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毛主席说：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2〕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这是简单的总结的话。事实经过是：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3〕的支持。那时在中央局工作的主要成员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4〕，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由于毛主席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真正取得了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
中央红军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从于都出发，出发时八万多人，号称十万人，辗转三个月到达了遵义地区。三个月中间，坛坛罐罐都带着，连机器都抬着，那简直是不堪设想的。哪有那种大转移呢？那是大搬家。当然那些东西都纷纷丢掉了，大概没有出江西，机器就丢掉了。经过广东、江西，然后又转到湖南。在湖南多次转移，然后才进到贵州。在进入贵州前后，就争论起来了，开始酝酿召集政治局会议了。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达到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过程中间，毛主席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首先是得到王稼祥同志的支持，还有其他中央同志。当时林彪〔5〕并不是积极的，是同别人说牢骚话的。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作了讲话，扭转了航向。
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长征是辗转战斗，蒋介石以大军围追我们，截击我们，侧击我们。我们在广西那个地方受了很大的损失。白崇禧〔6〕用很厉害的办法对付我们，他把我们走的路上的老百姓都赶掉，甚至把房子烧掉，使我们没有法子得到粮食和住房。他在背后截击我们，我们一个师被截断了，得不到消息，牺牲了。经过多次挫折，到了遵义只有三万多人。这么大的损失！这个严重的错误是血的教训。毛主席取得领导地位，是水到渠成。事实证明，在千军万马中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
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的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最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
实际上次要矛盾跟着解决了，组织路线也是勉强解决了。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撤销博古的那个声明也没有用“总书记”。那个时候名称也不是那么固定的，不那么严格的，这个“总”字好像没有加上，反正他是书记就是了，因为其他的人作常委嘛。那个时候没有书记处。毛主席总是采取这样的办法来教育人，使大家逐步地觉悟起来。所以，组织路线并没有完全解决。但是，这样比较自然，便于集中力量取得胜利，减少阻力。至于政治路线，暂时不提。
遵义会议开了以后，要继续前进。这个时候争论又起来了，打仗如何打法也引起了争论。那个时候困难啰，八万人剩下三万多人。每一个部队里都减员，伤员病号都不少，的确有困难。在那种关头，只有坚定不移地跟毛主席走。这时问题就出来了，一个比较小的问题，但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7〕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渡金沙江，从一月、二月出发，到了五月，这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走“之”字路，四渡赤水河。〔8〕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9〕。
【出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遵义会议文献》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2〕遵义会议，即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3〕稼祥，即王稼祥，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洛甫，即张闻天，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教育部部长，遵义会议后的一段时间在党内负总责。
〔4〕李德，又名华夫，即奥托布劳恩，德国人，一九三二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一九二三年十月到中央根据地，担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实际上掌握红军的最高指挥权。遵义会议前夕，被取消了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5〕林彪，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
〔6〕白崇禧，曾任桂系军阀首脑。
〔7〕打鼓新场，今贵州省金沙县城。
〔8〕四渡赤水河，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中央红军向川南土城、赤水方向开进，二十八日的土城战斗未取胜，二十九日第一次渡过赤水河、向叙永一带前进。由于四川敌军加强长江沿岸防御和以重兵追堵，中央红军决定暂缓渡江，二月九日至云南扎西整编部队。当各路敌军迫近扎西时，中央红军突然东进，二月十八日，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向敌军兵力薄弱的遵义地区攻击，二十八日再占遵义。国民党军又采用第五次“围剿”的堡垒战法，轻易不出战。三月十六日，中央红军第三次渡过赤水河，作出北渡长江姿态，引诱贵州敌军纷纷向川南调动。三月二十一日，中央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乘虚逼近贵阳，调动滇军增援贵阳，而中央红军于四月九日从贵阳附近乘虚向云南疾进，扬言攻打昆明，调动云南地方部队向昆明集中。五月上旬，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实现了渡过长江北上的战略意图，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9〕博古，即秦邦宪，曾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遵义会议后被解除中共最高领导职务，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2007/09/10
党的历史教训〔1〕（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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