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当老舍决定以死抗争时说：“总理最了解我，总理最了解我……”
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周恩来十分关心文艺事业的发展，他同文艺家们像朋友，像兄长，丝毫没有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味道。这几乎是所有与周恩来有过交往的文学艺术家们的共同感受。著名作家老舍和周恩来之间的深厚友谊更是令人感动。
在六十年代初的一个夏日，为答谢我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大夫和她的女助手成功地为邓颖超做了一次手术，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西四缸瓦市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宴请林大夫和她的助手，同时邀请他们的老朋友老舍和夫人胡絜青女士作陪。席间，胡絜青拿出自己画的一把绢团扇送给邓大姐。团扇上画的是一大朵工笔重彩的牡丹，老舍在团扇上题词：“昔在帝王家，今供亿人赏”。这把扇子引起在座的人很大兴趣，大家传看着，都说花画得好，字写得好。这次小聚后不久，老舍和胡絜青收到一张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合影照。照片上周恩来和邓颖超并肩而立，微笑着，很有神采。特别令老舍和胡絜青夫妇感动的是，照片上的邓大姐手中正好拿着那把团扇。她右手握扇柄，左手轻扶扇的上端，将团扇的画面正对镜头，非常清晰，显然，这是他们特地拍摄送给老舍夫妇的照片。
一九五四年，周恩来在中南海家里设家宴，邀请老舍夫妇、曹禺夫妇、吴祖光夫妇。总理拿出一瓶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送给他的百年陈酿白兰地请大家品尝。他自己还下厨做了一道拿手菜——干丝汤。席间，大家谈的主要是文艺的新问题和写新戏的事。
在另一个夏日黄昏，在西花厅外，周恩来设宴主请陈毅，请老舍夫妇作陪。周恩来说陈毅家里人口多，开销大，嘴头上“亏了些”，得请请他。总理那天还特地邀请了古筝演奏家溥雪斋老先生，席间，傅先生乘兴弹奏一曲。整个宴会情趣高雅，热情洋溢。
被周恩来和邓颖超邀请了几次之后，老舍夫妇深深感到：周总理虽身为国家领导人，但他总是找机会使自己置身于这个身份之“外”，在朋友中间，象普通人那样去交际。如果得到了他人的恩惠或帮助，他也会重情重义地款待他人，有时，兴致来了还可以露一手烹调“绝活”，为大家助兴；他关注人家，当人家有什么难处需要解决或者有什么进步的要求需要鼓励的时候，他都会援手相助。或者，干脆就为了和朋友见见面，谈谈天，听听音乐，叙叙旧，互相的信赖就在心中潜移默化地在彼此问扎根了。
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周总理的现代意识非常强，他把与人交往中的平等相待看得很重。他力图把密切交往和平等相待熔合在一起，塑造一种最理想的新型的人际交往关系。他的确做到了这点。他热爱文艺事业，自己也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多才多艺。他和文艺工作者之间不光是共同的兴趣的关系、工作关系，还有亲密平等的个人之间的朋友关系。他连报自己岁数都爱这么说：“我和老舍、郑振铎、王统照同庚。”
老舍常说：“总理又给我出题了！”
往往，这题便引出一部大型话剧来。
在一次座谈会上，老舍提出来想去新疆石河子地区体验生活。话音未落，周总理就说：“你年纪大了，腿脚又不方便，不一定跑那么远去体验生活。可以选近一点的地方，也可以不蹲下来，走马观花也是一种方式。噢，我打断了你的发言，对不起，请接着谈。”老舍瞪了总理一眼，笑道：“话都让你说了，我还说什么！”
老舍写的话剧，周总理几乎全都看过，不仅看，还参与修改，有的甚至从头到尾都直接参加创作。在关键时刻，还为作者撑腰，使几出最重要的话剧得以公演。没有周恩来的慧眼卓识，包括著名的《龙须沟》和《茶馆》在内的重要剧目，恐怕就是另一番命运了。
