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们想到了中国人的逻辑。它建立在中国人对真理的观念之上。
根据中国人的观点，真理永远不能被证实，只能被感知。庄子很早以前就在《齐物论》中指出了知识的主观性：既使吾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尔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
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若与人，俱不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根据这种理论，真理是无法证明的，尽管它能被“会心于忘言之境”（庄子语）。人们常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道即真理，不知其然谓之道。”所以，真理只能被一种直觉所感知。中国人并非都在有意识地接受庄子的认识论，但是他们本质上是赞同这个观点的。逻辑从来也没有被发展成为一种科学，所以他们也不仰仗逻辑，而是靠自己或许是更健全的庸见。
在中国文学中，也从来没见过有雄辩的论证，因为中国人压根儿不相信这类事情。于是，辩证法并未得到发展，也没有科学论文这样的事，高本汉①最近撰文批评中国“高级评论家”在论证古典作品的真伪时所犯的逻辑错误。某些错误确实是幼稚可笑的；但这是站在西方方法论的观点上看才知此。中国人从来不会写一篇万言或者五千言的论文去证明某一个论点，他仅仅是做笔记。至于论点本身的是非，则留待后人评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学者总是留给我们这么多笔记集，称作“随笔”或“笔记”。不划分段落，内容包括文学作品的作者探源、典籍、校勘、连体双胞胎、狐狸精、红胡子英雄，以及吃蜈蚣的隐者等等，杂沓纷坛，应有尽有。
中国作家先提出一两个论点，然后即刻提出结论。在读他的文章时，你很少看到他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他的论点与论据从来都不很长，你突然看到他已经领悟到了什么在作结论了。优秀的笔记、随感录，比如顾炎武（1613—1682）的《日知录》，给这类文章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当然不是由于其中的逻辑论证，而是由于他的观点的正确性。而这种正确性只能由后世来表示赞同或反对。顾炎武笔记中即使是两三行的观点，也往往是几年潜心研究之所得，是再科学不过的东西。确定历史事实中的某一点，作者很可能要作多次的旅行。需要百科全书般的学问。但是他的错误很难查证，他的正确又不能一下子确定。人们只能对他表示钦佩，因为3 个世纪以来，还没有任何作者能对他的论点提出疑义。
这里，我们看到了“逻辑”与庸见的对抗。庸见在中国代替了推理与演绎。庸见通常更合乎情理，因为分析性的论证是通过把真理分成若干部分去探索真理，结果使真理失去其自然的联系与含义。而庸见则把事物看作一个活的整体。妇女的庸见往往强于男人的庸见。在危急时刻，我总是仰仗她们的判断而不是男人的判断。她们审时度势从全盘考虑，不为个别方面所迷惑。
在最好的中国小说如《红楼梦》、《野叟曝言》之中，妇女被描绘成能对形势作出正确判断的最可靠的法官。她们的言谈能够面面俱到，十分使人倾倒。
缺乏这种庸见的逻辑是危险的逻辑。当一个人持有某种观点时，他很容易用自己的学术头脑将a 、b 、c 各个论点逐渐演化到自己满意的程度，然而他却可能像《米德尔马契》①里那位学者卡萨波（CaSaubon）一样，没有能够觉察到他夫人生活中的一些事情，而这一点，其他男人是可能做到的。
这种对庸见的崇拜有其哲学基础。人们很有兴趣地注意到，中国人在判断某论点正确与否时，并不仅仅诉诸道理，而是既诉诸道理，也诉诸人情。
“Reasonableness”译成中文为“情理”。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情”即“人情”，或“人性”：“理”即“天理”，或“外部原因”。“情”代表着可变的人的因素，“理”代表着不变的宇宙的法则。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就是评价某项活动，或某个历史问题的标准。
①高本汉（Berhand Kargren ，1889—1978）。瑞典汉学家。
①《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 ），作者为英国著名小说家乔治。艾略特（Georgc Eliot，1819—1880），作于1871—1872年。
这种区别也可见于英语的reason（道理）和reasonabielness （合情理）的对比。我相信是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是论理的动物，但不是合情理的动物。中国哲学也承认这一点，并认为人应该设法使自己变得合情合理的而不只是讲理的。中国人将合情理置于道理之上。道理是抽象的、分析性的、理想化的，井倾向于逻辑上的极端；而合情理精神则更现实、更人道，与实际紧密联系，能更正确地理解和审时度势。
对西方人来讲，一个观点只要逻辑上讲通了，往往就能认可。对中国人来讲，一个观点在逻辑上正确还远远不够，它同时必须合乎人情。实际上，合乎人情，即“近情”比合乎逻辑更重要。因为一种理论会太符合逻辑以至于完全缺乏庸见。中国人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反对符合道理的事情。这种情理精神，这种对庸见的崇拜，与中国人的生活理想有很大关系，结果形成了中庸之道。这一点，笔者将在下一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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