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西花厅，人间最温暖的家”
中南海西花厅，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生前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它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和谐、温馨的家，是他们和秘书、助手和保卫人员共同拥有的革命的大家，也是来自四面八方的许许多多的普普通通的人们的共同的家。在这个家里，他们都感受到了周总理和邓大姐对他们的父母般的亲情、关怀和爱护。凡是这个大家的成员——无论是在重庆、南京、在长征途中，甚至三十年代初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还是建国后和平时期的秘书、卫士们，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带着妻子和孩子来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
周总理的秘书何谦说。
周总理从十年内战，抗日、解放战争到建国后的各个时期，他都充当着党、国家和人民事业的总工程师。繁重的担子使他顾不上家庭生活。别人在工作之余，可以和爱人、子女共享家庭欢乐，而我们的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心中却装满了工作和群众，把自己的小家庭生活挤掉了。
其实，周总理和邓大姐是把家庭生活扩大了。他们把在西花厅工作的全体同志，包括工作人员住在西花厅的爱人、孩子和为孩子请的保姆，都视为亲人，问寒问暖，百般关心，我们在西花厅生活得像一家人。只要有机会，他们还把各界有关朋友请到西花厅作客。一边吃饭，一边了解情况。我们的亲属从外地来了，不管工作怎么忙，总理和大姐总是要挤出一点时间见见他们，这也算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吧。
曾经在中南海担任摄影记者的杜山回忆说：
在一次会见外宾后，周恩来提议我们一同到后院坐坐。
后院是周恩来和邓大姐居住、工作的地方。
院子里有几株高大的海棠树，每年四月，粉色花朵缀满枝权，阵风吹过，花瓣纷纷扬扬，漫天飞舞，壮观至极。
这时，我见到了邓大姐。她穿着深紫色的呢外套，披着雪白的纱巾，和蔼可亲地迎接我们。
我们落座后，邓大姐一一地询问了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她听说我有两个女儿，眼瞳里跳出只有女性才会有的怜爱神情。连连说：
“女孩儿好，女孩儿好。女孩儿大了知道疼父母……女孩儿好。”
看得出来，这个庭院缺少孩子的笑声，邓大姐是多么地喜欢孩子啊！
“老杜，有时间带女儿们来玩玩，啊，一定带她们来玩呀！”
后来我和妻子带着女儿们去西花厅时，我们的三女儿刚出世不久，我妻子抱抱又放下，考虑再三，还是放下了襁褓中的婴儿和一摞尿布。
“这是进中南海。你当去逛街呀？也不看看带这么多的尿布雅观吗？”我没好气对妻子说。
两个女儿进了西花厅就乱蹦乱跳的，以为进了什么公园，不等我们拉住就撒开两条小腿不见了影子，邓大姐从屋里出来，一见，爱得什么似的，走上前去，一手拉着大的一手抱着小的，眼睛还四下里寻。
“老三呢……小的那个呢？”
妻子朝我投来责备的眼光，为难地对邓大姐说：“孩子太小，一会儿就哭闹，怕……打搅大姐的工作。再说带小孩子出门，不……不方便，就尿布……”
“啊呀，那有什么关系呀。我就想看看这般大的奶娃娃，闻闻奶香，毛茸茸的多可爱，唉……”
她不无遗憾地用手比划婴儿的模样。
看到邓大姐这样喜欢孩子，我心里也后悔了。不该顾忌这顾忌那的。将小女儿留在家里，结果给邓大姐留下了失望。直到我们再三保证：下次一定将毛娃娃带来！大姐的脸上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孩子调皮，又有个面慈心善的奶奶宠着，欢得恨不得上天入地，满地毯上打滚。我们在一旁又急又气，几次想上前去制止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们。
邓大姐不让。
“嗳，孩子调皮爱动，不是坏事。说明她们爱动脑筋，有个性。聪明的孩子往往是调皮的孩子。不要管得太严。”
