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周恩来编
《警厅拘留记》叙
这本《警厅拘留记》，是天津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周恩来君编的。同人被拘在警察厅里，是隔绝交通，是一个人拘在一个地方，也有两个人拘在一屋的，大家彼此不能见面，不能会谈，不但对于外边的情形全不知道，就是警察厅里边的一同被拘的一共有多少人，都是姓甚名谁，也全不知道；顶到临送检察厅的前一两天，才稍捎放松，大家可以晤谈。到检厅后，得住在一处，各人才得把各人被拘的情形，待遇的情形，谈话的情形，彼此报告；周君把各人所报告的实在情形，搜集起来，编辑成了这一本书。书里所记载的，全是当时的事实，各人所说的话，是撮其大要，把要紧的全部写将出来，无一句批评，也不加漫骂，真是写实最佳的著作！
这书是民国九年五月起首编的，到六月五日编完，未得誊清，就到了审判的时候。判决出狱后周君又因为各处的周旋，因预备赴英国留学，耽隔了好几个月。上月周君临出国时，才把这书交到鄙人手中，现在要在本报——《新民意报》——上陆续刊登出来。想阅报的诸君，一定是很欢迎的，多以先睹为快了。
九·十二·四马千里识
小引
天津抵制劣货的举动，自去年年底因福州事件在南开操场开过国民大会后，商学两界会同各团体组织国民大会委员会，一意办理这件事情，当时的情形，很可令人乐观。今年一月初，商界各同业公会，又表示商人自决，对于贩卖劣货的抵制方法，公为三类：（一）运到已经启封的劣货，应将货物种类同数目，报告国民大会委员会，由商学两界会同查明确实后，得在市上销售。（二）运到尚未启封的劣货，应封存不准出售。（三）已定尚未运来的劣货，应去信送还。商人自有此种办法表示后，封货查货的事，遂立刻举行；而去信退货的事，也同时并举。抵制的功效，方期渐渐的实现。不意魁发成竟因学生调查劣货，勾引日人殴击学生，演成一月二十四日的各界代表被拘，同“一月念九”省公署前的流血惨剧。从此天津的平民运动，遂受了极大的打击，一切设施，总不能再如以往的自由了。代表等自被拘后，陆续被拘的又有数起，内中情形社会上不能尽知，我们现在把他简单写出，以告关心此事的人。自一月二十三日起至四月七日晚改送地方检察厅止，名为《警厅拘留记》。至在检厅情形，以后另有《检厅日录》记他，这一篇就不叙了。
（一）魁发成事件
民国九年一月二十三日晚上，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会联合会调查委员会委员段鸿荫等，因为得着报告说：“东门内洋广杂货铺魁发成，不报告国民大会委员会私运劣货。”当即前往调查。调查的结果——查出该铺现存洋灯罩17篓，均未报明，全属私运。遂由学生按素来的办法，将货物暂运往学生会候国民大会委员会商量处置。这个时候调查的人本不甚多，有几个人跟随货物回学生会会所（草厂庵），留下的只有段鸿荫一人。一方面国民大会委员会，正在商会开会，忽见段鸿荫气喘喘地跑入会场，报告魁发成掌柜乘他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勾引来三个日本人将他连踢带打，并将调查的证书抢去。他因为人单势孤，所以拼命地跑出。众人听着这种情形，都气忿魁发成既在同业公会，为什么不报货物，不服调查，又勾引外人行凶，遂议决派洋广杂货同业公会代表刘锦堂前往质问。不多时有学生多人同着魁发成店伙裴潭溪、张大来到商会。裴潭溪说：魁发成的料器一部分，是中日合办的，并没归入同业公会；至勾引日人的事，他是店伙，实不知情。而当时魁发成的掌柜已不知去向，所以没有同众人来。张大来因为是一个很小的店伙，没有什么关系，一会儿也就走了。委员会各界代表，虽知裴潭溪是店伙，但是他铺中这种举动，很足以妨害抵制前途；加着日本人去的时候，他又在场，所以多数意思让他明天到公园里去，向大家表白。散会后已经到了夜中两点多钟，裴潭溪同着很多人，都留在商会没走。
二十四日早晨，各校学生得着学生会联合会的报告，有很多人往商会看热闹。当时学生联合会职员因为领裴潭溪到公园不甚合适，就有些人随同他进北门。刚走到鼓楼，有人说：“东门大街有很多保安队等着呢！”大家遂改转方向出西门，由针市街、估衣街仍回商会。接着东区警察署代理署长穆子朴到商会，要见国民大会委员会的人。当时各界联合会出席代表马千里已经赶到，遂见他谈话。穆署长的要求，是要把裴潭溪交警察带厅惩办。但是大家的意思，主张把他送回原店。马千里因此不能立刻答复，遂向各处打电话，招集国民大会委员会临时会议。开会时，各团体代表全主张将裴潭溪交警察带去。不想在这个时候，警察厅保安总队长丁振芝带了很多的保安警察，气势汹汹，来到商会，用皮鞭打散闲人，闯进会场，便破口大骂，不容大家分说，便将裴溪带走。
（二）警厅花园内学生被殴
丁振芝走后，委员会即决定由张品题、夏琴西（商会代表）、马千里（各界联合会代表）、时子周（回教团体代表）、李散人（国货调查会代表）、尚墨卿（海货同业公会代表）、马骏（学生会代表）七人往见省长，报告这事的始末情形，同丁振芝的无理，免得有所误会。代表方走，学生会联合会职员二十多人，误听代表出门被捕的消息，遂不约而合由商会齐奔警察厅。到了警厅前，门口已经布满了保安队、捕盗营、消防队。众人走到石碑前立定，向警察说：“我们的代表是被捕了来吗？”警察回称：“没有。”众人不信，要求到里边见代表；警察拦阻不让，众人总要求请见。两边交涉许久，忽然从门里边出来一个警察，呼了一声：“架。”手中拿着一个藤子棍儿，向着众人乱打。站在前边的李燕豪（北洋法政学校学生），被门前警察用枪托痛打；又有几个人扭住他的脖子，推倒他的身子，连踢带打起来。陈宝骢（大营门中学毕业生）、于骏望、郭绪荣、李培良（商业学校学生）等，也同时被警察手啊，脚啊，棍啊，枪啊，鞭啊，不分皂白，向身上打来。师士范（南开中学校学生）见着这种情形，就上前解劝。忽然捕盗的兵，不容分说，伸手拉了他的衣领，夺去自来水笔，将他拉进大门。进大门后，两旁出来很多的警察，一齐动手殴打，也有用手脚的，也有用枪托藤鞭的，当被打倒在地。李燕豪见着这种情形，便奋不顾身，直望内冲。陈宝骢、于骏望、郭绪荣、李培良四人，也被他们连打带拖，拥了进去。其余的也要跟着，但是警察打是打了，却不让他们再多一个进去。众人闯了几次无效，遂回到学生会联合会去报告。被拖进警厅的六个人，从门口一直被打到花园（警厅内的）有的脸被打伤了；有的身上腰部被打伤了；有的全身被摔肿了。六个人痛苦流涕地向警察演说，他们全都不听；而消防队反任意的殴打，其中以陈宝骢受的伤最重。不一会，有一个副官姓焦的去呼喝众人别打，众人方才停手；又隔十数分钟，由警察拥着六个人押入男待质所。这个时候南开学生祁士良往河东办事，正走到警厅门前，警察拦住去路，不让他走。他同他们理论，他们便用同样手段，将他饱打一顿，然后拖入花园，过一时也送入待质所。
当前六个人在花园被殴打时，同时还有一个不知姓名的公民，约有四十多岁，也被保安警察、消防队拖进去痛打，打的浑身是伤；等到他们归入待质所后，就不见这个人了。
（三）各团体代表被捕
由警厅退回学生会联合会的二十余人，因为当时会中没有多人，遂决定分为两组：一组往各校报告情形；一组往省长公署请求惩办杨以德，释放被捕诸人。往各校的一组，不是本文题内的事，我们可以不必说他。往省公署的走至金汤桥，见着许多保安警察站在那里，到了省公署门口，众人请见省长。回事的人说：“里边已有代表接见了，诸位可以候一会儿。”众人听着这话，才知方才代表被捕的消息是不确了。
各团体代表自商会出来后，便向省公署去，途中遇见各界联合会出席代表孟震侯，也一同加入。到了省公署，当由邢副官长接洽。据他说：“省长不在署中，诸君有事可由鄙人代达。”当由夏琴西、张品题先后发言，质问日人既打学生，杨以德何以不代学生请当局向日人严重交涉，反让警察殴辱学生，是何理由？刑副官听说，亦略示不平，许省长回署后必然报告。代表等遂辞别出来，走至东辕门，便遇见请见省长的一组学生，嚷着向他们报告警厅门口被殴，同李、师等六人被捕情形。众人听说非常气愤，返身要再见邢副官长。门上回事的人说：“邢副官长已由后门出去了。”众人只得回商会再作计较。不想方出辕门，保安队已到，当有人高呼马千里、时子周诸人的名字，众人全都奋身受捕；学生那一组内也有硬行加入的。并且还有一个在钱铺学生意十七岁的商人赵仲禹，因认识李散人，想上前同他说话，也一同被捕。两人架一人直奔警察厅去。半路上有马队、捕盗营接着保护：禁止交通，挥打闲人，声势很盛。到警厅便架入花园，各人分坐栏杆上，相隔很远，不准说话。总计共被捕的各团代表有马千里、孟震侯、时子周、夏琴西、李散人、尚墨卿、马骏（张品题没有被捕），学生有李权（法政学生）、吴世昌（官立中学学生）、吴凤岐（甲种商业学校学生）、陶尚钊（南开学生十五岁），商人有赵仲禹。
（四）被捕后的安置
