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明中期，在戏曲舞台上，传奇已经取代了杂剧的主导地位。但一些短小的故事，仍有作者以杂剧的形式来写。只是在体制上，元杂剧的陈规已经被打破，一种戏不一定是四折，也不一定由一人主唱，而且常有南北曲混用的。比较重要的作品，有王九思的《杜甫游春》、康海的《中山狼》、冯惟敏的《僧尼共犯》、徐渭的《四声猿》等。
王九思（1468—1551）字敬夫，号渼陂，陕西鄠县人，“前七子”之一。他曾任翰林院检讨，刘瑾垮台后，被列名阉党，屡遭贬斥。《杜甫游春》也名《沽酒游春》、《曲江春》，写杜甫春游长安城郊，见村郭萧条，宫室荒芜，痛骂李林甫等权奸误国，又于酒肆质典朝服买醉，决心隐身避世。或言剧中李林甫系指当朝宰相李东阳。不管此说确实与否，作者借古讽今以抒身世之慨的意图是明白可见的。文人在政治上遭受挫折，通常的自我平衡方法，是归罪于“权奸”，从而对朝政加以否定。此剧虽一般地触及封建时代政治中的黑暗现象，但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地方，只是和前期杂剧相比，它显得较有现实性。
康海（1475—1540）字德涵，号对山、沜东渔父，武功（今陕西兴平）人。弘治十五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也是“前七子”之一。他曾向刘瑾说情，救援李梦阳出狱。刘瑾垮台后，因他过去恃才傲物，得罪馆阁诸公，被指为刘瑾私人而罢官。杂剧《中山狼》相传为讽刺李梦阳忘恩负义而作，但康海罢官后与李梦阳的关系一直很好，此说不确。剧中所写，当是针对社会一般现象而发，是一种讽刺世情的寓言剧。同样题材，当时还有王九思的院本（实际就是一折的杂剧）《中山狼》、马中锡的小说《中山狼传》，可见时人对于世道人心的险恶，颇有同感。康海此剧最后部分，写东郭先生被一位老人所救，仍心怀“仁慈”，想放恶狼逃生，被老人讥斥，引起一段对话，指出世人或负君、或负父母、或负师、或负朋友、或负亲戚，“你看世上那些负恩的，却不个个都是中山狼么？”流露出很深的愤世嫉俗情绪。这种寓言剧题材新颖，并具有较深刻的社会意义，但作为艺术作品来看，剧情和形象难免显得单薄了些。它的曲辞古朴俊爽，颇有元曲风致。
冯惟敏（1511—约1580）字汝行，号海浮，山东临朐人。
以举人授涞水知县，升至保定通判。他是明代著名的散曲家，后面还要提到。杂剧《僧尼共犯》写僧明进与尼惠朗苟合，被邻人捉至官司，钤辖司吴守常将二人打了一顿板子，断令还俗成亲，并说：“成就二人，是情有可矜。情法两尽，便是俺为官的大阴骘也！”冯氏为人好戏谑，他让明进和惠朗挨一顿打再欢欢喜喜结为夫妻，算是于情于法都有了交代，也是他的个性的表现。这和晚明戏剧强烈而严肃地为情欲争权利虽态度有别，但毕竟还是肯定了情欲的不可抑制。剧中唱词说：
“都一般成人长大，俺也是爷生娘养好根芽，又不是不通人性，止不过自幼出家。一会价把不住春心垂玉筯，一会价盼不成配偶咬银牙。正讽经数声叹息，刚顶礼几度嗟呀。”对禁欲戒律所造成的人性痛苦表示了同情。
在明中期包括传奇在内的戏剧中，徐渭的杂剧《四声猿》是彻底摆脱封建说教的迂腐，闪耀着新的思想光彩的杰作。
