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真正的科学家总是为数不多，西方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正如美国有不少Ph.D（哲学博士）一样，我们有不少官场上的候补官员，他们需要一个职位来获取生活之资和他人的尊敬。也许中国的候补官员比美国的哲学博士给社会带来的祸害更为严重。他们都通过了一场考试，这就意味着他们
要用自己平庸的智力完成相当的劳作；他们也都是纯粹出于商业上的原因来争取某种资格；他们都获得了一种教育，教给他们如何与书本打交道，如何出卖自己别无他用的知识。
然而，中国的哲学博士有更明确的官僚资格。他们之中不乏真正的天才，他们获得这些学位，并不是出于什么世俗的原因，而仅仅出于兴趣；他们爬得很高，达到了科学的最高一级，晋升了进士或翰林。他们都能出任地方官吏或留做京官。大部分人则很体面地成为最初两级的秀才（相当于学士）和举人（相当于硕士）。还有许多人连秀才都捞不到，则被称为“童生”或“诸生”。有不少这样的“童生”（他们都是成人）受官府或地方基金的供养，云集四乡，就像失业者一样。
在这最初两级学衔的以及毫无学衔的人里，学识较好的一些人成为教书先生，较差者则成为乡绅。他们是业余的律师，以包揽诉讼为业，常与衙门相互勾结，或者垄断税收，与当地豪门串通一气。他们能死记硬背《五经》，大部分人还可以背出朱熹的官方注解。在他们看来这是孔学真理之唯一正确的解释。除此之外，他们在学术上毫无所知。他们写不出漂亮的诗篇，他们为科举考试而作的准备局限性太大，他们学的八股文又是如此死板，他们根本不能写出一篇像样的新闻报导或者一张简单的涉及极其庸俗的商品名称的商业短笺，这一点他们不如熟练的生意人，后者轻而易举地超出了这些读书人。不过，这些人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他们有阶级觉悟、阶级组织和阶级意识。下面，我引用顾炎武写于清初的一段论述“生员”的文章：合天下之生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而所以教之者，仅场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数十人不得一，通经知古今，可为天子用者，数千人不得一也。然器讼遗顽，以病有司者，比比而是。……一得为此，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于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故今之愿为生员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以十分之七计，则保身家之生员，殆有三十五万人，此与设科之初意悖，而非国家之益也。……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吏为缘，甚有自身为胥吏者，生员也；宫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得与之为市者，生员也。前者噪，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随；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小有所加，则日是杀士也，坑儒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识之人，而教之使为朋党。生员之在天下，近或数百千里，远或万里，语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朋比胶固，牢不可解。书牍交于道路，请托偏于官曹，其小者足以蠢政害民，而其大者，至于立党倾轧，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颠倒之，皆此之繇也。
……
顾的这篇文章，写于这种罪恶昭然若揭的时期，不过这些学士、硕士以及受过教育的游民的寄生虫本质，都代代相传至今，未始有任何变易，他们在今天被称作“大学毕业生”。
当然，他们也并非都是这样的恶棍。每个城镇、乡村里总有几位善良、隐居、俭朴、知足常乐的读书人，他们属于被压迫阶级而非压迫阶级，因为他们选择了君子固穷的道路。偶尔一个城镇里也会有几位道德高尚的学者，他们故意避免应试，埋头于学术之中。学术著作常可朔望出于这些学者，以及那些较为聪明和成功的候补官员之手。
就整体而言，旧式文人无论如何要比现代大学毕业生正统得多。他们对
世界地理的知识可能不太可靠，但在性格的陶冶和举止的修饰上都比较地道。无论是旧式的还是现代的教育体制，都傻乎乎地相信可以用一系列考试来测量一个人的知识，并深受这样一个愚蠢信条之苦。考试本身有其机械的本质，它强调知识的贮存而不是发展批判思维的能力。批判思维的能力是不能简单地打上75分或95分的，而古罗马与迦太基之间三次战争的日期却是可以打分的。并且，大学里任何一项考试都必走是这样一种性质：在考前一星期通知学生，学生便可以作好准备，否则大家都通不过，而任何靠一星期死记硬背得来的知识，也很容易在同样短的时间内遗忘殆尽。能够杜绝学生死记硬背的考试体系至今尚未设计出来，而现行体制的受害者只是那些教授，因为他们由此而相信学生真的领会了所学的课程。
旧的学府制度无论是乡塾还是书院（较高级的学府），比起现在的大学制度有着明显的优越性。道理很简单，除了极具偶然性的科举考试之外，旧式学府制度从不依赖“学分”和“分数”。它是一种导师制，先生确切地知道学生已经读了些什么，什么还没读，师生关系十分紧密和睦。没人升级，也从来没人“毕业”，也没人为文凭而读，因为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存在，最重要的是没有人会被迫去计算时间，被迫等待学习最差的同学赶上来。没有人会被要求在某一个星期二上午读三页经济学，又到某页的第二段为止；他如果有兴趣，尽可以读完这一章。他要是真的感兴趣，准会这么做的。总括一句，以前没人相信，或企图使他人相信，通过心理学、宗教、推销术和英国宪法等课程“学分”的积累，就可以培养出一位受过教育的人。同样，以前也没人相信，或企图使别人相信，你可以通过要求一个人“阐释”莎士比亚的一个段落，问他《奥赛罗》的出版日期，或者提问有关伊丽莎白时代的习惯用语来“测试”他对莎士比亚的欣赏程度。大学教育给人带来的唯一后果是使他永远厌恶伊丽莎白时代的习惯用语和集注本上的各种解释，以至在自己的一生中都将永远避莎士比亚唯恐不及，仿佛躲避毒药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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