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要去掉独裁路线，代之以民主路线，首先就需要在抗战问题上弄清这两条路线的区别及其实行的趋势。
两种看法
抗战是一切问题的中心，是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更是中国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与国民党当局自始至今都有着斗争。抗战前，是抵抗与不抵抗之争，是真正准备与空言准备之争。抗战八年中，是全面抗战与片面抗战之争，是积极抗战力求进步与消极抗战积极反动之争，是争取外援自力更生与依靠外援等待胜利之争，是坚决消灭敌伪取得彻底胜利与暗中勾结敌伪企图妥协和平之争。总起来就是实行人民战争的民主路线与压迫人民战争的独裁路线之争。
在斗争中，由于如前所说两方面所代表的社会利益不同，因而长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看来，日寇侵略中国是必须抵抗而且可以抵抗的，但在敌强我弱、敌小我大等等条件下，抗战是长期的，且必然要遇到许多艰难困苦，只要广大人民起来努力，彻底胜利是一定可以取得的。在国民党当局看来，日寇侵略是不可抵抗的，抗了，三天可以亡国；既然勉强抗了，只能速胜，速胜不可得，只有靠外援，否则便失败；人民的力量是不可靠而且是可怕的，所以胜利不会彻底，只有妥协和平。
既然有了这样不同的看法，所以也就有了不同的做法。
解放区的光辉成绩
一方面，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坚持实行人民战争的民主路线的。“九一八”〔2〕后，我们提出停战三条件（停止进攻苏区、给人民自由权利、武装人民）；华北事件〔3〕后，要求停止内战，团结御侮；西安事变〔4〕后，向国民党提议“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中共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5〕；七七事变〔6〕后，号召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提出十大救国纲领〔7〕，主张武装人民，坚持长期抗战。从此以后，我们不但坚持这种主张，并且在敌后实行这种主张。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一切抗日部队在过去八年中深入敌后，和人民一道，坚持了长期的抗日游击战争。截至本年三月为止，创造了中国抗战史上这样光辉的成绩：从敌占区中恢复了八十五万八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九千五百多万的人口，建立了华北、华中、华南十八个解放区，夺回了三十七个城市，控制了八百八十多公里的海岸线，发展了九十一万正规军，组织了二百二十多万的民兵游击队，作战十一万五千多次，杀伤了敌伪九十六万九千多名，俘获了敌伪二十八万六千多名。直到现在，尚抗击着敌寇二十二万人，占侵华日军（东北在外，下同）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六；抗击着伪军八十万人，占伪军总数百分之九十五；敌后经常为我军围困或袭击的十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有三十八个，为敌占大城市的百分之八十；敌后经常被我们逼近活动或进行破坏的铁路线达九千七百公里，为敌占铁路线的百分之八十七；敌后经常有我军活动的海岸线达五千六百二十公里，为敌占全海岸线的百分之八十三。在这些解放区内，共有民选县政府五百九十一个，专区公署八十五处，民选的边区政府及行署十二处。
“与事实皆不符合”么？
中国解放区取得了这样伟大的胜利，无疑地是兴奋了沦陷区，援助了大后方，并使国际间有了新的认识。但因为国民党封锁消息、歪曲事实和制造谣言的缘故，许多人竟无从知道，甚至以为中共和八路军只是在原来的西北边区一隅，这真是不幸的隔阂和误会。最近，国民党当局竟说这些力量“与事实皆不符合”。我们且问：中国解放区要没有这些力量，如何能负起抗击敌人到百分之五十六及伪军几乎全部的重担？中国解放区要没有这么多根据地，如何能引起敌伪每年三番五次的“扫荡”？如何能从渤海边到南海湾、从江淮流域到北方原野，救护那样多降落在敌后的美国飞行员呢？美国记者爱金生〔8〕先生说了真话：
“随共军进入战地的外国记者，都认为中共军队的确竭力抗击日寇。有许多在沦陷区跳伞降落的美国航空队员，多由中共游击队营救出险，对中共尤为感激和赞扬，自然中央军也有过同样作为。不过我曾注意考察地名，去年三月每次日本广播与华军接触，事如属实，十之八九是与共军冲突。”（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八日《纽约时报》）
观此，可以知道，究竟谁说的是“与事实皆不符合”啊！我们倒要问：没有中国解放区这个力量，抗击和消灭了这样多的敌人，国民党正面战场能够维持今天这个局面么？没有敌后，哪有正面！