时间真快，我们该告辞了。邓大姐笑眯眯地拉着孩子们，走到屋外，选好背景，搂住两个孩子合影留念。镜头里的热烈场景真让我感动也让我心酸……普天下的女性都能生儿育女，可我们的大姐选择革命的同时也就选择了终身缺憾，放弃了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这高尚而高昂的代价，竟是这样的残酷……
我们离去时，大姐一直相送到大门口才收住步，亲了亲两个泪汪汪不想走的孩子，我妻子眼眶红了，移开视线……
两个小家伙走出好远，还不住地回首，望着向她们依依招手的邓奶奶。
“下次别忘了带毛娃娃来玩哪！”
春风从我们的背后送来了大姐的叮咛。
至今想起我都不能原谅自己。小女儿二岁我都未能兑现自己向大姐许下的承诺。这不难兑现的承诺竟在繁忙和顾忌中无限地拖延，如果不是在机场相遇，如果又没带小女儿……我真不知道会将大姐的愿望拖延到何时？一九六一年夏季，我随总理出访。妻子携已由奶娃娃长成小娃娃的老三到机场送我。邓大姐在候机厅里看见了我们，连连朝我们招手，叫过去。孩子胆怯地望着蹲下身和她平视的陌生人，想哭。可邓大姐高兴极了，搂过孩子，对着小脸庞“叭”就是一口。拉住小手，说：
“啊呀呀……瞧瞧，我们的奶娃娃长这么大了。你这么一点大时，我就让你妈带你来玩……你妈就不带你来，你说，这是妈妈不对，是吗？”
孩子不再害怕了，而是扭动着头，冲着邓奶奶“咯咯……咯”傻笑个不停。
邓大姐“咯咯……咯”笑得更开心。
我赶紧抢拍下这幕洋溢天伦情趣的生动画面。
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一年先后两次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服务员冯珍珍，永远忘不了在周总理家过新年的幸福情景。
一九六一年底，小冯光荣地被派到北京为即将召开的中央七千人大会做服务工作。一天，当周总理和邓大姐从身边的工作人员那边得知小冯到了北京的消息后，便托人转告小冯，请她到中南海来过元旦。十二月三十一日，小冯万分激动地来到了周总理和邓大姐身旁。周总理笑盈盈地和她紧紧握手，邓大姐把她搂在怀里亲了又亲。周总理还亲自给小冯泡了一杯茶，又问庐山还来了谁；怎么不一道来做客。
在周总理家过新年，小冯心想：平时总理日夜操劳，元旦总该休息一天吧！可就在这一天，总理仍然从早忙到黑，从夜晚忙到天明。在周总理家过新年，小冯又想：平时总理生活俭朴，元旦总该改善一下吧！可就在这一天，总理仍然吃的是三菜一汤，还有几个窝窝头。
小冯在周总理家一连住了三天。周总理在繁忙的工作中，还关切地问起她的学习和工作情况，和邓大姐一起还问起她一九五九年在庐山开八届八中全会期间，写的入团申请书批了没有？当听说已被批准入团时，周总理和邓大姐都十分高兴。在离别的前一天傍晚周总理和邓大姐还特意领着小冯瞻仰了毛主席经常到过的地方临别时，周总理为小冯题词“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在长征时期曾经担任过周总理警卫的魂国禄说。
一九五九年八月三十日，是我终身难忘的一个幸福的日子。十一点三十分，我们几个同志，从不同的地点，几乎同时来到了周总理的家中。这时候总理正在中央参加一个会议，不在家。穿着朴素的邓颖超大姐，在一间宽敞明亮的会客室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屋里的陈设很简单：西头会客室里有一套旧沙发和茶几，还有两块发了白的地毯。东头餐室有一张大圆桌和几把普通的木椅子。看到这一切，禁不住使人肃然起敬，总理的生活是多么简朴啊！
那天应邀来首长家中作客的，除了长征时期首长的警卫员我和范金标以外，还有曾跟随周总理工作多年的龙飞虎。二十多年没有见过面的老战友，又团聚在老首长的家中，使人感到分外亲切。邓大姐亲自忙着给我们倒茶，热情地招待我们吃点心，在谈话中间又关切地逐个问我们的家庭情况：什么时候结的婚？爱人是哪里人？几个孩子啦？孩子上学没有？等等。当我们各自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后，这位在二十多年前曾照顾和帮助过我的老大姐，很满意地连连点头，用一种放心的语气评论着说：“好啊，那就好啊！”