从省公署门口捕来的十二人，在花园等了一会，就有人来乱向各人问了姓名，开了一个单子去。当问各人姓名的时候，有一个警察问尚墨卿的姓名，尚墨卿答他一个“尚”字；警察再问他，他便气忿忿地说了一句“上车”；于是以后警厅里头的人，都叫他为“尚车子”了。名单开去后，隔了半点多钟，有人嚷马骏、夏琴西的名字，他们两人便跟着嚷的人去，到侦探楼上，一个人一室，两间房子是紧靠着的。马、夏去后，便又有人领着时子周、马千里，分入保安队二队三棚，同六队头棚。接着又有人将孟震侯领入保安队三队三棚。每人全有两个警察看守，惟独马、夏两人由侦探看守。他们五个人走后，花园内还剩下七个人，在那冷飕飕的北风里坐着。直到太阳西下，由大家的要求，才将他们拥入花园会议厅暂坐。到了晚上八点多钟，又将他们移入男待质所北室，隔室就是先进去的七个学生（内有祁士良）。先进去的七个人自从下午进待质所，就有传事吏警察屡次去问姓名、籍贯同在学生会的职务。等到后来的人进去，隔室相问，才知两次被捕的情形同人数。九点多钟各人得着警察送去的一张大饼、一包菜，有的吃的，有的退回的。已经得着住处的五个人吃得稍为好一点，因为得着允许，可以开条子到小饭馆中去要。吃饭的事情过去，便有人将李燕豪、师士范拥出，押入十一二队：李燕豪入十一队五棚；师士范入一间小楼上。队中的值日巡长，将他们身上物品搜查一遍，然后让他们坐在一个床上。一方面待质所里的十二人，由警察陪着他们到司法预审所。王墨林——各界联合会的书记——这时候也被警察从各界联合会门口——草场庵——捕获进去。稍停一停，警察又将他们十三人分为两起：陈宝骢、郭绪荣、于骏望、李培良、祁士良、王墨林六个人，改入违警裁判所；其余的七个人仍在原处。夜深了，各人都要打盹，警察遂送去几床被，铺在地上，大家躺在上边，互相偎靠，和衣而眠。至于已经有住处的七个人，除了马、夏两人在侦探楼上，是用的侦探队的铺盖外，其余都是盖了一两件警察的皮外氅，睡在一张铺板上。冬夜风紧，真是冷的很。
二十五日早晨，在司法预审所违警裁判所的十三人，由传事吏警察复领回男待质所。午饭时让大家开条要饭；饭后陆续分归各队各棚：李散人、吴凤岐、李权、陶尚钊四人，分入十一二队库房，库房不过一丈见方，两个独睡的床，一张破桌子，两个人睡在一个床上，不能伸腿；尚墨卿、赵仲禹二人，分入六队二三棚；吴世昌、祁士良二人，分入头队四五棚；陈宝骢、郭绪荣、于骏望、李培良四人，分入三队头棚；王墨林分入传事吏的屋子住。每人有一两个警察跟随，除了大小便外，不准出门，亦不准同警察说话。
到第三天（二十六日），每人每日改发铜元四十四枚，饭食由自己开条叫买；但须经各队队长、副官、或是值日巡长许可。同日又给各人送了些牙粉、牙刷、毛巾、胰皂。因为李散人、吴凤岐、李权、陶尚钊四个人住的库房太小，遂又将李权、陶尚钊两个人改归六队四五棚。
（五）学生陆续的被捕
二十五日，学生会联合会会所，同各界联合会会所，虽被封闭，但是大家奋斗的精神，反更加高，所以二十六日学生调查员仍然出发；同时并有多数学生在街中散布传单，宣明外交的危急，直接交涉的危险，同本月十九日的日本通牒应该立刻驳回的理由。警厅一方面自二十四日拘捕各团体代表后，凡各团体的机关，各学校同他们所注意的人物，都已密探四布，紧紧跟随。调查员出发不多时，警厅便已得信，在针市街一带调查劣货的凌钟、李恭允、杨云峰三人遂被捕获，而散传单的陈春华亦被拘去。四人至警厅后，先在待质所，随后杨以德亲自审问，历叙学生不应调查、散传单的理由，并让四人取保。四人回说：“无保可取。”两方言语乃起冲突。杨以德大怒，命将四人押入拘留所，四人遂奋身进去。在里边押了五天，同犯罪的人，都在一处。人多屋小，气味非常恶劣，没有铺盖、桌椅，大家都坐卧在地上。饭食每天发铜元十一枚，还得扣水钱一枚。五天后才将四人提出，凌钟、杨云峰归入十一二队楼上看管；陈春华、李恭允归入四队三棚看管，一切对待，遂与其余的人一样。在这个时候，各人都已发给棉褥一件，棉被一床。二月二日早晨，又发给各人卫生衣裤一身、袜子一双。同日李恭允被家中取保出厅。三日陈春华、杨云峰亦被家中取保领出，惟有凌钟一人没走，因为杨以德给他哥哥凌冰——天津南开大学教务主任——去信，教他保出，凌冰回信说：“吾弟若有罪，就依法惩办，若无罪，就放他，吾没有具保的必要。”遂把凌钟改拘于师士范室同住。
（六）“九一念九”〔2〕运动的代表被捕
二十六日调查劣货同散传单的学生被捕后，二十七日各团体为外交事件，在南开操场聚集游行。当出发时，有几个学校学生结队离校后，曾被附近警署拘去领队的人讯问，问毕，由电话中请示警厅，依旧放出。那一天游行，总算没受多大干涉。
念九日下午两点钟，各学校学生整队齐集东马路讲演；并散布传单，声明要往省长公署请愿。要求的条件是：请省长代电中央驳回日本通牒，拒绝直接交涉，催办福建交涉，取消中日军事协约；并请省长恢复天津原状，释放代表，不干涉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演讲半点钟后，群往省公署，推举男女代表周恩来（南开大学学生）、于兰渚（官立中学学生）、张若名（女师范学生）、郭隆真（女师范毕业生）四人求见省长。卫队见人多，将门关闭，门里边并有多人把守，外边有公署副官传达。代表将来意说明后，副官由旁门进去传报。半点钟后出来说：“省长本有病，大家既来到这里，省长可以带病见代表，但是全体学生须退出辕门外。”代表说：“辕门内外没有什么分别，请让我们立刻进去。”副官说：“我再进去回回。”说完又由旁门进去，等了半点多钟，出来说：“代表是可以见的；但是大家还得退出辕门。”意思是恐怕门一开，全体学生要随着进去。代表便说：“你们既怕开门，我们四个人可以由门坎空儿钻进去！”副官也没有说话，四个人便俯身钻进去。进去后，当有杨以德儿子杨福培——在省公署当副官——穿着便衣，举起手来便向女代表打去。郭隆真脸上被打数下，张若名被他一推，险些跌倒在地。等到他们方一留神看他，他已经一溜烟跑了进去。门内卫队见代表已经进来，便将四个人陪往两厢兵棚外室坐着。里边的副官又让周恩来登在梯上，从门框上伸头出去，告诉众人在外边等候，省长一会儿可以见着。四个人在兵棚内又坐了半点多钟，连催多次，副官总是迟延着说一会儿就见。四个人急的了不得，又由周恩来要求再往梯子上去看大家，登上梯子后，只见外边辕门内外已经布满了卫队，将学生夹在中央。周恩来说完还没有见着省长后，便下来质问副官为什么无故派兵围住学生。副官不理，并命卫队仍将周恩来拥往兵棚外室。这时候外边大呼，嚷声大作。里边人也分不出是哭是叫，遂演出“九一念九”运动。省公署门前的惨剧，详情另有专记，不是本篇所应叙的。又隔了半点多钟，省公署门开，卫队同杨福培也都从门中出去，代表等仍然是屡屡要求接见。停一会儿，忽然有一个人在二门口嚷道：“你们将我们的人都打死了，还想见省长吗？”说话的时候，便有保安警察数十人从大门进来，将代表捕走。两人架一人，途中站岗警察早将走路的人赶在两旁，阻住交通，街道肃静，观者如堵，四个人沿路大呼：“民国万岁”、“同胞万岁”、“学生万岁”。鼓掌声从人丛中零零落落的应着。有些人跟在后边的，便遭警察的枪托毒打。先由西河沿架至警厅门前，后复折入磨盘街，出东马路入营务处，游行了一趟。到营务处后，将张若名、郭隆真押入一间空室——营长住的正房的一边——派两个女仆伺候；周恩来、于兰渚押入正房旁边的兵棚里，由捕盗营的兵看管。安置后，由四人具名给营务处处长一个条儿，内容是：“今日之事，无论如何，一切举动，概由代表负责。此致营务处处长鉴。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代表周恩来、于兰渚、张砚庄（即若名）、郭隆真同具。民国九年一月念九日。”
晚上由棚中伙夫往牛肉馆要去饭菜，给四人分吃。睡觉的时候，由棚中兵丁借被褥给男代表盖。第二天起来，一切零用物件，由他们自己拿钱令伙夫购买，但须得营长过目允许。周恩来、于兰渚两人，每日在兵棚内做稿子，闷时便向兵士们闲谈；每天吃饭，全是令棚中伙夫代要。至于张若名、郭隆真两人的生活，有张若名的一段日记，现在把它节录在下边。
（七）张若名的营务处一段日记〔3〕
二十九薄暮的时候，被保安队捕送到营务处，押到一间空房子里，里面有一个空床铺，两个凳子，一张桌子。一个营长所谓白大人的，领着一个老妇人进来说：“先请这位老太太给您做伴吧！晚上还来一位呢！”隔一会儿，由周、于两位那边，拿过一个担负责任给营务处处长的条儿，我同隆真也都签了名。到晚上，果然又来一位姓马的少年妇人，进门便说：“这是罪人判罪的官府，我实在害怕呀！”以前我们的精神，没在营务处内，更没在这间房子里，只想外边的同学们还是被打散的呢？还是自由走的呢？倘若被打，又是什么景象呢？坐在那里呆想。忽然经这位少年妇人很可笑的话一提，才把我们的精神回转到房里来，上下左右一看，才知是一间很破的房子，地上的土也有一钱多厚，这种景象虽然不好，但是我们能尝到这监狱的滋味，（隆真却已是第三次了！）精神很是快乐的。夜间给我们两人三件军人短皮袄，我们说：“没被怎样睡觉呢？”过了一点多钟，所谓白大人的给了一床被褥，我们也就将就睡下了。
三十早晨起来，看看自己身上有好些白毛，隆真笑说：“我们弄了一身军衣的毛，也算当了兵，入了伍了。”梳头洗脸的东西都没有，我们只好先不梳头，仅仅用抹布样子的手巾洗一洗脸。十点多钟同学李福景的伯父李雁题先生——营务处做事——进来看我们，我们也顾不得蓬头散发，同他谈了几句话。问他昨天省公署门前学生怎样走的？李先生说：“免不得是自己解散的，但是拥挤的很烈害！”说完了又往旁边的屋里去看周、于两人（他的儿子李福景是周恩来的南开同学）。李先生的话说的很含蓄，当然可以想到学生是被强迫解散的；并且想象当时情形，从在省公署里边听见外边那种呼声上证明，一定是一场惨剧了。想到这里，真令人焦急，想着外边受伤的人，也不知是怎样的多呢！我们想今天该过堂了，但是等候一天，也无消息。饭后同伴的妇人从家里拿一个四寸长的半截梳子，我们才得梳了头。晚间我们又要求了一床被，虽然不干净，还可以御寒。“营务处本来是抢掠盗贼的拘禁所，何曾有学生爱国被拘的优待费呢？”这是白大人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听着这话，也就得原谅他一切不完备了。
连冻两天，三十一日早晨房里生了一个煤球炉子，但是还不能解冷。年老的那个妇人夜间没有被盖冻病了，我们怕蹈他的覆辙，请白大人派人到刘清扬家里取了几件衣裳，身体的温度才觉得适宜了。
