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习惯喝茶，越烫越好。一壶在手，可以消磨一个下午。韩国人没有喝茶的习惯，他们喜欢喝凉水，即使是大冬天，也是一扬脖子，咕咚咕咚灌下去。
中国曾经大富大贵过，也曾经几度败落；中国有过长时期的天下太平，也有过记不清的暴政，混乱，灾难。在漫长的历史中，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在中国都发生了。中国人实在是世界上最见多识广的民族，所以他们也积累了最丰富的生存智慧。一个人太老了，就会褪尽火气，磨光锐气，一切都不相信，一切都别太认真，一切都慢慢来，一切都四平八稳，全面辩证，水来土掩，兵来将挡。
而韩国人则如同一个未经多少世事的少年人，还没有被世事磨去棱角，还没有失去信的能力。他血气方刚，身手敏捷。
当危机到来的时候，老人和少年的反应当然不同。
西方炮舰的重击惊醒了睡梦中的中国。屡遭重创之后的中国慢慢清醒，开始了自强过程。由于头脑长久不用，关节锈得太死，长年积习太深，所以自强的过程异常艰难痛苦。在亡国夭种，瓜分豆剖的迫人形势面前，中国的举动显得过于迟钝，软弱无力并且犹豫不决，时时刻刻摆不脱过去的经验束缚，动不动就习惯性地想走老路。在一再的打击下，他彻底丧失了自信，从原来的极刚愎顽固一变而为极懦弱自卑。
环顾整个世界历史，没有哪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比老大中国更曲折，更艰难，更痛苦。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认定文化是罪魁祸首，一再为选择什么样的新文化而不断争吵，长期陷入“主义”之争的泥塘而不能自拔。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儒教文化和优良传统，被我们当成“封建”扔得差不多了；然而几千年形成的顽固积习，直到现在仍然沉重地压在中国人身上。这一事实让我们再一次看清，“文化”和“民族性”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文化”是一种观念，而“民族性”则是一种习惯，一种更多属于下意识的东西。就像挖鼻孔一样，观念上明知不雅，可有时手指不知不觉就循着快感伸了进去。
在１８４０年中国惊醒的那一刻，朝鲜还在中国的身边睡大觉。中国都开始洋务运动了，朝鲜人还没有醒。直到被日本人吞并了，他们才猛醒过来。
韩国人少年一样强烈的自尊心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刚刚经受的耻辱像火一样每分每秒都在烧灼着他。急躁的性格让他匆匆忙忙地踏上了现代化之路。
由于政治环境和急切性格，韩国人另辟蹊径，务实地选择了经济发展这条道路。
韩国人的顽强和刚烈在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来。他在现代化过程中用极大的意志力去克服几千年养成的惰性，以“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决绝去改变自己旧日的生活习惯。他说到做到，雷厉风行。
１９６１年，朴正熙发动政变，闪电般地夺取了政权，用铁腕结束了韩国独立后十多年间的政治软弱和社会混乱。朴正熙给韩国政府注入了一种强烈的军人气质。他推行“更生”政策，对腐败的旧政府进行了一次大清洗，使大批年轻军人掌握了政权。在此后十多年间，他一次又一次掀起反腐败运动，禁止官员们喝咖啡，跳舞，听日本音乐。他一次又一次数量惊人地清洗哪怕有轻微腐败的官员，用专制手段建立了一支惟意志力和清教徒精神的官员队伍。
在其他后发展国家，腐败的集权官僚队伍都是社会进步的最顽固障碍。而朴正熙却借用了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权威主义传统，用官僚集权专制，把全国组织成了一支发展经济的军队。韩国人的服从意识、秩序意识、集体意识、等级意识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韩国公司都有点像军事化组织，要求雇员剪短头发，穿灰色制服，左胸口袋上写着姓名标志，还使用许多军事术语式口号，如“工业战士、边建设边战斗”，“出口战”，“占领１００亿美元出口高地”等。企业家把员工的思想统一起来，使他们像孝敬父母一样忠于公司，使他们能忍受恶劣的条件，在低收入情况下加班加点。
韩国人的急性子和勤奋是经济发展的内燃机。１９６０年以前，韩国人曾经被认为是一个懒惰的民族。然而现在，韩国人以一种完全不同的风貌出现在世界面前。韩国人的步速世界第一，比香港人、东京人还要快。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普通的韩国人都自愿加班加点工作，不要加班费。结果，仅仅几十年，韩国就成长为一个经济巨人，由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变成第１１个经济大国。
韩国人的认真专注，一丝不苟，使他们在学习西方过程中从不应付苟且，而是做就要做到最好。十几年前还有许多经济学家嘲笑韩国的汽车想打入美国的想法。而今天韩国的汽车产量超过百万辆，而现代集团的汽车已大量出口到美国。韩国手机起步很晚，然而短短几年，三星手机就在世界手机产业占据领先位置。
经济发展所收获的并不仅仅是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当年的朴正熙用铁腕手段去打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整个政治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造。官僚机构由过去抑制社会活力的工具变为服务于经济发展的现代型管理机构，改变了“官本位”，崇尚“主义”、“空想”的社会风气，创造出尊重科学
随着教育的普及，韩国人的参政意识、参政能力大幅度提高。他们用韩国人特有的不屈不挠精神去争取民主，为了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昌盛大声呼号。虽然人口比中国少很多，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他们流的血却是中国的许多倍。在学生运动和示威游行中，即使面对比自己强大数倍的军警和强烈的催泪瓦斯，人们仍然猛冲而不会退却。经过民众的牺牲和一些开明的政治领袖的顺应潮流，使韩国幸运地比较顺利地由权威型政治转变成了民主政治。
社会进步使韩国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６０年代以前，韩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韩国人也曾是世界上最被人瞧不起的民族。梁启超在《朝鲜灭亡之原因》中甚至把朝鲜亡国归因于朝鲜人的国民性。他认为朝鲜人是个爱说空话，窝里斗比中国还严重，厚颜无耻，性格阴险，贪图安逸的民族。
韩国人自己也承认民族性存在着致命缺陷。朴正熙上台的宣言中，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韩国人的缺点：
缺乏独立精神，懒惰和不劳而获的愿望，缺乏开创精神，缺乏进取精神，可恶的自私自利，荣誉感的缺乏，缺乏良好的判断力。
他举出“人民的缺点如逍遥自在，趋炎附势，游手好闲，奴才主义，以及依赖别人的恶习”。
他宣布：“我们的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消灭我们的祖先留下的不幸的遗产：相互憎恨和宗派主义，浪费，混乱，懒惰，不诚实。”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朴正熙的目的大部分都已经达到了。韩国人现在在世界上以团结、民族主义、勤奋好强、整洁、认真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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