩来和邓大姐的全部存款只有二千元，差了一位数。
“总理，人家说维修一下要二万元呢……你看怎么办？”
“咱们还有多少钱？”
“差一位数，只有二千。”
“嗯，差太多了……”周恩来沉吟一下，说：“暂时放下吧，以后再说。”
就这样，周恩来居住的西花厅，直到他逝世，院里屋里都再没修过。
2007/09/10
第六章 信念·品德·情操（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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