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昨天我把我和你谈的话都报告了延安，并告知他们说你十二日即回国〔2〕，因此延安来一急电，问你能否把东北问题解决了再走，这样对中国人民有极大好处，而且改组政府事也可决定了，全国的局面就都安定了，这对你回美后要解决各种问题也可有极大便利。故而我特提前来向你说此事。至于解决的办法，延安完全同意我昨天对你所说的意见。
昨天因时间的关系未得详谈，今天我愿把东北问题的一切说清。
关于东北问题，其责任并不在我方。我们始终是愿意和全国的问题来全盘与一道解决的，我们也主张把内政和外交的问题分开，这是我们一贯的立场。所以政府和苏联进行外交谈判，我们从未过问过。此事一问政府办外交的人即可证明。至内政的一面，则我方从未拒绝协商。只要对方愿和我们求得解决，则我们极愿解决。例如，十二月初政府的军队到了锦州至沈阳间的铁路上，当时政府代表张嘉璈〔3〕来会我党代表董必武〔4〕谈及此事，我们即表示，如果政府的军队是到沈阳去接收苏军驻扎的地区，则我们不管，但政府军不要西开向中共的部队进犯，引起战争。这说明在当时政府军如开入沈阳将不受阻碍，而后来的事实却是政府的军队转向热河〔5〕进攻，直至一月十日〔6〕以后不久才停止。这证明在停战以前我们便始终没有拒绝单独与政府谈东北问题，但我们同时却始终反对把内政和外交的问题牵连到一起。可是国民党的宣传则一直是把内政和外交混杂起来。自从东北局势紧张以来，即十二、一、二，三个月来，而非仅是二月，政府便是把内政和外交的问题故意牵在一起。对这些，为了要促使政协会〔7〕成功，我们都避予回答，而宁采沉默态度。这证明从一开始我们方面即不愿使东北问题紧张到足以妨碍政协会的成功。
至于在军事方面，何以中共能有如此的发展，此事经我坦白向你解释后，你自能明了。缘自日本投降后，政府不承认中共部队有受降区，不许他们参加受降工作，大的城市都由政府军队靠美国的运输帮助而接收了，因此中共的军队只能由冀热边境向东北去，以谋出路。当时东北空虚，苏军仅驻扎在铁路线上，其他地方有许多余地可活动，结果他们解除了许多伪军的武装，组织了人民，在政府军队未到前，已建立了民选的地方行政。这都是很自然的事。但中共并未因此便不承认政府可派军队去东北向苏军接收主权，这在停战协定中有规定。中共也未说东北的军事冲突不应停止，这在停战协定中也有规定。我们愿受其约束。可见我方并未存有把东北除外的观点。在一月二十日以后，当你提出要派执行小组〔8〕去营口时，我们马上同意，这也证明我们未把东北除外，且愿受其约束。可是派小组事稽延了一个多月尚未得解决，此时政府军源源开到了东北。照停战协定的规定，政府应把在该地的军事调动通知执行部〔9〕，但此事政府未做。这表示政府有意避开东北不谈，使我们无法接触到这个问题。如此迟延了一月多，迫使我们不能不把我们在东北的地位说明。但在说明我们的地位时，显然有这样的几个原则：
（一）不牵入到外交方面，而是把外交和内政分开。
（二）军事和政治平行解决。既然在军事方面我们表示要派小组去，这当然意会到政府派去的五个军可以去接收某些地方，这也意会到在停战以后要进行整军。在整军方案〔10〕中，我们又表示完全同意政府可以留五个军，而且一直到最后仍保持五个军，即占全国总兵力的四分之一。这即是说我们愿容忍政府的军队在东北占绝对的优势，而并没有因为我们在东北有这样大的兵力，便要求留驻很多正规部队。另一方面，我们要求政治民主，政协的决定应适用于东北，改组东北政务委员会〔11〕和各省政府，并实行《和平建国纲领》〔12〕中所规定的地方自治。
因此，我们觉得我党发表这样一个声明〔13〕，并没有什么错误。
至于这三周的局势是很清楚的。二月份，还在延安发表对东北的声明以前，国民党的CC派〔14〕却把苏联的事和我们的事牵在一起。我已经说过，国民党曾有过三个月的宣传和攻击，我们均置之不理，我对记者也一直未谈过此问题。但在二月的一些示威游行中，把一切与我们本无干系的事都牵扯到一起，于是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如较场口事件、《新华日报》及《民主报》门市部的被捣毁、北平执行部的被捣乱、成都《新华日报》分馆和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被捣乱〔15〕。他们对苏联的大使馆、领事馆并无行动，反而把我们做为攻打的目标。而我们直到最近才做了一些回答〔16〕。顽固派这两个月来对我们的辱骂，并继之以非法行动，其理由仅仅是说我们要把东北除外，特殊化，实行民选。实际上，我们恰恰不要把东北除外，要把停战、整军、保障人权、改组政府及施政纲领等都适用于东北。他们说我们要依靠苏联，而实际上恰恰相反。如果真是依靠苏联，便不会有赤峰事件〔17〕，也不会要停战小组去东北，更不会欢迎马歇尔将军去东北。过去因为我们不愿向记者们公开解释这些问题，致顽固派得以动员了几十种报纸来漫骂我们，蒙蔽人民，并还有多次反对我们的示威游行。
例如在我党代表团的住所门前，便曾有连续几天的示威，天天在辱骂我们。而就在《新华日报》馆被捣毁的那天（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在混乱中我还来出席军事小组会议，作了四小时余的努力，求得了整军方案的最后解决。在次一个星期一，我们在整军方案上正式签了字。而其实那时我们正在挨顽固派的骂和打。那时国民党二中全会尚未召开，我因为不愿以国内这些政治纠纷来麻烦你，故未曾向你提出，也未曾向你提供这方面的材料。而CC派和三青团〔18〕的一些分子两个月以来却天天在辱骂我们。我们既挨骂又挨打，这才引起延安的回答，其中一部分由《新华日报》予以转载，但这都是防御性的。我本人对东北问题从未作公开谈话。这次出巡以前，我还特别提到对东北问题如遇到询问应如何一致答复，其理由便是我不愿单独地有所宣传。这证明二月以来的挑衅应由国民党党部方面负责。