二月一日：昨夜十二点钟的时候，忽然被一阵极凶猛极悲惨的声音惊醒，昏昏中只听得：“呀！咳呀！我娘呀！我的娘呀！大老爷饶了吧！我没有作呀！我身上没刀子！你还不信吗！我娘呀！”我凝神听了半晌，问隆真道：“为什么打贼打的这样惨哪！”隆真道：“我在北京被拘的时候，听着打贼的也是这样惨！”抬起头来看看那年少的妇人，坐在那里落泪。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一则不忍听这种声音；二则我的死鬼——指她死的丈夫说——以前也是个做捕盗的，现在听着这种声音，更加难受！”到了早晨，她就要求白大人回家去了。接着又换一位姓史的中年妇人来。我们想来营务处已经三天，也不见审问，即请白大人来，要求他转达上级官，按我们所犯的罪开审。下午我的伯父来，谈了一会，他的意思要写信告诉我的父母，但是我不愿让我母亲知道这事，就用话婉转地拦过去了。
二日：我们没有事就同两位妇人闲谈，有段事可记下来，看看贫人的生活状况。姓史的中年妇人，她娘家的财产很可以糊口，姑家很贫，每天卖点杂货供给日常生活。遇着阴雨的天气，不能卖东西，就要受饿。但是他无论怎样困难，决不求娘家帮助；姑嫜因此不喜欢她，不叫他在家住。他的丈夫早就死了，于是他寄居在舅姑家，贩卖杂货。去年夏天阴雨四五天，房子也塌了，平地水深五六寸，两三天没有饭吃。有人劝他回娘家去。他说：“我哥哥厌烦我，我决不为人所厌；倘若饿死在这里，亦是我甘心情愿的。”我们听着他所叙说的事情，便想到贫人的生计，贫人的志趣，都是中上社会所梦想不到的。下午我们又写了一个条子要求过堂审问，限二十四小时答复。白大人又来说：“两位先生是明白人，还不懂官厅的事吗？倘若把你们抬上天去也好办，倘若把你们按到地下去也好办，就是不高不低的最难办。这件事也得办，那方面也得顾得住！先生们忍耐点吧！三天后再答复吧！”我们说：“也可以的，但是我们要看书报。”他说：“报是办不到的，书可以做到。您二位看我的面子委屈点吧！多喝茶，多吃饭，多忍耐吧！”到晚上果然给了《列国》、《三国演义》各一部，总算是“面子”。
六日：今天应该得着白大人回话了。等到十二点的时候，白大人进来说：“请你二位到警厅去，随后男代表再去。”我们本想一同去，恐怕他们有什么作用，后来想也没有什么要紧，便先坐着马车走了。在车上想以为到警厅便要审问，那知进来后，警察便引我们到花园内一间屋子里。里边铺了两个床，放了两张桌子，几把椅子，像方收拾出来的。我们坐了十几分钟，见没有消息，便向看守我们的警察说，要见厅长质问。一会儿杨以德果然来了。他说：“我是戒严总司令。”我们说：“你的职务我们不过问；但是拘我们在此地是根据什么理由？”杨说：“你们写一个条子，我可以代达。”他走后，我们就照办了。一会儿伴我们的那两个妇人全都来了，我们知道又要在这里软禁了。晚上送新做薄棉的被褥各两床来。今天的晚饭，是我们自己拿钱叫人去到门口牛肉馆买来的。一切的茶水全由伕子房里人照管。房里边有个洋炉子，比在营务处暖多了。
（八）杨以德往各室谈话同外边来人探视（第一批被拘后至九年二月十二日）
六日早晨，女代表从营务处移到警厅后，接着周、于两人也坐着马车来了。当他们没来的时候，接他们的人是说警察厅司法科长传他们去谈话。等到了警厅后，传事吏的警察，让他们各归兵棚。他们两人不允，说必须面见科长。两方互相争执，这时候杨以德到了，便说：“我是警务处长，你们有什么意见只管写出来。”周恩来回说：“很好！我们正不明拘禁我们是什么理由呢？”说着，大家便拥周恩来入四队三棚，于兰渚入头队头棚。杨以德也跟着去了，先往花园见女代表，说完了话，便往四队三棚见周恩来（四队三棚正在花园旁侧后边），说了些他知爱国，学生爱国的法子太不对了，学生是为人利用，过几天见着马骏，就知道他已经明白过来了。这件事完全是上边的意思，他决没有一点主张。又加上些他不报私仇，“日久见人心”的话。周恩来回答他说：“我们学生做事纯本天良，丝毫没有一点恩怨在里边。譬如，这次省公署请愿，就是绝好的例。”杨以德听着这话，也没有话说了，要走了出去。临行告诉警察说，把新做的被褥取来。又向周恩来说：“你有话尽管写出来，拿给我看。”因此周恩来一进去，便得着做稿子写字的自由了。下午他便写了一张质问拘捕的理由书给杨以德。于兰渚那里，杨以德没去，也照样送去新做的铺盖一套。他当天也写了一张质问书。
在他们四个没进去之先，杨以德对大家的待遇便已一天改变一天了。先是一月二十六日午后，英文《泰晤士报》主笔潘纳尔、汉文《泰晤士报》总理熊少豪，到厅去探视孟震侯（他本是汉文《泰晤士报》经理）。丁振芝命人请孟震侯到他的屋中，告诉孟震侯见熊时，不准随便谈话。又说：“这件事闹的太大，牵入政治问题，谢迈度因着这个，要推翻省议会议长。”说话时熊少豪进去，潘纳尔在客室里没让见。孟、熊两人谈了一会儿话。丁插话道：“本厅已备有四五千人的拘留地方。”熊回道：“如将四马路用兵包围，岂不是一个绝大的拘留所吗？”丁听着遂没有话说，又谈了几句别的，熊少豪便走了，孟震侯仍回原室。这是各人被拘后头一次接见外人。有一天杨以德到孟震侯住的地方声言：“你们进来后悔了吗？在我当初劝你们，你们不听我言，才弄到这步田地。我现在已经叫人与你家里送信了。我向不念私仇，并且我一定要维持大家；不过此事关系很大，省长以下还有镇守使，也是关系军务的。”
有一次天气很冷，风很大，杨以德带领着许多差官，到各屋去谈话。到了马千里的住处，开口便道：“你不冷吗？你这是何必呢？我打早就传过信息去，不教你们这样办，你们不听。我跟张伯苓有二十多年的交情，我们是又亲又友，你的老太爷亦是做官的，你亦在过任上，我们都是官界中人，你是何苦呢？”又说了些别的便走了。
到了时子周那里，开口也是问：“你不冷吗？”随后又说些他以先通知大家，不要这样做的话，并且说丁子良——时子周的外舅——与他也很好。还问道：“上次给你们送的治安警察法看了么！”时回道：“看了个大概，但是这次事是为外交的，不能拿治安警察法来绳。”他听说外交的事，便将他如何办理老西开外交，收复法奥租界的事说了一遍。
上师士范住的那个楼上，问师士范的年龄、籍贯、学校。师回答他后，他听他是南开学生，便道：“南开学校还有我捐的一块地呢！我对于教育，向来热心的，成美学校我捐过款，各区的贫民半日学校，都是我创办的。”又问师士范冷不冷。师说要到学校里取衣服，他也允了。
下楼后，走到李燕豪的住屋，也问了他的籍贯、学校。李燕豪答了几句。他便道：“我们都是天津人，这是何苦呢？你又是法政的学生，我一年学一条，十几年的工夫我还懂得些法律。你明白法律，怎么也这样做呢？”李答道：“我们到这里来，总是犯了法了，请处长依法办吧！”杨说：“我也做不了主，这是上边的意思。”说完了又到李散人、吴凤岐屋里，也先问了姓名、籍贯，说了些“大家何苦呢”的话。李散人向杨道：“处长来看顾我们，我们是很感谢的。但是我对处长也有几句忠告：人生在世界上，生活总是很重要的问题。要保护生活，就是衣食住完全没缺。处长家中有几百万的家财，衣食住亦就足够用的了。得退且退，岂不好吗？”杨以德听着便嚷道：“我的家财是每年薪水积存的，你敢乱说吗？”旁边跟着的差官，也都随着威吓。杨又叫人将李燕豪请到那屋里，向他道：“你是学过法律的，你应该同他说说。”李燕豪便劝了李散人几句，杨才走了。走后，十一二队（保安队）聂队长便进来向李散人嚷道：“我那一处慢待你啦！你便叫我吃不着饭啦！”李散人便问他为什么说这样话。他答道：“你方才见处长说那样话，教我怎样担当啊！”
一方面夏琴西、马骏在侦探队楼上住着，比较别处好点。进去没两天，马骏便找侦探长丁振芝，问他为什么拘留他们好几天不过问。丁振芝回的是省长的意思。并且说：“我们不愿意，也是没有法子！”接着他又曹四〔4〕长、曹四短，骂了一顿走了。过了几天，丁振芝至夏琴西住的屋里谈话，把马骏也叫过去。丁告诉他们说：“省公署门口又闹出‘打架’的事了（批‘九一念九’的惨剧），两方相持不下，何日是了？所以请你们两位谈谈，想个台阶就了啦。”马骏当就要求三个条件：一须先恢复各团体的原状；二准他邀请外面的人来谈话；三准他随时同被拘的人谈话。并说这三个条件允许后，方可议别的。丁回答道：“恢复原状，我负完全责任。”同时并让马骏用电话找外面的人。第二天贾金熔、董绍昌（南开学校学生）去了，同马骏说了些外边情形；随后他们两人又到别的棚里看被拘的人，慰问慰问。
从此后丁振芝就常常到夏、马那里谈话，每次谈的时候，必要说些学生受了冯国璋的利用，“二百万的运动费”，时、马（千里）、孟、夏全得钱的话。这是天津“双十运动”后，杨以德对于各界联合会散布的流言。
有一天丁振芝又向马骏道：“冯国璋要利用学生，推翻政府。他的机关部在河北交涉署的对门，内中干事姓梁的，已经拘来了，他们的公文书信我全都呈上去了。”马骏回他，学生绝对不会有这些事情。第二天，丁便拿些公文书信、委任状、同信封的相片给他看。委任状上的人，马骏一个也不认识。上边全盖有“华甫”的图章，公文上有“中华全国政府”的印。丁又说：“这里有时、马、孟、夏，同卞月庭、边洁卿、孙仲英、张伯龙，北京有林长民诸人。”马骏听着这话，没有回答。过几天丁振芝便让陶尚钊到侦探队玩耍，警察跟着有时也可以在那里吃饭。
杨以德有一天带着许多人到侦探队，同马骏说了些他如何爱国的话。隔几天杨以德又去同夏琴西、马骏两人谈话，足足谈了两点多钟，大概的话是说卞月庭、孙仲英、边洁卿如何不对，他对于卞、边、孙三人如何厚待他们，他们如何知恩不报。他提倡国货，开办“中国洋行”。五次政变，他如何维持治安。很多省的警务处处长、署长全是他的学生，他的属员，他所提拔的。刘孟杨、王伯辰以先如何反对他，后来如何改变宗旨，他如何帮助他们等等的话。说完这些话后，又抬举夏、马二人一番才走。
过了三四天，他又带了两个差官到侦探队。上次他同夏、马说话的时候，夏琴西没有怎样回答他话，并且谈到夏琴西宣布他罪状登在报上的事，两方面都不痛快。所以这次单找马骏谈话，谈话中不免先又说了卞、边、孙诸人一顿。随后便谈到宋则久，说他如何欺骗他。又指证马、孟实在受贿。他说：“不然，马千里的太太手上为什么带金镯子！孟震侯为什么要纳妾？”（却不知从何证明）又谈了谈“杨派”，并说：“现在不轻易提拔人了，非得同我戴一副眼镜不可；你们被拘的人性情不一，非跟我戴一副眼镜的不愿同他谈话。”末了又谈了些他爱国，提倡国货的话。