但是，国民党当局对中国解放区及其军队，不仅造谣污蔑、封锁抹杀，而且还不断地派兵包围，派兵进攻，企图配合敌伪来消灭这些抗日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直到今天，包围陕甘宁边区及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的国民党军队还有七十九万多人。这就是压迫人民战争、实行消极抗战的独裁路线之最露骨的反动表现！
我们依靠了人民
不过事情并没有如国民党当局所想，中国解放区及其军队，在无国内外任何援助的条件下，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还能生存，还能发展，还能胜利。我们并曾击退过国民党反动派的三次反共高潮〔9〕。这是什么道理呢？一句话，我们依靠了人民，进行了真正广大人民的民族自卫战争。没有这一条，我们在敌后动也不能动。有了这一条，我们可以“生龙活虎”，无往而不可以地进行抗敌斗争。
人民是抗战力量的源泉。在敌后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之上，近万万的人口之中，上千万的男女老少组织在人民自卫军中，他们配合正规军、民兵、游击队作战，担任着各种难以叙述的奋不顾身的艰苦工作。数千万人民在生产中贡献出他们的力量。几十万人被动员起来，救灾治水。一个战士倒了，几个壮士补上去。一个地方受攻击，几个地方去应援。没有穿，没有吃，军民一齐来动手。没有枪，没有弹，大家一起来制造。敌人的封锁越紧，群众的包围越宽。敌人的破坏越凶，我们军民的合作越好，军队的团结越强。敌人的防守越严，我们就钻入敌人的心脏里去破坏。这样的群众战，没有千百万人民的民族觉醒和积极参加，能够产生吗？这样的游击战，没有人民政党、人民军队从中组织，能够领导得起来么？这是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啊！这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人民战争啊！
农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
就是这样，也还有人说：你们的敌后抗战，究意是在农村中啊。不错，单有农村，没有城市，还不能说到最后胜利。但是，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八年我党六中全会的报告〔10〕上，就已经指出：
“在今天的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存在着许多优良条件，利于我们组织坚持的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
照这个指示，现在解放区的人民战争，已经实现了包围和孤立城市，长期生长自己力量，进而达到变化敌我形势的初步境地。在今年，还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华北各地已因多年围困敌人进行持久战的结果，恢复了十一个县城（山东的泗水、蒙城，河北的大名，山西的灵丘、岚县、方山、陵川、沁源、沁水、阳城、晋城），就是明证。假使再加以发展和装备，一旦与世界的变动和沦陷区乃至全国的抗日力量配合起来，定能转敌后为正面，变防御为进攻，恢复大城市，消灭侵略者，使敌人无条件投降，那就是最后的胜利，也就是彻底的胜利。
国民党从片面抗战到消极抗战
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是坚持压迫人民战争的独裁路线的。抗战前，他们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进行“剿共”的内战。抗战初期，他们进行的是片面抗战，不肯动员广大人民，不肯深入乡村，但尚因当时是抗战为主，所以军队能一致地勇敢地对外，并有了很大牺牲，人民也得以掀起蓬勃的民族高潮。及至武汉撤退，便渐渐对内重于对外，抗战消极，反动积极，于是一方面依赖外援，坐待胜利，另方面暗通敌伪，制造内战，结果遂使民族高潮为反共高潮所掩盖，而敌人亦由正面战场长期地转向敌后战场“扫荡”。直至去年，因敌人有打通大陆交通线与破坏盟国〔11〕空军基地之要求，才有重向国民党正面战场进攻的举动。
因为国民党当局对内重于对外，抗战转成消极，所以绝不动员人民、组织人民，反而使压迫人民之事越来越凶，壮丁越绑越少，粮食越征越多，军队中生活越苦，待遇越差，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也就越坏，以致影响军队的数目锐减，军队的战斗力日弱，达到了抗战以来空前未有的程度。尤因反共的局部内战不时发生，且又非抗日官兵之愿，士气遂更加衰颓。而保存实力消除异己的事，又常造成国民党中央系与地方系军队之间的对立。故正面战场无事则已，一旦敌人进攻，便只有纷纷溃败，各不相顾，或则一退千里，或则投降敌人。至去年豫、湘、粤、桂战事〔12〕，更演成空前惨败，牺牲了无数的军队和人民，招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
