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七周谈判
自毛主席离渝后，国民党由和偏战，谈判陷入僵持阶段，但中间也有起伏。
头一周（十月十二日——十九日）因国民党正在调兵北进，并企图在东北登陆，故拖延未谈。后因所图未遂，张群〔2〕乃于十九日回渝，二十日续开谈判。
第二周（十月二十日——二十六日）会谈，一般无结果，而内战之幕已揭。当时仅解决政治协商会议〔3〕办法及名额，解放区意见仍旧，只得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对内战问题，彼此均认为严重，须求解决。
第三周（十月二十七日——十一月三日）集中力量商谈如何停止内战。国方因华北失败，急求进入东北，故愿谈停止进攻。彼时我先提四条：一、停攻、停占、停进；二、停止利用敌伪；三、双方自铁路线撤退；四、运兵须协商。同时，各方反内战运动已起，但要求恢复交通，故国方乃有六条〔4〕答复，并响应参政会〔5〕及黄炎培〔6〕之派交通考察团的提议。我当时指明：一、停攻须全面；二、撤出铁路线须双方；三、北宁〔7〕西段、津浦〔8〕南段必在内；四、停止利用敌伪须确定。国方答考虑，我方答请示。
第四周（十一月四日——十日）为紧张期。我方以新四条谈判，要求其下令：一、全面停攻；二、退出侵占区；三、双方退出铁路线；四、保证以后不攻，并取消“清剿”命令。国方认我方态度强硬，惟仍要求谈前四条。邵〔9〕表示可要蒋〔10〕下令停攻，考察团亦可派，惟不用内战名义。张〔11〕表示只要能进东北，军队数目可协商，并问我方对东北态度。我方答以要民主自治，未答运兵事。
第五周（十一月十一日——十七日）为国方反攻期。因国方要求停攻我未允，而我攻归绥〔12〕甚急，东北彼既无进入可能，且苏联又表示撤兵前五天始能运兵去，显示我有强力后援，于是更加引动美国，国方乃决作撤退长春的示威，中间分子亦跟之动摇。
第六周（十一月十八日——二十四日）为停顿期。我因候机回延，谈判未再进行。而国方亦因苏联让步〔13〕，顽军又得攻出榆关，于是乃采取宣传攻势，企图多所收获，《大公报》之恶化〔14〕即在此时。
第七周（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二月一日）为变动期。由于苏联让步和美国支持并未能如国方所想，而接收东北又困难甚多，故国方又主动地找我方谈判，提出商榷东北问题，并催开政治会议。
总观此七周经过，可看出国方在早晚市价上的波动。当然，问题的解决系于美苏的关系和力量的对比，但掌握时机，进退攻守，仍为政治战、宣传战所应注意的规律。
反内战求和平的方针
反内战求和平，是目前最得人心的口号。黄炎培、章乃器〔15〕在国方反攻时期犹敢组织重庆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十一月十九日开成立会），便是掌握了“人心厌乱，兵心厌战”的时机，提出了“内战必须停止，是非留待后论”的口号，以争取人心。
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象征，现在仍看不出。尽管美国反动派在挑动，中国反动派甚至想以三年内战来求之，但美苏关系绝未紧张到想要爆发战争的程度。苏武官〔16〕告我：三次世界大战，目前绝不可能。但美苏关系，一时也不会好转。这是新旧民主之争，也就是社会主义与独占资本〔17〕之争。独占资本包庇它同胞兄弟法西斯残余分子来与世界人民争夺战争的胜利果实，这种局面一时不会定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动荡了五年，才来一个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这一次动荡会更大，恐世界局面大致定下后，有可能就是新的资本主义危机来了，而不会再有稳定。苏联只要两个五年计划，便可不战而定。那么，目前需要和平，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有利的。但苏联需要和平，不能从无原则的让步得来，而是从坚守条约信义、严保疆界安全与绝不损害世界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上得来。苏联目前不是怕打，而是不愿也不能以打求和平。由于是，加以世界人心所向，美国对苏的威胁，也常常是知难而退的，但苏联绝不给美国以借口，便其挑拨人民。因此，双方尽管是剑拔弩张，仍然要寻求和平解决之途的。
由于美苏的关系如此，必须要影响国共的关系。要蒋放弃反共思想和灭共企图而自动地做到国共亲密合作，这是不可能的；但要蒋目前下讨伐决心，宁进行长期内战而不惜，这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国共关系会在相当长时期内摇摆不定，一时偏和，一时偏战，而在和之中便酝酿着战，战之中又酝酿着和，即使将来大致定了，也还会存在着严重的复杂的斗争，一直斗争到最后。