在这些天中，各人的状况也很有些可记的，简单把他写在下边：
二月三日，各人的饭费从四十四枚铜元，改作六十六枚。
十二日起，每人每天发给杂样一包（花生、瓜子等物）。
十四日，马骏的父亲特地从吉林宁安县到天津看他。先见的杨以德，谈的很高兴。看完了马骏后，又同着马骏，到被拘的各人屋里慰问一番。陪着他去的有南开学生贾金熔。
从这次后，各人的家里人都可到厅里探视了。学生联合会里，也常有人去慰问；并且还给各人送些钱同吃的东西进去。夏琴西的朋友去访，虽未得见，但是英租界总巡捕长周琴舫（也是他的朋友）穿着制服去，却见着了。
师士范因为被捕的时候，身上的东西被保安警察抢去，他便向视察员王某（杨以德派他巡视被拘的人，有什么事情，可以代为传报）请求他查问。王某推说人多不能寻觅。
祁士良，曾有一次杨以德令视察员王某问他为什么被捕。祁士良回答他：因为往河东去办事，经过警厅门口，警察不让他过去，他同他们理论，便被连打带踢捕获进去。王某又问他在什么学校念书，现在几年级，念些什么书。祁告诉他在南开学校一年级。那一天王某连去三次问他，过后也没有人再问了。
李散人在那时得了一次病，满口生疮，吃东西很难，又兼喉病，要买六神丸吃。聂队长——保安十一二队——不允，说厅中有医官，李就让他请医官去。等了六七天后，医官才去略看一看，也叫买六神丸给他吃。过了半个多月，病才好了。有一天王视察员特地邀他到十二队副官室里谈话，问他有没有秘密的话，可以对他说一说。李散人回他道：“我的秘密，就是争回青岛。”王某也就不再问了。
陈宝骢、于骏望、郭绪荣、李培良四个人都住在三队头棚。那间屋子非常恶劣，门上没有玻璃挡住，呼呼地进风；屋里又没有炉子，所以温度非常的低。陈宝骢本来就受伤很重，加着住在那屋子里，便不时有病，有时还吐几口血。有一天他们四个人向王视察员要求给他们找一个桌子，好吃饭写字。王说：“没有桌子，你们不会伏在床上吃吗？”陈宝骢回道：“你吃饭是伏在床上的吗？”王说：“谁让你犯罪呢？”陈嚷道：“我犯什么罪啊！”王不许他嚷，两方便冲突起来。以后王便不往他们四个人屋里去了。过几天，这个巡视大家的责任改由赵视察长——全省警务处的——担任了。
于兰渚有一天写了一篇很长的请求买书文，里面有几句道：“虽日给饮食以养之，实不啻操刀斧以杀之也。囚置斗室，阅只字而无书，写只字而无笔，养成废人，以为社会之贼，何若杀之为愈耶？”写完后，看守他的警察要替他交给上边，于要面交视察员。警察以为他写的这篇文儿，是打算给外传递的，于是就同他戒严起来。看守的警察也添了一个。他每一拿笔，就“虎视眈眈”地站在旁边看着。有一次他开一个单子给小孩子（棚中的小使）去到饭馆中要饭菜，也被他们扣留住，弄的于兰渚挨了半天饿。又过些日子才自由一点，可以开条子去买书了，于便写了些新出版的杂志——《新青年》、《新潮》、《解放与改造》、《觉悟》——给司法科。队中值班巡长回来说：“司法科长不知这些书有什么作用，不准买！”末后允买了一本《新教育》。
张若名、郭隆真住在花园内，屋外边有两个警察看守。伴着他们的两个妇人，那个年老的，不到几天就因为病走了。中年姓史的妇人，自从到警厅后，总不让伊回家去一次。二月十七日，阴历年快到了，伊要求厅中准假一日，回家去清理一年的帐务，司法科不允。又请求将伊的儿子叫到厅里，当面嘱咐他一切的事情，又不允。并且说伊要打算出去，除非不干了才行。郭、张两个听着这话，便请赵视察长去谈话，质问他司法科为什么这样虐待“无辜”的人？结果厅中允许将伊的儿子叫进去同伊谈话。
周恩来有一次在厕所见着陶尚钊（被拘的人，大家见面的机会，就只是这个地方），知道他可以到马骏那里去，他回去便写了个条子给杨以德，说陶尚钊是他的亲戚（老侄），他要求同他见面。条子递去后，王视察员便去说道：“处长说你要明白是被人利用，不但可以见陶尚钊，还可以见马骏！”周回他道：“有人要利用学生不利用学生，我不知道；但是学生本身总觉问心无他，不过社会上有些人随便诬蔑的话，我倒听见些。”王便说：“你可以写下来给我拿去与处长看，免得我传话不清。”周说：“也可以。”便提起笔来写了些学生做事纯本天良，没有什么成见在心；有人传说学生演说曾有人给钱的事，完全是谣传；至于国庆风潮（双十运动）完全是妨碍学生进行，摧残学生集合，所以才持反对态度。至于别的人有什么作用，什么某巨公运动的事，学生完全不知。等到省公署一役“九一念九”运动，学生更问心无他；那知因为地位问题，盘根错节，学生等遂为瓮中物矣。王将条儿拿去后，也没见别的消息。
各人的看报是绝对不许的。看书有几处可以开条去买，但须经司法科长允许。有几处不能买，只许向别人借，各人所受看守警察的待遇也各自不同，不过这件事有的关系双方的性情，有的关系所处的队中长官，毋须乎深论的。
（九）杨晓林被捕同司法科的谈话（九·二·八至九·二·二○）
这次被捕的人中惟有四个商界的人（夏琴西、李散人、尚墨卿、赵仲禹）在内，但并不是抵制劣货极要紧的人物。二月八日那一天，商界调查主任出席各界联合会评议部代表杨晓林家中，忽有北二区警察署员同便衣警察多人，入内搜查信件，同时并请杨晓林往署中谈话。杨便随去，在署中坐了一会，便有警察将他护送往警察厅。到厅后住在大楼上，有两个警察看守。头次丁振芝、赵凤九——视察长——两人前往谈话，所谈的多关系学生会、联合会，同各界联合会的事。并说商会机关做事不对，不应反对官厅。过几天赵视察长又单独找他谈话，说他嫌疑过多，应照实话说，不可设词虚言。杨回答说：“这话我不懂。”赵便走了。
二月十六日司法科传郭隆真至违警裁判所，由科长高登甲同某科员讯问，问的话很多，郭隆真回答也极多。大概是关于省长公署请愿、调查日货、学生会联合会、各界联合会的事。在讯问的意思，是要从伊口中得些漏缝，但是伊每次回答后，高便无法再问了。问了一点多钟，郭又反问无故拘捕大家的理由，说了许久，高也没有回答，只命伊回去休息。接着又提于兰渚、张若名，两人同时到了，高登甲命张若名回去不问了。于兰渚进去，高问他道：“你们到省公署何事？”于回道：“我们外交要失败，正在‘一发千钧’的时候，所以请愿省长，让他代打电报给北京政府。”后来又问些别的话，多关系学生的，于也没大回答他。于转过来问他为什么拘留大家。他说：“这个我也没法，都是省长的意思，我们小机关，不得不服从的。”于问他道：“你们既无权处理，何以滥行职权，拘捕我们，独不顾及中华民国国家的人格吗？”高道：“你也不必多谈了，我们谁把谁问短了，也不露脸。”于笑道：“这也没有露脸的关系。”高便说：“你去休息休息吧！我还要同别位谈话吧。”说完了，于便回去，当天也没再问别人了。
第二天高登甲又在他的办公室里请杨晓林去谈话。所问的都是些网罗别人罪状的话，杨晓林含含糊糊答了一点。接着又叫周恩来去到一个司法科员的住室里，先由一个科员问他，后来高登甲也去问他，问的话都同郭、于两人差不多，并且还问南开评议员出席学生会联合会的是谁？学生会联合会经济委员会的职员的人名，学生会联合会、各界联合会是何人主使组织的？万德成事件，魁发成的事件，“双十节”的事件，韩致祥、巴文俊为什么往广东去？周恩来也有答的，也有没答的。他们又问周恩来，学生联合会报是何人主笔？周说：“联合会报没有主笔，有三四个审查员，是合议制，不过往警察厅来立案的时候，是我出名，所以你们要问联合会报的事，我可负完全责任。这个可指旧日刊说。现今出的周刊，是学生会改组后新学生会出版委员会周刊股出版的，我是周刊股股长，却不是审查员了。”高登甲又问道：“学生会的款项从何处来的？”周回道：“是各界赞助学生会的人亲往会中捐助的，也有学生演剧募捐的。”高问现在的款项归什么人保管？周答道：“归经济委员会。”高问经济委员长何人？周说道：“这个我不能说，说了你们又要麻烦他们去了。你们要问学生会联合会经费状况，我同马骏就可答你。”高又问：“捐款的是些什么人？捐大宗款的是谁？听说林长民也捐过你们的款吧！”周回道：“你们现在无权调查我们学生会经济内容，我也无须回答你；但是林长民并没捐过我们学生会的款，你们提他是什么意思？”高往下也不问了，便命警察仍领周恩来回去休息。
（十）旧历“除夕”、“元旦”的会餐同杨以德的演说
二月十九日是旧历“除夕”，杨以德命门口回教馆预备五桌席，在午饭的时候让被拘的二十六人同到花园内会议厅会餐。被拘的人消息隔断了二十多天，这次得着团聚，互相说了很多话，很快乐的。吃完饭后，杨以德便去演说。赵视察长同各科科长、保安队的队长、副官、巡长全部跟去。他那段演说非常之长，约摸说了三点多钟，大概的是：
“我向不报私仇的，诸位到这里来，完全是上边的意思。不但天津如此，全国都已这样了。这决不是假话，我一会儿给诸位看凭据。
“诸位先生们！我告诉诸位吧！诸位的后援全都完了。诸位先生们，不要再希望北京呢！上海呢！南京呢！大总统命令都已下了。这次不是我们天津一处，也不是我姓杨的欺骗诸位，我是向不报私仇的。
“诸位先生们！诸位不要以为每天我从四十四个铜子的饭费长到六十六个，给诸位做被，送卫生衣，每天送杂样，我是怕诸位先生！外面事情越平静，我是待诸位越要好的！我决不投井下石！我的警察厅也没有优待诸位的经费！将来这笔费还不知怎样出呢！我若知诸位来，我还给诸位盖洋楼呢！
“现在事情快平静了，又赶着旧历年下，人人都要过年；诸位不能回家过，我教他们预备五桌席，请诸位在一块吃。我也同诸位谈谈，谁教诸位犯着这个事呢？
“我同诸位先生没有私仇。诸位先生们也有做事的，年底下短不了用什么，诸位尽管说！我不能动公款，我自己还可借给诸位！将来出去还我也罢，不还我也不要紧。朋友总有个帮助的时候，那教诸位长处在这个地方呢！我知道诸位的难处，这两天我告诉他们几位——手指着时、马、孟、夏、杨等人——的家里人来见他们。人家家中，那里没有些帐目得结呢？马老太爷——马骏的父亲——说的好：‘你是管法的人，这不怪你啊！’人家说话够多明白！他老爷子从老远来，那么大年纪，我看他的气色说话，我说：‘你得发财！’他老爷子说这话，我真痛快！这个朋友我算交着了。‘
