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国的界限，自从各民族间开始商业交通后，各个统治阶级，遂都用他作成对内号召统一、对外兼并他国的武器。及资本主义勃兴，各国的资产阶级更是挟其方兴之势，运用这个武器——国——对内压迫被统治阶级的一切反抗和革命，对外抵御强敌并凌辱那产业未曾发达的各弱小民族。于是全世界凡经资本主义铁蹄所践踏的地方，概都形成了同样的两大阶级：一是压迫阶级，一便是被压迫阶级。
压迫阶级是以各强国的资产阶级为中心，各产业落后国的封建军阀只不过是他们的爪牙；至被压迫阶级，则工业先进国中的无产阶级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都是站在同一被剥夺被欺凌境地的。且在他们中间，以经济地位说，不论无产阶级，便是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也都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之故，迟早都要走入无产阶级队伍中来。所以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级，若是看明了此事，正宜速行运用这个国的利器来攻打敌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要群起来做国民运动，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工业先进国的无产阶级，要日夕图谋阶级争斗，以便打倒国内资本主义；同时更应联合起来一齐向压迫阶级进攻，也正如他以国际的资本进攻被压迫阶级而不分国界的一样；而且当着他自己引起不可免的国际战争时，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日子便到了。只要弱小民族的国民力量胜过一时的侵略者，无产阶级的团结力胜过当时的统治者，则一个革命的爆发，也成了自然之势。前者的例子是土耳其，后者便是俄罗斯。而俄土在土耳其国民运动中的相互关系，更足证明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实有联合的必要和可能，且世界革命的伟大工作，也正要在这个联合中期待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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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我们中国呢，凡是稍明事理稍识事实的人，大都能承认中国已夷为列强的半殖民地，非革命不足以图存了。且就世界的情势、国际的地位来说，弱小的民族若不从国民运动企图国民革命入手，而仅右倾于振兴实业图谋救国，或竟左倾于毁坏一切自由行动，则结果转不过为国内无可发展的列强资本主义延长其遁在尾闾的生命而已。有志气而不甘堕落的中国人，何能忍此！
革命是无疑而且确定了！但我们须看清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国民革命的势力究竟何在，且谁又是我们真实的友人。
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的列强——特别是英、美、日、法——自是我们最大的仇雠。他们挟其工业先进国的机械力，奴隶了我们农业国的散乱民众，掠夺我们的原料，强销他们的货物，以金钱诱惑中国的军阀官僚，于是借款约成，继海关共管、邮政代管后，有盐税共管、铁路共管、江河共管，驯至全部财政共管，乃便要完全实现共管中国了。但不有内贼，外贼何能张牙舞爪的一无忌惮！要不是清廷昏庸，庚子之变何致损失如斯之巨。袁世凯若不急图帝制，二十一条何致签成。段祺瑞苟非志在卖国，中国人民的肩上何致压上一笔巨大的参战借款。曹锟、吴佩孚若不是一志在总统，一志在武力统一，维持甚么北洋正统，又何致开门揖盗，自华盛顿会议席上迎来些自家承认的太上政府。陈炯明果非志在排斥国民革命领袖，又何致勾结英国香港政府，延长广东内部的战祸至今未熄。有了这一干图私的新旧军阀——封建余孽——再加以专做牵线人的外交系、做掮客的洋行买办和趋炎附势的滥官僚，于是卖国的勾当乃越发做得兴旺，而帝国主义的列强亦遂特加他们以青睐。有时几个帝国主义者吃起醋来，或是几个军阀恃宠而骄，于是军阀相互间的战争乃遂在列强的嗔笑中一来一往，而中国人民遂匍伏在枪弹底下讨生活了。总之，他们的罪恶祸害是数不尽的，我们只要认清这全是国际帝国主义者从中作祟，我们便能找到我们共同的敌人，而且相信他们进攻我们——全中国民众——是永远站在同一战线上的。
我们既做国民运动，我们必须先认清国民革命的势力，然后才能有团结之可能。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工作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而且辛亥革命又曾将共和招牌挂张起来，但我们如要从中找出一派可靠的革命势力，则我们相信只有海外华侨可足当得起一支革命的主力军。因为只有他们接触国际帝国主义的强盗为最早，故他们希望一个必须保护侨民的民治国，来做他们海外发展的后援，乃属当然的需要。无论入保皇党或同盟会，其心理上的希望皆属一样，不过满清政治的教训使他们倾向革命的心易于胜过改良的错误观念就是了。第二派革命势力，直至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员罢工时起，始渐渐从工人阶级队伍中涌出，一年多的膨胀，至一九二三年“二七”京汉工人大流血后，北方的劳动势力，虽稍受一时挫折，但全中国的劳动阶级——特别是交通机关、矿山、工厂，常与列强资本势力接触、备受中国军阀凌辱的中国劳动阶级——终将为国民革命中一派最可靠的主力，这是毫无疑义的。第三派中国的智识界，自从“五四”运动后，顿呈活气，中间虽因受新文化运动的恶影响消沉了两三年，但近一年来又复现出蓬蓬勃勃的朝气，其中尤以青年学生为最能无所忌惮的反对列强、反对军阀。第四派便是新兴的工商业家。依他们现时的阶级地位说，自然很难单独去号召一种革命，虽说是他们也渐觉悟到军阀不打倒，列强不赶开，他们的工商业是万难独立振兴的，除非他们甘于卖国，甘与外人合办。但他们中间的开明分子，也渐能与革命派表同情了，自己也知要起来过问政治，这不能不说是好的现象，而不久的将来终会有一部分人来走入救国的革命队中。第五派革命势力现在方在酝酿期中，这便是庞大的农民阶级。农民的势力果成与否，全视努力之人多寡为断；至农民本身，国际强盗之为害，他们或还感觉较少，但军阀的祸国殃民，他们已正确信无疑了。
上述的五派是中国国民运动中最值得注意的革命势力。若能合此五派的革命分子于一个革命的政党统率之下，则国民革命的成功，必不至太为辽远。在历史的使命上说，中国国民党是负有这个革命统率之责的。过去，他因为忽略了革命势力真实的存在和各派的经济地位，以致革命十二年，不但新的革命势力未能集中到国民党旗帜之下，便是国民党唯一的后援，海外华侨也有动摇之虞，这不能不算是国民党至大的失计。
我们知道国民党近来已起首改组了，我们且深信此次改组后必有可观。但我们所最切望而且不惮重复申说的，便是国民党今后当注意于国民运动中五派可靠的革命势力之发展团结和引导，千万再不要误认新旧军阀的四派势力之调和可以得到那骗人的和平统一！
最后，我们要说道，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我们可引为友之国，自不外与我们立在同一境地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和无产阶级之国的苏联俄罗斯，这些我们是要与他们以统一前敌的国际联合，来企图世界革命而促成我们国民革命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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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我们才不致染上旧日列强所运用的国的武器的祸害，而使我们“革命救国”的主张，发现了新的意义，人类历史上展开了新的记录。
【注释】
〔1〕本文原载一九二四年2月15日出版的《赤光》第2期，署名“伍豪”。
2007/09/10
革命救国论〔1〕（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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