但是，不管蒋如何摇摆不定，我们必须有明确方针，才能争取和平阶段的到来。而且也因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蒋虽摇摆，也不能完全背道而驰。故和平阶段加以争取，终会到来。和平方针是矛，坚强抵抗是盾。战而遇到抵抗，使其知难而退，才会走向和。
但是既称和，便须有妥协，有妥协便须有价钱。早晚市价固可不同，但一个时期，总要有一个基本价钱，好在有利时机，使妥协能够得到。否则，我有利，我涨价，他有利，他涨价，其目的便非求妥协，而是在求战。
定了价钱，也不是一次就能解决，更不会全盘解决。但是有了定价，而他不解决，其过在彼不在我。如解决了一部分，可使我们有阵地或有资本地进而解决另一部分，到那时另一部分的价钱，也就有可能提得更高些。抗战初，国方先解决军队数目，未解决边区问题，后来边区的价钱就自然提高了。这次，当然不能将解放区与军队分开解决。但即使这些问题能解决了，也还有新的问题会发生的。所以，和平时期的斗争会是层出不穷的，谈判乃至某时某地的武装斗争会是不断的。
美国的态度
胡政之〔18〕回来说：在抗战时，美国需要利用一切力量打日本，故颇重视中共力量；现在抗战胜利，美国需要安定（实际上是独霸），故极力支持中国统一。这就是美国政策之最确切的说明。拿我们话说：抗战时是扶蒋用共；战后是扶蒋压共。照赫尔利〔19〕的政策，是支援蒋用武力压迫中共到“不能为害”的地步。但这是“杀鸡取蛋”，做不通，而且会使美国愈陷愈深。由运兵、护路、租借、顾问已走到直接参加内战的边缘，即使真来二十万兵，也并不能求得安定和统一，反而是内战和分裂。于是国务院和国会的左派及共和党的报纸闹了起来，赫尔利乃不得不咆哮而去。
继之而来的马歇尔〔20〕，是不是会变更美国今天的政策呢？我以为至少在目前基本上是不会变的，可变的是办法。办法有三种：一种是武的，最多不过直接参战，其结果如上所说；一种是文的，最多不过如赫尔利的五条〔21〕，其结果仍是旧民主的统一武力，蒋固不能完全同意，我亦不能完全做到；再一种是双方并压，一方面减少或暂停对蒋之军事援助，避免内战扩大，另方面对我们施以某种政治上的压力。这三种办法的目的均在支持中国统一，好便于美国取得优势或独霸。
马歇尔之来，可能取后两种办法，而不一定取前一种，但也不见得能使我们接受。我们所应强调的是民主的统一，这点美国能同意而蒋不能接受；反之，蒋以邀请我们参加政府为民主，美国也能同意而我们决不能无条件接受。因之仍然是斗争，但为民主而斗争是能影响美国的。
最后，是否能引导到美苏两国出面调解呢？邵力子曾以此问我。我看现在时机尚未成熟。我对美国态度是力求在某种程度上中立它，不挑衅，但根据毛主席四种区别（政府与人民、错的与对的、反动分子与进步分子、今天与明天），对其错误政策必给以适当批评，对其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必给以严正抗议，对其武装进攻必给以坚决抵抗。这样，方可使其知难而退重新考虑政策。
苏联的态度
苏联坚持和平的原则已如前述，因此它不能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方，而坚守中苏条约〔22〕。但在可能条件与许可情况之下，它没有不愿意援助中国人民和支持中共谈判的。只是这种援助必然是不公开的，这种支持必然是暗示式的，远方〔23〕朋友曾为此向我们做过多次解释。新疆特别是东北的谈判，曾对国共谈判给了影响。张公权〔24〕的窥测是对的：苏联不愿意在东北有军事纠纷，绝不愿美国军队开入东北，也不愿国民党派过多的兵驻扎长春铁路〔25〕，而政治上更愿看到民主解决。（熊式辉〔26〕说：苏联只要看见中国有联合政府，一切便好谈。）所以当着我们能以军事力量抵抗国民党的进攻以利谈判时，他们便欢呼。但是当着我们要独霸东北、华北而只许国民党搭一股时，他们便惊呼这里边有火药气。五天撤兵，在他们看来是支援我们，而我们看来，还认为有利国方，可见彼此见解的距离。国民党虽进行了示威，但蒋经国〔27〕仍然告诉苏方友人，没有红军帮忙和保护，中国政府无法接收东北。东北行政只能以民选解决，决不能由派去的省府人员接收。现在苏联延期一月撤兵〔28〕，又只许蒋派兵二万分扎长、沈〔29〕，这都是对我们的发展和谈判直接支援。邵力子曾对我说：去东北的兵可以限定数目，整编后你们也可派两个师去驻扎。张群屡次问我：你们对东北究竟怎样打算？我说：中央无指示，但东北应民主自治。张说：你们参加东北行政是可以商量的。张公权也说东北行政可从长计议。我认为东北问题是可以谈的，而且也有局部解决的可能，因为国民党也知道东北是不能独霸的。当然这种解决，要于我们有利，并且不能束缚我们的发展。
国民党的态度
蒋在和战之间的摇摆，目前是偏于战，因之利用美国的支援、CC〔30〕的叫嚣和黄埔的兵力〔31〕，决心将我们赶出铁路线以外，但同时却又运用政学、英美及元老三系分子〔32〕与我们进行不疲倦的谈判。这是矛盾，但也是不矛盾。因为战的目的如果被他达到，他便要压迫我们接受只许在某几省框子内保有行政专员区，如果我们仍不接受，他便可暂时不理，或找到借口一直打下去；如果战的目的不能达到，且被我们打败，而美国兵又多撤走，要他和平解决，他便可经过谈判答应较高的条件。