“诸位先生们这种样子办不行了！魁发成那件事情，要不办，天津就成了福建了。我们中国的事情，我不能让外国人来办。那天日本兵已经上来了，交涉使黄荣良给我打几次电话，说日本领事到了，等我去商量呢！我回他没有工夫，我自有办法。等到我办完了，日本人也没有话了。我管我自家人，外国人来管不行。诸位老爷子们！爱国要摆在心上，不要总在嘴里说，抵制日货，买西洋货，不是一样子是外国货吗？大家都说美国好，美国就能帮助我们强国吗？那些传教的教士准全好吗？我们要抵制外国货买中国货。我爱国，我冬天连大氅也不穿，浑身上下全是中国货。像我这种帽子——手里拿起他的瓜皮小帽——是南京缎做的，我这才是提倡国货呢！
“爱国！我知道保国权，保国土。国土我不能给人寸尺；国权我也不能丧失。我办外交不含糊啊！老西开的事，我派一营兵在桥那边扎住，三年多，法国人不敢过来一步。等我闺女死了，我丁忧，法国人才把老西开占了，兵也打散了。我那时守制在家，不能管啊！收管德奥租界，我并没有接着中央电报，我知道得收了，我就派我的警察排着队伍，居然从外国租界走过，将租界收了，改了特别第一二区。那里的警察，我全是挑选去的：新军装、新皮靴，站在那里也挺着胸脯不含糊。别处的警察穿布靴子，没有皮外氅，我的警察费比以前减了几万，我还给他们有皮外氅，有皮靴子；外国租界不许中国兵走，我也教我的警察抗〈扛〉着枪过去了。
“我们中国弱，但是我们在他们面前也不能失了威风；我见他们的时候，也是挺着胸脯，他们也得叫我‘尖纽杨’。讲理的时候，我也说个好听的；不讲理的时候，我要说‘不行！’‘这个不行！’他们知道我难斗，都道‘尖纽杨难斗，不要找他去。’
“我保我国土，从前奥国租界要私挪界牌，我带领着兵到那里演说，我说：‘谁敢挪？要是有人挪了，我把他活埋！’后来他们也不敢了！
“我若是一动，天津就出事情。老西开的事情，我丁忧。民国元年我从巡警道的任上改调口北道，还没离任，就闹正月十四日的兵变。去年我免职，闭门思过，就闹出各国砸铜人（旧德国租界的铜人像）的事。
“我对那国人也不偏向。汉纳根——德人——事情，国务院给我打电报说看事办。我知道怎么办啊？等到外国人质问起来，都推到我身上了。我到北京见钱总理，钱总理说：‘怎么我的命令，不能出都门一步呢？’我说：‘总理教我做的事情，我没有不办啊！’钱总理道：‘汉纳根的事情……’我说：‘总理没有让我把他拘禁起来啊！’
”诸位弟兄们！总是一百八十个不含糊。你们知道人们利用你们么？‘几百万’人家都告了！我的亲戚——指卞月庭——打电话问我，要是有他，他自己来。我说：‘现在还没到你那里，我们是亲戚，要有你，我告诉你，我不能叫你下不去，让警察请你去。’从前我告诉他多少次，这样可不行的。他说：‘我跟学生敷衍，不是真的！’敷衍可把诸位送进来了么？诸位进来了，不含糊，别的人可在旁边看着了。这顽意可是敷衍的吗？烧的——指日货——都是东西啊！我这里全有案件啊！人家都告了！（说着话便回头叫人取案件去）
“诸位老爷子们！人家鼓动你们演说了，出发了，到省公署了。现在人家可不管了，亮台了，租界的大洋楼住着，大宗款拿着！
“他们爱国？他们勾引外国人来干预内政！什么拒毒会了，没日没夜地到人家内室里搜查，还有法律吗？现在干事也跑了，会也散了，这种事那能够得长呢！青岛交涉，我简直告诉诸位吧，快直接交涉了。诸位先生们！你们总说直接交涉不好，要不直接交涉，谁还我们青岛啊？上一次大仓喜八郎来到天津，黎总统请他吃饭，也有我。谈起中日亲善，我说：‘你们贵国总说亲善，但是总没有实在凭据给我们。你老人家已经七八十岁了，你回国也鼓吹鼓吹还我们青岛，你也算做一件好事了。我们也信中日真是亲善了。’他老人家说：‘我们国里也是党派不齐，有的人赞成将青岛归还中国的，有的人不赞成的。我回去一定要鼓吹归还中国的。’敢是日本人也是有赞成，有不赞成的。大仓是他们的国内大资本家，很有势力，这回他们要归还青岛，他总有关系的。诸位要知道这种地方，我不能含糊的。我们得着机会，鼓动他们国里人才算本事。天天演讲游行，给中国人看，有什么用处？
“大仓是一个造船的出身，人家现在有几千万家产，在他们国内很有势力。人家国强不一定做官的才有势力，办实业好了，也一样可以说话。我们是民国，更要这样子了！诸位兄弟们！整天的在外边演讲，调查日货，有什么用处？这下子诸位耽误了，人家全念书了。升官发财的道儿，不能按着你们那样走。诸位先生们都比我强，要按我的道儿走，比我要阔的多了。将来诸位要做了总统、总理、那一省督军、省长，办了什么大工场，发了大财，诸位就知道杨某人的话不错了。到那时诸位还认得我吗？
“诸位先生们将来出去，不要再一百八十个不含糊；要再进来，再住几年，诸位都要老了。人家念书毕业，从外国回来了，办实业，做大官，到那时诸位后悔可晚了。诸位先生们！将来出去好好念书，学科学，升官，发财，尽是你们的份儿呢！
“从前的话，教书的要误人家子弟，下十八层地狱。做官的要误人家子弟，得下三十六层地狱。我要是成心坑大家，我是禽兽。这件事我是做不了主的，上边的意思怎样，我才敢怎样；我要是做得了主，我也不把诸位请进来了。
“我提倡教育，南开学校有一块地，是我给弄来的。成美学校，我是校董。年底下我到那里参观，看他们学生没有钱做操衣，我捐一千块钱置办。但是我现在要给，人要说我怕学生了，等事情平平再给。我办的平民学校，那一区没有啊？天津几千个穷孩子，全受教育了，办事要办真个的！
“现在人家都说办实业好，我也买很多的股票啊！有人找我入股办工场，我总得入几千块钱。我的亲戚朋友的儿子，我总劝他们去学实业，只要有本事，要办个工场，我总可以帮助他招股的。临记烟草公司是我办的，办事的人把他办坏了，机器还有呢！我常说：‘谁要再办，我可以捐给他的。’北京的临记洋行，也是我办的，人家办外国洋行，我们办‘中国洋行’！
“我花钱花多了！每月里亲戚、朋友找到我门上，我总得接济几个。年底下我那年不预备些钱，三十二十的帮助。我生性就是这样么！我有一个朋友，他教我给他孩子找事。我问他多大了？他说十七八岁。我说：‘做事干么？’我每月接济他的学费，还给他家里的家用，这不是成全人家的孩子吗？这样的钱，我花多了。曹嘉祥——前清巡警总办——是我的恩人，他离任时，亏空了十几万，我卖房子给他弥补。我现在的房契还在别人手里押住呢！他家里，我现在是常常帮助的。
“我提拔人多了！从前反对我的人，后来改变过来，我都给他们很阔的事。只要改变宗旨，我没有不提拔他的。不过也有忘恩负义的，没有落儿的时候，找上来，我给他行政科长——指边洁卿——做，现在有点势力，又要学生了……
“我生来有‘爱将’的癖，只要在我手底下做过事，我没有不给他好事的。江苏、江西、上海、汉口各处的警察厅长、署长、科长、署员，哪一个不是我的学生属员啊？所以人家都称做‘杨派’。我反对学生吗？我要反对学生，我给南六省警察厅写封信，比总统命令还灵的多呢！
“我直隶没杀过人。诸位先生们！你们不信打听打听去！五次政变，我天津没有受过损失。我天津也不许别人来扰。凡是要到我天津来闹事的，在客栈住着，我让侦探去转告诉他：‘你赶快请走！我这里不许有这种事发生。没有盘费钱，我这里拿。’有回汉口的拿去一二百；回上海的拿去一百多；这样分配的钱，我也不知花了多少。他们也真知我这人的性情，不含糊，拿了钱真走了。我请他们到我这里来说话，他们还不敢进来。我说：‘不要紧，只管来’，等见我后，都说‘敢是杨某人还不错呢！’我本来也不是三头六臂的，我能不通人情吗？你们诸位看我们天津爱闹事的人，都在别处住着，打电报咧，说大话咧！他们不到天津来，他们知道我的性情。我们温七哥——指温世霖——每次来到天津，总得用我几个。到了不离的时候，我就得告诉我们七哥了，‘七哥该走了。’他也就走了。
“我这里也押过要紧的人啊！二次革命，八个国会议员，是押在我这里的，我常常同他们说话。人家也真明白，我也不含糊啊！不过我们政见不同吧！你们不信，打听打听他们，他们不能说我个坏字！‘杨某人那个人——竖起大母〈拇〉指来——人家是办的公事啊！’
“诸位兄弟们！诸位年纪都比我小，我也可以称做兄弟了。年纪轻点，总是短不了负气，充不含糊的，大几岁总好多了。我二十几岁，像诸位这般大的时候，我哪有诸位明白啊！我也是充光棍好汉啊！我在唐山铁路做事的时候，外国人骂了中国人，我看着不平，同他说：‘你骂中国不行！’他不理我，就同他打起来了。这件事够多么浑。他骂中国人，我应该同他讲理，到公司里告他去呀！我同他打，要是惹起外交来，不是乱子吗？庚子的时候，我住在城里东南城角，我对外国人也不含糊啊！别人家一有了事了，都说‘让杨某去办。’我也是绅士了，我家里积存的米面，我都散出去给穷人吃，东南城角我保护的没有受抢，我天天领着人在街上巡逻。现在想想我多么傻呀！大家的事，你一人管么？我从前就那么好管事么！从前我家里也是士绅人家呀！我家房子被一把天火烧了，我拿人家借我们的字据，向人家要钱，人家欺负我年纪小，不给。我回家火儿了——天津土话发急的意思——把字据全烧了。我说：‘瞧我自己干的。’卞月庭是我的老表，他的家世，你们诸位总该知道了。我家‘做么的’？——天津土话不好的意思——我姥姥——外祖母——家能把我姨给他家，我娘给我家吗？
