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下的权力游戏：《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社会行为分析
文/黄光国
一、中国人社会行为的原型
在《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一文中，我曾将中国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区分为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三种。在儒家文化影响下成长的个人大多会倾向于分别以需求法则、人情法则或公平法则，和这三种关系不同的人交往（Hwang，1987）。这三种不同的交往方式，可以说是中国人社会行为的“原型”，无论是在何种时空情境之下，中国人表现出来的社会行为，表面上纵然有所差异，其基本“原型”却没有什么不同。
不同时空中的中国人之所以会表现出大同小异的社会行为“原型”，主要原因可以归之于儒家思想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此处所谓“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并不一定意指阅读儒家典籍。阅读儒家经典并不是个人受儒家影响的惟一途径。从汉武帝（公元前141年至公元87年）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中，儒家思想早已渗入中国的语言和文字系统中，而成为一般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思想言行的一部分。在中国社会里流传的诗词戏曲、小说掌故、谚语俚词、民间故事等等，到处都可以看到儒家的伦理精神，以及儒家的价值理念。儒家思想经由这些文化媒介，不断地在塑造中国“集体潜意识”中的“深层结构”，使其表现出符合前述“原型”的社会行为。换言之，生活在历史上不同时空点上的中国人，只要他继续使用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他便多多少少会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表现出来的社会行为，在“表面结构”上或许有所差异，其“深层结构”却没有什么不同，而应当与我所说的“原型”相符合。
我们可以用许多不同方法来寻找证据，以支持上述论点。在现代社会里，我们可以采用各种行为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不同社会制度下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对于传统社会里的中国人，我们也能够从历史文献中去寻找材料，来分析在不同时空的历史舞台上，中国人如何展现其社会行为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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