什么是他较高的条件呢？二十个师不会再高；一般的解放区选举到行政区，热、察〔33〕、冀省府由他加委，但不能清一色；山东省府改组，他为主，我们参加；东北各省或民选加委或改组参加；军队规定驻地，平、津、青、济〔34〕由他驻兵。这是蒋所能答应的较高条件了，但也要在战的目的失败后。在目前，蒋至多只能答应东北地方自治，省府改组，华北划出热、察两省归我主持，其他则选至行政区，而铁路必须让出。
内战能不能停止呢？在蒋没有试验失败以前，他不会真正停止的。由于国内外的要求，一时的表面的停止是可能的。我们提议的前四条，再加以内战考察团的组织，如果真能做到，对我们是有利的。但他在目前条件下，仍不会答应的。并且停战以后，谈判不成，又会打起来的。即在停战之中，对华中、华南的“清剿”，恐也不会停止的。因此，边打边谈会成为今后相当时间的国共关系的特点。
黄埔、CC是要战的，但对战，尤其是军人，并无足够信心。政学、英美、元老三系是倾向和的，当然希望照他们能出的价钱和下去，对我们说来，太低了，则不能接受。王世杰〔35〕在我临走前一次会议上说，如需要，他愿到延安来和毛主席谈。这说明他们是在做和的一面工作的。
各方的态度
人心厌乱，兵心厌战，的确是一般人的心理。毛主席到重庆，中外欢腾，特务动摇，而解放区担心，可见处境不同之甚。毛主席回延，双十公告〔36〕中未解决解放区问题，大众都担心。内战消息发表，大众更失望。反内战求和平，是大众的呼声，国民党反动派怕听，所以他们说是内乱。但只要是打，大众都不赞成，不管内战内乱。人民中进步分子，当然赞成把反动军队多打败些，不过包围归、包〔37〕久了，他们也觉难于解释，有的更担心我们能否胜任。破坏交通，主要是中产阶级及公务人员不赞成，但内战不停，如何能恢复交通，所以他们很易被吸引到双方停止进攻和派人考察交通的要求上去。切断唐山——秦皇岛段铁路，停运煤至上海，这对上海及外侨是有影响的。
各党派（国民党民主派在内）一般地倾向于开政治协商会议，要求停内战，行民主，宁可赞成联合政府，重选国大，而不热心于为解放区争几个省和几师军队，因为除去进步分子外，一般的均认为这是中共本身的利益，只有民主才于他们有益。政治会议开，可使他们取得合法地位，联合政府可使他们有份，故连青年党〔38〕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好反对。
工商业家反内战是积极的，但不敢作左袒，尤不敢批评美国，就是这样，国民党仍压迫他们。而批评美国，文化界较勇敢些，青年自更积极，且有罢课运动。
反内战必须与人民争民主的运动联系起来，否则不仅无力，而且也会无事可做。
东北及美国问题起后，中间层起了极大分化。青年党固然露骨反动，但也影响了许多中间人。国民党在归绥、东北及美国问题上采取了攻势，但在美国问题的宣传上是失败了。
一般人对谈判秘密进行，总是不耐的，尤其是磨延于解放区和内战的争论上，而未提全国性的民主自由，他们是不满的，故必须转入政治攻势。
地方实力派及杂牌部队听到高树勋起义〔39〕，异常兴奋，故第三种军事力量反蒋的酝酿，尤其是西北军系统较前更为积极。这类人是倾向于以内战求和平的。
今后的谈判
我们今后谈判的方针，应本着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基本方针，实行政治进攻、军事自卫的原则，确定双十会谈纪要我方提案〔40〕为基本价钱，来进行“边谈边打”的谈判。
在内战尚未停止的条件下，三人军事小组〔41〕自无协商之可能和必要。在目前，应以政治协商会议为我方进行政治攻势的主要讲坛，辅之以国共的幕后商谈。不要希望这次商谈有什么大结果，要准备在政协中以政治攻势和国民党厮杀一场，也可能在厮杀中得到一些结果。
为在政协中采取政治攻势，其提案应着重于民主问题。国共商谈，亦当以此为标准，现特分提如下：
一、停止内战问题。在目前情况下，原先的四条是可继续商谈的：（一）停攻、停占、停进；（二）停止利用敌伪；（三）双方撤离铁路线；（四）运兵须协商。
关于停攻，须是全面的，有一处不停，即不算停，我方保有自卫之权。关于停占，第一步须从已占之铁路线——北宁西段、正太路、平绥路、同蒲路、胶济路〔42〕、津浦路、平汉〔43〕北段、陇海〔44〕东段及其附近各地退回原防，然后再议其他。关于停进，在我解放区包围的城市和海口，不论海陆空运，均不得再增军队。
关于敌军，必须在本月内全部解除武装。对伪军，必须公布解散办法。绝对禁止敌伪军进攻我们，划定我军受降地区并参加一切受降工作。
关于交通，在国军从上述各铁路线及其附近各地退回原防后，方能着手恢复。以后在上述各铁路线上运兵，必须经过协商。
关于内战考察团，如中间分子对我们提议愿意响应，我们应主张成立全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组织考察团分赴全国各地，不能单往华北。此项提议在内战无法停止的条件下，可能为政协所采取，我们应有所准备。
