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周总理常常说，人民已经给我报酬了，不是为公的事，不能随便用国家一分钱
一九五六年十月下旬，周总理在淮安县老家的婶母患病，县委送到县人民医院治疗。后来，因病情反复，县人民医院便写信向总理汇报。总理立即给淮安县人民委员会写了回信。信中除表示感谢外，说：“我婶母的病我们知道是无法治疗，今后一切治疗还麻烦你们（请县人民医院治疗好了）。如果治疗无效，一切后事也请你们代为办理，但要本着节约和简朴的精神办理。现寄去人民币贰百元作为治疗和办理后事的费用。如不够时，请你们先垫付，事后来信说明支付情况，我再补钱去。”总理的婶母去世时，恰巧总理公出，邓颖超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给淮安县人民委员会写了信。信上说：
“先后收到给恩来同志的两次来电。我们的婶母亡故的后事，承你们照料办理，深为感谢。前寄费用如有不足，请告知，当由我们寄还。”
淮安县委考虑到周总理日理万机，无暇处理这些家务事，超支费用又很少，就没有把不足费用的数字写信告诉周总理。但是，周总理并没有放过这件事，又请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一位同志，于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三日给淮安县人民委员会写信追问这件事：“总理婶母去年逝世后的费用，请你们将费用单据邮寄我室呈总理。总理说由他工薪扣除汇寄你们。”在这种情况下，淮安县委才将实际开支的情况告诉周总理。不久，便收到了周总理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九日用复写纸打印、盖上自己图章的复信。信上说：
“几年来，你们对我婶母的照顾与关怀，尤其在她患病、住院治疗期间，为了她的健康，住院治疗，的确给你们增添了不少的麻烦，今特向你们表示谢意。”
信上还说：“我婶母家现在还有陶华等人，今后她的生活费用均由我这儿接济，请当地政府对她勿再予照顾。”
随着这封信，周总理又寄来婶母安葬善后费用尾欠垫款二十五元。
一九五八年，淮安县委帮助周总理弟媳陶华治了病。周总理知道以后，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委托总理办公室一位同志给淮安县人民委员会写了信。说据陶华信中讲：“她近几月来因病，曾在淮安、南京等地医院作了长时间的治疗，现在病已基本好转了。在治疗期间所花经费是由你县借给的，到目前为止共借了六十元。”周总理唯恐陶华把钱数讲少了，信中还说：“但不知真实情况如何？望来信说明一下。”并随信寄还人民币六十元。
周恩来曾把家乡淮安县的领导称为自己的“父母官”。一九五八年七月，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到北京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并顺便想请总理帮助解决点钢材，用于淮安县办工厂。可是周恩来却把这位“父母官”的请求拒绝了。他语重心长地对王汝祥说：办工厂，当然是好事。但从淮安的情况看，恐怕目前还应以发展农业为主。粮食上去了，可以办些厂，但也要面向农业，由省里统筹规划。办厂需要钢材，这得由全省统一安排。
周恩来身居总理要职，但他并没有为自己家乡的事去干预江苏省的统筹规划。相反，为了使地方的同志更好地从实事求是出发，也为了教育故乡的干部，他给江苏省委写了一封信，谈了个人的意见。在写到淮安县委希望他帮助解决钢材问题时，他说：“王汝祥同志这次来，想在北京解决钢材问题，我当然不能那样做！……”
三年经济困难期间，淮安县委为了保重周总理和邓颖超的健康，在一九六一年春节期间，便托人带了一点故乡的土特产给周总理和邓颖超。一月十六日便收到了周总理委托国务院办公室代写的一封信，信上说：
“你县送给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以及针织品都已收到了。你们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热爱和关怀，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现在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的薪金中拿出一百元寄给你们，作为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的价款。其他的一些针织品，待以后有使人再带给你们。总理指示将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寄给你们一份，请仔细研究，并望严格执行。”随着这封信，的确附寄了一份《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
