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真正有硬功夫而又有正义感”的美术大师徐悲鸿
周恩来与徐悲鸿的相识，要追溯到本世纪二十年代。一九一九年，徐悲鸿为了吸取西方绘画的优秀技法到了欧洲。翌年，周恩来为了进一步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借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也来到欧洲。他们先后旅居巴黎。一九二四年的一天，周恩来在巴黎公社墙前凭吊巴黎公社死难的英雄，恰好与正在那里写生的徐悲鸿相逢。为祖国、为人民的共同志向，使他们成为朋友，并在公社社员墙前合影留念。后来，他们先后回国，都为实现崇高理想而奋斗一生。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祖国的东北三省很快沦入日寇之手。这激起徐悲鸿强烈的义愤。他借题画猫诗讽刺说：“颟顸最上策，浑沌贵天成，生小嬉憨懑，安危不动心。”他在为人民控诉、为国家呼吁的正义感驱使下，开始构思《傒我后》等巨幅油画，抒发对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愤慨和人民对光明的向往。徐逝世后，周恩来曾亲自讲解过这幅不朽的杰作，强调主题是反映人民在暴虐的统治下，渴望得到解放。
一九三六年，徐悲鸿因愤于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卖国，在蒋介石“五十诞辰”之际，公然拒绝为蒋画像，他说：“我的兴趣在抗日救国，假如抗日民众要我画像，我将不甚荣幸！”他声称：“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蔑视蒋介石，并借所谓“新生活运动”，斥蒋无礼、无义、无廉、无耻。在旧中国，像徐悲鸿这样一位崇尚艺术，追求真理，仗义执言的美术家，是不能见容于反动当局的。
抗战初期，国共再度合作。周恩来分管由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三厅。曾拟聘徐悲鸿负责绘画木刻方面的工作。在田汉的邀请下，徐来到武汉，却遭到国民党的冷遇。徐拂袖而去。同田汉等人继续保持密切联系。组织进步学生到抗日前线作战地写生。他高度赞扬解放区的木刻艺术。他还创作了象征人民坚韧不拔意志的巨幅国画《愚公移山》。
徐悲鸿思想进步，靠近共产党；党对他也十分关心。周恩来听说徐悲鸿因为长期的艰苦生活和过度的劳累，陷于贫病交加的境地时，特地托郭沫若带着延安的红枣和小米来到嘉陵江北岸的磐溪看望徐悲鸿，使徐悲鸿深受感动。
坎坷的艺术生涯，严酷的现实，使徐悲鸿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愈来愈无法忍受。他和廖静文在郭沫若起草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呼吁当局及早实行民主，召集全国各党派所推选之公正人组织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战时政治纲领，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以挽救中国的危机，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三百十二人签名的消息和“进言”，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怒。徐悲鸿面对国民党特务的一再威胁仍坚持说：“我签的名，我负责到底！”拒绝撤回自己的签名。这件事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九五三年底，周恩来在北京中山公园徐悲鸿遗作展览会上，看到徐悲鸿生前书写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对联时，曾深有感触地说：“在重庆时，徐悲鸿就有着这种精神！”并嘱咐身边陪同参观的徐夫人，出版徐悲鸿画集时，要将这幅对联印在前面。
一九四六年七月，徐悲鸿离开重庆北上，途经上海，在郭沫若寓所意外地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握着徐悲鸿的手说：“徐先生，我们算是老朋友了，你还记得一九二四年在巴黎……”“记得，记得。”意外的重逢使他们沉浸在无比喜悦之中。他们畅谈了别后各自的情况和对时局的看法。周恩来得知徐悲鸿此行是去接办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时，恳切地说：“好啊！应当去。徐先生，我希望你把北平艺专办好，为人民培养一批有能力的美术工作者。”徐悲鸿深深地点点头。后来，他在给吴作人的信里谈到这次与周恩来相会的情景时说：“吾人虽非共产党人，但他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实足钦佩。”
徐到任后，表示要把北平艺专办成一个左派学校。他把中国的光明和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将“艺术至上”的牌子挂在校门口。以保护进步师生。他坚决保护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进步师生，拒绝国民党当局指令开除进步教授高庄、李宗津、冯法祀等人，掩护进步学生，并协同把一些进步师生转移到解放区去。
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后，北平处于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国民党当局妄图把一批美术和音乐界的人才和艺专设备掠走，强令北平艺专南迁。我地下党转达我党挽留徐悲鸿，请他阻止学校南迁，保护校产，迎接北平解放的希望。不久，田汉到北平秘密会晤徐悲鸿，转达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问候和要求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北平，并尽可能在文化界多为党做些工作”的嘱托。徐深受鼓舞，此后在拒绝南迁等一系列活动中，更加坚毅和果断。
