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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学院工作的几个问题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题解】

  这是在政务院第二百零四次政务会议上讨论《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关于访苏代表团的工作报告》时的发言节录。

  【正文】

  科学院的两个报告〔1〕都很好。四年来,科学院的工作有进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进步。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情形比我们困难,由于内战,由于知识分子受资产阶级影响较深,不相信革命政权等原因,列宁对科学研究工作的指示直到一九二九年才开始着手实行。我们的情况则不同。我们有苏联作榜样,中国的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中国的知识分子中资产阶级的毒不像资本主义国家知识分子那样深,由于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他们多少年来在寻找着光明的道路,一旦获得解放,很快就表现出对新政权的拥护。不少科学家从资本主义国家赶回祖国,这和苏联十月革命后科学家纷纷逃往外国的情形,是不同的。

  四年来,科学院内部整理工作和对科学家的思想改造工作,是有成绩的。当然也发生过偏向,但及时得到了纠正,一般说是有成绩的。刚才吴有训〔2〕副院长说:“青年急躁,老年苦恼”。这反映了大家不满足现状、要求进步的心情。刚才侯德榜先生就热情地表示想到苏联学习。许多人都表现了对新中国的热爱和积极参加祖国建设,为祖国贡献力量的激情。虽然我们的研究人员人数不多,增加得不够快,但与苏联十月革命后初期的人数相比,是增加得快的,已经有了一些基础。我们对此要有足够的估计,应该有信心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我们的弱点是知识不广不深,但好处是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没有过多的资产阶级留下的成见,而愿意追求新的真理,愿意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大家愿意前进,而不阻塞前进,这比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由于受资产阶级思想的支配而把力量用之于战争和为反动势力服务,要好得多。所以,我们说这是我国科学家的一个弱的条件,但也是一个好的条件。

  我们要充分重视科学研究工作,结合最近对总路线的学习,把科学工作提到应有的地位。

  讲一讲大家提出的问题。

  第一,方针问题,就是理论与实际、今天与明天的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学了理论,一定要实践,才能有创造、发现,才能提高。陈凤桐〔3〕所长说,研究农业科学要实践,是很对的。科学研究工作要与工农业结合,即使去进行教学也是实践。你研究的结果讲给别人,能否讲得圆满,能否使人听得懂,听讲的人会有反映,这也是实践。总之,强调实践是对的。另一方面,我们要提高理论,还一定要有基础科学。我们看到了今天,还要看到明天。我们的科学工作要向前发展,要真正能对国家建设有所帮助,恐怕要到第二个甚至第三个五年计划才行。不要把这一方面忽视了。我们的基础科学要加强。蒋南翔〔4〕校长说,大学的助教很弱,这个问题值得重视。助教弱,教学生就不能把学生基础科学搞得很扎实、很牢靠,而学生学不好基础科学是不行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将来再补习就晚了。我们的理论水平是不够的,即使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也是不够的。我们党的理论家就不多,我自己就没有学好,《资本论》也没好好念;至于自然科学,那就更差。如果只想到实践,不把基础科学的根基打深一些,那也只是照顾了一面。比如医院,过去在解放战争期间,强调速成(这在当时是对的),搞了很多医院,铺了很多摊子,但今后就不能再这样搞了,因为这些医院的医疗水平很低,遇到稍有疑难的病症,就没办法了。在进行反对细菌战的斗争中,就感到专家太少,就感到提高基础科学理论十分必要。我们有几千年灿烂的古代文化,这是值得骄傲的,但我们也要看到,我们今天的现代科学是很落后的,我们必须提高现代科学水平。要把两方面结合起来,理论要与实践结合,实践要有理论指导,在看到今天的同时也要看到明天,不要忽视基础科学,或者把基础科学的份量说得很轻,那是不行的。苏联帮助我们建设的一百四十一项工程〔5〕,从设计起直到操作,我们的确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仅仅这样学习还不够,这样我们只学会了一般的技术,我们还必须懂得学理,还必须学习理论。我们学苏联的技术学得的确不坏,苏联部长会议捷沃西安副主席就很称赞。但从科学院立场来看,要使理论与实践结合,学了技术还要学理论,已经有相当理论基础的,要实践。一个搞农业科学的,一辈子没到农村去过,当然是不对的;但有些有培养前途的青年能够学基础科学的,还是要让他学理论。大学毕业生,主要要分配到工业部门或其他经济部门,但也要有少数基础好的,经过考试,选做研究生。要逐步提高科学水平,使我们的科学水平能够与国家的发展水平相适应。

  第二,科学院与各部门的关系问题。关于加强科学院与各部门之间的联系问题,政务院在一九五一年三月曾发过一个指示〔6〕。今后国家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科学院与各部门特别是经济部门、生产部门、高等学校等之间的关系将更加密切,必须进一步加强联系,互相配合。全国高等学校副教授以上人员据说有一万多人,科学院如何和他们联系,这是个大问题。把人抽出来调到科学院是很困难的,这些人在各部门都很得力,抽不出来,问题在于合作。一面合作,一面分工,进行学术上的交流。各产业部门可以提出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和问题交科学院研究,各大学在教学上发生的问题,也可以交科学院讨论。政务院一九五一年的指示只有几条,是不够的。需要再发一个指示,进一步作些规定,要具体解决一些问题。请郭副总理〔7〕、习秘书长〔8〕和李富春〔9〕同志(计委副主任)邀集政府的和军事的各有关部门研究一下,起草一个新指示。