一九六二年一二月间，淮安县委书记邵凤翥和副书记王纯高到北京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赴京之前，在县委常委们讨论工作之余，有人提出：总理一直惦记着故乡，可一直没工夫回来看看，是不是顺便带点家乡土产，给总理尝尝，一来表达故乡人民的心意，再则也让总理高兴高兴。可是马上又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上次送了一些土产去，总理和邓大姐虽然勉强收下了，却付了一百元钱，并写信批评我们没有学好中央有关文件，这次不一定再送了吧！后来大家经过商量，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少带一点，带最有特色而又不花钱的。茶馓是驰名南北的淮安特产，是香酥可口的茶点，带上它给周总理品尝最合适。
大家决定带茶馓以后，特找了最好的师傅，选了上等面粉和麻油，经过巧手精制，装在特制的白铁皮小桶里。一路上，邵、王二人更是小心翼翼，以防因颠簸而碰碎。
来到北京以后，他们俩亲自把茶馓送到总理办公室。秘书一看送来的是礼品，赶紧劝他俩把原物带回，说总理是从来不收礼品的。邵、王两人一再解释说，这不是什么礼品，是家乡炸的馓子，一点不值钱的东西，不过是表表家乡人民的心意罢了。秘书一听，觉得也有道理，只好暂时代收下来。邵、王二人也很高兴地回到了住地。
没想到过了两天，他俩被电话召到江苏代表团秘书处。茶馓却被原封不动地退回来了。总理办公室的一位秘书特意来再三作解释：“你们的心情，总理完全理解。但是，总理说，茶馓一定不能收。为了这点茶馓，你们用白铁皮做桶子，也是个浪费……”
邵、王两人沉默了半晌。
然后对秘书说：“已经带来了，总不好再带回去。千里迢迢一片心呐，就照收钱、粮票，请你给总理带去吧！”秘书笑了，并说：“你们的主意，我早给总理说过了，不行。你们过去不是送过一次莲子、藕粉吗？总理付了钱，你们这次又来了。要是再收下来，以后还会有人送的。总理再三嘱咐：一定不能收。还叫我带给你们一份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文件，要你们好好学习……”说着，递给他们一份文件，上面有周总理亲自用铅笔写的批示。
请江苏省委、淮阴地委、淮安县委负责同志认真阅读一下，坚决照中央文件精神办！
邵、王两人仔细读了总理的批示，深受感动。
一九六二年，周总理和邓大姐一起陪同外宾到苏州参观，地方上的同志为总理代购了一点苏式糖果。总理知道后立即问苏州的同志：“这些糖果是否按市场价格购买的？”苏州的同志只好如实地回答：“是按内部价格买的。”总理立即指示：“一定要按市场价格结算。”这时总理的火车已经准备开动，时间很紧迫，最后遵照总理的指示，在第二天总理返程路经苏州时又重新按市场价格进行了结算。
陕西省延安地区曾经接待过邓大姐的土金璋回忆说，一九七○年元月间，邓大姐陪外宾来延安，回北京时，我们商量托她给总理带点小米。有的同志说：“带上二十斤让总理多吃几次，总理吃着延安的小米就像回到咱延安一样。”还有的同志说：“干脆多带点，让其他老首长也尝尝。”我想，多了邓大姐一定不带，就说：“就带两斤吧，让总理尝尝，表表咱延安人民的心意。”我们把二斤小米用一个小布袋装起来。我捧着小米对邓大姐说：“大姐，总理爱吃延安的小米，请您带一点回去……”没等我说完，邓大姐就笑着对我们说：“延安的小米，恩来见了一定很高兴。吃上延安的小米，就像回了一趟老家。”说得大家都愉快地笑了起来。接着邓大姐又说：“不过粮票和钱你们得收下。我们党有规定，不送礼。要不我带回去恩来同志要批评我的。”我们想，敬爱的总理日夜操劳着中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时刻关怀着人民的疾苦，我们仅仅只带这么一点点小米。而且是延安的小米，怎么能够收钱和粮票呢！我说：“这是我们延安人民的一点心意。”邓大姐温和地说：“延安人民的心意，恩来同志一定很感激。但他从来不违背党的规定，不然你们这里出小米，他们那里出别的特产，大家你送一点，我送一点，那我们家里还了得！”就这样，邓大姐留下粮票和钱，才带走了那二斤小米。
江苏南京饭店的同志们在回忆周总理最后一次到南京时的情景时说，那时我们虽然还不知道周总理已重病在身，但当他走下飞机时，我们感到他瘦多了，他绕场一周，和欢迎群众见面，因为走得较快，上车去宾馆时，喘得相当厉害。当时，我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后来周总理办公室的一位同志路过南京，我们托他带点活鲫鱼给总理，这位同志说：“你们知道总理的脾气，他是从来不准请客送礼的。”我们再三解释，这位同志执拗不过我们，就打电话请示邓颖超，邓颖超开始不同意，后来我们又请这位同志打电话去，就说这是我们全体服务人员的一点心意。最后，邓颖超同志来电话，一方面感谢同志们对周总理的关怀，一方面又提出两条要求：一是少带点，不准超过二斤；二是按市场价格算钱，把发票同鱼一起带来。
2007/09/10
第六章 信念·品德·情操（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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