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心理社会图
当然，这么说，只是在做一种原则性的论述而已。在华人的生活世界里，“面子／里子”还有一套更为复杂的运作机制。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再进一步说明儒家文化传统之下个人的心理特质。在《华人关系主义：理论的建构与方法论的考量》一文中（Hwang，2000），我引用何友晖在讨论“方法论的关系主义”时所提出的两个重要概念（Ho，1991；1998）指出，在儒家关系主义的影响之下，所谓“不同关系中的人”，可以理解为如“人情与面子”的理论模式所描述的那样，依照不同的交换法则，和关系不同的其他人进行社会互动（见图一）。所谓“关系中的人们”，则是行动者针对某一特定事件，所考量到的其他人。他们构成许光（Hsu，1971）所讲的心理社会图（见图二），不仅可能涉及亲密社会中的其他人，而且可能涉及运作社会或更广大社会中的人们。
图二人的心理社会图（取自Hsu，1971：25）
许氏的“心理社会图”（见图二）包含有七个不规则的同心层，由内而外依次为潜意识、前意识、未表达的意识、可表达的意识、亲密社会与文化、运作社会与文化、广大社会与文化、外在世界。图中第四层称为“可表达的意识”，包含个人能够跟他人沟通的观念和直觉，例如：喜、怒、爱、恶、贪、惧，以及依照其文化之道德、社会与技术标准，做事情的正确方法。第三层“亲密社会”包含个人与之有亲密关系的重要他人，以及个人的宠物、用具和收藏品，个人与之存有一种感情，而不仅是因为它有用而已。相形之下，个人与属于第二层“运作社会”的其他人交往，主要是因为对方对他有用，而不是他对对方有什么感情，他们之间所建立的只是正式角色关系而已（Hsu，1971，p.26）。
“心理社会图”可以看做个人在其生活世界的某一特定时刻中，觉察到其社会处境的意识状态。从许氏所提出的“心理社会图”来看，华人在其生活世界里较需要“做面子”的场合，通常是涉及第二个层次“运作社会”之人际关系的场合；用图一的理论模式来看，它是涉及混合性关系及工具性关系的范畴。这一点，其实也不难理解。在日常生活里，涉及某一事件的“他者”跟自我之间，可能存有不同的社会关系。如果他们之间是属于亲密社会中的情感性关系（譬如：家人之间），在过去长久的生活史中，他们对于彼此的荣辱都有共同的经验，都知道彼此的“里子”，在进行社会互动时，便很少有“做面子”的必要。
相反的，如果互动的双方是属于亲密社会中的混合性关系（譬如：在亲戚、朋友、同事等熟人之间），他们对于彼此的荣辱都只有部分的共同经验，他们在进行社会互动的时候，可能一方面想要多了解对方，一方面又希望在对方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这时，他们便会尽量地在对方面前“做面子”，将关系自我的正面讯息呈现给对方。
当然，这么说并非意指，在情感性关系网内，就没有“面子”与沟通的问题。事实上，在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之下，对个人最重要的情感性关系，通常是家庭中的人际关系。以往有许多实证研究显示：家庭是个人经历各种不同情绪经验最为重要的一个场域（杨宜，1999；刘丁玮，2002），在家庭里面，个人当然也可能经历到各种不同的人际冲突，也有所谓的沟通面子问题。然而，在家庭的范畴之内，却不是华人玩“面子游戏”的主要范畴。这一点，必须从儒家传统的生命观来加以理解。儒家的生命观和基督教有其根本的不同。基督教认为，个人的生命是因上帝所创造的，因此，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儒家认为，个人的生命是父母所生的，个人的生命是历代祖先生命的延续，子女的生命则是个人生命的延续，整个家族的生命应当构成一个延绵不断的整体，家庭成员之间应当有“一体感”（Hwang，1999）。华人经常将亲子关系称为“骨肉”，兄弟关系称为“手足”，便是出自这样的生命观。
以这种生命观作为基础，家庭往往成为华人生命中所认同的第一个“大我”，他们倾向于把家庭看做一个整体，在外人面前，“一荣皆荣、一辱皆辱”，个人必须努力捍卫家人的面子，这可以说是华人所谓“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基础。更清楚地说，华人社会中所谓的“面子”，并不一定只是个人“小我”的面子，它也可能是指“大我”的面子。至于所谓的“大我”，必须看个人在该社会事件中所认同的群体而定，它可能是指一个班级、一个球队、一个政党，甚至是整个国家。
(四)赛场
谈到这里，我们必须进一步考量，现代化对于华人社会行为的影响。用许光的“心理社会图”来看，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个人有愈来愈多的机会脱离“亲密社会”，而和“运作社会”中属于混合性关系或工具性关系的他者进行社会互动。这时，他所知觉到的“心理社会图”很像是Bourdieu（1977）所说的“场域”，或是西方政治学者所说的“赛场”。这是行动者运用各种资源，和他人展开斗争，希望达成个人目标，以争取利益的所在。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此处所谓的“赛场”或“场域”，一方面可以用物理空间的概念来加以理解。过去中国人说“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在像“朝、市”这样的物理空间，人们可以从事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以争取某些特定的资源。更重要的是：它同时是指一种“心理场域”（Lewin，1951），行动者为了想要获得某些可能的特定目标，其心理场中的各种不同成分，会组成某种形态的“意图结构”。就行动者所要开展的社会实践而言，心理场中的位置，不能用尺寸之类的物理概念来衡量，而必须用诸如角色和关系的概念来加以理解（Orum，1979），它可以说是各个位置之间所存在之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Bourdieu，1977）。
Bourdieu（1986）将人们在场域里面所要争取的资源分为四种：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象征的。场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行动者意图获取某种特定的资源，必须承认场域内各种资源分配的合法性，他意识到的个人或群体在其心理场内所占据的社会位置，也因此而形成一种结构化的体系。在这个结构化的体系中，每一个社会位置的占有者，他们在场域中所拥有的资源、权力和机会都各不相同，他们的位置有上下之分，他们和行动者的关系也有亲疏之别。行动者为了要获取某种资源，这样的意图结构会引导他，让他在场域中做出各种不同的社会实践。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在其生活世界中所经历的场域数目较为有限。在工业社会里，由于分工复杂，人们会从其生活世界中分化出各种不同的社会系统（Habermas，1978）。在每一个系统里，人们都必须运用科学家所建构出来的知识的“微世界”，来支撑其社会系统的运作，他们在系统里各自占有不同的位置，因而形成了种类极为繁多的场域。在每一个场域里，都有资源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为了争取重要的资源，有相似习性与知识的行动者往往会聚在同一个场域里，进行争取权力和排斥他人的斗争。
在行动者的意识里，场域的疆界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争斗范围的扩大，行动者的意图结构也会跟着扩大或移转。在同一个社会中，作为社会成员之行动者，虽然各自在其生活世界中的不同场域进行不同性质的社会实践，可是，由于行动者的意图结构可以扩张和移转，不同行动者的意图结构也可能彼此重复，而形成他们之间的集体意识（Durkheim，1912/1965）；各个场域内的权力结构或组织方式，也会彼此勾串，互相搭挂，造成社会中场域的同质性和同源性。
严格说来，由于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的结果，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场域，都会有自身的行动逻辑。然而，由于某种场域中的行动者掌握有较为丰富的资源，他们的权力运作可能造成其他场域的屈服，也可能迫使其他场域调整其运作逻辑，使其变得跟权力中枢的运作逻辑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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