一切抗日军队、一切抗日军人，应该从这个惨痛中得到教训：尽管你挂的是抗战旗帜，打的是日本强盗，假如你平素是在做着反人民、反共、消除异己和奴役士兵的事，甚至有做走私通敌勾当的，到了紧急关头，你如何能使这样的军队还有紧张抗敌的意志并为人民所拥护而不失败呢？在此次惨败中，就连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河南国民党省党部调统室，于去年五月给其中央党部调统局的报告也不得不承认：
“……造成此种现象之原因：甲、汤〔13〕副长官纵虐好功，排斥异己；……乙、汤副长官骄上纵下，刚愎自用；……所辖鲁苏豫皖边区，俨然成割据形势。……其所部……官兵亦因之狐假虎威，肆无忌惮，所到之处，劫掠讹诈，滋事荼毒，比之敌人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豫皖等省到处有民谣曰：寇如梳，匪如篦，汤军过处如扫地。于此可见汤军之纪律败坏一斑。症结所在，溃象久成，一旦调遣作战，自无效死用命之可言。丙、汤副长官不惜民力，滥兴土木，……搜征一空，田园荒芜，农产锐减，民意沸腾，怨言纷起，有曰：豫有四荒：水、旱、蝗、汤。丁、溃败后之汤副长官，仓皇西逃，有风驰电掣之速，其经过路线，……不留一兵一卒。……借盘查奸细为名，专与难民作对，有钱留钱，有衣留衣，间或还得将性命留下。祸国殃民，于斯为极。……”
这是压迫人民消极抗战的必然结果，难道还不明显么？
依靠外援，等待胜利
因为国民党当局一心依靠外援，等待胜利，所以绝不自力更生。抗战初期，希望列强参战；抗战中期，希望日苏战争；现在则希望太平洋战争〔14〕速胜。将一切希望寄托在同盟国身上，不求自立，偶不如意，或国际形势吃紧，便动摇抗战信心，影响胜利前途。当南京撤退〔15〕、滇缅路封锁〔16〕及斯大林格勒反攻胜利〔17〕之前，对外对内政策的动摇，投降妥协的活动，常以此等时机为最。然不能因此得出误解，说我们就不希望太平洋战事速胜，而是说愈因为希望太平洋战事速胜，我们就更要坚定不移地实行政治改革，动员一切力量，积极准备反攻，而不是等待胜利，因为愈等待愈不能消灭敌人，战争就愈延长，反而使太平洋战事有不能速胜的危险。所以，等待就是拖，拖就牺牲大，就有助于敌人，有损于自己。
对外援既成依靠，少了固然埋怨，多了仍感不足，而且由于压迫人民，积极反动，就是有了军火物资的租借，也不见得都有益于抗战。国民党当局的嫡系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18〕等部不都是拿同盟国军火装备得最多么？去年河南一役〔19〕，失败得最惨的就是这些装备得最好的嫡系部队，而那打得较好的，恰恰又是那些没有同盟国军火装备的地方系军队。然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国民党中央系军队就一概不能打仗，说同盟国援助无益。在印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20〕，不正是国民党中央系军队么？他们远离国内反人民反共的政治环境，又得到同盟国的装备、供给和种种帮助，所以他们便能打得不错，并配合盟军开辟了史迪威〔21〕公路。
所以同盟国的援助是需要的，但要问这些援助放在谁的手中，用在什么方向。如果放在压迫人民的反动派的手中，用在内战的方向，那么，中国人民就要坚决反对。现在同盟国不正是在大量装备国民党中央系的部队并加强物资援助么？我们在此，特别提起中国人民和盟邦人士的注意。
暗通敌伪，制造内战
因为国民党当局积极反动，制造内战，所以便给敌伪与国民党内妥协反动分子以可乘之机，密遣信使，暗相勾结。国民党当局曾指此等事实为我们“造作”的“各种极可笑的流言”。是事实还是流言？我们请国民党当局回答：一九三九年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呈报柴恩波〔22〕降敌反共为“曲线救国”〔23〕。为何不受申斥？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24〕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派军长梁培璜〔25〕到临汾与日寇山下〔26〕参谋、伪府科长苏静仁谈判之日起，即不断与敌伪来往，一九四二年四月阎锡山更亲自与日寇山下参谋会于安平村，订立现地反共协定，至一九四四年三月又令军长梁培璜亲赴临汾与日寇签订“各部队对日本军之协定书”。从此汾河以东，反共内战遂在日寇协助下，由六十一军积极进行，似这样明目张胆的通敌头子阎锡山，为何不见撤职治罪？抗战以来，通敌将领不下六七十人，为何不见一律通缉？吴开先、蒋伯诚〔27〕均为国民党要人，为何能在上海被敌伪捕去以后，又复放回？军长方先觉〔28〕等，明明在衡阳无条件投降之后，于一九四四年八月九日亲自接见伪记者发表参加和平阵营谈话，其谈话，其投降经过，已遍载于敌伪报纸，而方等于其自称之“脱险”后，也无一字否认，像这样失节的将领，为何还给以盛大欢迎，委以青年军的师长？其尤甚，则为战区长官顾祝同〔29〕竟敢与伪府周佛海〔30〕等逆信使往返，议论和平中立，进行走私通商，而敌伪所要求之“划上海为不设防城市”的阴谋，重庆竟敢有人为之转达于盟邦，试问做这些事的主谋何人？这些荦荦大端，已经足够证明：不是流言，而是事实。
