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年八月九日）
【题解】
这是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节录。
【正文】
关于文化界的工作、文化运动，之所以要特别提出来谈，是因为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大革命后中国革命依靠了两支队伍，即武装的队伍和文化的队伍。在整个中国革命历史的三个阶段中，从太平天国以后，戊戌政变的改良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文化界革命运动、新军运动，造成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运动与黄埔军校的开办，造成了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上海、北平的文化运动及由此而起的一二九运动、救国会运动等，也起了与武装斗争配合的作用。所以，文化运动对中国革命是有特别意义的。
一、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运动还没有完成其任务及得到完全巩固的地位，因为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还没有深入到旧文化占主要地位的乡村，还没有深入到工农劳苦大众中去。这不是说过去没有注意，而是说还没有达到目的。
目前的新形势，一是文化由集中而分散，由城市而乡村；二是由统一而斗争，抗战初期趋向统一的组织、行动、思想，到现在则因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而发生斗争。由于在新文化界二十年来我们占了优势，顽固派就不得不采取封锁新文化、发展它自己的文化的策略，并且打入和分化新文化阵线，造成短兵相接的情况。由于这种形势，我们应更加紧开展新文化运动，来压倒文化界反动的复古的运动。
二、既要开展新文化运动就须加强对它的领导。这里有几个问题要提出：
（一）认识延安的重要性。延安是今日中国的文化中心，相当于内战期间的上海。抗战初期，武汉还可能成为中心，我们亦曾为此而努力；但今天重庆因复古派的压迫已失去此种可能；恰好毛泽东、洛甫又发表了论文和报告，〔1〕延安就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但尚须延安文化界的努力，以求名副其实的实际领导。譬如，关于民族形式问题，这是由毛泽东同志在六中全会提出来的，其后即在重庆、桂林等地引起热烈反应。于是，顽固派也就经过某些分子来曲解毛泽东的指示（当然用了很巧妙的偷运私货的方法），企图达到否定“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与否定文化运动中外来影响的作用，而达到提倡复古的目的。我们在南方的同志反击这种曲解，但尚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需要延安文化界有计划的领导。
（二）关于文化政策。这在我们党内是没有争论的。洛甫同志所提的四个口号〔2〕无疑是适用的。但是，顽固派所进行的恰与此完全相反，我们必须同他们斗争。
（三）关于对文化战线的具体领导。一是，每月宣传要点，国民党有的，我们也要有，现在中央已通过。二是，统一的广播，现在技术条件可以解决，但工作上的问题尚待解决。现在广播稿太长，外面不可能整天收，需要审查，要限在一点半钟以内。三是，刊物摘要，现在延安刊物太多，实际不能领导全国，各刊物编辑须注意每期中有一两篇带全国性的文章，以便选集发行，实现对全国的领导。四是，建立各地的报纸，不仅延安，在大后方、在海外还须增加。五是，主持文化运动的机关要派人到大后方去巡视，到华中甚至华北，传达中央的文化政策。六是，要有书面的指示。七是，要派人到大后方去做文化上的见习，对在后方做工作久了的人需调回来，以免见解局促。
（四）关于文化界的斗争策略和学习鲁迅的作风。文化界所有的斗争当然要有理有利有节，但还要有鲁迅的作风。
鲁迅成为文化界的主将，不但我们承认，甚至顽固派也承认，这不是偶然的。我们要学习他的整个的精神，而不是像偶像似的崇拜他。他是中国二十年来文化运动的结晶，而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我想，鲁迅的作风有四点：一是，对敌人是严的，是一针见血的，绝不姑息的，一贯如此的。二是，对自己也是严的，决不随便饶恕自己，决不骄傲、夸大、苟且，无论在创作上还是生活上。三是，对自己战线内的人是宽的、提携的，不随便挑剔。他总是抓住主要的敌人。不像我们有些同志轻易地伤害他，如晚年的两个口号之争，对他进行了错误的批评。我们不能责备自己的同志没有把握历史的走向。四是，对叛徒是嫉恶如仇的，是主张肃清内奸的。学习鲁迅，要学习他的整体，不要只学他的一点一滴就自以为是鲁迅的门徒，这是不对的。如文艺战线上有一位叫雪浪的人，他骂倒一切，只认鲁迅一个人，这也是不对的。我提议，今年出版纪念鲁迅文集，可翻印瞿秋白〔3〕同志对鲁迅杂感集的序言，鲁迅认为他是最知己的。
三、关于文化运动的布置。
报纸方面：（一）报纸要分散，现在集中是不可能的，比较起来重庆是一个中央，因各有记者可以反映到外面去。