在回答邓大姐对我们的一些亲切询问时，我们也迫不及待地希望知道总理的身体健康情况。邓大姐说：“总理的身体很好，只是工作太忙，经常工作到深夜。”我们听了之后，深受感动。在二十多年前，我跟随总理时，他很少注意到自己的生活和身体，经常废寝忘食地坚持工作。今天，革命胜利了，全国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他老人家仍然数十年如一日，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日以继夜的工作，这种精神是多么伟大啊！
我们正在谈着，外边来了电话，说总理开完这个会，接着又要参加另外一个会，一点三十分才能回家。这时已过十二点，邓大姐让我们先吃饭，我们怎么好先吃呢？我们都想等总理回来再说。又等了半小时，有人来说：“饭菜已准备好。”邓大姐怕我们饿了，站起来说：“恩来不在家，我是主人，我们先吃饭，不要等了，他不一定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们无可奈何，只好先吃。有一个菜，我吃了几口感到甜脆好吃，但就是品不出是什么菜？听邓大姐说，才知道是嫩玉米芯和辣椒炒肉丝。邓大姐笑着告诉我们：“这是我们劳动的果实。”这时我们才意识到，总理和邓大姐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参加劳动，在院子里亲自种些玉米、瓜菜。
我们刚吃完饭，总理从外面开会回来了。总理上身穿的白衬衫，下身穿条灰裤子，看起来比以前是显老了，脸上多了几条皱纹，头上已有了白发，但是精神仍然像当年那样饱满，连那双浓眉底下的眼睛也像当年一样充满了智慧，炯炯有神。总理一回来，看到我们这些当年的小鬼，马上和我们挨个地握手。当总理站在我面前时，昨天晚上想好的一些话一句也记不起来了，还是总理和我握手，并问我身体怎么样的时候，我才问了一句：“首长身体好吧！”
他爽朗地笑着说：“身体很好。”接着总理关切地问我们：“司机同志吃饭了吗？”我们齐声回答：“吃过了，去休息了。”总理才放下心来。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总理是多么关怀群众，热爱群众啊！
说着总理就叫我们坐下来，我们都坐在他的身边。总理一边吃饭，一边同我们随便闲谈，从工作情况到家庭生活都关心地问到了。当他知道我们都已结婚，并且都有几个小孩的时候，他很高兴地说：“很好啊！二十多年变化多大啊！”
我们望着总理花白的头发，感动地说：“总理，您的工作这样繁忙，要注意休息啊！”
总理笑呵呵地说：“哪里能休息得下啊！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有得到解放，等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都过上了幸福的日子，再休息嘛！”
这天，大家的心情非常兴奋，我本来不会喝酒，但为了祝总理和邓大姐身体健康，为了庆祝离别多年的老战友的欢聚，也很高兴地喝了几杯，不觉满脸通红。总理见我满脸通红，笑着说：“你搞外宾工作的还不会喝酒？西瓜可以解酒，你快吃几块西瓜吧。”周总理还是像当年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我吃了几块西瓜果然好了些。我们只顾了和总理说话，忘了他下午还有事情，两点多钟了，总理还一直陪着我们说话。这时秘书提醒总理说：“你一会儿要去接见外宾，五点钟还要参加一个会议。”周总理才不得不站起来对我们说：“好吧，希望你们常到我这里来玩。”
这是一次很幸福的会见，临走的时候，我们和总理一起照了像，总理和他的部下、警卫员在一起照像，总理站中间，这本来是毫无疑义的事情，但总理和邓大姐却一定要站在边上，说什么也不站在中间。从这些生活小事上，使我深深地感到，我们的周总理的风格是多么的伟大！他的态度是多么的谦虚！他的作风又是多么平易近人啊！
曾经在长征时期担任过周总理警卫战士的吴生开回忆说：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我从东北退休回江西，途经北京时，又一次幸福地见到了总理。
那一天正好是个星期天。首先接待我的是邓颖超大姐。她告诉我，总理昨天工作到深夜，还未起床。接着，就十分热情地给我倒茶，端来了水果，说：“不要紧的，先坐坐吧，到了这里就和在自己家里一样。”邓大姐还是当年那样谦和、朴素、平易近人，我们便无拘束地聊开了。后来，她给我拿来了一个塑料纸袋，里面装着两本书、活页笔记等，她说：“这些，留给你作个纪念吧。”