二、关于东北问题。我们不一定急于求解决，但国民党既然多次询问我们意见，我们不能永远缄默，应从原则上主张：
（一）东北应实行民选，由乡到省，成立地方性的联合政府；（二）长春铁路线上，应容许双方驻兵；（三）人民自卫武装，应归各地民选政府管辖整编；（四）东北经济建设，应由民主联合机构管理，保证不使用于内战。如果国方对此四点有商榷的意思，我们可不拒绝商谈。
三、关于施政纲领及改组政府问题。我们应于政协中，提出民主施政纲领及取消党治、改组政府为联合政府的议案。在纲领中，我们应提出在宪法实施以前的过渡时期的联合政府施政方针，内容应包括和平保证、国际合作、人民权利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项改革和复员善后等问题。在取消党治、改组政府案中，我们应主张在通过的民主施政纲领的基础上，改组政府成为各党派、无党派合作的民主的联合政府。
四、关于国大问题。我们应主张国大代表重选，同时应着重于宪草原则的讨论。而讨论中必先确定中国民主宪法的几项主要原则，如人民无限制的权利，革命民权与普选，直接民权与国会制，中央与地方均权制，民族自决权与自由联合，及新民主的军事、经济和文化建设等项，必须坚持。只有有了在这样原则之下通过的宪草，我们才能赞成召开制宪会议的国大，或进行普选，召开行宪的国大。
五、关于解放区及军队问题。内战不能真正停止，全国军队不能整编，解放区军队的缩编自也无从谈起，故叶参谋长〔45〕不去具有充分理由。关于解放区，我们不再提单独议案。民主施政纲领中关于政治改革应提到地方自治。由乡到省，凡一县过半乡区已实行乡区自治的，即实行县自治。凡一省或行政区过半数县已实行县自治的，即实行省或行政区的自治。省得自订省宪、自举省长及省级政府。如果能通过此种省制的纲领，解放区问题即迎刃而解。否则，只有悬而不决。
六、关于双十会谈纪要问题。我们应在政协中提议，凡双十会谈纪要已得双方同意的事项，应即付之实施，如人民自由、释放政治犯、党派合法、废除特务机关、地方自治、严惩汉奸、解散伪军等项，应由政协加以督促。
【出处】
根据周恩来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在国共谈判期间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原文共有十节，本篇节选其第一至六节和第九节。
〔2〕张群，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营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是参加国共谈判的国民党政府代表。
〔3〕政治协商会议，见本卷第7页注〔4〕。
〔4〕指国民党政府代表在谈判中提出的关于恢复交通等问题的方案。参见本卷第11页注〔4〕。
〔5〕参政会，即国民参政会，见本卷第12页注〔7〕。
〔6〕黄炎培，当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曾致函国共谈判代表，呼吁“立即停止冲突”，提议从速组织包括各方代表的调查团前往冲突地点，调查真相，商谈解决。
〔7〕北宁，指北平（今北京）经天津至沈阳的铁路，即今京哈线一段。
〔8〕津浦，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9〕邵，指邵力子，当时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是参加国共谈判的国民党政府代表。
〔10〕蒋，指蒋介石。
〔11〕张，指张群。
〔12〕归绥，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13〕指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九日苏联政府执行中苏条约规定，将长春路及沿线各大城市让给国民党政府接管。
〔14〕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大公报》发表社评《质中共》，指责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为日本投降事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的命令是造成内乱的“一个根源”；诬蔑中国共产党为夺取政权而发动内战，要求中国共产党将军队统一于国民党政权。
〔15〕章乃器，当时任上川实业公司、上川企业公司总经理。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与沈钧儒、黄炎培等在重庆发起成立“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号召各界人民用罢工、罢课、罢市等行动制止内战。