（二）投寄稿件到各中间性报纸去。因为不可能都把这些报纸杂志都变作我们自己的，在这一点上倒可以用假名。每个报纸在国际问题和文艺副刊方面一般都要选进步稿件。
（三）接近各种报纸，即使是顽固派的报纸，他们的编辑也不都是顽固的。海外报纸影响特别大，特别需要接近。
刊物方面：现在重庆还有五十多种，进步的也有二十多种，各个地方虽少些，但多少是有的。现在办刊物的困难是要赔钱，《中国文化》〔4〕那样的刊物每期三千份就要两千多块钱。顽固派是有钱的，他们可能多出刊物，我们现在要封锁顽固派的刊物，不看不投稿，而要帮助进步的刊物，多买、多销、多寄稿，希望延安多寄稿。文委〔5〕或文协〔6〕应该订出各方面对投稿的需要和标准，来领导投稿运动。对于中间性刊物也要帮助推销，缩小顽固派的影响。
通讯机关：除中央社〔7〕外即青年记者学会主办的国际新闻社〔8〕，他们的稿子可寄到国内外各地区去。全民社〔9〕是比较局部的，限于重庆、成都和海外某些报纸。当然，我们还没有可能做到像国新社〔10〕那样，希望以后也能向同样方向发展。中央社在顽固派中也还算是进步的，毛主席去年十月的谈话〔11〕就是他们发的。我们自己的通讯社应该做到：（一）争取合法化。（二）稿件要多样，不要老是几个宣传口号。延安的生产学习情况，《大众》刊物上的有些也该发并附照片。（三）态度不要完全党内化，有时要用人民的口吻，也不必标明新中华社〔12〕字样，以便大家采用。
书店（包含印刷厂在内）：国民党现在对我们的进步书店采取打击的态度，不许新华〔13〕出丛书，封闭生活书店达半数，同时他自己还大开书店，不仅有过去的拔提〔14〕、正中〔15〕，现在又开了青年书店〔16〕，仅中国文化服务社〔17〕的全国分社就达三百余处，有些省有七八十处，用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可见开办书店也在短兵相接。书店斗争主要是在后方城市，但边区、华北亦应注意，应尽量扶持自由主义的、非党的书店，显出我们一切是向着民主的。在南方，一切进步的书籍只在进步的书店才出，顽固派的书店只出反共、复古书籍，连自然科学和民主主义的书籍也不出。今天南方的书店虽受限制，但其出版范围却是宽了，不应专出马列主义书籍。
文化机关：除顽固派外还有职教派〔18〕、乡建派〔19〕、生活教育社〔20〕、战时文化供应社〔21〕等，也办了许多子店，这些大概都是分散的。我们的策略是：（一）加进去支持他们。（二）独立作战，不要互相联合起来。（三）长期苦干长期埋伏，支持并训练干部。
文化团体：如文艺界、音乐界、戏剧界的抗敌协会，都是武汉时期成立的全国性团体，同时在各地有分会，我们应无条件支持。（一）会员要严格，因文化界有地位的以进步分子占多数，故未被顽固派抢去，要有资格限制，否则即会变质。（二）支持中间分子便能实际领导它与顽固派尖锐对立，并使进步分子能够占多数。（三）多数分会要合其规定，使其在各地的活动能合法开展。（四）坚持统一战线，顽固派只要不主张分裂，我们亦让其参加，使统一战线能尽量长久存在下去。
宣传机关：国民党有其中宣部、教育部与政治部第二所，我党亦有宣传部门，此间尚有中间性的宣传机关。我们现应注意：一是分散力量到各方面去推动。二是隐蔽我们的工作，只要能减少和能对抗反共作用的就应做下去，以免工作范围日趋缩小。
我们边区华北如何配合：（一）优待作家。作家生活是很苦的，生活困难，出版困难，连曹禺〔22〕的剧本都难上演。
国民党对作家一面压迫一面收买，买稿不印，实行文化借贷（文化服务社准备十万元，条件要没有异党思想，实际要没有进步思想）。即在敌人占领区，如上海，在日本与汪精卫统治下的作家亦是难立足。所以，边区华北要造成优待作家的气氛，要多给他们自由，不要对他们要求得和旁人一样。写长篇作品和剧本更需要充分时间，搜集材料也要时间，希望文委、文协和各方干部改变对他们的观念。
（二）优待艺人。现在艺人生活很困难，像《李秀成之死》在重庆亦因戴季陶〔23〕一个手令，说它鼓吹失败主义、反动，就禁演。我们现在对优待艺人也很不够，演员吃灰，夜里无宿处要跑回家，这是不对的。也不能单在党性上求解决。固然也不应捧明星。（三）提携后进。要造成大批的文化战士、文化干部。（四）尊重历史。对已有地位的作家应该恰如其分地加以尊重，这并不是否认后进，也不是说他们没有缺点，但对其历史地位是不应轻视的。
我们应当从各方面重视文化运动，具体地加以帮助，使军事与文化两条战线并进。
【注释】
〔1〕毛泽东、洛甫发表论文和报告
一九四○年一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发表在同年二月十五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同年二月二十日《解放》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洛甫（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在会上作题为《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发表在一九四○年四月十日《解放》第一○三期上。
〔2〕洛甫同志所提出的四个口号
指张闻天一九四○年一月，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对新文化内容提出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和大众的”四个要求。
