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我们对于敌寇知之者固然很多，但欲求真能不带感情不偏主观，具有真知灼见的人也并不易。大概在敌人的国际环境较好而又能集中力量进攻我们的时候，我们便常易发生悲观的论调或情绪；在敌人的国际环境较坏而又在其休整兵力的时候，我们便常易过分乐观，且常喜夸大敌人的困难，好像敌人已时时地处在崩溃之中。其实这种悲观与过分乐观，都是长期抗战中所不应有和不必要的。尤其是轻敌观念更易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和对敌人的警惕，反而使对内重于对外，抗战更受损失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回想一下去年，从法国失败一直到三国同盟〔2〕缔约之前，敌人的国际环境是较有利的（德、意与英、美双方都在争取日本，英国不惜封闭滇缅路〔3〕，美国不惜承认东亚门罗主义〔4〕以迁就日本），敌人亦正在集中力量攻我宜昌，于是我们国内的悲观情绪、彷徨心理，一时大盛。但我们当时曾一再指出，新的国际变化就要到来，敌人的困难很大，我们的办法还多，我们不应悲观，而应检讨错误，克服困难。中共中央更于“七七”纪念三周年宣言中，就指出世界帝国主义已走向两个集团，德、意、日站在一边，英、美站在另一边。果然不多几天，近卫第二次登台〔5〕，日本加入轴心〔6〕以与英美对立的倾向便最后确定了。而中日战事，也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悲观，重庆依然是抗战的陪都，敌人并没有敢来窥探。接着，从三国同盟到日苏协定〔7〕为止，敌人的国际环境转坏了（英、美对日的对立，意大利在欧非战争的失利，滇缅路的重开，美国的对华借款等等）。敌人的兵力亦正在休整与补调之中，对我侵战没有大的进展，甚至在开始还采取从龙州、南宁撤退以节约兵力便于南进之步骤。于是我们国内过分乐观的情绪便大大增长，甚至一时忘其所以，竟以为天下莫敢予毒。但我们当三国同盟一开始，便警告国人，切勿因一时国际形势好转过分乐观。而应发扬蹈厉，加紧团结，加强力量，以利反攻力量的准备。哪知短视的人却在此时作了一些亲痛仇快之事，反而使天下惶惑，敌人乘机，沿南海沿长江之战，便从敌人在信阳的出击〔8〕开始了。而国人的情绪，也又为之一变。
其实这种变化，敌人是根据其国内外情势的变化而产生的。敌人国际环境的好转，固然不会好到举世强国皆为敌助，但敌人国际环境的坏转，也还没有坏到一无与国，就是真正孤立了，也会逼得敌人的政策在这方面改变。敌人的内部困难诚然因为长期的侵华战争，愈打愈多，但敌人也还没有进入崩溃之中，就是真正进入或接近于崩溃，也会逼得敌人的政策在这方面力图挽救的。
因此，敌人的侵华战争，其产生固然根据其灭亡中国的国策，其发展固然是愈陷愈深，愈久愈难结束，但敌人决不会听任自己在战争中淹没，它必然要采取其他方法，以企图达到其战争的目的的。所以，敌人于军事进攻之外，还使用政治进攻的法宝，企图以诱降和分化来动摇我们抗战的意志，瓦解我们抗战的力量，以便利其征服中国，这就是敌人侵华的两面政策。这种两面政策，从战争开始就出来了，有时先后运用，有时同时配合，战争愈久，尤其是敌人需要南进，就愈使敌人急于要解决“中国事件”，于是两面政策的行使，也就配合得愈加密切了。
同时，敌人的南进政策〔9〕，其产生固然根据其独霸东亚的国策，其发展固然会走向武力发动与英、美造成不可避免的冲突，但敌人也决不会在不利于武力南进的条件之下，不去采取其他方法，以企图达到其南进的目的的。所以，敌人在实施南进政策的开始，便采取政治军事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是武力的威胁和占领，另一方面又是外交的谈判和妥协。这就是敌人南进的两面政策。这不仅对于安南〔10〕、泰国如此，对于荷印〔11〕对于英、美也莫不如此，尤其在英、德战争变化甚多的发展中，在现在、在将来都要如此。
要了解敌人这种两面政策的根源，当然是由其国内外复杂而矛盾的条件所产生。也正因为敌人所处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太平洋上的环境极端复杂，也正因为敌人国内情况的复杂和矛盾，也更因为中国抗战已经坚持了四年，这就使敌人的政策更带矛盾性和摇摆性，也就是敌人的政策困难所在。但是，敌人这种两面政策，既不是对立政策，而是一个政策的两面，也不是平均政策，而是在实施的时候有主从，也有重心。譬如，不论军事进攻或政治进攻，其目的总在侵华和南进。譬如，侵华战争已经打了四年，军事进攻便是主，政治进攻便是从，但重心有时放在军事，有时也可放在政治。而南进对于荷印及英、美属地，既尚未发动军事进攻，其政治进攻自然是属于目前南进政策的主体了。
