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末期，党事纷乱，政治腐败已到极点，士大夫分邪正两派，互相攻击，宦官魏忠贤又与邪派勾结，合力迫害比较正直的朝臣。万历三十二年无锡籍大臣顾宪成被革职回乡，修宋朝学者杨时（号龟山先生）所建的东林书院，聚会失官归隐的一些大臣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等人讲授程朱道学。
一时政治上不得志的士大夫等皆进书院听讲。书院除诵习古书外，兼议论时政、批评人物，一时成为全国舆论中心，在朝的一部分正派官员，也与东林通声气，依靠舆论力量对抗邪党。在朝的邪派官员则以“东林”二字为犯罪的代名词，给政敌加上东林名号，便可惜题攻击。虽然朝廷中有些人并不承认自己是东林党人。但有些人却要求挂名于东林党自以为荣，这种党争攻击一直到明朝灭亡为止。
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政治集团大多是无锡人，他们活动的区域一般也在无锡附近，为何人们不像称他们的政敌浙党、宣党、昆党等一样，称他们为锡党，而称他们为“东林党”呢？
从最简单的解释来看，这是由于他们聚众讲学的书院之名“东林”而形成的，东林书院，旧址在“锡邑城东隅弓河之上”（今无锡市苏家弄3 号），相传称为“东林精舍”。宋杨时寓居无锡的讲学处，后曾一度废为僧庵。明万历年间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无锡知县林宰的赞助下，罢官归里的顾宪成、顾允成等人在废址上重建书院，仍以“东林”名之，从此东林“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一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东林”之名大著，传闻中外。那么，原先建造书院的南宋学者杨时，为何用“东林”二字来命名其讲舍呢？有学者考查过宋代以前的所有无锡城乡的地名，均无“东林”之名。那么“东林”之名从何而来？还必须以题名者杨时本身的经历和思想言行方面去寻求答案。杨时早年中进士，因敬羡程颢、程颐的学问人品，“调官不赴”，专程以师礼见“两程”、“程门立雪”之后，“杜门不仕者十年，久之历知浏阳、余杭、萧山三县，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当金兵大举南侵之际，他极力主张反对投降、主张加强边防，并提出收复失地要以“收复人心为先”的建议。然而执掌朝政的蔡京、童贯之流却置之不理，救国无门，所以他屡次“乞归林泉”。这期间，他曾游庐山东林寺，追怀东晋文学家陶渊明，名僧慧远，道士陆修静等人谈儒论经的雅事。并留有《东林道上闲步》诗三首。清代初年，有人就根据这些猜测“先生或爱庐山东林之胜而移名吾邑讲学处，亦未可知”。这种猜测是有一定道理的。历史上，常有一些文人学士，因留恋或向往某处名胜古迹而将其美名移至他处，北宋苏舜钦被谗遭贬后，居苏州，买水石筑亭造园，因慕湖南沧南之水可濯缨灌足，故名之日：“沧浪亭”。苏东坡客宜兴丁山，颇爱此处山水，欲买田种桔，在此定居，但又怀念家乡四川，故名这里的山为“蜀山”。有学者认为，杨时所以要“移名”与苏舜钦、苏东坡有所不同，并非单纯出于“爱庐山东林之胜”，更主要是执意继承和发扬白莲社之风。位于庐山西北麓的东林寺，是我国佛教净土宗（莲宗）发源地。东晋太元六年，名僧慧远在此建寺讲学，并创设白莲杜，倡导“弥陀净土法门”，后世推尊他为净土宗始祖，国内外许多名僧来此求经拜佛。唐时极盛，扬州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前也来该寺，后与该寺和尚智恩同渡日本传经讲学，慧远和东林净土宗的教义也随之传入日本，至今日本东林教仍以庐山东林寺慧远为始租。慧远创立的“净土宗”的主要教义认为世俗众生居住的世界为所谓“秽土”、“秽国”，而佛居住的地方为“净刹”、“净界”、“净国”。因而他邀僧俗18人成立“白莲社”，发愿往生西方净土。杨时先生起名自己的书舍为“东林”，也就有它特殊的含义。
杨时先生的这种志向和意图，后来也被东林党人所继承，他们不但修复了东林书院，还建造杨时祠堂——“道南词”（取意于程颐目送杨时南归时所说“吾道南矣”之语），聚朝野之臣、林下之士讲学于其间，仿庐山东林寺，庄严肃穆，溪云庭月、景色幽美，追慕古贤、聊舒胸臆、远思悠悠；抨
击时弊，慷慨陈词，与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最腐朽的势力——阉党邪党抗衡，力讦他们的秽状劣迹。“进则正言直谏于朝，退则明善淑人于野；丹心矢谒于少壮，素节不改于暮龄”。天启五年，魏忠贤矫诏杀死了顾命大臣杨涟、左光斗以及魏大中等东林党人，又毁了复兴20余年的东林书院。为复建东林书院而竭尽全力的高攀龙来到那儿，他明知自己即将遭害，仍然书写下了成为千古绝唱的《过东林废院》诗，其中一首云：“蕞尔东林万古心，道南祠畔白云深。纵令伐尽林间木，一片平芜也号林。”这也清楚他说明了“东林”
两字被顾宪成、高攀龙等人承名后，又有了新的更进一层的含义，他们以林比书院，以木喻党人，坚信东林党人伐不尽，正义之气世间永存。
（蒋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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