〔3〕瞿秋白
瞿秋白，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命文化运动。一九三四年离开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五年六月在福建长汀就义。
〔4〕《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是一九四○年二月在延安创刊的杂志，一九四一年八月终刊。
〔5〕文委
文委，这里指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
〔6〕文协
文协即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延安成立。原名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一九四○年一月改现名。
〔7〕中央社
中央社即中央通讯社，是国民党的主要通讯社。一九二四年四月在广州成立，一九二七年五月迁到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迁到汉口、重庆。
〔8〕国际新闻社
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通讯社。一九三八年九月，在周恩来指导下，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骨干为基础，于武汉成立。后迁桂林。一九三九年该社与香港的同名通讯社合并，以桂林为总社。同年在重庆设立办事处。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桂林、重庆两社被迫关闭。
〔9〕全民社
全民社即全民通讯社，是抗日战争期间进步民营通讯社。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太原成立，李公朴任社长。一九三八年初迁武汉。同年九月迁重庆。一九四一年初受国民党政府的破坏被迫停办。
〔10〕国新社
国新社即国际新闻社。
〔11〕毛主席十月的谈话
这里指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延安接受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新民报》记者张西洛等三人采访的谈话。
〔12〕新中华社
新中华社即新华通讯社。前身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汉西瑞金成立的红色中华通讯社。一九三七年一月，该社在陕北改用现名。
〔13〕新华
新华指《新华日报》馆。
〔14〕拔提
拔提即拔提书店，是国民党的出版机构。一九三○年在南京成立。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迁到长沙，重庆。
〔15〕正中
正中即正中书局，是国民党的出版机构。一九三一年在南京成立。后又在上海、杭州、重庆设立同名书局。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上海的正中书局迁往重庆。
〔16〕青年书店
青年书店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重庆成立的出版机构。
〔17〕中国文化服务社
中国文化服务社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国民党在重庆成立的出版机构。
〔18〕职教派
职教派，这里指职教社。一九一七年五月，黄炎培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以提倡和推广职业教育为宗旨，九一八事变后，该社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成为一个政治派别。一九三八年六月，该社总部迁到重庆。
〔19〕乡建派
乡建派即乡村建设派，是一九五○年前后形成的以梁漱溟为代表主张用改良方法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政治派别。
〔20〕生活教育社
生活教育社是陶行知等人以提倡抗日、民主教育为宗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在桂林创立的进步教育学术团体。
〔21〕文化供应社
文化供应社是经胡愈之倡议，由救国会和广西建设研究会合办的出版发行机构。该社接受八路军办事处领导，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在桂林成立。
〔22〕曹禺
曹禺，剧作家。其代表作有《雷雨》、《日出》、《北京人》等。
〔23〕戴季陶
戴季陶，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
2007/09/10
抗战中的文化工作和文化运动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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