要击破敌人这种两面政策，不仅要了解敌人这种政策的目的、主从和重心，并且还要了解敌人所处的国内国外环境的复杂和变化，以及敌人在侵华和南进两政策中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尤其要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
什么是针锋相对的政策？就是敌人以军事的进攻和“扫荡”来，我们以各线出击和破击战回答他。敌人以政治的诱降和分化来，我们以反对投降和巩固团结回答他。敌人以军事政治双管齐下来进攻我们，我们便以团结抗战来回答他。敌人要抽身南进，我们便坚持抗战发展力量，求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敌人想通过美国调解中日战争，我们便坚持独立自主抗战到底的立场，来击破敌人这一阴谋。简单一句话便是：敌人所欲者我不为，敌人所不欲者我为之。
目前的敌人两面政策又怎样呢？
联系起来看，敌人最圆满的想头是侵华与南进的利益都要得到。但其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力量是否能容许呢？自从松冈〔12〕访欧与缔结苏日中立条约以来，一方面说明日寇要从复杂而变化的西方战争中解放出来，发挥其对于轴心同盟之半独立的作用；另一方面说明日寇要暂时撇开苏联，以便先用全力解决太平洋上的问题。但是，如果单纯依靠武力，即使抽调国内及关东之兵，也不过增加若干师团，既不能单凭它解决中国战事，而且如作深入的进攻，必归旷日持久，坐失南进良机（当利于敌人武力南进的时候）。尤其是在中国消耗兵力愈大，对南进的威力也就会愈益减弱。如果先解决“中国事件”，然后抽身南进，则扶汪〔13〕既成画饼，而直接妥协又为全中国军民所坚决反对，必致徒延时日，得不到任何结果。如果放着中国事件暂不解决而先行南进（日本统治阶级中，有一部分人曾作此想），这在敌人既难以放下，而且会有可能使中国抗战力量更加发展，使敌人难于两面应付。因此，目前敌人最狡猾的两面政策，就是一方面在军事上增加一小部兵力，配合和集中在华相当大的兵力，发动对华军事进攻，将中心放在封锁我们交通运输和摧毁我们有生力量与经济基础上面，其步骤则由东南而华北，而沿黄河沿长江，如果可能更会封锁到西南西北。为此便可控制一部兵力，尤其可节约大部海军作为准备南进的姿态。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却企图以“远东慕尼黑”〔14〕的引诱来和缓美国，并经过美国调解中日战事，同时又放出挑拨流言，企图以此分化中国内部团结，便于实施其诱降的诡计。这是一箭双雕的两面政策，在军事上先求困住中国，然而又决不放松对于武力南进的积极准备，在政治上却转到以美国为中心对象来解决中国和太平洋上的问题。后者较前更为毒辣，虽然在目前还是暗流，但在日寇方面，这种暗流已在增长，已非完全烟幕作用，而是有其政治基础的。
有人说，日本统治阶级中尽管有人作此想，然而实际妥协很难找到中、美、日的共同点。尤其是日本的少壮派，更是好大喜功，决不肯放弃其征服中国和武力南进的企图。不错，日本少壮派中诚多鲁莽之徒，但今天日寇内阁中掌舵的，却并非这流人物。我们只要看自从平沼〔15〕加入近卫〔16〕内阁后，内阁的革新色彩已有褪色的印象（日本《国民新闻》语），继着来的，大政翼赞会〔17〕改组了，小仓〔18〕入阁了，中野正刚〔19〕等退出翼赞会，嚷出“昭和维新”、“放逐金融资本”之类的口号了。这就说明近卫内阁虽然建立在国内革新派至国外轴心同盟的基础上，但近来这种基础却已随着国外国内的变动而动摇起来，于是也就反映出日本政局正处在一个彷徨不定的趋势上。彷徨不定，最后总会有新的归宿。果使西方英德战争大有利于日本武力南进，日本政局的摇摆，便会更多地倾向于革新派。就是这样，也不能说日、美没有暂时和缓的可能。而现在日本政局彷徨不定的趋势，正好给美国方面某些人士制造日、美妥协空气的机会。最近一周来，不仅寇使野村〔20〕在美大放厥词，不仅美国某些报纸记者公开讨论日、美无战争而有友好之必要，并且还有人甚至讨论到调解中、日战争的条件问题。这就是要在中、美、日中间找到妥协的共同点。日、美愿意避免战争，而且愿意友好，这是他人的自由，但是如果以调解中日战争换取日美的妥协，那便是侵犯了中国的自由。因为在今天，中、日战争的解决，只有凭中华民族自己的抗战力量，打出日本帝国主义去，美国如出头调解，在缓和日、美冲突的条件下，必然会牺牲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利益的。就连美国的外交界也认为“……此种解决办法，等于牺牲中国，欲造成远东慕尼黑，故美国乃拒绝此议”（华盛顿三日国际电）。我们很欢迎美国外交界这种消息，但我们更希望美国政府公开地拒绝这种提议，我们尤希望我国政府公开地申斥这种阴谋，那么，远东慕尼黑的暗流也才会受到有力的打击。
