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
【题解】
这是在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召集的学术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
【正文】
一
今天军管会商同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及学术工作者协会召集这个会，邀请各位参加，商讨科学界今后的工作。周扬〔1〕同志事前通知我，要我借此机会向各位先生报告共产党对学术界、科学界提出的意见。这个问题范围很大，说来话很长。恰当这次纪念五四运动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应该对民主与科学这两个课题更加重视，我就这个题目谈一谈。
在报上，各位先生写了好些文章谈到“五四”及民主与科学的问题，刚刚沈志远〔2〕先生也谈到，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在座的很多朋友在“五四”时期是共同奋斗的，是在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下共同奋斗的，三十年后的今天，对它重新估价是更有意义的。
“五四”不是一般的纪念日，它是划时代的，尤其在民主与科学上。三十年前中国许多能人智士，无论是改良派也好，革命派也好，都是走的旧民主、旧科学的道路，而“五四”以后则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正因为“五四”是划时代的，值得区别一下新旧的问题。
为什么在“五四”以后中国能走上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这不是偶然的。“五四”以前民主与科学的运动是在怎样的国际环境下进行的？在座的许多位都做过很好的研究，例如范文澜〔3〕同志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上就作了解释。鸦片战争后，尤其是甲午之战以后，无论是革命派与改良派，总是追求以资产阶级为领导的民主主义，也就是英国、法国、美国实行的旧民主主义。从形式上看，在历史上，这是需要的，而且也只能是这一种。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祈求的，也就是这样的旧民主主义。因为政治方面如此，所以使科学研究工作者，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只能用资产阶级的观点解释，为资产阶级所用。
不管是当时的新政抑或是以后的革命，科学的观点都是这样。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方面，是应该接近真理的，但由于世界观的不同，因之也有了区别。社会科学在这方面很明显。当时所以有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受了时代的限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资本主义得到发展，而无产阶级还很弱，在整个的世界环境中，也只有英、美式的旧民主政治，这种政治在十七、八世纪确也有它的进步意义。因此，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只能循着这条道路前进。
虽然有着改革和革命的区别，但总的方向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一直到“五四”以后才有所改变，是因为当时国内、国际的环境都改变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国产业界得到发展，官僚、民族资产阶级抬头了，无产阶级也壮大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德、奥、俄三个帝国主义失败了，而且出现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在资产阶级世界中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国家，证明资本主义已经开始死亡。这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这不仅鼓舞了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而且也鼓舞了各被压迫的弱小民族，鼓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国在名义上是参加了世界大战的协约国方面，而实际上是受了帝国主义的打击。中国的知识分子掀起了五四运动，广大民众觉醒、工农也参加了这一运动；不久中国共产党诞生，更明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这口号不久就成为大革命的实际行动。
从二七大罢工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在这一连串的民主运动中，领导者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这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由于旧民主运动的失败。鸦片战争以后，有太平天国革命、戊戌政变、义和团农民暴动、辛亥革命，其中有的是改良，有的是革命，但总是为了实现旧民主。在中国封建社会基础上，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资产阶级受两者的打击而无法发展。
历史证明：不是两者中任何一个窒息了中国的革命，就是两者勾结起来，或者由帝国主义直接操纵，共同镇压革命，甚至连戊戌变法这样温和的改良，也是不被允许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很弱，在洋场、商埠中大都是帝国主义的势力，农村中则是封建地主的势力，资产阶级对这两者都没法抵抗，因之不能领导这一革命运动，旧民主运动就这样地死亡了。