不一会，总理进来了。看见总理还是那样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我内心感到莫大的幸福。总理握着我的手，第一句话就说：“吴生开同志，快十年没见面了呵！”
是的，已经十年了。十年来，总理处理了多少国内外大事呵，可是居然还记得十年前和一个普通的警卫员见面的事。我惊讶总理的记忆力，同时也为总理的高尚情操所深深感动。
接着，总理把塑料袋里的东西，一一拿出来检看。然后抽出两本，放在一边。他告诉我，中央最近有通知，凡未经审查的材料，一律不能公开外传。最后他诙谐地说：“所以，这两本我可要扣下啰，就是老部下也不能例外。生开同志不会有意见吧？！”一句话，说得我们都笑了起来。咱们的总理就是这样细致周到，一丝不苟啊！
随后，总理问起了我的学习、工作、生活情况。当他听说我退休回江西时，惊讶地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我回答说：“已经六十了。”
总理笑起来：“那算什么，我都七十二了嘛。”
邓大姐也插话说：“我也六十六了呢。”
总理接着说：“当然啰，有病还是应该休养的。休养期间，在社会上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教育下一代，也是一种工作嘛。”
谈着，谈着，不觉到中午了。周总理和邓大姐热情地留我吃了午饭。为了不多打扰首长，下午一点来钟，我便起身告辞，周总理和邓大姐一直把我送出门。临别时，总理紧握着我的手，叮嘱道：“有空常来信。下次来北京，欢迎你再来做客。”
著名二胡演奏家亓盛泉说：
一九五八年中秋节晚上，总理和邓颖超与我们一起联欢。
晚上八点钟，我们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来到总理院内的小会议室。会议室摆着长桌，周围放满了凳子，桌子上堆放着总理和邓颖超为我们准备的苹果、葵花籽和水果糖。我们刚进会议室，邓颖超就热情地迎上来，给我们安排座位，递茶水，和我们亲切交谈。不一会，总理就来了。我们一见总理，立即站了起来，使劲地鼓掌、欢呼。总理红光满面，微笑着亲切地招呼大家坐下。接着，联欢会开始了。大家表演了一些曲艺节目以后，一些同志提出要我来一段二胡独奏给总理听。我由于心情过分紧张，指法也乱了。可是，敬爱的周总理却听得那样认真，还踏着脚轻轻地打着拍子。在总理的亲切鼓励下，我的紧张情绪逐渐稳定下来。演完了独奏，总理又高兴地带头向我鼓掌表示祝贺。随后，邓颖超在大家的热烈掌声中唱了一支陕北民歌，接着我们又要求总理来一个节目。总理笑了，欣然表示同意，给我们唱了一首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歌曲。
曾在总理和大姐身边做服务员工作的胡通德回忆说：
我搞服务工作，有时不免要出些差错，但周总理和邓大姐十分体谅我，鼓励我更好地工作。有一次，邓大姐让别人把她的一件外衣送来，让我给她熨一下。邓大姐的衣服轻易不让我洗，这次送来，一定是她有什么急事顾不过来。于是我暗暗嘱咐自己：一定得给邓大姐把衣服熨好。谁知事与愿违，在熨口袋的时候，我一时没有注意，熨铁把口袋给烧坏了。顿时，我心里又惭愧，又难受。惭愧的是，我没有把工作做好；难受的是，总理和邓大姐珍惜一针一线，省吃俭用，他们长时间没有做新衣服了，这件衣服都让我给熨坏了。我难过得去找邓大姐。邓大姐安慰我说：哪个人工作还能不出一些问题，衣服熨烧了，补一下不就行啦，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当时总理在另一个房间工作，听到我们说话，手里拿着铅笔推门出来，问道：什么事？邓大姐把衣服递给他，说明了我来的原因。总理看了看衣服，抬起头来慈祥地看着我，亲切地拉我坐下。这时，邓大姐忙着张罗饭菜，总理要我同他一起吃饭。吃饭时，总理向我问起洗衣服、熨衣服的经验。我说：总理，我可没有经验，给邓大姐熨衣服就烧坏了。总理说，你讲熨坏衣服的经验也可以嘛。邓大姐和我都笑了。吃罢饭临走时，总理和邓大姐把我送出门来，总理握住我的手，爽朗地笑着说：老胡，以后还要麻烦你呀。
在周总理和邓大姐身边工作过的警卫战士们回忆说：
