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主席阁下谈到一九六七年的事情，这件事正如阁下所说，的确是很遗憾的。发生这个事件的原因，边界问题关系不是太大。至于你访问美国，当时可能引起了一些议论，但在我的脑子里印象也不太深。
你知道一九六七年我们正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些极左思潮，你们新大使来后可能知道一些。一九六七年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华侨学生佩戴毛主席像章，引起纠纷，以后牵涉到我们驻缅使馆，发生了数十人死亡以及华侨被捕的情况。
当时我国政府想把这件事尽量约束在政府交涉的范围之内。开始我国使馆有一份抗议照会送给了贵国外交部，我记得照会中提出了五点要求。接着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支持抗议照会的要求。《人民日报》就这件事刊登了一些文章和消息。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在你们使馆门前过来过去。我们担心会发生象在仰光对中国使馆采取的那种激烈的行动，冲进去，伤害了人。我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幸好那时我打电话还有效，把你们使馆保护住了，没有发生象我们驻仰光使馆所遇到的情况。还有一次，大约在七月初，受极左思潮影响的群众在坏人的操纵下，开了一个大会，要冲外交部，同时要冲缅甸驻华使馆。这件事也被我挡住了。运动发展到八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坏分子钻进去夺了权。群众包围了英国驻华代办处，我们事先毫无所知。等我知道时，已经来不及了，烧起来了。当时我们下命令要群众离开，那些坏人不听。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广播命令时，英国代办听到了，他相信这是我们政府的意见，他就找我们解放军保护，结果他没有受伤。一个是要冲缅甸驻华使馆，一个是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两件事都有坏人，他们想破坏我国的对外关系。
另外，那时我们驻外使馆也出现过一种情况，就是对重大政治问题直接对外发照会。我们使馆给你们外交部发抗议照会不经过我国外交部批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到现在我们也还没查清到底有几个照会是未经外交部批准就送到你们外交部的，可能从你们的档案中可以找到。大概从一九六七年七月起，有些重要照会就由大使馆直接送出，当然上面一定是盖了大使馆印的。你知道，那时我们的大使回来了，原来还要回去，六月底发生事情以后，我们才决定不要他回去了。
在那个阶段，极左思潮影响到我们外交部。但我国政府还是要控制这个局势，特别是同缅甸的关系。当时我国在缅甸的专家虽然没有事做，但还留在那里，要看一看形势的变化。事态的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到了一九六七年十月，你们通知我们的专家回国。十一月初，我们的专家都撤了回来。这样关系就搞得更紧张了。去年五一节，毛主席在天安门上请你们代办转达对阁下的问候。阁下在这个时期也采取了主动。这样，情况就转过来了。
我所以要说这一段情况，是想说明我们政府的政策是明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在一九六七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发现以后，坏作用就起不了了。好在当时中缅关系发展到这个程度没有再发展下去。我们同英国的关系走得更远一点，时间更长一些，受到的破坏更多一些。
类似这样的事情，不仅同缅甸、英国有，同其他国家也有，我就不详细说了。如果有功夫，另找机会谈文化大革命情况时，我们可以多说一点。
对我们两国的关系，我们一直采取控制的措施，后来阁下也采取了控制的措施，所以没有继续发展下去，没有走得很远。这对于在近两年促进和逐步恢复两国关系有好处，比较有利。
一九六七年华侨学校的某些行动，我们也不赞成。年轻人、侨民有爱国心，他们学我们国内的样子去做，当然就不合适了。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在万隆会议以后，我们对华侨和华侨所在的国家都宣布，侨民应该服从所在国的法令，不应该违反所在国的法令，要按照所在国的习惯生活和工作，因为你是在人家的国家嘛。有些中国血统的人，在所在国已经住了好几代，成了这个国家的公民，就应该放弃中国的国籍，不应该保留双重国籍，我们不赞成双重国籍。万隆会议期间，我们同印尼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我们向亚洲、非洲和欧洲许多国家申明了同样的原则。现在我们同美洲一些国家建立了联系，这个原则同样适用。
【注释】
这是周恩来同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奈温的谈话节录。
2007/09/10
极左思潮干扰了中国对外政策（一九七一年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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