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周恩来在弥留之际，曾留下这样的嘱咐：希望他的亲属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要到北京来……如果一定要来北京，应该自己花路费，一分钱也不要政府开支
在即将撒手人寰之际，逝者最留恋的是自己的亲人，最关切的也是自己的亲人。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以对晚辈亲属的挚爱，谆谆教诲的又是什么呢？
周恩来在一九七二年发现患了癌症，仍然忘我地不知疲倦地工作，直拖到一九七四年六月才住院治疗。此时侄女周秉德随丈夫所在的部队从三线调回了北京。周秉德回忆说：“伯伯住院的前一天，邀我去西花厅，和他们一起吃饭。饭桌上伯伯把他和七妈分别在大寨拍的彩色照片送给我，说：‘以后见面少了，明天我要住院了。’我根本不知道他得的是不治之症，还挺高兴：‘伯伯，你能下决心住院看病，太不容易了，这回可要好好休息一阵子了。’”
“第二年的五月二十五日，伯伯从医院回了一趟家，七妈亲自给我打电话，我赶紧去了西花厅。一进门就看到伯伯很高兴地坐在客厅里，秘书们闻讯都来了，围着他说说笑笑。临走时我要求和伯伯照张相，伯伯用商量的口吻和我说：‘你跟我照相，这么多秘书怎么办？下次再照好不好？’我当然不再坚持，哪知失去了这次机会，永远无法弥补。”
周秉德讲到此处热泪盈眶：“后来我想去医院看伯伯，一直不准。七妈说，这是政治局的决定，除了她以外任何亲属都不可以去。我所能做到的，就是一个两个星期去一次西花厅陪陪七妈，和她一起吃顿晚饭，到晚上八点半她该动身去伯伯那儿了，我也要赶末班车回远在西郊的空军学院的家。我坐她的车从中南海出来，娘俩在府右街北口分手，她的车往东驶向三○五医院，我向西走到一○三无轨电车站。那一段艰难的日子，大约好几个月吧，都是这样度过的。”
周秉德说：“在那些无法和伯伯见面的日子里，我在西花厅曾经和伯伯通过电话，伯伯还是那么坦然达观，反倒作起我的工作来，要我正确地对待生与死。他说：共产党员应当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有那么一天，活了七十七，还不够吗？天有不测风云嘛！对家人、亲人也要这样，要想得开呀！他惦念着我的两个孩子，谆谆告诫我，不要把他们养娇了，他说，只有大草原、广阔天地里的花朵，才长得壮，活得好。”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秉建突然接到一份从北京发来的电报。谜一样的电文是：“见报勿回。”她很纳闷。第二天早晨，她听到电台在哀乐声中广播了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的噩耗。她悲痛已极，立即给北京打了长途电话。但是，伯母劝她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邓颖超明确地说，这也是她伯伯的意见。每当其他同志不幸逝世后，周恩来总是尽心竭力使他们的亲属得到慰藉。但是，他对自己却要求十分严格。作为一国的总理，让亲属在他逝世后参加葬礼，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周恩来在弥留之际，曾留下这样的嘱咐：希望他的亲属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要到北京来，这才是真正地悼念他。如果他们一定要来北京，应该自己花路费，一分钱也不要政府开支。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一日下午，参加总理吊唁活动的晚辈们，在人民大会堂聆听了邓颖超传达总理对他们的遗言：不要搞特殊化。千万记住，不要因为是亲属，而在革命征途上搞特殊化！
一月十五日下午，邓颖超又专门把周恩来的亲属们召集起来，对他们说：恩来生前是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但他总是按照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严格要求自己，他把自己看作是党的人，是一个人民的勤务员。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恩来始终如一地遵守看这条共产党人的最重要的准则。他永远保持和群众的最密切联系，从不搞特殊化。特别是在我们党处在执政党的地位以后，他更是时时刻刻注意这个问题，严于律己，把搞好我们的党风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作为他的亲属，又有什么理由把自己放在一个特殊的地位呢？我们千万记住，不要以为自己在革命的征途上有什么特殊，不要夸耀，不要吹嘘，一定要谦虚谨慎，要多向革命老前辈学习。
2007/09/10
第四章 家教·家规·家风（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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