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爱情真像诗人赞誉的，是“一种相似的灵魂联盟”，那么，周恩来与邓颖超就是这样。他们一样有坚定不移的信仰，坚韧不拔的毅力，惊人的胆识与才干，高尚的品德与情操，豁达大度的襟怀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正是这样一种高尚心灵的联盟，使他们半个多世纪相依相伴，在近六十年的革命风雨中并肩战斗、患难与共、心心相印、恩爱愈笃，使他们的爱情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放出异彩，被人们誉为模范夫妻。
一、两颗充满革命激情的火热的心，为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目标所连接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了，京津等地爱国青年学生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留学日本的青年周恩来，再也压抑不住胸中爱国的革命激情，在樱花盛开的时节，带着“国亡无日”的忧愤心情，毅然回国，投入了海河两岸如火如荼的斗争。
那时，领导学生运动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急需创办自己的报纸——《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被认定为最理想的主编。早在一九一三-一九一六年，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就曾发起组织进步学生团体“敬业乐群会”，先后担任《敬业》杂志和《校风》周刊的总编辑，并亲自撰写评论和报道文章，在同学中享有很高威信。周恩来应邀出任《会报》主编，他表示：我所以回来，就是为了参加救国斗争，负此责任，义不容辞。他为了办好《会报》，主持采写、审稿和编校，日夜操劳。白天，他投入火热的斗争，在反动军警镇压下临危不惧，走上街头演说宣传，参加示威游行；夜晚，他在灯下孜孜不倦写稿编报，经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这家《会报》创刊号刊登周恩来起草的社论《革新·革心》，号召改造社会，改造思想。最多时每日发行两万多份，在北京、天津、上海和全国各地有较高声誉。不久，周恩来又被天津各校进步刊物联合组成的天津学生报社联合会推选为主持人。
就是在这同一时间里，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念书的邓颖超（当时名为邓文淑），也参加了五四运动的宣传工作。她担任了女师同学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队长和学生联合会的讲演部部长。她组织讲演队，在市内宣讲厅和公众集会上演说，深入到偏僻的贫民区宣传。这支女学生讲演队是天津爱国斗争中十分活跃、影响突出的一支宣传队伍。邓颖超擅长宣传鼓动，听她讲演的人常常感动得热泪涔涔。
随着爱国运动的深入，为了加强斗争的力量，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中的女学生组织和天津学生联合会决定合并。
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下午，在天津草厂庵学生联合会办公室里，两个青年学生组织的领导骨干举行了会议，成立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在爱国学生运动中相识的周恩来和邓颖超以及马骏、谌志笃、郭隆真、刘清扬等二十名男女青年参加了这次会议。周恩来被推举为会议的主持人。大家讨论了团体的宗旨和任务，决定办一个白话文刊物，取名《觉悟》。由周恩来执笔的《（觉悟）宣言》，举起了“革心”（对主观世界的改造）和“革新”（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两面旗帜，以“自觉”、“自决”为主旨，表达了中国先进青年在十月革命启发下，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也体现了“五四”时期革命青年“努力向‘觉悟’道上走”的进取精神。周恩来和邓颖超同觉悟社的社员经常在一起讨论座谈，一起研究世界新思潮，研究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形势、任务和策略。
五四运动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一九一九年冬，反动派查封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并逮捕了二十四名各界代表。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九日下午，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等率领一千多名示威群众，包围了天津金钢桥畔的直隶省公署，强烈要求启封被查封的天津各界爱国联合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要求释放此前被捕的二十四名代表。直隶省长曹锐拒绝接见群众，还悍然逮捕了奋不顾身进去说理的周恩来等四名代表。
周恩来被捕后，和二十多个先后被捕的代表一起，被关押在拘留所。他们分别住在鸟笼似的棚子里，敌人既不审讯，也不释放，还不准彼此往来。周恩来便利用上厕所的机会，传递小条，和战友们商量对策。每天睡觉之前，敌人照例吹集合号“训话”，周恩来和战友们一听号声，便集体上厕所，先是个别串连，互相传消息，后来越聚越多，形成集会。
一天晚上，敌人又吹号集合“训话”了。分散回去时，一张纸条在一个个“犯人”的手中传递着，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质问警厅，既不审问，又不释放，是何道理？”
第二天，警察厅长杨以德又到各个监房巡查。大家都厉声质问他，“你们抓人，根据哪条规定？为什么不公开审判？”
杨以德说不出理由，狼狈地回头就走。周恩来正在监房里埋头写作《警厅拘留记》，看到杨以德走过来，就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张纸条递给了他。
这个反动的警察头子本来一字不识，但他却装模作样地打开纸条，看了一遍，然后说：“很好，我回去考虑。”回去以后，他找秘书一念，内容竟和其他“犯人”质问的一样，气得他七窍生烟。
杨以德又想了个鬼主意来整学生代表。一天，他突然把被捕的代表分组叫去。发给每人一份“答卷”，提出二十一个问题要每个人回答。
这是敌人设的圈套。周恩来立刻串通大家，一律回答“不知道”。
杨以德无可奈何，又派人找周恩来个别“谈话”，先是假惺惺地说了些夸奖学生爱国的话，然后问道：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谁主笔？”
周恩来回答：“没有主笔。”
杨以德又问：“学生联合会的经费从何而来？”
周恩来很严肃地回答说：“你们无权调查我们学生会的经济内容，我也不必回答。”
杨以德碰了一鼻子灰，他们的阴谋又一次被粉碎了。
四月初，周恩来和被捕代表宣布绝食。要求放松管制和立即开庭“审讯”。
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越过牢狱高墙，很快就在社会上传开了，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反动警厅的愤怒。这时候，邓颖超和其他二十多位同志背着行李赶来了。代表们被捕后，他们一直在坚持斗争，并发动同学自愿签名，来替被捕的代表坐牢。
他们理直气壮地对杨以德说：“我们的代表因为爱国，被你们抓起来了。代表是我们大家推选出来的，不能只让他们在监狱里受苦，我们要求入狱来替换他们。快把他们放了，把我们关起来吧！”
这种事情，杨以德自当警察厅长以来还没有遇见过。他又惊又怕，只得放松对被捕代表的管制，允许他们在院里散步、串门，并答应向反动省长转达关于开庭审讯的要求。
在天津各界爱国联合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的直接救援下，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下，经过法院审讯手续，反动当局不得不于同年七月十八日将马千里、周恩来、马骏，郭隆真等代表们全部释放出狱。
在五四运动的激流中，周恩来是一名勇士，是先进青年中极其活跃的杰出的领导人物。邓颖超也是青年中一位优秀的代表。在觉悟社内，他们又是志趣相投的战友。邓颖超在革命运动中的热情、勇敢和坚韧不拔，在生活中又是那样淳朴、端庄、待人以诚，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周恩来的智慧、坚定和对革命事业锲而不舍的追求，也深深打动了邓颖超的心。就是这样两颗充满革命激情的火热的心，为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目标所连接。
照常情，青年男女，特别是志趣相投的青年男女，在相互交往中相互爱慕是自然之理。但那时，周恩来与邓颖超这两颗充满激情的心，却丝毫没有心思去顾及一个人感情。他们一心一意忙着救国，忙着斗争。那时，社会上封建思想还很严重。对于男女之间的社交，“道学家”们攻击尤烈。觉悟社的社员们懂得，他们行动，是对流言与诬蔑最有力的回答。因此，他们为了斗争，都更加严格地克制着自己感情的闸门。
2007/09/10
第一章 相识·相爱·结合（之一）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