“袁总统在北洋大臣任上时，天津出来一个抢案，这个人上北京开了几个大铺子。你们想这个案件怎么探哪？有人举荐我，我去见袁总统时，我那时头发长的很长，面上很瘦。人家都说：‘瞧这个神儿，还探案子？’袁总统问我要几天限？我说：‘三天。’没到三天，将人弄到了。袁总统问要什么事？我懂什么？我说：‘给我个同知吧！’袁总统就给我捐个同知。我爱骑马，一个月赚几十块钱够么用的？做官的也真不容易！我从小的时候，人家给我看相，说我的眉毛长得好，手上有横纹，要掌生杀之权，那时候谁信啊？我在前清也是巡警道，二品大员啦！袁总统明保、密保七次！我要想做大官，我现在督军都做上了。从巡警道改作警察厅长，官儿小了，薪水也减了，我不在乎啊！我为的是天津！在前清本地人做本地官，有几个啊！五次政变，我天津没杀过人啊！我有多大本事？我不过是从经验上得来的。诸位上学校，我上的是‘露天学校’！侦探学讲义，‘虎’——天津土话有碰同侥幸的意思——字号的，我一生吃‘虎’，也到了这个地位了。诸位要是好好干，将来都比我阔啊！外国什么侦探小说，都是瞎编的；我的侦探学，都是真的。这里边也有学问！一件事发生，我觉得那里可疑，让人去办，准可破获。这里头的神妙，诸位不知道，我吃这‘虎’字十几年了。诸位都是明白的，我一年学一条法律，我还懂得多少条呢！诸位那能不知道呢！李先生——指李燕豪——不是法政学生吗？
“诸位先生们！将来出去，还是回到学校好好的念书，学科学，将来办实业啊！周先生——指周恩来——的家里人，不是在黑龙江做事吗？那里荒地有多少？学好了去开垦啊！那种事情够多么发财呀！
“咱们非亲即友，譬如陶先生——指陶尚钊——他的老太爷，在前清是交涉使，又在外务部做过事。我们都认识！我要拿世交的地位，我也可说说他呀！不含糊，我佩服！但是你们要知道人家耍你们啦！……”
他在这说话中间，又让人将北京徐世昌二月间对于学潮的命令二道，念给大家听。因为那个人声音不高，又由夏琴西上台代念了一遍。他演说完了后，二十六人也各回本室。
第二天——即二十日〔5〕，旧历元旦——午后的时候，二十六人又到会议厅内会餐一次，杨以德却没去。在这两天内，被拘的人，在各人住的棚里，比较稍为自由些。同在一个院子住的，也可以在一处聚聚，过了这两天又不自由了。
（十一）花园会议厅内二十一条的问答同杨以德的演说
从阴历“除夕”、“元旦”两次会餐后，厅中对待各人渐渐宽松了许多。各人的家族、朋友也可以往厅中探视，没有什么阻碍了。
被拘的人有家不在天津的，要求写信回家报告，受司法科检查后，居然也可以发出。但是外边给被拘的人来信，却被邮局检查员全数扣留。
二月二十八、二十九、三月一日三天，司法科传集被拘二十六人分班在花园会议厅，笔答省公署交去二十一条问题——据司法科长说是省公署出的问题——问题的内容是：
（一）学生联合会是何人提倡组织？各界联合会是何人提倡组织？国民大会是何人提倡组织？
（二）《学生联合会报》何人总编辑？何人发行？在何处印刷？
（三）各界联合会及旅行演说，屡次布告解散，何以仍然集会在街演说？
（四）万德成罚款，何人主张，列席者何人？
（五）学生会及各界联合会是何等机关？何以有处罚权？
（六）“双十节”各样旗帜，何人所制？
（七）国民大会焚烧日货，是何人主张？检去各商号货物，有无帐簿可查？损失财产，何人担负赔偿？
（八）检查商家货物，屡奉省长禁止，何以抗违？
（九）魁发成何人检查？何人捕获？羁押游行，何人主张？抑系各代表公共之议决？
（十）魁发成料器一项，既经证明与日商合资，有合同取出，何人主张干涉？
（十一）魁发成裴唐仙由厅要回，学生因何来厅？是何用意？何人主张？
（十二）韩致祥赴粤何事？
（十三）学生会、各界会、国民大会，款项何人经手？
（十四）学生演说及十人团，何人组织？演说费由何项开支？
（十五）电报费、茶餐费及往来本省各县南北各省各项用款，由何项开支？
（十六）童子军系何人组织？各项传单用款、服装用款，由何项开支？
（十七）各界联合会为期甚久，用款来源？
（十八）《学生联合会报》经费来源？
（十九）万德成罚款，存放外国银行，系何用意？
（二十）数次代表赴京，以及慰送被拘代表衣物、食品，由何项开支？
（二十一）天津联合会代表致吴佩孚电是否各代表共同议决？
（以上各条文字中间有意义欠缺明了的地方，纯属原文，并非错误）
笔答时间全系下午。头一天系马千里、孟震侯、时子周、李散人、尚墨卿、李权、凌钟、陶尚钊、吴凤岐、赵仲禹、吴世昌。第二天系师士范、李燕豪、陈宝骢、郭绪荣、于骏望、李培良、祁士良。第三天系郭隆真、张若名、于兰渚、周恩来、夏琴西、马骏、杨晓林、王墨林。马骏、夏琴西两人本已在第一天由司法科传往司法科办公室笔答，后因他们答的不合体裁，所以又在第三天让他们重写。笔答的内容，二十六人因为司法科不是正式审判他们，都随意填写，司法科也无可奈何。
三月三日下午，杨以德分组召集被拘的人到花园会议厅，听他的演说。第一组是学生，但尚墨卿、赵仲禹两人也在内。第二组是其余的人，但李散人没得与会。他对学生的演说，起首是将宋则久——天津工业售品所总经理——痛骂一顿，并说他假借抵制日货名义，抬高国货价钱，前些年假借兴办工场名义，骗人入股。当时杨以德并取出宋则久的招股章程，同杨以德的入股收条，以后宋则久的公司倒闭通告。说完了宋则久，他又说到边洁卿——顺直省议会议长——怎样想把大清河卖给外人开港的事，并说那种样子才叫卖国呢！谈到十人团，说：“警厅是保护人民的，自从十人团出现后，宋则久——十人团总团长——居然也收起捐来了——指储金说——真是扰乱我地方么！不但商界工人，连班子里他也刮到了，这种存心还能问吗？”他又说：“二百万的款，人家分了！你们学生会穷到这样，连个钱锈也没有得嗅着啊！他们哥儿几个会议了，说今天该大队出发，于是他们向各处打电话，道：‘什么交涉发生，你们该出来讲演！’学生全都出来，街上站满了，交通也隔断了。闹出事来，他们站在旁边‘看哈哈’——天津土话，看热闹的意思——”以后他又将他们怎样爱国，怎样维持大家的话说了一遍。与上一次演说，全差不多。学生走后，他又招集第二组的人，所谈的话同给学生说的大致相同，就是没有提二百万的事。
（十二）亲朋探视同各人来往的波折
从二月二十日（阴历元旦）至三月七日，这十多天中被拘各人的亲戚、朋友、家族到厅中去探视的很勤，差不多每天总有几处接见。被拘的人渐渐可以从外边要进书去自修。至于书信的自由，都还没有——家信不算。里边的人向外边送东西，经过司法科的检查也可以送出厅。有一天女代表郭隆真的妹妹去见伊，郭、张两人将周恩来在阴历年会餐的时候，交给他们的他所做两篇稿子——《独身主义》同《我的忏悔》——让伊带去，预备登在《觉悟》杂志上。当时有在旁边监视谈话的三四队副官焦宝珍，说须得经过司法科长的检查。当下张、郭两人遂将两篇稿子交与焦副官；郭隆真的妹妹也随同他去。到了司法科，司法科长说稿子太长——约有四万多字——等看完后再去取，郭君遂没取走。第二次郭君又进去见伊的姐姐，张、郭两人方知稿子还没带出厅，便向司法科长交涉。司法科的回话是：“稿子现时不能拿出去，因为要是登在报上，恐怕外边人批评。说人还拘禁着，为什么稿子可以传出去呢？所以现在暂留在司法科，等到大家出去后再给你们。”张、郭两人愤怒的了不得，恐怕司法科骗去那两篇稿子，不想发还，连着同司法科长交涉多次，司法科也总没有将稿子发还。但是他们却切实声明，出厅后一定要发还的。等到三月一日笔答二十一条的时候，张若名、周恩来又当面同赵视察长交涉。赵视察长拍胸担保出厅的时候，必给他们（但是等到被拘的人移送检厅后，周恩来给赵视察长去信要稿子，他却没有回答）,这事算告一段落。
三月七日厅中忽又严紧起来，各人除去家族外，其余的人一概不许接见；而其中也有家族去见不得的。在这种内外消息重新隔断，被拘的人又要重新度他们的烦闷生活的时候，住在十一二队同院的师士范、李燕豪、凌钟、吴凤岐、李散人、于兰渚六人，向司法科要求他们同时在院中散步，司法科允许了。过几天他们又给杨以德去一说帖，质问三件事，要求速行答复。
（一）按约法非依法不能逮捕，吾等究犯何法？违何项警章规定？
（二）望速公开审判！
（三）处长曾说：“学校先生误人家子弟，当入十八层地狱；为官的要误人家子弟，当入三十六层地狱。”今拘吾等四十余日，学校已经开学，既不能往学校上课，是学生自误耶？先生误之耶？抑为官者误之耶？请自此后允许吾等彼此研究学问，俾免荒废学业。
三条递去后，也没见回答。又隔了几天，六人见着赵视察长，请他答复他们所质问的三件事。赵视察长回称不是他职权内的事，让众人向司法科长去交涉。于是六个人连三接四的给高司法科长去函请答复他们质问的事，但是司法科长总没有个回报。
在这个时候，拘在别队的人有时已经能够出外散步，到别人住的院中走走，但是不能到别屋中去。师、李等六个人，看着这个情形，遂对司法科长的不回答为默认，乃向各处来往，别处的人也随着彼此来往。有几个人每天到时子周的住室里学习功课：有的学英文的，有的学西洋史的，有的学经济学的。同时厅中也给预备了浴盆，让众人轮流沐浴。有时众人到花园里散步，遇在一起，互相谈话，比先前自然愉快的多了。没过几天，司法科长忽亲往各处划分界限，不许彼此来往，亦不许各人在所住的院中散步。这是司法科干涉各人来往的第一次，但是众人都没有理会。
第二天——三月二十二日——尚墨卿因为警察拦阻他到别人住的院中去散步，他便要求见司法科长质问理由。司法科长得保安队队长、巡长的报告，遂将尚墨卿传往违警裁判所审问他，为什么不遵限制？尚墨卿回答说：“我们犯什么罪名？你不许我们自由来往！”司法科长说：“自由也得有个限制！”尚墨卿说：“自由要有限制，就失了自由了！”司法科长回说：“各人情形不同，所以不能让你们来往。”尚墨卿说：“你说情形不同，你现在就可宣布我们罪名。”司法科长答道：“这是省长的意思，我也不能宣布。”尚墨卿说：“你既不能宣布我们罪状，你就不能限制我们自由；要限制我们自由，你除非把我放在拘留所。”司法科长听说拍案道：“就把你押到拘留所去。”尚墨卿便回身望外走，直往拘留所去。保安队队长、副官、巡长又上前拦阻。这时候马骏、夏琴西正在时子周室中，听声出来劝住尚墨卿。众人齐拥他至时子周室中，由十一二队队长、副官、巡长声明司法科长阻止众人来往的意思。当由在时子周室中的几个人，反复辩驳，说限制来往的没有道理。队长们也没有话说。转向司法科长交涉，结果许各人自由来往，但大堂前众人不得停留，花园内遇有会议时，亦不得入内散步，众人也允许了。