总理家中没孩子，他和邓颖超待我们警卫战士和工作人员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每逢过节，总理都要和警卫战士一起合影，请到家里做客，并详细询问战士们的学习、工作、生活及家庭情况。有一年中秋节，总理和邓颖超把我们请到家里，给我们讲了红军长征的故事，勉励我们发扬革命老前辈的传统，干好革命工作，接着又指挥我们一起唱革命歌曲。后来总理一看表，开会的时间到了，就站起来给我们打招呼：“我还有事，不陪了”。外宾访问总理时，常常带些礼物，总理总是舍不得吃，托人带给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有时还亲自送去，说：“你们辛苦了，这些东西你们吃”。
邓大姐的客厅正中，端端正正地挂着一幅“猛虎下山”的烫画，它并非出自名家之手，而是警卫战士送给大姐的生日礼物。战士们看到大姐虽已高龄，仍然日夜为人民操劳，为党工作，壮志不减当年，便在她七十九岁生日前夕，创作了这幅烫画，以表达对大姐的深深敬意……
战士敬爱大姐，大姐更关怀战士。一天早晨，哨兵正在值勤。忽然，邓大姐来到他面前。哨兵急忙举手敬礼——“大姐辛苦了！”大姐握住他的手说：“我不辛苦，你们辛苦。”又说：“我经常从门口路过，没有下车，今天出来看看同志们。”接着，邓大姐叫出一些战士的名字，询问他们到哪里去了。大姐工作那么繁忙，心里还装着这么多普普通通的战士，哨兵心头不禁涌起一股暖流。
平常，大姐有点好东西，总忘不了战士们。王恩茂同志送给她两个哈密瓜，她舍不得吃，让秘书转送给了战士们。一个炎夏的中午，大姐身边的工作人员忽然为战士送来几百根雪糕。原来，邓大姐坐汽车外出，见战士执勤非常辛苦，便用自己的钱买了雪糕为战士们消暑。
俗话语：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每年，都会有大批老战士退到地方上去。在邓大姐门前站岗放哨的几名老战士要退役了，邓大姐来为他们送行。她勉励战士们：你们不要忘记在中南海工作过的这段日子，要把解放军的好作风带到人民群众中去。她说：你们要学会两种本领，一种是松树的本领，再一种是柳树的本领。她叮嘱战士们回到地方以后，要先做学生，后做先生；在工作和学习中要知难而进，不要知难而退；来信反映情况要一分为二，不能合心意的都是好，不合心意的都不好。要分手了，邓大姐握着战士们的手，高声说：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来一个竞赛！听着大姐的谆谆嘱托。战士们的眼睛湿润了，他们庄严地举起右手，向大姐告别。战士们把对大姐的敬仰与爱慕，自己的决心和誓言，一起注入了这崇高的军礼中……
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西花厅这个“家”也是许多受委屈的“孩子们”寻求父母的庇护和抚慰的地方。
一九六六年底，在新疆伊犁和苏联接壤的一个边疆小镇——铁列克提。一位曾多次随周恩来出访的新华社的专职摄影记者——杜山被戴上特务、间谍的帽子流放在此。
面对边疆的商旋的景色，野趣陡然而升。而在宁静的夜晚，杜山日渐一日的沉重的思念，深深地折磨着他。他的心在遥远的中南海里徜徉来徜徉去的……冥冥之中他看见了无数熟悉的脸庞。“总理不会忘记我，他一定会帮助我摆脱困境。”他固执地、反复地从内心发出呐喊……
在远离边疆的北京城里，周恩来一直寄挂着这位普通的摄影记者。当杜山从机场被揪走后，他就多次向新华社的记者打听杜山的处境，当他听说杜山“很顽固，拒不交代问题，解放不出来”时，他深深地叹了口气，严肃的眼神中流露出焦灼。
过了一段时间，他又问记者：老杜的问题搞清了吗？你们搜出窃听器了吗？没有？没有还扣着人家于什么，解放出来好叫人家早点工作嘛。他有拍摄经验，压着不用是浪费人才啊！当他听说因为态度问题，不能得到原谅时，他对新华社的人说，他就是这个脾气，耿直，说话冲，有点骄傲。但不能老是揪着不放，要给人家机会改正嘛！你们回社里转告我的意见。
一九六九年底，周恩来开始考虑重新接通中断了二三年的外交航线。第一个要去的国家便是友好邻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出访人员名单很快就送到了总理的办公桌上。总理细细地看了一遍，发现没有杜山的名字，就问秘书：老杜呢？名单上怎么没有他。这时秘书将杜山去新疆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总理。
“叫他回来，立即回来！这次出访的摄影记者还是定他。”说完，将老花镜重重地放在桌上。
当杜山重新走进中南海时，景物依旧，犹如昨天才离去。进了西花厅的后院，心开始“怦怦”地跳，这曾经是多么熟悉啊！他独自迈进小客厅，环顾四周，心里酸甜苦辣、悲喜交集……一会儿，他听见熟悉的脚步声，他的心越发跳得“突突”的，急忙迎到门口。“老杜——”
