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在血雨腥风的日子里，他们时而并肩站在对敌斗争前沿，时而又面对生离即意味着死别的情势
结婚之后，周恩来和邓颖超曾经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决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他们还经常相互提醒，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互相问不该说不说。不该问也不问。
周恩来和邓颖超婚后因革命事业需要，聚少离多，在斗争中屡经风险。在他们婚后不久的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刺身亡，周恩来一知道就出去了。出去干些什么？邓颖超不知道，两天两夜没有回家。后来回来了，邓颖超看到周恩来穿着他唯一的那套西服，背上一片血迹。后来才知道是廖案发生后为了抓凶手，周恩来作为政治部主任坐车去司令部。原定晚十一时戒严，蒋介石狡诈多变，突然提前两小时，九时戒严。周恩来不知道，车到司令部门口，警卫叫停车，司机未听见，警卫就开了枪。周恩来在车内赶紧卧倒，司机的脑袋被打碎，血流在周恩来背上。后来，周恩来跳出车门说明身份，才算无事。
大革命时期，周恩来遇险不止这一次。一九二五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六月十九日香港工人在苏兆征、邓中夏等领导下举行支持上海人民反帝斗争的省港大罢工。二十三日，周恩来率领东征军两个营和黄埔军校学生军一个营参加广州各界群众声援上海人民和香港工人的反帝示威大游行，周恩来走在队伍最前列。游行队伍途经沙基时，在沙面的英帝国主义军警向队伍开枪。这就是沙基惨案。周恩来身旁左右两人都中弹身亡，周恩来幸免于难。
一九二六年冬，周恩来去了上海。次年三月二十一日，他同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一起，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继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大屠杀之后，广东的国民党右派也在四月十五日对革命者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在这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周恩来和邓颖超分别在上海、广州两地经受了白色恐怖的考验。周恩来和战友们一起组织了二十万工人参加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总罢工，并和群众一起参加了抗议大屠杀的示威游行。邓颖超在“四·一五”大屠杀时却因难产正住在医院里，当她得知外边局势的变化，正不知如何应付的时候，共产党员陈铁军同沈卓清一起赶到医院，告诉了邓颖超这个紧急情况以及党组织要她立即离开广州的决定，又幸亏得到好心的医生王德馨和护士韩日修的仗义帮助，她才没有被捕。家被查封了，但没有把门封死。邓大姐叫保姆回去取衣服，看到了周恩来从上海打来的电报，叫赶快离开广州到上海登报找他。好心的医生把邓大姐和她母亲送上由广州到上海的轮船。到上海正好是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她们以邓大姐母亲的姓名在报上登广告，找伍豪（当时伍豪即周恩来还不为人知），说你长期不回家，现在我带女儿来找你，见报即到旅馆接我。周恩来见报就把她们接走了。
邓颖超同周恩来会面不久，周恩来便根据党的决定在五月下旬去了武汉。虽然六月间邓颖超也奉命调武汉工作，他们又得以短暂聚首，但七月下旬周恩来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去领导、指挥南昌起义了。周恩来仅在要离开武汉之时，才简单地告诉邓颖超他将去九江，其他什么都没有讲。邓颖超也什么都没有问。报纸报道了“八一”起义，邓颖超这才知道周恩来在南昌。他们自觉地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即便在死别生离之际也是如此。
在革命战争的岁月里，别离，对周恩来与邓颖超像是家常事。在上海、在苏区、在长征途中都是如此。
即便在解放之后，他们也常常不能团聚。周恩来为了革命事业从不顾及个人的安危，而邓颖超则总是他革命工作的积极的支持者。一九五五年，在美蒋特务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之后，周恩来毅然决然地出席了万隆会议；一九五七年匈牙利事件时，周恩来访问了匈牙利；一九六四年正当加纳发生政变时，周恩来访问了加纳。这些行程都有着极大的危险。
对这样频繁的分离，究竟要承担怎样的精神痛苦？邓颖超曾这样坦率地说过：“每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无论是作为同志，还是夫妇，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啊！”但共产党人是特种材料铸成的人，他们能正确对待这种动荡无常的家庭生活。正是为了广大人民大众能安居乐业，过和平幸福的家庭生活，他们才自觉地舍生忘死。
2007/09/10
第一章 相识·相爱·结合（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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