过了几天，师士范为以前他朋友接见的时候，他交给他带出往别处寄的两封信，被杨以德的检查员在邮局中检查出来。一天保安队聂队长去找他谈话，问那两封信是那一个警察私带出去的，并且问他给了他多少钱。师士范问他道：“中华民国约法人民有书信自由权，我寄信犯法吗？”聂队长说：“不犯法。”师说：“我写信既不犯法，替我寄信的人，亦不犯法了。况且替我寄信的人，并不是你们弟兄——指警察——呢。”聂又问：“到底是何人传的呢？”师说：“你今天同我是私人谈话，还是审判我呢？要是审判我，你没有这种职权！”聂说：“我同你是私人谈话，但是这两封信，处长既然知道，我就有责任在身。师先生你今天要不说出谁替你传的，我就当不了队长了，看守你的六个警察，也不得了。”师便告诉他，信是朋友带出的，并且向他要求不许疑心看守的六个警察。聂允许了。这件事算消灭了，警察们没有受什么影响。在这事以前，各队的警察常常因为看守被拘的人稍有疏忽的地方，或者偶尔谈上几句话，或者遇见嫌疑的事，被革、被打、被申斥、被改换的很多。被拘的人要是质问队长副官，他们便说是犯别的罪儿，不承认是与被拘的人有关系的。
（十三）当衣事件同李权王墨林杨晓林的病状
三月底师士范、李燕豪、李散人、于兰渚、吴凤岐、凌钟六人，因为当衣事件，同司法科发生很复杂的交涉。这事原因是由于他们六个人在厅中买各种书籍，经济不足，因而欲将衣服取出典当。司法科以此事有害警察名誉，不许。他们又连致函要求，说明典当衣服是自己主权，司法科不能过问。假若司法科怕碍及警察名誉，就让司法科替他们出法子购书。磋商再三，司法科答应书籍由科中代买。六个人得着司法科代买的回答，当时复给司法科一函。内容是：
（一）按现在他们所居地位，不能向警厅借贷；
（二）国家的公款，他们不愿使用。
结果，仍是要求自己当衣。司法科见着这种情形，乃改为“代买书籍，阅毕交还”的办法。他们遂开了四五种书目，交司法科购置。但是迟了几天都没买到。他们认司法科有意戏弄，又去函质问。司法科答称书费太多，须禀明杨以德。当时六个人气极，决定仍当衣买书。队长回报司法科后，说司法科长已允许当衣裳了。四月一日午后，六人遂将应当衣裳包好，同时尚墨卿也取衣裳加入，交与队长派人去典。当时队长忽又拦阻不允，说司法科长又不准了。七人大怒，亲自携着包袱欲往司法科办公室，走到大堂旁边，被十一二队同六七队队长同警察多人拦阻住了。说：“司法科长已往省公署去了，今天一定不能回来，明天再说吧！”七人不允，争执有一点多钟。那天天气非常寒冷，他们穿的都很单薄，同拘的别人恐怕他们伤了身体，苦劝他们暂时回到屋中。一方面两个队长担保当晚司法科一定有个回答，七个人方允回室听信。
同天的前一夜，李权因为囚居两月，一切举动不得自由，精神身体很受影响，忽然那夜精神紊乱，急病爆发。与他同居的陶尚钊，急忙转告别人。知道的都往看视，当夜从外间请去一个医生，给了几颗丸药吃，才稍回复了神经系统流通的原状。到了四月一日早晨，众人要求司法科须赶紧给他请西医诊治，并说他所住的兵棚太不合于卫生，要求给他迁居。当时司法科都允许了。下午便将他移至大堂旁书记住室内，与陈宝骢分住内外间。陈宝骢自阴历年后，便搬住那里，晚间陶尚钊也搬到时子周屋里去住。在那天晚上，司法科长请孟震侯去谈话。孟震侯说明众人的意思：（一）当衣事件完全是司法科屡次推托延迟所致；（二）各人互相探视的自由无论如何不能干涉；（三）警厅对待被拘的人有病，须特别注意，不能置诸不问。孟震侯并说王墨林患便血证〈症〉已经一个多月，厅中总没有替他请合适医生调治；杨晓林吐血请过几次医生，总没见请到；并且李权的病重，也是因为医生平常不能仔细诊察的缘故。司法科长回答的话是：“关于买书的事，科中可以代买，但是也不要太教科中为难；来往的事，可以商量；至于医生的诊视，以后可以由各人指定到外间去请，但是须彼此担保才行。李权的病很重，我已经同处长商议，大约有希望放他出去。”孟震侯将这番话回报众人，众人对于司法科长所答复的没有什么别的意见，就是恐怕第二天要生出别的“变卦”。当晚众人决定要是司法科再禁止各人来往，众人便给警厅最后通告：限三天内速开公审；否则三天后全体绝食自毙，表示他们不受非法拘捕，不屈人格的态度。这个决定第二天果然实现了。
（十四）“四二”的奋斗
四月二日早晨，司法科传杨以德的命令，让各队看守被拘众人的警察，严加看视，不许互相来往。众人消息，彼此既不相通，于是遂实行预定的计划。各人除赵仲禹外，致最后通告于警厅，大概的意思都是说民国约法新刑律，全载有人民身体自由，无故不得受逮捕拘禁的干涉。他们被拘七十多天，没受正式审判。这种非法对待，众人为尊重人权国法起见，限警厅三日内公审。要是做不到，三日后全体绝食，以存他们人格。各人通告书陆续递给司法科的时候，王墨林、李权全因病重，司法科让他们取保出厅，李、王两人回称没有。司法科遂将李权姑丈找去，让他将李权领出。王墨林则由司法科长传去劝导一番，便令出厅。一方面尚墨卿因不受警察的拦阻，仍往十一二队库房李散人、吴凤岐的住处谈话，五六个警察架他回室。同时警察口中有些闲话说出：什么“厅长还怕你们吗？都有玩儿票的啦——天津土话，意思是杀了你们，都有人预备偿命了——”。引得尚墨卿大怒，写了几个条儿，什么“杨梆子——杨以德的绰号，因其头似梆子故名——玩儿票啦！”什么“杨梆子快来吧！”什么“我们绝食啦！”缝在身上，立在他的住室门口，让走过的人注意。一方面师士范、李燕豪、凌钟、于兰渚、李散人、吴凤岐六个人，自尚墨卿走后，有人欲往门口散步，或往厕所，全都被警察干涉，不准出门。众人愤极，遂将绝食限制改于即日实行。这个消息传到的地方，如马骏、夏琴西、尚墨卿、吴世昌、祁士良、马千里都改在当日实行绝食。并且内中也有三日后绝食的。通告还没发出的，都改在即时绝食的通告了。那没有得着绝食通告的杨晓林、时子周、孟震侯、陶尚钊、陈宝骢、张若名、郭隆真、周恩来、郭绪荣、于骏望、李培良，仍然是实行三日后绝食的预定计划。
当日午饭后，司法科因为尚墨卿挂条在身，将他押入拘留所。走过大堂时，被陈宝骢看见，陈宝骢以为众人都投拘留所了，遂也要奋身闯入。警察拦阻他，他终始不允，最后由传事吏报明司法科，许他进去。他与尚墨卿遂同入拘留所，警察将他们分入两个屋里拘留，进去后他方知尚墨卿是为的挂条子进去的。
尚、陈两个人进入拘留所后，十一二队巡长警察告诉李燕豪、于兰渚两人，说赵视察长请他们说话。等到李、于两人走到大堂前面，他们又说司法科长让他们两人搬到陈宝骢屋里——李权病中住的——去住。他们两人见受巡长等诓骗，大怒，不肯进屋，非要求见赵视察长不可。巡长等苦央了多时，两人才勉强进屋。进屋后见陈宝骢不在外室，知是已往拘留所，他们又要求一同投入，但是看守他们的警察一共五人，“虎视眈眈”，总没得着空隙。这一天凡声明为当天绝食的人，本日的饭钱六十六枚铜元都退回没收；尚墨卿在拘留所，传事吏照例给他十一枚铜元，他也退回去了。
（十五）“四二”奋斗的第二日
“四二”奋斗第二天中午的时候，马骏、李燕豪、周恩来在厕所遇见，彼此方知前一天的各方面情形，遂决定回室奋勇通知各处，一齐投拘留所。周恩来回过大堂，敲马千里、时子周住室的窗户，马千里住室的窗户敲破了，嚷着让他们投入拘留所；回到花园后边，又嚷着告诉郭绪荣、于骏望、李培良，但是那时三四队的副官正在他们那里。返转身来经过花园门外，又嚷着通告张、郭两女代表，自己一直闯入男待质所，看守他的警察仅仅是一个人，所以始终没能拦住。这时候陶尚钊、于兰渚也都跟着闯入，时子周、李燕豪与警察挣扎多时，才能闯入。别的人都被警察拦住，没能出来。一会儿杨以德到了，头一句就嚷着说道：“我待你们不薄啊！”周恩来回道：“那是私人的感情，我们这是为大家的事！”杨以德说：“这可是你们自己闯进来的，你们既不知好歹，什么私人感情我也不讲了，你们进去吧！”说着就命传事吏司法警察开门，警察将拘留所的外门开了，五个人进去后，一大帮警察、巡长、队长、副官，拥护着杨以德也走进去。杨以德让传事吏的警察取来笔纸，教五个人自己把名字写下。写好了，杨以德问时子周道：“子周！这回可是你主使的了。”时子周回道：“这是没有的事，大家的事，谁主使谁？”周恩来也说道：“我们先进来，时先生随着我们来的，怎么是时先生的主使呢？”杨以德又道：“你方才不是同着他们学生在厕所里商量的么？我因为你们在厕所聚会，我连保安队的营号都不教他们吹了，怕的是你们有了聚集的时候。”周恩来道：“时先生今天连厕所都没去！”正在这个时候，尚墨卿、陈宝骢在拘留所里嚷起来了。杨以德又跑过去，说了几句，反转来向他们五个人道：“你们知道尚车子是为的什么事进来的吗？我好好的能够请他到这里来吗？他骂我，他写条子挂在身上骂我。从前学生在外边演说骂我，我装做不知道；后来到我门前来骂我，我也装聋不听；现在他在里边骂起我来。要是背地里骂我，我还可以容忍；他写着条子挂在身上，往各处挂幌子骂我，我还能容忍吗？我就是忍下去，这般跟我的人看见，我的威信何存哪？诸位们！街上骂人、打架的事，警察还可带到局子里惩办；难道他在我官厅里污辱官长，我就不告他吗？他的事不关系你们大家，我单个同他打官司。陈宝骢是他自己情愿闯入的，我决没请他来。诸位总是不含糊，‘我们得一致么！’诸位们！你们坏就坏在个‘一致’上头了。你们的事不是一事，你们总想我们得一齐出去，这事是做不到的。这里头很复杂啦！我能够成全大家的，不过诸位要给我时候才行。李权、王墨林不是出去了吗？只要我报得上去，没有不成全的，我就可想法子。诸位要知道我不是独当一面哪！……”众人抢着说道：“我们不是希望出去，我们是要求依法审判，最好是归法庭处理。”杨以德说：“归法厅〈庭〉的事我总不赞成，在我这里我总好替大家想法子。我对大家没有成见哪！我要是对大家有个人的成见，叫我‘男盗女娼’！……”周恩来道：“我们也没有个人的成见哪！”杨以德又道：“我决不报私仇啊！师士范是调查主任吧！外边商人告学生的多了，我决没有怎么样他。过年的时候，我请大家到花园里吃饭，刮风的时候，我想到大家冷了，我让他们给大家预备衣裳。我没事的时候，我常常同诸位谈话。