“总理……”杜山声音哽咽了。
总理紧紧地握住杜山的手，一点没变！这略高抬起也略有僵硬的握姿，那么的熟悉！一下子穿透时间的屏障，接通了过去岁月的亲切感受。
邓颖超正笑眯眯站在一旁。
落座后，总理和邓颖超仔细地打量了老杜一番。他们笑了，杜山也笑了……塞外的劲风和日光辐射将杜山改造成草原汉子的样子——黝黑、粗犷、健壮。
邓颖超轻轻地叹息了一声，说：“老杜啊，你是我们‘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后厅里会见的第一个客人。”
杜山心里“咯噔”一声，好一会没回过神来。
杜山茫然地望望总理，总理朝他点点头。一股热血从他心头滚过……他想：“我只是你们的工作人员，你们却这样厚待我……”鼻尖愈加地酸涩，喉嗓里像哽着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此时，杜山蓦然发现周总理苍老了、消瘦了，脸上的深深的皱褶和褐色的老年斑，深刻着他的沧桑世事的岁月和艰难的跋涉。人们都知道总理是充满热情和爱心的伟人，可有谁知道总理的凡人的内心是怎样走过漫长的苦难的历程的？
“总理，这几年您可好吗？”杜山问。
“好，挺好啊！”总理爽朗一笑。
“就是太忙，睡眠太少了。”邓大姐插了一句。
“总理，这次去朝鲜，时间定了吗？”
总理吟思了一下。“还没有。出访的时机一要成熟，二要适宜。这几年去的国家少了，各国变化都很大，科学技术有很大的发展。我们先要搞些调查研究，摸摸情况。你也熟悉熟悉工作。等通知。我有活动就叫秘书通知你。”
不知邓颖超什么时候出去的，这时见她和秘书端了盘红艳艳的西瓜走了进来。
“来来……老杜，吃西瓜，大家几年不见了，来来，都一块吃。”邓颖超热情地张罗着。
客厅中间有张方桌，邓颖超把西瓜摆在上面，招呼杜山过去。总理两手一拍沙发扶手，一撑，也站了起来，笑道：“大姐有心请你，你还愣着？你这时不吃一会想吃也没有了。嗳，你看这瓜多好！”
一口蜜甜的瓜汁一直流进心坎里。
出来时，邓颖超又把杜山从后厅一直送到前厅的门口。
经历过屈辱和苦难之后，杜山又重新感受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亲切温暖的关怀，这种境遇的天翻地覆的转变，使杜山这个铁铮铮的汉子在周总理和邓大姐面前强忍住了苦涩的眼泪。
后来，在周总理去世后，杜山终于得以将六年前就想流淌的泪水在邓大姐面前痛快地宣泄一尽。
周总理去世后的一段时间，杜山被姚文元种种刁难压抑着，有时为多发一张纪念总理的照片，要无端地受到指责，心里痛苦极了。总理追悼会后，他去西花厅给邓大姐送悼念总理的照片。
西花厅失去往日欢乐和生气。显得空寂清凉，杜山心里一阵阵地颤悸。已近午夜，邓颖超的书房还亮着灯，她正在看文件，见杜山裹着一身寒气走了进去，扬起苍白疲惫印着悲伤的脸庞，笑道：“老杜，这么晚，有事吗？”杜山将大牛皮信袋交给她，心里涌上莫名的委屈和苦涩……信袋里照片是连夜冲洗出来的，生怕夜长梦多。姚文元上午打电话说：“送邓大姐的照片以我名义送，里面不要放天安门广场的镜头。”可照片里已选了天安门前人民悼念的镜头，杜山觉得邓大姐应该看到这样的镜头，就不等姚文元审阅，连夜送给邓大姐。
邓大姐一张张地看着，几次摘下老花镜用手帕擦眼眶，杜在一旁竟忍不住“呜呜”地哽咽出了声。
“心里难受，想哭就哭吧！……你跟总理时间长……”
“哇……”杜山再也忍不住了，大声哭了起来。
无处宣泄的悲伤，无处诉说的苦恼，无人理解的委屈，一时随着滚滚的泪水痛快地流放一尽。
邓大姐这几天总是教育哭泣的工作人员：不要哭，要化悲痛为力量！
她没阻止杜山的哭泣而是静静地陪着他，直到杜山平静下来，才起身小心翼翼收藏好照片。这分明是在收藏起她和总理永垂千古的美满姻缘。
周恩来和邓颖超投身中国革命半个多世纪，又长期担当党和国家的领导者的重任。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他们身边工作的同志越来越多，这个“家”也越来越大。凡是这个“家”的成员，都无不感到“西花厅，是人间最温暖的家。”
2007/09/10
第六章 信念·品德·情操（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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