但国民党当局不自反省，反而恼羞成怒，诬蔑中共与敌伪勾结，这才真是“可笑的流言”哩！只要是有良心的中国人，谁不承认中共是最坚决抗日的？我们只要比较一下：抗战八年，国民党有六七十个叛国将领而不被通缉，有五十万的军队先后投降，变成伪军；共产党却只有断头将军，并没有投降将军，更没有投降部队。我们现在主张一切罪大恶极的敌伪汉奸头子如昭和、近卫、东条、畑俊六、冈村宁次、土肥原、陈公博、周佛海、梁鸿志、王克敏、齐燮元〔31〕、杜锡钧、王荫泰、庞炳勋、孙良诚〔32〕等等均须放在战争罪犯名单之内，凡是在抗战中通敌谋和的，均须逮捕治罪。试问国民党当局敢于提出这种主张么？
民族气节丧尽，忠奸之界不分，正义不张，将何以慰上海、华北抗战以来数百万忠勇将士的英魂，将何以励今后最艰辛的一段抗战！毋怪乎国民党军队中近来用命效死人少，愿做中国米哈伊洛维奇〔33〕的则大有人在了。
于此，有人会问：国民党中反动妥协分子既与敌伪勾结，为何不见投降？既不投降，为何又要勾结？我们回答是：抗战以来，我们曾揭穿过多次投降阴谋，今日敌我胜负之局已定，投降已无出路，这点当局自明。但不投降并不等于不妥协，尤其在中国复杂而长期的战局中，暗中勾结，更有他的特殊作用。在国民党中反动妥协分子看来，暗中勾结之利有十：一可缓和敌伪进攻；二可合作反共；三可通商走私；四可“曲线救国”；五可在敌区进行反动活动，压迫人民；六可威吓盟邦，讲讲价钱；七可制造“不设防城市”；八可于反攻时使汉奸伪装反正，屠杀地下军；九可掩护敌伪武装和资本，制造将来更大规模的内战；十可取得妥协的和平，亦即不彻底的胜利，使日本军国——法西斯主义不能彻底消灭，使中国不能获得独立、自由、和平和统一的条件，来建设新的国家，甚至有些反动分子还想由此桥梁而制造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揭穿这些内幕，才可向国内外许多善良人士解释：国民党当局的独裁路线在抗战问题上是有一套办法的。这一套办法就是如前所说：消极抗战，积极反动，依靠外援，坐待胜利，保存实力，消除异己，勾结敌伪，制造内战。如不了解他们全套办法及其关联和相互影响，而只看其一事一面，便不会懂得或很难相信他们在抗战中所采取的办法竟恶劣和反动到这样程度。
我们要彻底的胜利
我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求国民党当局去掉他们的独裁路线，代之以民主路线，首先就是为的有益于争取抗战胜利。因为只有积极抗战，实行民主，才能够动员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统一全中国的抗战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人民的战争，取得彻底的胜利。只有彻底胜利，才能够使中国真正独立，民族完全解放。
我们唤起全中国人民、全中国民主党派、同盟国人士注意：如果压迫人民、消极抗战的现状不变，只是装备国民党中央系若干部队，调动一些将领，划分一些新的战区，而不把全中国人民及其抗战力量动员和统一起来，进行必要的准备，得到一切应该得到的援助和装备，使用一切应该使用的人力和物力，配合同盟国，向日寇进行前所未有的全国大反攻，并准备付出最高贵的神圣的代价，要最后地消灭在中国大陆上的几百万日本军队是不可能的。如果在今后的反攻中，不把日寇的武装全部解除，不把日寇在中国的一切资产全部没收，而取得其无条件的投降；不彻底消灭汉奸政权及其军队警察，还容许他们来掩护日寇的武装和资本，制造什么“不设防城市”，最后还伪装反正，制造内战；不将一切敌伪汉奸头子置于战争罪犯名单之内，不准备将他们逮捕治罪，那么，要得到抗战之彻底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愿和全中国人民及全中国民主党派一道，并向国民党当局要求：
发展全国的人民战争！
坚持彻底的胜利！
反对妥协的和平！
【出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时的书面发言稿《抗日战争中两条路线的斗争》的第二部分。
〔2〕“九一八”，指九一八事变，见本卷第206页注〔5〕。
〔3〕华北事件，即华北事变，见本卷第500页注〔10〕。
〔4〕西安事变，见本卷第226页注〔13〕。
〔5〕指一九三七年二月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见本卷第502页注〔26〕。
〔6〕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见本卷第163页注〔21〕。