在中国，很早就有人想发奋图强。士大夫如林则徐〔4〕，起之民间的如义和团，还有戊戌政变、辛亥革命的志士都流了血，但是都失败了，既没有达到英、美的旧民主政治，也没有达到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今天纪念“五四”，应该感谢先烈们，但更要接受经验教训。“五四”青年奋斗的道路区别于过去八十年先驱者的道路，也解决了知识分子要革命该依靠谁的问题：就是要依靠工人阶级与广大的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农民，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结合才能发挥力量，这是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这新的道路、新的力量推动了国民党的改组，通过了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因之，革命的阵容壮大了，能抵抗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没有这个力量，中华民族是不能如此翻身的。三十年来，多少人流血倒下去，三十年后的今天，在“五四”发源地来纪念“五四”，是更加有意义的。
由此更可以看出，今天的胜利不是偶然的，是接受了失败的经验教训而来的。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不但从政治上表现出来，在思想上也教育了知识分子，使科学工作者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看问题，为人民服务。社会科学如此，自然科学也如此。过去三十年中，自然科学方面是弱一些，因为革命运动多，不免偏重于社会科学方面，但政治局面打开了，这就使科学有新的发展的可能，使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为人民服务，使科学工作者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
二
最后，谈一谈新科学观点问题。科学要为人民服务，很多先生在纪念“五四”的文章上都谈到这一问题，谈得很对，所谈的立场、方向也都很对。但这不仅是观念和方法问题，还有政策问题。事实证明，过去依靠反动统治阶级发展科学是不可能的。国民党将科学变为装饰品，到外国去骗钱，“学以致用”，但是在旧中国，很多学科学的学生毕业后不得不改行，中国旧知识分子对反动统治者早就不存幻想，只有胡适之、傅斯年〔5〕之流甘心附逆。过去，人民的军队是在农村，中心问题是如何打胜仗，党、政、财经都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今天，局面已经打开，科学可以一显身手，不过这仅是一个开始。
今天，我且不说如何用无产阶级世界观阐明科学的观点、立场，对此，学术界的朋友比我更清楚，我只就“为人民服务”的态度谈一些。毛泽东同志最近谈到“四面八方”〔6〕，就是劳资、公私、城乡、内外，每一面都有两方。今天致力于学术及科学研究的工作者仍用得着这句话。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为人民服务的总方向是没有问题的，但实行起来政策是怎样的？我觉得不妨用这句话。我们的科学是对劳资两利的，如一切发明当然是以国家为前提，总的方面是为国家的，但是私人企业也需要科学家的帮助，但为他们必须是劳资两利。旧社会科学使工业合理化，但结果是工人受到更大的剥削，资本家增加利润，新社会人民科学家的发明是要使工人生活更加改善，同时资本家也增加了利润。帝国主义使科学为战争服务，而我们则使其为生产服务。科学不仅只供给国家，也可以供给资本家。中国目前是一切为恢复生产，一切为如何增加生产着想。公私兼顾这方面也是一样。一切科学的振兴靠国家。过去国民党不办的研究室我们打算办，并且希望在八、九月间召开全国科学工作者会议，组织起来，大力开展科学工作。一切科学发展是为了公，也是为了私。工农业的进展对农民及企业主都有好处，整个生产提高，工人工资也可增加，大家生活都好，这是为国家服务，也是为了个人利益。城乡关系也是如此，城市工作是重点，但乡村也要照顾到，例如棉、粮都是农产品，需要科学的帮助。至于内外关系，如果解释为国内外，那么学术界内部关系先要弄好，然后再与外国联系，像居里〔7〕这样的科学家是应该去联系的，而且联系应该是多方面的。但是首先要自力更生，才能争取外援，否则是依赖外援。中国知识分子有他们的优点。在这四面中每一面都要抓紧一方，否则便没有重心。工作有重心与依靠什么力量常常是相同的，但也不一定都是相同的。
如劳资问题是依靠工人，但首先要说服资本家，使其生产；公私是先由公家带动，推及私人；城乡中重点是城市；内外中重点是靠自力更生。解决这个问题，还要大家共同努力。
【注释】
〔1〕周扬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部长。
〔2〕沈志远
沈志远，经济学家。当时任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央执行委员。
〔3〕范文澜
范文澜，历史学家。当时任华北大学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
〔4〕林则徐
林则徐，清末政治家。曾任湖广总督、两广总督等职，以查禁鸦片和在鸦片战争初期抵抗英军侵略的政绩著称于世。
〔5〕胡适之、傅斯年
胡适之即胡适，早年留学美国。一九一七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曾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北京大学校长。一九四九年去美国，后到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傅斯年，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台湾大学校长。
〔6〕“四面八方”
“四面八方”是一九四九年四月毛泽东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这个政策照顾到四对矛盾的八个方面，所以有这个称呼。
〔7〕居里
居里即约里奥·居里，法国核物理学家。曾任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苏联科学院院士。
2007/09/10
科学要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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