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经历元、明的衰落，到清代重又繁荣，这种变化与时代风气的变化密切相关。在传统习惯上，词和散曲相比于诗而言都较为轻松自由，贴近日常生活和鲜活的情感。而词与散曲相比，又要显得“雅”一些，散曲的语言以尖新、浅俗、活泼为胜，接近于口语。元、明词衰，实际是散曲取代了词的结果。对于性情收敛、爱好雅致趣味的清代文人来说，散曲的语言风格又显得不合适了。另一方面，清诗虽然多种风格并存，但从清初开始，重学问和理智化的趋势是明显的。这也造成诗在抒情功能上的缺陷，而需要从其他文体中得到弥补。纳兰性德说：“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填词》诗）就是指出了词对于诗的弥补作用。可以说，清词的“中兴”，和起初宋词的兴起，具有很相似的背景。
清代前期的词，以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为三大家。
清词的兴起，与陈、朱二人的提倡关系最大，谭献谓“锡鬯、其年出，而本朝词派始成”，又谓“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箧中词》）。但要论才情卓异，令人无从追随，却要数纳兰这位满族公子，这也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出身名门，其父贞慧为复社重要人物，以气节著称。他少负才名，性豪迈，明末为诸生，入清周游四方，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都不中，晚年始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能诗，工骈文，尤以词著称，有《陈迦陵文集》、《湖海楼诗集》、《迦陵词》（或称《湖海楼词》）等。其弟宗石在《湖海楼词序》称其“中年始学为诗余”，又同里蒋景祁序云：“向者诗与词并行，迨倦游广陵归，遂弃诗弗作。”可见他的词基本都作于入清以后。这种情况，或与清诗风气的变化同他的个性不合、难以满足他的抒情需要有关。所作存约一千八百首，为古今词人所罕见。
陈维崧词题材广泛，无所不入，继承了苏、辛以诗为词的传统。《贺新郎·纤夫词》、《金浮图·夜宿翁村时方刈稻苦雨不绝词纪田家语》等记述民间疾苦，即在苏、辛词中，亦为罕见。而以感慨身世、怀古伤今的抒情之作最具特色，语言风格以豪放为主，很明显是学辛弃疾的。如《贺新郎·甲辰广陵中秋小饮孙豹人溉堂归歌示阮亭》：
把洒狂歌起，正天上、琉璃万顷，月华如水。下有长江流不尽，多少残山剩垒！谁说道、英雄竟死！一听秦筝人已醉，恨月明、恰照吾衰矣。城楼点，打不止。
当年此夜吴趋里，有无数、红牙金缨，明眸皓齿。笑作镇西鸜鹆舞，眼底何知程、李？讵今日、一寒至此！明月无情蝉鬓去，且五湖、归伴鱼竿耳。知我者，阮亭子。
此篇作于康熙三年，距明亡未久，时王士禛（阮亭）官扬州，陈与之交好。词感慨南明政权的腐败，寄寓故国之思，抒发英雄失志之悲愤，辞气慷慨，笔力浑厚。句法带有散文成分，意脉连贯而顿挫分明，正是发扬了辛词的特色。《迦陵词》中，以这种苍凉豪放之作最多，许多小令，也写得很有骨力，如《好事近》：“别来世事一番新，只吾徒犹昨。话到英雄失路，忽凉风索索。”另外，陈维崧也像辛弃疾一样，写有一些婉媚风格的词。
后世崇尚蕴藉词风的人于陈作或有不满，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批评他“发扬蹈厉而无余蕴”，这实不足为迦陵词之病。要说到缺陷，他的词一是追仿辛弃疾的痕迹过重，未免缺乏独创的力量；二是写作过多过速，甚至有“一日得数十首”（陈宗石《湖海楼词序》）的，这样难免会出现粗率的作品。
当时在陈维崧周围还会聚了一些与之风格相近的词人，如任绳隗、曹亮武、蒋景祁、陈维岳等。他们相互唱和，并编有《今词苑》（陈维崧主编）、《瑶华集》（蒋景祁编）等词选，一时也颇有声势，以宜兴古名称“阳羡派”。但他们对于建立宗派并不积极，其风格在正宗词人看来也只是一种“别调”，故影响不大，并很快趋于式微。
朱彝尊是名诗人，在清词中影响更大。他认为明词因专学《花间集》、《草堂诗余》，有气格卑弱、语言浮薄之弊，乃标举“清空”、“醇雅”（其说源于张炎）以矫之。他主张宗法南宋词，尤尊崇其时格律派词人姜夔、张炎，提出：“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词综·发凡》）又云：“倚新声玉田差近。”（《解佩令·自题词集》）他还选辑唐至元人词为《词综》，借以推衍其主张。这一主张被不少人尤其是浙西词家所接受而翕然风从，“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静惕堂词序》）。后龚翔麟选朱彝尊、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岸登及本人词为《浙西六家词》，遂有“浙西词派”之名。其势力笼罩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余年的词坛。
朱彝尊的《曝书亭词》由数种词集汇编而成。所作讲求词律工严，用字致密清新，其佳者意境醇雅净亮，极为精巧。
如《洞仙歌·吴江晓发》：
澄湖淡月，响渔榔无数。一霎通波拨柔橹，过垂虹亭畔，语鸭桥边，篱根绽、点点牵牛花吐。红楼思此际，谢女檀郎，几处残灯在窗户。随分且欹眠，枕上吴歌，声未了、梦轻重作。也尽胜、鞭丝乱山中，听风铎郎当，马头冲雾。
