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广州一间极其简朴的小房子里，他们结成了一对同心同德，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的革命伴侣
一九二四年，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以广东为根据地的国内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急需大批干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奉调回国。这年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旅欧共青团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改选了执行委员会，由林蔚担任书记。二十日，新选出的执委会委任即将奉命回国的周恩来、刘伯庄为其代表，向国内团中央报告工作，并代表旅欧团组织参加各种会议。这次选送回国的干部，大多是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再回国参加斗争，他们中有聂荣臻、李富春、邓小平、傅钟等；由于国内斗争的迫切需要，周恩来没有去莫斯科。他与刘伯庄、周子君、罗振声等人于七月下旬从法国直接坐船回国。在周恩来的身上，带着一份旅欧共青团执委会给团中央的报告，里面写着对他的评语：“周恩来——浙江，年二十六，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活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周恩来九月到达广州，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和广东区委会常委兼军事部长，同时还担任着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东征后，他又担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副党代表。
当时，邓颖超仍在天津工作。她是天津最早的共青团员之一，一九二五年三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
周恩来与邓颖超虽在书信往来中已经定情，但周恩来归国后将近一年，却不曾有机会同邓颖超见上一面。一九二五年一月，高君宇在上海参加了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返回北京的途中，受周恩来的委托特地在天津下车，到邓颖超任教的学校里去看望她，并带去一封信。高君宇和周恩来是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相识的，两人交谈甚深，彼此互通了各人的恋爱情报，于是高君宇做了邓颖超和周恩来之间热诚的“红娘”。
一九二五年七月，邓颖超奉命调广州工作，由于南下途中在上海耽搁了一些日子，八月上旬才到广州。
当时，广东区委正全力领导省港大罢工，周恩来工作更为紧张。邓颖超乘船到达广州的这一天，周恩来竟抽不出时间去接她，只得委托秘书陈赓作代表，拿了一张邓颖超的相片，去码头接人。在熙熙攘攘的码头上，凭着照片认人，谈何容易。一向机灵的陈赓看花了眼也没有找见邓颖超，只得回去向周恩来致歉。
邓颖超当然不知道周恩来的这个临时计划。当她踏上码头，在人群中左顾右盼没有看到想念已久的周恩来时，只得照着通讯地址径直找到住处去了。就这样，找上门去的邓颖超成了周恩来的新娘。一九二五年八月八日，他们在广州中共广东区委所在地的一间简朴的小房子里，结成了一对同心同德，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的革命伴侣。是年，周恩来二十七岁，邓颖超二十一岁，他俩结婚没有正式登记，也没有举行结婚仪式，就是当着许多朋友的面，宣布两人的相互承诺，也就是堪称婚姻誓言楷模的“八互”：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识。
婚后，他们搬到文德东路文德楼二楼西边的一间约十平方的房间里居住。他们对面住的是李富春和蔡畅夫妇。
身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结婚后的生活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周恩来夫妇住的房间，陈设十分简朴，靠东墙窗下摆着一张写字台，几张靠背椅；一只四层的藤书架上放满了周恩来从法国带回来的书籍和国内新近出版的报刊。客厅设在楼下，屋子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台，几张藤椅和圆木凳子。周恩来就在这里会见客人或召开会议。
那时，周恩来的工作十分忙碌，经常一早就要从广州天字码头乘船到黄埔军校，晚上才赶回广州，还要参加广东区委的会议，或向干部讲课、作报告。四十多年后，邓颖超到广州时又一次来到当年的中共广东区委旧址，深情地回忆起那一段不平常的难忘岁月：“我和恩来每周都有几个晚上来这里开会，那时，毛主席也经常到这里指导工作，研究问题。有时一直开到十一二点。”
2007/09/10
第一章 相识·相爱·结合（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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