《龙须沟》剧本写出之后，“人艺”有两大顾虑，一是“青艺”刚上演《保尔·柯察津》，当时演外国戏很“热”，成为一种时髦；也是正值抗美援朝，上演《龙须沟》怕脱离当时的大背景。周总理明确反对种看法。他认为，演《龙须沟》也是结合实际，很有现实意义，对确立新政权的威望大有好处。果然，《龙须沟》上演后受到人民欢迎，风靡全国，老舍也因此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总理还推荐给毛主席看。《龙须沟》成为毛主席进城后观看的第一部大型话剧。
在话剧《茶馆》彩排时，也有不少人提出批评意见，如“缺少正面形象”、“灰色”、“怀旧”等等。周总理再一次站出来说话，充分肯定《茶馆》是一出非常好的话剧，尤其是第一幕，对广大青年是一部很好的教科书，教他们看看旧社会是多么可怕。
看了《茶馆》的排演之后，周恩来和导演、演员座谈时也谈了他的意见：他说如果让他写《茶馆》，他不会像老舍那样选择清末，民国初年……那样几个历史时期来描写，他认为老舍选择的不够典型，典型的是“五四”运动、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当他坦诚地谈完自己的意见后，又连忙声明：“我这些意见，你们千万不要忙着对老舍同志讲；要讲，还是我自己去讲，我怕你们讲不清楚。”
周恩来就是这样善解人意，又懂得尊重人。他完全是平等地与人相处，当谈的是个人意见时，总是以商量的口吻说话。商量了，可以不接受，不接受，也不要紧。
对老舍来说，在他的一生中，有两个关键转折都是和周恩来有密切相关的。
一九三八年初，酝酿成立“抗战文协”时，究竟由淮来担任领导人，很费了些周折。最后经总理和冯玉祥先生商定，要老舍出来担任。这件事几乎决定了老舍此后的人生道路。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从此，他由一个单纯的“写家”变成了一个时代洪流中的“尽职的小卒”。
一九四九年六月开第一次文代会时，总理面对解放区和国统区两股文艺大军在北京会合的大好形势，说“现在就差老舍了，请他快回来吧”。根据他的提议，由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阳翰笙、曹禺、田汉、冯雪峰等三十多人签名写了一封邀请信，经过秘密渠道传递到了远在纽约的老舍手中。他终于在当年十一月底回到了祖国，掀开了他新生活的一页。那封热情的邀请信他随身带回了国，后来夹在《鲁迅全集》里，是他特意保留的唯一的一封书信。
这两次最重要的召唤，均来自周恩来。从这个意义上，周恩来的的确确是老舍的引路人。
也许，正因为如此，当“文化大革命”初起时，当老舍己下决心以死来与不公正、和对他的人格的侮辱抗争时，他一再对夫人胡絜青说：“总理最了解我，总理最了解我……”这句话后面蕴含着多少祈望和信念啊！在一切一切都破灭后，他怀着这个唯一的坚定不移的信念，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深夜投入了太平湖。
老舍的突死，使总理大为震惊和悲愤。
据老舍夫人胡絜青女士回忆：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上午，老舍离家出走后，“造反派”向我要人，还到顶棚的检查孔里去搜查，以为我把舍予藏了起来。我马上预感到事情的严重，第一个念头就是向总理求救。
我想，有一次舍予生病，吐了点血，我自己买了点药，让他歇了几天，而没有报告。事后，总理来家看望舍予，见了我，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以后不要自作主张，要送医院，要直接向我报告！”
想起这个叮嘱，我悄悄地派孩子去国务院接待站向总理转递报告，请他帮助把舍予找到。
二十五日清晨，总理办公室给我打来电话，说“不要着急，已经派人在找，一有消息马上通知，请等候。”实际上，当天上午已经找到他，在湖水中。
一切都完了。
以后，我一直没有见过总理。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知道了：总理在舍予死后，为舍予，为我，还做了许多许多事情。我的惊讶，我的感动，我的感激，简直无法形容。
大致半年多之后，我在锣鼓巷等车，突然发现王昆仑先生由我面前经过，他把我拉到一旁，小声地问我：“总理的秘书去看过你吗？”
我茫然不知所答。
于是，他告诉了我下面的故事。