静谧的江南水乡的清晨，乘舟出发的风情，被描摹得十分细腻。一路月淡水柔，篱边花发，楼头灯残，舟中人在吴歌声中若梦若醒，写出一种清幽的情趣。
朱彝尊有一部分据说是为其妻妹而作的情词，大都写得婉转细柔，时有哀艳之笔。下面是其中的一首《眼儿媚》：
那年私语小窗边，明月未曾圆。含羞几度，几抛人远，忽近人前。无情最是寒江水，催送渡头船。一声归去，临行又坐，乍起翻眠。
把初恋时的欲罢还休，热恋后离别之际的坐立不安，表现得淋漓尽致。文字平易清新，却又可以领略到孤诣锤炼的功力。
朱彝尊词中，还有一部分怀古、咏史之作，颇有苍凉之意。如《金明池·燕台怀古和申随叔翰林》的结末几句：“数燕云、十六神州，有多少园陵，颓垣断碣。正石马嘶残，金仙泪尽，古水荒沟寒月。”但这类词缺乏激昂雄壮的情调，而且在朱彝尊那里也不是主要的。他推崇南宋亡国前后的一群词人，而他们的特点正是用精雅的语言形式构造清空虚渺的意境，作为逃脱现实的心灵寄寓，这里有着时代、处境和心理的相似之处。后人批评说：“自朱竹垞以玉田为宗，所选《词综》，意旨枯寂；后人继之，尤为冗漫。以二窗为祖祢，视辛、刘若仇雠，家法若斯，庸非巨谬。”（文廷式《云起轩词钞序》）
与朱彝尊同时的浙西派词人，成就都不高。这一派的另一位重要词家厉鹗时代较晚，情况也有些变化，我们到后面再作介绍。
清初独成一家的词人是纳兰性德（1655—1685）。他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明珠长子。康熙十五年（1676）进士，官至一等侍卫。自幼敏悟，好读书，与陈维崧、朱彝尊等众多当世名士相交往，与词人顾贞观尤为契厚。曾救助吴兆骞由宁古塔戍所归还，为世所称，而落拓之士得其力者甚多。有《通志堂集》、《纳兰词》（又名《饮水词》）。
纳兰性德于词崇尚南唐后主李煜。李煜之词出语天然，其感人处全在性情之真和感悟之深，原无从摹拟，而纳兰词也完全是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人生感受。从表面上看，他作为一个贵族公子，生活的经历很平静，除了前妻的亡故和几次出使边陲，无多周折。但他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内心世界非常丰富。出入相府、宫廷的生活，在他非但不觉得满足，反而感觉到难言的压抑。“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金缕曲·赠梁汾》）；“羡煞软红尘里客，一味醉生梦死”，（《金缕曲·简梁汾》），可以见出他的心情。他在《如梦令》中写道：
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旧梦隔狼河，又被河声搅碎。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
用自然的语言写很平常的生活场景，但那种人生无聊的感觉，却足以令人心惊。
纳兰性德深于情，后来有人认为《红楼梦》中宝玉写的就是他，大约与人们从其词中感受到的气质有关吧。他的许多表现男女之爱和悼念亡妻的词，写得十分感人。如《蝶恋花》：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无那尘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牺蝶。
纳兰以这一类哀婉凄清的小令最为人们称道，但他也有些长调是写得很出色的。如《风流子·秋郊即事》：
平原草枯矣。重阳后，黄叶树骚骚。记玉勒青丝，落花时节，曾逢拾翠，忽听吹箫。今来是，烧痕残碧尽，霜影乱红凋。秋水映空，寒烟如织，皂雕飞处，天惨云高。
人生须行乐，君知否，容易两鬓萧萧。自与东君作别，划地无聊。算功名何许，此身博得，短衣射虎，沽酒西郊。便向夕阳影里，倚马挥毫。
词中既有萧条悲凉之感，又有豪爽磊落之情，节奏明快，辞语简洁有力，与小令的清丽柔婉不同。
况周颐《蕙风词话》称纳兰性德“天分绝高”，而作词又“纯任性灵”，这两句评语最能代表纳兰词的基本特点。他的词实际不乏南唐风格的华丽，但他善于将华丽的语言和自然朴素的语言相结合，表现真实而深切的人生感受，绝少矫饰做作。如前举《如梦令》开头“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堪称天然壮丽。又如《山花子》中“愁向风前无处说，数归鸦”，写出愁闷无聊赖的情状，“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悔多情”，写出对于“情”的一种特殊感受，都是出色的例子。王国维说他“从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人间词话》），评价很高。可以说，他给词这种越来越失去自然本色的文体带来了新的生气，我们没有理由因为他的词反映的生活范围较狭小而加以轻视。至于王氏认为其词风的形成是因为满族入关未久的缘故，恐怕不完全如此。
纳兰词中那种对人生容易失落的敏感和伤感，同他广泛交接汉族文人，同明末清初的社会氛围，应该说是不无关系的。
清代前期能词者尚多。诗人吴伟业、王士禛均有词名。词家中，毛奇龄、彭孙遹均擅小令；曹贞吉多豪放之作，与陈维崧稍近，然才情不侔；顾贞观是纳兰性德的密友，他寄吴兆骞的两首以词代书的《金缕曲》真切动人，为世传诵，纳兰性德读后，决意救回被流放的吴兆骞，成为一时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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