  第三,干部问题。新老科学家要团结。我国的科学研究人员人数不多,科学院副研究员以上的高级研究人员一共只有三百四十七人,人数不多,但很可贵。我们这里谈的三百四十七人是科学战士,要很好地团结起来,好好依靠这批老师,培养新的科学干部,使我国的科学家发展到几千几万。也许有些老科学家思想没搞得很好,和我们有隔阂,但总是爱国的吧!即使有个别坏的,在改造过程中将会改造过来或被淘汰,我们相信绝大多数人是爱国的,是能够进步的。对这样一些思想很旧但是有学问的人,我们要等待,请他再看一看,再看一个四年,到十年以后,情况就大变了。苏联有的科学家直到一九二八年,即十月革命以后过了十年之久,才回了国。大多数科学家是热爱祖国、愿意学习马列主义的,我们对这样的人,还要团结,对其他大多数科学家更要团结。团结第一,思想方法有问题慢慢帮助改造。不要想一下子就改造好,也不要以为已经改造好了而放弃改造,前者是“左”,后者是右,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般说,青年人要急些,老年人要慢些。担任领导工作的人要认识:停步不进是不许可的,这样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急躁冒进也不许可。我们要团结一切爱国的科学家,要不断前进,不断改造。我们要欢迎兢兢业业做研究工作的人,这样的人总会进步的。

  大学毕业生,成绩好的送科学院做研究工作,这是应该的。

  派人出国到苏联留学,应该订个计划,不要太多,要适当。

  科学家的待遇问题,要好好研究一下。对科学家不能按行政人员的等级来评定待遇。对研究工作有贡献的、生活困难的,应该待遇好些。我们的科学家人数不多,这是种子,要爱护,如果损害了他们的健康,是我们的损失,一个做研究工作的副所长和一个做行政工作的副所长,同样待遇,从形式上看很公平,其实不公平。如果前者是一个研究有成绩的,年纪较大,就可以待遇高些;如果后者是一个共产党员,搞研究工作年限很短,负担少,就可以待遇低些。比如顾颉刚〔10〕先生,一家十八口,他要求每月薪给五百万元〔11〕,我们就要给他,他现在是科学院的研究员,研究员一般只有二百多万元,但他要求五百万元,我们就给他五百万元,比副所长的薪水都高,但可以这样,我们允许一个研究员比一个副所长的待遇高,不能平均主义。顾颉刚先生有长处,青年人要把他的长处学了来,把好的东西吸收过来,并把它发扬光大。待遇问题,希望科学院好好研究一下。有人说这样调整影响大学教授,怎么办?三百四十七人不一定每个人的待遇都提高,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解决。我是说,考虑待遇问题时,决不能被“级别”限住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的科学人才不多,马列主义理论家也不多,共产党里也只有一、二十位而已。自然科学的科学家就更不多了。在待遇问题上,绝对不要采取平均主义的办法,不要和行政人员相比。在这些问题上,平均主义还很严重。

  关于奖励制度,可以慢慢搞。

  第四,学习苏联的问题。请苏联派代表团来华访问,可以,但要好好计划一下。聘请苏联专家来华指导工作,可以,但也要有具体计划,多了不行。交换书刊,同意。派专家去苏联学习,可订入计划。侯德榜先生要求去苏联学习,可以在计划中考虑。

  第五,组织领导问题。科学院是不能当作纯粹的行政部门看待的,同意报告上的意见。科联〔12〕还要存在,因为目前科学院还未能把全体科学工作者都包括进来,科学院各研究所也不可能一下子都发展起来,一下子把各方面都包起来。将来的前途是要把科学院变成为一个联系各方面的研究机关。目前只能重点设置研究所,不急的、没有人才的,可先不设。张文佑〔13〕副所长说,地质人才都做实际工作去了,没有人做研究工作了。其实这也难怪,地质工作任务很重,在头几年忙于实际工作也是很自然的。年轻的、身体好的都去做实际工作了,只有年纪大、身体弱的人才能到地质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将来,在实际工作中逐步积累经验,地质研究工作才能慢慢搞起来。

  大家对科学院的工作还有什么意见,可以用书面送文委,供文委起草政务院的指示时参考。

  【注释】

  〔1〕科学院的两个报告

  科学院的两个报告指《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和《关于访苏代表的工作报告》。

  〔2〕吴有训

  吴有训,物理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3〕陈凤桐

  陈凤桐,农学家。当时任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

  〔4〕蒋南翔

  蒋南翔,当时任清华大学校长。

  〔5〕一百四十一项工程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五日,中国和前苏联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规定,连同过去三年来帮助中国设计的五十个企业在内,到一九五九年,苏联将帮助中国新建和改建一百四十一项规模巨大的工程,其中包括钢铁联合企业、有色冶金企业、煤矿、炼油厂、机器制造厂、汽车厂、拖拉机制造厂、电站等。援助项目总价值约三十至三十五亿卢布。

  〔6〕一九五一年三月曾发过一个指示

  指一九五一年三月五日政务院发出关于科学研究工作的指示。

  〔7〕郭副总理

  郭副总理指郭沫若。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

  〔8〕习秘书长

  习秘书长指习仲勋。当时任政务院秘书长兼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9〕李富春

  李富春,当时任政务院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10〕顾颉刚

  顾颉刚,历史学家。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国科学院聘请他担任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1〕元

  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

  〔12〕科联

  科联指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一九五○年八月成立。一九五八年九月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

  〔13〕张文佑

  张文佑,地质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副所长。

  2007/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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