〔7〕十大救国纲领，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见本卷第44页注〔13〕。
〔8〕爱金生，美国《纽约时报》剧评家。当时任重庆外国俱乐部主席。一九四四年九、十月间曾到延安参观访问。
〔9〕三次反共高潮，见本卷第475页注〔18〕。
〔10〕指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报告。原载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解放》第五十七期，题为《论新阶段》。
〔11〕盟国，即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中、美、英、苏、法等国。这里所说的盟国指美国。
〔12〕指一九四四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地大举进攻国民党战场的战役。四月十八日，日军以四十万多兵力首先向河南发起进攻。河南国民党守军除少数部队作了抵抗外，其余均一触即溃，闻风而遁。日军只用二十八天即占领河南全省。五月二十七日，日军发动湘北攻势，六月十八日侵占长沙。二十二日，日军开始对军事要地衡阳发动攻击，遭到中国守军顽强抵抗，经四十七天激战，大部守军伤亡。八月八日，国民党守军第十军军长方先觉投降，日军占领衡阳。九月开始，日军三路进攻广西，至十一月，相继侵占了桂林、柳州、南宁等重镇，至此，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行动已经完成。日军发动此次战役的目的是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部沿线的要地，摧毁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到十二月，国民党损失兵力六、七十万人，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省的一部沦入敌手。
〔13〕汤，指汤恩伯，一九四二年起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一九四四年改任黔桂湘边区总司令。一九四五年任中国陆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和第一绥靖区司令官。
〔14〕太平洋战争，见本卷第389页注〔2〕。
〔15〕一九三七年九月，日军集五十余架飞机开始轰炸南京。十月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十一月二十六日南京保卫战开始，日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兵分三路攻打南京。国民政府以重兵坚守南京，浴血奋战，仍不敌日军攻势。日军于十二月十三日占领南京。十七日，蒋介石在武汉发表《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
〔16〕滇缅路封锁，见本卷第319页注〔4〕。
〔17〕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见本卷第428页注〔6〕。
〔18〕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代司令长官。
〔19〕河南一役，指河南战役，见本卷第451页注〔5〕。
〔20〕中国远征军，指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派赴缅甸对日军作战的军队。
〔21〕史迪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中、印、缅战区美军总司令及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
〔22〕柴恩波，一九三九年三月任国民党军河北游击暂编第一师师长，五月所部在日军围攻下溃逃，后投靠日军。国民党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称柴的叛变行为是施行“曲线救国”。从此“曲线救国”的汉奸理论，成了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的依据。
〔23〕“曲线救国”，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内一些顽固派分子为实行降日反共而制造的一种叛国谬论。他们指使或支持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和官员投降日本侵略者，变成伪军、伪官，和日军一起进攻抗日根据地，并将这种叛国投敌行为诡称为“曲线救国”。
〔24〕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25〕梁培璜，一九三八年任国民党军第十九军副军长。一九四○年三月任军长。