总之，敌寇的两面政策，不论在侵华或南进上，它不遭遇到最后的失败，它是会一直发展下去的。我们认清它目前两面政策的重心所在，我们便应一方面加强我们军事力量，协同我们军事动作，以粉碎敌人的进攻和封锁。另一方面，坚持我们独立自主的抗战立场，加紧我们全国的团结，以粉碎敌人的诱降分化和远东慕尼黑的阴谋。
只有这样针锋相对的政策，才能彻底的粉碎敌人的两面政策，一直到最后胜利！
【出处】
根据一九四一年六月八日重庆《新华日报》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为重庆《新华日报》写的代论。
〔2〕三国同盟，见本卷第274页注〔5〕。
〔3〕滇缅路，见本卷第319页注〔4〕。
〔4〕门罗主义，见本卷第319页注〔5〕。
〔5〕指近卫文麿一九四○年七月第二次任日本首相。
〔6〕轴心，指轴心国，又称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即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及战争期间结成的侵略性集团。
〔7〕日苏协定，即苏日中立条约，见本卷第319页注〔6〕。
〔8〕信阳出击，见本卷第313页注〔10〕。
〔9〕南进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种侵略扩张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大战期间，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在军事侵略路线上有所谓“北进”和“南进”两种主张，前者主张侵占朝鲜、中国后，北上进攻苏联，以称霸亚洲大陆；后者主张侵占朝鲜、中国后，向东南亚扩张，以独霸西南太平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南进政策逐渐占上风。一九四○年七月日本政府决定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八月提出“大东亚共荣圈”口号，九月派兵进占越南，并同德、意结成三国同盟，形成加紧侵略南方的势态。一九四一年四月《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后，将南北并进战略统一成为南进政策。同年六月德国入侵苏联后，决定为加强南进，“不辞对英美一战”，导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10〕安南，今越南。
〔11〕荷印，见本卷第320页注〔7〕。
〔12〕松冈，即松冈洋右，当时任日本外务大臣。
〔13〕汪，指汪精卫。
〔14〕“远东慕尼黑”，见本卷第250页注〔14〕。
〔15〕平沼，指平沼骐一郎，当时任日本内阁国务大臣。
〔16〕近卫，指近卫文麿，当时任日本首相。
〔17〕大政翼赞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加强法西斯统治的官方团体，一九四○年十月成立。总裁由首相兼任，支部长由各地方长官兼任，其他主要职务均由内务省官吏和军人把持。其纲领是，积极实践襄助国政的“臣道”，协助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一九四五年六月解散。
〔18〕小仓，指小仓正恒，当时任日本内阁国务大臣。
〔19〕中野正刚，当时任日本“大政翼赞会”常任总务。
〔20〕野村，指野村吉三郎，当时任日本驻美国大使。
2007/09/10
论敌寇两面政策〔1〕（一九四一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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