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在天安门上，总理得机会碰见了王昆仑，问他知道老舍死了吗？王说知道。又问，知道是怎么死的吗？王答知道一些。总理说：“那好，我们以后单独谈。”接着总理便求王昆仑代表他去胡絜青处看看，一是代表总理向她表示慰问，二是看看她的近况，回来向他报告。王昆仑当即表示有难处，建议总理还是叫周荣鑫去吧。总理没有勉强王昆仑。过了几天，夜晚，总理约王昆仑到总理住地长谈。
总理听了王昆仑的叙说，还追问了许多细节。这一夜，他们谈得很久，直到深夜。
听了王昆仑谈的这一切，我简直以为自己在做梦。因为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人同我谈过话，没有、任何人来过我的家。我当时很孤独。孩子们纷纷被揪斗，回不了家。我是一个“自绝于人民”的人的老婆，没有人敢理我。我的孤独似乎是注定命该如此的。
当天夜里，我给总理写了一封信，感谢他还想着我，也向他报告：我还活着。
舍予去世五天之后，周总理亲自签发了关于保护干部的电文，他自己拟就了要保护的著名民主人士的名单。同样是在五天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舍予的血和死，还有同期死去的许多善良的人们的悲剧，换来了那份保护名单和那篇社论，代价可谓大矣。然而首先想到这个代价的，当时仅总理一人。舍予是第一个沉死太平湖的人，继他之后，据说，在那可怕的八月末，达到了上百人。假设没有那五天之后的电文和社论，说不定沉湖的人会多于水中的鱼。
在以后的日子里，像蝉脱壳，每隔一段时间，我周围的禁锢便被剥去一层。首先解冻的是舍予的稿费存款，银行奉命对我说，这笔款子可以由我和子女自由支配了。我明显地感到：是总理那只巨手在悄悄地拨动着这一切，做得既巧妙又不露声色。
一九七八年八月，北京市和全国的文艺界朋友们举行了隆重的、象征性的老舍骨灰安放仪式。那天，邓颖超来得特别早，她紧紧握着胡絜青的手，对她说：“假如恩来还活着，他今天会第一个来！”老舍夫人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在孤寂了十年之后，终于感到老舍的祈望已经如愿了。
邓颖超说：总理生前经常提到老舍的名字，他十分想念老舍。她还说：她今天也是故意提前来的，为的是也代表恩来出席老舍的追悼会。是替他来行礼的。
周恩来和老舍这对多年的朋友在极其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生离死别。老舍在无助中走上了绝路，怎么不使周恩来难过。在周总理去世之前，在北海的湖畔，郑重地祭奠过老舍——面对与吞没过老舍的太平湖水同源的北海，倾吐了深藏他心中的怀念和悲愤之情。
那也是一个八月二十四日，总理重病，在北海里养病，医护人员陪同他在湖边散步。他默默地望着湖水出神，突然问道：“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对方紧张地思索，不得要领，回答说不知道。
“今天是老舍先生的祭日！”
然后，总理又问：
“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对方回答说：“有所耳闻，但不详细……”
“我知道！”总理口气很坚定地说。“我详详细细他讲给你听。”
也许，这些话在他心中憋得太久太久，已经到了不吐不成的地步。
也许，他是见景生情，看见了湖水，想和他死去的老友做一次知根知底的交谈。
也许，他想起了武汉，想起了重庆，想起了第一次文代会，想起了《龙须沟》，想起了《茶馆》，想起了《春华秋实》……
也许他为老舍感到惋惜，他知道老舍还能写，还有《正红旗下》没有写完，还有相当庞大的写作计划，还有可能拿出更好的东西来。
也许，也许……
这一切的也许、遗憾与悲哀都溶进了北海的湖水中，假使老舍在湖中有灵的话，也会深感欣慰的。
这湖畔的独白式的解说纯粹是周恩来式的。它不仅为巨人的风格描绘了最后的一笔，而且也为周恩来——老舍的友谊写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2007/09/10
第五章 识才·用才·惜才（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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