我也想公事是公事，我们私人都是非亲即友，彼此都有交情啊！外边来人看你们，无论什么人，差不多都可以见。人越来越多，不但认识的，连不认识的也都来看了。我每天专预备一个人招待，也来不及啊！没有法子，我只好限制非家属不准接见了。不但这样，外边来见你们的人，我以为他们看看你们可以放点心了，不想招待倒招待坏了。赵光宸他父亲同我是多少年的交情，我要是说他几句，他不能回口。他到我这里来，我告诉他外边不要乱登里边新闻，造谣言骗人。越登的多，这事越难了结。他出去反在各报说杨某人满嘴胡说。你们说这是那来的事呢？我是虐待诸位吗？我这何苦呢！好意反说恶意，所以这些日子，我也不敢到诸位那里去了……”说到这里，传事吏的巡长在旁边说道：“处长也说累了，诸位也回去吧！”众人道：“尚车子骂人固然不对……”杨以德忙道：“你们要知道骂人不对就行了。你们看看这拘留所什么人都有，犯什么罪的都有。待质所方才还押着几个抢犯，你们诸位不含糊跑进去，要是闹出错处怎么办？”众人道：“尚车子骂人是怎么情形，我们不知道。假若他真骂了，我们可以劝劝他，又何必把他押入拘留所呢？”杨以德道：“只要你们大家知道，我也有冤枉的时候就行了。子周！你是素来稳健的，我们可以谈谈……”时子周道：“可以，但尚车子须得让他出来，我们好劝他。”杨以德道：“那好办。”说着传事吏的警察同各队的队长、副官、巡长，便劝众人先回本室，并说一会儿可由时子周向杨以德交涉释放尚墨卿出来。众人见杨以德允将尚墨卿放出来，便都各回本室。在各屋里没能出来的人，也由这几个人去通知他们，告诉杨以德见面的结果，专看时子周见杨的消息如何。
下午杨以德请时子周、孟震侯到前楼上去谈话。一见面杨以德道：“你们大家入厅以来，吾待大家不薄，何以尚车子这样无礼！？用嘴骂我还不解恨，还要写出来贴在身上。”说到这里，便回头叫仆人把尚墨卿写的条儿拿来。一会儿仆人便将尚墨卿写的杨梆子……玩儿票……的条子取到。当时、孟两人看着这条子上的话，不明是什么意思，也不便问他。杨问道：“骂人这事对不对？”孟回道：“骂人是不对，但是尚车子年轻可以宽容他。”杨忙道：“他在外边骂我几个月，我装听不见，骂到门上，我也装听不见，看不见，现在在厅里骂我，教我威信何存？我还干不干？我一定要把他送交审判厅，先办他骂人的罪。”时子周道：“尚车子骂人，我们不赞成，以后我们规劝他就是了。要是把他送交审判厅，难免不生出误会来，不又是麻烦吗？”杨道：“不行！这样骂人不行。”时子周道：“这样办吧！处长把他放出来，我规劝他，担保他以后不再骂人，如果再有骂人的事，处长可以把我送交审判厅，我也甘心情愿替他认罪。”杨道：“我所争的是是非，如果你们大家全知他错，那全好办，你可问问大家谁是谁非。”时道：“我今天请问处长的有三件事：第一件即是放出尚车子；第二件是让我们大家出来到院中散步，并且准大家到别人屋内去研究功课……”杨道：“这事好办，回头你可同赵视察长——这个时候他亦在座——到司法科长处商议。”时道：“第三件就是我们的事，要按法律解决。我们自入厅以来，处处蒙优待，我们很知情的。可是七十余天，我们未蒙提讯一次，未免心中焦躁。倘或少年人有不能忍耐之时，优待的好处，岂不是都湮没了吗？所以我们请求按法律解决，或者将我们送到法庭，或由本厅司法科依法审讯。”杨说：“本厅司法科不能问此案，送交法庭一节，又不是省长的意思。省长不送，确是好意。因为法庭是独立机关，恐倒难维持了。然而这一节你们亦可以同司法科长商议商议。”说完这话，时、孟两人遂回去通告众人，要求的事已经有了头绪，请绝食的暂且用饭，当晚众人遂都进食了。唯独尚墨卿在狱中仍没吃饭；陈宝骢则守他三天后绝食的通告，所以没有问题。
（十六）“四二”奋斗的第三日
第三天——四月四日，时子周、孟震侯两人往见司法科长，赵视察长同十二队聂队长均在座，反复研究众人要求的第三件事。结果头两件——放出尚墨卿，同彼此互相往来——均允准。惟第三件司法科长亦以不能主，须呈报省长定夺之词。商议完了，时、孟方欲走出，正逢学生会派去代表王玉轩、郭儒铎、鲍长义三人求见马骏。司法科长遂让时、孟两人接见。王、郭、鲍三人问众人绝食的事，时、孟遂将这三天的情形说给他们听，并告诉他们问题已经解决，要求法律解决的事，亦已报明省长，绝食的事，当然暂时停止，候省公署的消息再定。三人当时又交与时、孟两人七十五元，为的是备大家应用的。三人出厅后，时、孟回报众人，彼此的交通遂自由无阻了。
同天的午饭时候，花园会议厅内，警厅有个会议，司法科长也出席。郭隆真、张若名因为屡次找司法科谈话，或质问他的条文，他总没有回答；这次当他退席出来的时候，郭隆真便从窗户里嚷着：“请司法科长站住，我们有句话说。”司法科长没有回答。郭、张两人走了出来请他说话，他同两人说了句：“你们女学生们，我同你们说什么话？”便走了。郭、张两人大怒，致函质问司法科长，何以这样蔑视女子人格？后经三四队副官请被拘的人前往劝说，司法科长不是不肯说话，是为法律问题不能解决，见众人没有话说。最后决定郭、张两人以后有什么交涉，不找司法科长，直接向赵视察长同杨以德说话。
（十七）二十四个学生的代替自首同赵仲禹的释放
五日下午，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男女代表谌志笃、黄辉、王玉轩、崔崇义、张裕、鲍长义、严永忠、何兆熊、魏春藩、胡诵涛、王贵言、王子光、贾玉峰、刘咏溪、方敦、严津祥、赵光宸、郑岩、王天麟、邓文淑、王棣华、王同华、卢?瑜、吴瑞燕二十四人到警厅，要求替代被拘的二十四人出狱。先由杨以德接见，两方谈话，不无冲突。一会儿杨以德请了时、孟两人进去。这时候学生代表说道：“我们的代表在此押了七十多天，我们心里实在不安。现在我们来要求替代他们，请厅长把我们二十四人留下，把他们二十四人放出去。”杨以德说道：“我没有这个权力，请诸位暂且回去等一等，我一定请示省长。省长要是准了，我必请你们去。你们可以把姓名住址写下来，可得写真的，不要教我们没地方找去。”谌志笃回道：“我是谌志笃，找我一人，我们全来。我们要是害怕，何必来呢？”杨道：“你是谌志笃？好好！’大名鼎鼎！‘我一定禀明省长。我要不禀明省长，我是禽兽。”于是黄辉、赵光宸、郑岩诸人，陆续说明替代的意思。最后时子周遂插言道：“请诸位回去吧！不必说啦！别说诸位进不来，就是能进来，警察厅内不过又多添二十四个人，有什么用处呢？我想警察厅决不能因为你们诸位进来，就让我们出去。我们亦没有出去的道理。我们在里边无论受什么罪是为国，就是牺牲了生命亦值得；你们诸位进来是为我们，太不值得了。你们诸位何不把为我们的心移到为国上头呢？再说何必全进来呢？”又转向杨道：“最好让你们诸位进去看看，也就放心啦！”杨以德道：“可以。你们商议分班进去的法子吧！”说完这话，杨便离开那个屋子。当下保安队的队长、副官同众人商议分着两班进去看视。二十四人外还有同来的七八人，一共三十余人。头一班的人先进到花园内，被拘的人也都到那里，彼此见面，“熙熙攘攘”，内外的人都异常快乐。停一会儿头班出来，二班又进去，彼此又畅谈多时。天色快黑的时候，杨以德又往花园中，向众人演说一番。大概的意思不外乎在“拘留所”同在“花园会议厅”内所说的话，表白自己对待众人的厚意，同外间误会他的事情。演说完后，二班的人方才出了花园，同前边的人回往学生会。当天晚上陈宝骢、尚墨卿先后出了拘留所，仍回原室居住。赵仲禹被司法科传往传事吏处，讯问数句，便令出厅。
（十八）被拘二十一人的移送检厅同陶尚钊凌钟的出厅
七日早晨赵视察长同司法科长叫陶尚钊到前边楼上谈话。视察长同科长全都劝他出厅，陶尚钊执意不允；后来陶的叔祖到厅，强迫着他出厅。陶无奈，只得起身。临行时也没让他到后边去拿东西，出门上车，还是他叔祖将他抱上车的。
同日下午南开大学有几个学生到警厅求见凌钟，警厅没允。他们便说：“我们是来保凌钟。”警厅听说，让他们第二天去。到了晚上八点多钟，各队的人通知被拘的人，说众人的第三件要求已经达到目的了。不多时厅中预备六辆汽车，将杨晓林、时子周、马千里、孟震侯、夏琴西、马骏、郭隆真、李散人、师士范、周恩来、陈宝骢、李燕豪、郭绪荣、于兰渚、尚墨卿、吴世昌、张若名、祁士良、吴凤岐、于骏望、李培良二十一人，送往河北地方检察厅。在警厅没有通知大家以先，杨以德曾往杨晓林屋中嚷道：“你吐血我怎样不知道啊？你拿外国报吓人啊！你哪里是有病，你简直搅我么！省长他也不对……”没说完就走了。当天晚上凌钟没有同二十一人送往检厅，第二天（八日）南开大学的几个学生又到警厅。杨以德见了他们，让他们保他以后不要再做这类事。大学的学生回说：“他是为了调查日货进来的，我们保他以后不再做调查日货的事。”杨以德允了，便让凌钟出去。凌钟不肯，要同二十一人同往检厅，经他的同学劝说半天，才随着众人出厅。
九·六·五完稿
【注释】
〔1〕1920年1月29日，天津千余学生抗议北洋军阀政府逮捕抗日爱国学生代表、查封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前往直隶省公署请愿，周恩来等四名学生代表被非法拘留。开始被拘于天津警察厅，后转移到天津地方检察厅。本文是周恩来根据狱中被拘代表的回忆和个人的日记等，于5月开始编写，6月5日编完。从1920年12月起，本文在天津《新民意报》上连载，后来由该报社刊印成单行本发行。本文据单行本刊印。
〔2〕即民国9年1月29日。
〔3〕原件此处漏了（七）的标题，此处编者据原件正文前的目录补。
〔4〕指直隶省长曹锐。
〔5〕本文（十）第一句话说：“二月十九日是旧历除夕”。则二十日为旧历“元旦”。此处原版本为“三十日”，显系排印之误。
2007/09/10
警厅拘留记〔1〕（一九二○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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