〔16〕指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
〔17〕即垄断资本，这里指帝国主义。
〔18〕胡政之，当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大公报》总经理。一九四五年三月曾作为中国代表团代表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
〔19〕赫尔利，美国共和党人。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因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被迫宣布离职。
〔20〕马歇尔，美国民主党人。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任美国总统驻华特使，十二月二十一日抵达中国。
〔21〕指赫尔利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八日在延安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会谈时提出的五条意见：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四、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
〔22〕中苏条约，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主要内容是：两国在对日作战中相互给予一切必要的军事及其他援助和支持；战后共同采取措施防止日本重新侵略。同日，双方还签署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等附件，并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苏联方面由此获得在中国的一些特殊权益。条约有效期三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一九五○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换文规定，此条约失效。
〔23〕远方，指苏联方面。
〔24〕张公权，即张嘉璈，字公权，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长春铁路理事长。曾与熊式辉、蒋经国等参与苏军撤出东北事宜的会谈。
〔25〕长春铁路，全称中国长春铁路，简称中长铁路。该路段自哈尔滨起，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抗日战争胜利后统称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共管。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苏联政府将中长铁路全部移交中国。现分段改称滨州、滨绥和哈大等路。
〔26〕熊式辉，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曾作为国民党政府代表就苏军撤出东北事宜与苏军驻东北司令马利诺夫斯基举行会谈。
〔27〕蒋经国，蒋介石的长子，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东北行营特派员，参与苏军撤出东北事宜的会谈。
〔28〕苏联军队原计划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撤离中国东北回国，后应中国国民党政府的要求，延期至一九四六年三月开始撤退，五月初全部撤完。
〔29〕长、沈，指长春和沈阳。
〔30〕CC，指国民党内以陈果夫、陈立夫为核心的一个派系。一九二七年后按照蒋介石的授意逐步形成。因为它最初的组织形式“中央俱乐部”的英文译名Cen-tral_Club和“二陈”英文字的缩写都是CC，所以被称为CC系。该派系以拥护蒋介石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为宗旨，长期操纵把持国民党党务，专门从事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
〔31〕这里指国民党军队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这些部队的将领大多出自黄埔军校，通称黄埔系。
〔32〕这里指参加国共谈判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等人。