〔26〕山下，即山下奉文，一九三九年后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
〔27〕吴开先，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后投降日本侵略者，一九四三年五月带着日本招降蒋介石的条件，由南京到重庆，蒋介石曾接见。蒋伯诚，一九三五年任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抗日战争中，奉令潜入上海，组织敌后地下工作。一九四四年被日本宪兵队捕获。一九四五年任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28〕方先觉，一九四三年任国民党军第十军军长。一九四四年参加长衡会战，率军坚守衡阳四十七天，后向日军投降。第十军被日军改编为“先和军”，日军仍以方先觉任军长。
〔29〕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
〔30〕周佛海，当时任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伪上海市市长。
〔31〕昭和，指日本昭和裕仁天皇。近卫，即近卫文麿，一九三七年任日本首相，发动侵华战争。一九三九年一月辞职。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一年再任日本首相，与德、意签订《三国轴心协定》。东条，即东条英机，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一年任日本陆军大臣，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四年任日本内阁首相。畑俊六，一九三八年任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一九四一年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被定为甲级战犯，判处终身监禁。冈村宁次，一九四一年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一九四四年任侵华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一九四四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一直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土肥原，即土肥原贤二，曾任日本驻沈阳的特务机关长，参与策动九一八事变和策划建立伪满洲国的阴谋活动，一九三七年任侵华日军第十四师团师团长。日本投降后定为甲级战犯。陈公博，当时任伪南京国民政府代主席。周佛海，见本卷第523页注〔30〕。梁鸿志，曾任汪伪政府监察院院长、立法院院长。王克敏，曾任汪伪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政总署督办。齐燮元，曾任汪伪政府华北绥靖总司令、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治安总署督办。
〔32〕王荫泰，曾任汪伪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实业总署督办、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庞炳勋，原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一九四三年被俘投敌，曾任汪伪政府军第五方面军总司令、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孙良诚，原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后投靠日军，曾任汪伪政府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苏北绥靖公署主任。
〔33〕米哈伊洛维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南斯拉夫流亡政府陆海军部长兼国内皇家军队最高统帅。多次拒绝与南斯拉夫共产党游击队合作，并暗中勾结占领军，打击游击队。后一度退居塞尔维亚山区。一九四二年后公开和占领军合作进攻游击队。一九四五年三月被俘获，次年叛处死刑。
2007/09/10
发展人民战争，坚持彻底的胜利，反对妥协的和平〔1〕（一九四五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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