说到国民党二中全会，这些人的企图是要推翻政协的一切决议〔19〕，他们不仅是反对中共，而且反对国民党内一切主张民主、和平、统一的人士。在这几天会议中，CC派中委几乎天天骂人，连张治中〔20〕将军都不否认。前两天在孙哲生〔21〕先生处讨论宪草，他和邵力子〔22〕先生也不否认。这决不能说是因为中共的一些宣传和声明就能破坏过去的一些成果，而是这些分子先在闹，他们要撤换国民党出席政协的代表。陈立夫〔23〕自己身为政协的国民党代表之一，却暗中指挥反对政协。他们对王世杰〔24〕、邵力子、张群〔25〕、孙科，甚至对张治中、宋子文、翁文灏〔26〕等都反对。这些事和中共以及和东北问题都无直接干系。其目的是要推翻政协的决议。他们觉得这些对他们的派系不利。正因此，我非常担心政协的决议会被他们推翻。因为他们要变更政协的一切决议，要变更宪草修改的原则〔27〕，使之成为维持集权主义而非民主主义的。对改组政府，他们一方面要把国民党内主张和平民主的人士逐出政府之外，另方面又要求别党所提出的参加政府人员的名单要由国民党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国民大会，要变更原定的人数。在施政纲领方面，要由他们派人接收我们现有的区域，不准实行民选等等。他们还要求政协的决议不能约束国大中各党代表。这一切也都和东北无关。故在我看来，东北问题不过是他们的一个借口，实际是顽固分子不愿放弃一党独裁权，这是最本质的原因。
正因为我担心中国前途，所以才觉得东北问题需要求得一个解决，并希望在你走以前解决。我党并无东北除外或特殊的观念，这与外交问题连不到一起。如不愿对此求得一解决，倒是要造成例外了，这样便会有内战的危险，但这非我们所愿，而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我还愿举两个例子以说明我们的态度。在一个月以前，有两三个美国记者来问我对苏军自东北撤兵问题的态度。这几人因和我很熟悉，故我坦白地告他们，如只为我们着想，我赞成苏军撤得越早越好，因苏军一撤走，政府军未到，该地自然可由我们的军队接收。如苏军不走，最后一定是留给政府军接收。但我们不愿公开表示，以免给别人一个印象，好像我们要把东北独占。次日，美联社曾对此发出报道，简单地说我赞成苏联撤兵。但此事国民党却一直不提，不予发表，因这与他们的宣传不相符合。
此外，在这次旅行中，你曾收到许多资料，是反对中共的，而我则不愿供给反对国民党的材料。其实沿途我也曾收到我们方面的一些材料，这些材料是准备给你的，但我没有给你，其理由是只要问题已经解决了，便不必再提。我平日来和你谈话也是如此，即趋于解决问题，而不是增加问题，引起纠纷，我想你定可证明此点。
【出处】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同美国总统特使、军事三人小组顾问马歇尔会谈纪要的节录。
〔2〕马歇尔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一日离开中国，回美国述职，同年四月十八日返回中国。
〔3〕张嘉璈，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长春铁路理事长。曾与熊式辉、蒋经国等参与苏军撤出东北事宜的会谈。
〔4〕董必武，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初是中共重庆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中共代表团成员。
〔5〕热河，即热河省，当时辖区为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一九五五年撤销。
〔6〕这里指国共双方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签订停战协定，同日下午下达停战令，规定双方军队应在一月十三日午夜就各自位置上停止军事行动。
〔7〕政协会，即政治协商会议。见本卷第7页注〔4〕。
〔8〕执行小组，指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驻各地的军调执行小组。
〔9〕执行部，指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见本卷第49页注〔14〕。
〔10〕整军方案，指《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参见本卷第67页注〔1〕。
〔11〕东北政务委员会，这里沿用了抗日战争前的旧称，当时应为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在重庆成立，熊式辉任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任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是国民党政府一手包办的东北地区的临时行政机构，其主要任务是以“行政接收”为名，抢占和控制整个东北。一九四六年七月，东北行营改为东北行辕，仍设政治、经济两委员会。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日，东北行辕政治、经济两委员会正式合并，改称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陈诚任主任委员。国民党政府对东北地区行政机构的“改组”，既没有实行民主选举，也没有吸收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只是改变了名称。
〔12〕《和平建国纲领》，参见本卷第37页注〔10〕。
〔13〕指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重庆事件与东北问题》。社论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东北问题的态度，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改组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的机构，承认民选省、县政府。