不久，北平处于兵临城下之势。傅作义先生邀请北平一些社会名流，听取“战”与“和”的对策。经历半小时的冷场之后，徐悲鸿第一个发言，冒险劝谏傅先生打消对蒋介石的幻想，为了保存北平古都文化和人民免遭涂炭，顾全大局，顺从民意，走和平解放的道路。
北平解放后，周恩来从各个方面给予徐悲鸿以极大的关怀和信任。在北京饭店的一次宴会上，周恩来对徐悲鸿说：“北平解放了，但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南京、上海和全国许多地方还没有解放。你在美术界的影响很大，希望你继续做更多的工作。”并充满感情他说：“你要为祖国，为中国的美术事业好好地保重身体啊！”
一九四九年三月；徐悲鸿受周恩来委派，作为新中国的代表，参加了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胜利闭幕后，周恩来又亲自任命徐悲鸿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意气风发，壮志弥坚，把全部的热情和心血都倾注到新中国的美术事业和教育工作之中。
一九五一年春末，徐悲鸿为创作一幅反映新中国建设面貌的巨幅油画到山东导沂水利工地体验生活，返京后不久便因突发性脑溢血住进了医院。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指示，要挑选最好的医生组成医疗小组，尽最大努力进行抢救。中央人民医院的院长钟惠澜先生亲自担任了医疗小组组长。夜里，周恩来打电话给钟惠澜先生，询问徐悲鸿的治疗情况。他还委托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到医院探望，并嘱咐他给徐悲鸿送去一束生气盎然的鲜花。当徐悲鸿得知这束鲜花是周恩来送他的时，一行热泪顺着脸颊缓缓而下。以后，周恩来又委托郭沫若多次到医院探望徐悲鸿。
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徐悲鸿在中南海又拜会了周恩来，他们谈得十分融洽、和谐。徐悲鸿从美术界的情况，谈到了国画的发展、继承和借鉴问题，谈到了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周恩来注视着徐悲鸿，极认真地听着，不时微笑着点头。他说：“一切艺术都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停滞了就没有生命了，国画吸收西方绘画的某些优点，便会更加丰富。”徐悲鸿起身告辞时，周恩来又反复叮嘱他，要多保重身体，并挽扶他上了汽车。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那天，徐悲鸿坐在主席台上，聚精会神地聆听周恩来为大会作的政治报告。中间休息时，周恩来与徐悲鸿又亲切交谈起来。周恩来担心徐悲鸿虚弱的身体支持不了，劝他提早回去休息，徐悲鸿没有同意。会后，徐悲鸿又赶往国际俱乐部参加欢迎波兰代表团的晚会，过度的劳累使他的脑溢血症复发。徐悲鸿再次被送往医院。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着急，马上派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亲自组织抢救。然而，由于病情过重，九月二十六日清晨二时五十二分，徐悲鸿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永远地去了，离开了他所眷恋的事业，离开了他的亲人，离开了他的朋友。当天下午，周恩来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到北京医院，向徐悲鸿的遗体告别。在徐悲鸿的遗体旁，他伫立了许久……他沉痛地对在场的人说：“徐悲鸿的死，是一个永远无法补偿的巨大损失。”他让同来的文化部领导人周扬，亲自守候徐悲鸿的遗体入殓。尔后，他又问准备从徐悲鸿头上翻制面模的雕塑技术工人：“有没有把握翻好？”当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又嘱咐这个工人一定要小心仔细。
后来，周恩来谈到徐悲鸿是“真正有点硬功夫，而又有正义感”的大师，多次称赞徐悲鸿在政治上过得硬，是站得出来的，在艺术上能融合中西，是继承民族优秀传统和吸收西方技法的范例。他表示“建立徐悲鸿纪念馆很好。这样，能很好地保护徐悲鸿为祖国留下的艺术珍品”。
在徐悲鸿逝世一周年之际，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以悲鸿故居为基础的“徐悲鸿纪念馆”建成了。周恩来题写了“悲鸿故居”的匾额，表达了他对徐悲鸿的尊重和怀念。
一九六七年，因北京地铁施工，徐悲鸿故居纪念馆被拆除。时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哪里还谈得上恢复。徐夫人廖静文不忍看到悲鸿遗作失散和损坏，一九七三年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复建悲鸿纪念馆的迫切心情。又是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新馆终于建成了。为此，周恩来曾亲笔给廖静文写信，派专人与她洽商。后来，周恩来在病榻上多次询问复建悲鸿纪念馆一事办得怎么样了。这些反映了周恩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对祖国艺术事业的关注，对保护祖国珍贵文化遗产的重视，也体现了周恩来和徐悲鸿的深情厚谊。
2007/09/10
第五章 识才·用才·惜才（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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