〔33〕热，指热河省，当时辖区为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一九五五年撤销。察，指察哈尔省，当时辖区为今河北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一九四九年改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山西省北部，一九五二年撤销。
〔34〕平、津、青、济，指北平（今北京）、天津和山东青岛、济南。
〔35〕王世杰，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是参加国共谈判的国民党政府代表。
〔36〕双十公告，指国共双方代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签订的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全文十二条。在这个纪要中，国民党表面上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也不得不同意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的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取消特务机关，“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等。同时，国民党却拒绝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并企图在“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以致无法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纪要公布后不久，国民党即撕毁协议，向解放区发动进攻。
〔37〕归、包，指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和包头。
〔38〕青年党，即中国青年党，一九二三年在法国成立。其成员主要是一些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客和知识分子。它标榜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抗日战争期间曾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后又依附国民党。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参加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拥护这次国民大会通过的所谓“中华民国宪法”，支持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一九四九年随国民党去台湾省。
〔39〕高树勋，原任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一九四五年十月率该军及河北民军约万人在河北邯郸内战前线起义。后该部改编为民主建国军，高任总司令。这次起义，在全国影响很大。中共中央为进一步分化、瓦解国民党军队和争取国民党军队起义，深入开展了宣传高树勋起义的运动。
〔40〕这里主要指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中中共方面提出的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和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的方案。
〔41〕三人军事小组，见本卷第5页注〔3〕。
〔42〕正太路，指正定至太原的铁路，即今石太线。平绥路，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铁路，即今京包线。同蒲路，指大同至蒲州镇以南的风陵渡的铁路。胶济路，指青岛至济南的铁路。
〔43〕平汉，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
〔44〕陇海，指当时甘肃天水至海州（今属江苏连云港市的一个区）的铁路。
〔45〕叶参谋长，指叶剑英，当时任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
2007/09/10
关于国共谈判〔1〕（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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