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问：红军改称后，编制有没有变更？
答：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编制完全依照中央〔2〕规定的原则执行。
问：我国军队有些似乎需要改造，要怎样方能达到红军的水准？而且，在抗战中，是否有改造军队的机会？
答：过去的红军水准，并不能看作我们改造军队的水准，因为过去红军的特长，在善于山地战、运动战、游击战，在其作战的勇敢、组织的坚强、政治工作的成绩和民众关系的密切，但我们觉得还不满足。我希望全国的军队能向更高的水准前进，并且全国的军队也还有各自的优良的传统。例如，中央直属军队有着北伐时代的革命军的传统，有着长期内战的战斗经验；两广军队极富于勇敢的机动性；山西军队有坚守阵地的传统，都应该发扬光大。我想综合各方面军队的特长、素性及其优良的传统，再加以目前抗战的经验、提高军事技术、加强政治工作，作为加强中国军队的水准，则中国军队一定能够在抗战期中完成它建立真正统一的国防军的任务。中国的特点，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所以容许我们一面抗战，一面准备。目前最需要一方面巩固前线，阻止敌人深入；一方面实际建立新的军队，准备新的力量，以便进行决定胜负的战斗。
问：过去军事的失利，战略上犯了什么错误？
答：各战场的失利，从军事方面看，主要的是因为战略上犯了一些专守防御及各战线不相配合的错误。
问：上海无险可守支持了三个月，其他有险可守的地方却轻轻放弃，这是什么原因？
答：上海坚守，是东战场部队有牺牲的精神和最高统帅坚决的意志，所以有此成绩。其他地区也还有同样的坚守的例子，如汤恩伯〔3〕将军在南口〔4〕的坚守；卫立煌〔5〕将军指挥下的各部，在忻口〔6〕的坚守；孙连仲〔7〕将军在涿州、娘子关〔8〕的苦拼，都值得称赞。至于被中央严厉处罚的失职的将领刘汝明、李服膺、韩复榘〔9〕等，乃是不战而退。由此证明，有些地方领土的失陷，主管将领是要负绝对的责任的。
问：敌军扬言将攻武汉，你看武汉能不能守？
答：敌军在打通津浦线〔10〕后，第二期作战计划，无疑的以夺取武汉为中心，但能否攻下，要决定于敌我作战的情况。我认为要保卫武汉，必须一方面巩固各阵线，保卫战略的中心——河南，阻止敌人深入；另一方面，要争取时机，加速地动员后方的人力、物力、财力，运用国际的有利条件，建立新的力量，准备新的反攻。只有这样，才能使保卫大武汉的目的达到。只要我们新的力量在生长，一时城市的得失并不能影响或决定胜负，唯有放任可争取的时机，不去准备，不去努力，武汉便随时有被敌人侵占的可能。
问：对日抗战，应当用何种战略战术？
答：在抗战的现阶段，我认为战略方针应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助以游击战。我要声明一句，运动战是正规战的一种，决不是游击战，有些人把运动战和游击战混为一谈，是错误的。
问：什么是游击战？
答：游击战不是正规战，并不负决战的任务。它是以两种方式形成，一是部队中派出的游击支队，一是群众武装的队伍，在不固定的战线上，进行袭击、扰击、截击和破坏的战斗，以达到吸引、牵制、分散、迷惑、迟滞、扰乱、疲惫、削弱和打击敌人的目的。这就是游击战。这种作用，在敌人占领或深入我国领土的时候，特别容易发挥功效。游击战术最妙的十六字诀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现在对付日寇的游击战术，还有些新的发展，决不限于这十六字诀。若对于袭击汽车、飞机场，破坏铁路，扰乱敌人驻地等等，也另有它的游击战术的发展。
【出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一九三八年初，周恩来就个人经历、国共合作及军事问题等答记者问。本篇是其中的军事问题部分。原件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定稿。
〔2〕中央，指国民政府。
〔3〕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二十军团军团长兼第十三军军长。
〔4〕南口，镇名，位于北京市昌平县西部，当燕山山脉与华北平原交接处重要的交通要冲。
〔5〕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6〕忻口，镇名，位于山西忻州市北部，是晋北通向太原的门户。
〔7〕孙连仲，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团军团长。
〔8〕娘子关，位于山西平定县东北。
〔9〕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十八军军长。李服膺，原任国民党军阎锡山部第六十一军军长，一九三七年九月据守天镇、拱卫大同，后因作战不利导致大同失守而被阎锡山逮捕枪决。韩复榘，原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一九三七年十月日军南犯时，消极抗战，一九三八年一月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罪名被处决。
〔10〕津浦线，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2007/09/10
关于军事问题答记者问〔1〕（一九三八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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