〔14〕CC派，见本卷第33页注〔30〕。
〔15〕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国民党反动分子连续制造一系列挑衅事件，蓄意破坏政协决议的执行。二月十日，重庆各界二十多个团体的群众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捣乱会场，打伤李公朴、郭沫若及新闻记者等六十多人。二月二十日，国民党特务纠集暴徒千余人以“冀省难民还乡请愿团”的名义在北平举行反共示威游行，并闯入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工作人员办公室，侮辱殴打工作人员。二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当局利用苏军驻扎东北的问题，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在重庆举行反苏、反共游行，指使特务捣毁重庆《新华日报》和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的营业部，打伤数人。二月二十四日和三月一日又发生国民党特务袭击《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和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事件。
〔16〕指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发表的新华社述评《在政府当局的纵容与鼓励下反动派扩大反苏反共活动》，该文经毛泽东修改过。
〔17〕赤峰位于原热河省境内（现属内蒙古自治区），是当时连接晋察冀解放区与东北解放区的重要通道。在一九四六年一月的停战谈判中，国民党政府借口从苏军手中接收主权，提出允许其军队向东北增兵和在东北境内自由调动的要求，同时还要求“接收”地处华北且已在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控制下的赤峰和多伦（原察哈尔省境内，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地区。为了推动和谈的进程，中共方面在东北问题上做出了适当的让步，但断然拒绝了国民党军队“接收”赤峰、多伦的要求，从而保证了通向东北的交通线的安全。
〔18〕三青团，即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欺骗和控制青年的反动组织。一九三八年成立，一九四七年并入国民党。
〔19〕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至十七日，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公开号召破坏政协决议，宣称应“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全会通过了推翻政协宪法草案中各项民主原则的决议及其他多项反共决议，继续坚持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20〕张治中，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军事三人小组国民党政府代表。
〔21〕孙哲生，即孙科，字哲生，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
〔22〕邵力子，当时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是参加国共谈判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和政治协商会议代表。
〔23〕陈立夫，国民党CC派首领，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是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代表。
〔24〕王世杰，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是参加国共谈判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和政治协商会议代表。
〔25〕张群，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营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是参加国共谈判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和政治协商会议代表。
〔26〕宋子文，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经济部部长。
〔27〕政治协商会议规定的宪草修改原则的主要内容是：“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之，其职权相当于各民主国家之议会”。“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立法院对行政院有同意权与不信任权。“监察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行使同意、弹劾和监察权。“省为地方自治之最高单位”，省得制定不与国宪相抵触的省宪。
2007/09/10
关于东北问题的说明〔1〕（一九四六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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