《四声猿》包含四种剧：《狂鼓史》一折，《翠乡梦》二折，《雌木兰》三折，《女状元》五折。长短无定制，所用曲调，有时为北曲大套，有时为南北兼用，还采用《鹧鸪》等民间小调，在形式上就表现出不受陈规束缚的革新精神。这已经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杂剧。
《雌木兰》和《女状元》都是写女扮男装的故事：木兰代父从军，驰骋疆场；黄崇嘏考取状元，为官精干。这两种剧都突出了女子的才能，“裙钗伴，立地撑天，说什么男子汉”，“世间好事属何人，不在男儿在女子”，对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提出针锋相对的挑战。而且，剧中写木兰从军，只为了怜惜老父；崇嘏赴考，不过是不肯受穷，全出于平常的人情。在《女状元》中，还对科举制度大加嘲讽调侃。这些地方，都显示了作者“不受儒缚”的性格。而另两种剧，思想锋芒更为尖锐。
《翠乡梦》捏合了传说中红莲和柳翠的故事，又借禅宗思想来表达对禁欲主义的厌恶和批判。剧中写高僧玉通苦修数十年难成正果，却在一夕之间就被妓女红莲破了色戒；他的后身化为柳翠，沦落风尘，却一经点明，立时顿悟成佛。剧中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用禁欲的手段，决不可能达到道德完善，而且这种戒律脆弱不堪一击；倒是经历过人世的沉沦，反而能领悟人生的真谛。所以高僧不能成佛，妓女却能成佛。虽然说的是禅宗哲理，实际上具有很强烈的世俗性。玉通破戒以后同红莲的一段对话，红莲作为情欲的象征力量，表现得恣悍泼辣，而玉通的自我辩解，却显得苍白无力，十分可怜。这里写出了禁欲主义的虚伪和困窘。
《狂鼓史》以历史上祢衡骂座的故事为素材，但把剧情改为曹操死后，在阴司由祢衡对着他的亡魂重演当日骂座的情景，因此可以直骂到曹操临终时“分香卖履”之事，更为痛快淋漓。“骂曹”的内容，看起来不外乎历史记载和故事传说中曹操的狠毒伪善、狡诈奸险、草菅人命等罪恶，但对徐渭来说，剧中的曹操实际象征着使他产生“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袁宏道《徐文长传》）的社会实体。作者通过祢衡之口，宣泄由巨大的压迫所带来的精神痛苦和愤懑不平之气，表现出惊世骇俗、桀骜不驯的倔强个性。这一剧作在当时受到许多文人的喜爱和高度评价，也正是因为它并不是就历史而写历史，或借历史讽喻现实政治；它的感人之处，是那种恣狂的个性和烈火般的激情。
《四声猿》的曲辞一扫骈俪饾饤之习，不假涂饰而才气飞扬，锤炼纯熟而接近口语，词锋犀利，富于气势。如《雌木兰》中《寄生草么篇》：
离家来没一箭远，听黄河流水溅。马头低遥指落芦花雁，铁衣单忽点上霜花片，别情浓就瘦损桃花面。一时价想起密缝衣，两行儿泪脱真珠线。
《狂鼓史》中《混江龙》曲：
他那里开筵下榻，教俺操槌按板把鼓来挝，正好俺借槌来打落，又合着鸣鼓攻他。俺这骂一句句锋铓飞剑戟，俺这鼓一声声霹雳卷风沙。曹操，这皮是你身儿上躯壳，这槌是你肘儿下肋巴；这钉孔儿是你心窝里毛窍，这板仗儿是你嘴儿上獠牙；两头蒙总打得你泼皮穿，一时间也酹不尽你亏心大。且从头数起，洗耳听咱。
《四声猿》中有不少戏谑的成分，如《女状元》中对科举制度的调侃讥笑，《翠乡梦》中对佛祖的嘲戏、对法僧的讽刺等等。在“头巾气”弥漫于文学的时代，戏谑也会被看作是罪愆；随着某些神圣观念遭到破坏、日常生活情感受到重视，文学中戏谑的成分也不断地增加，徐渭甚至宣称“道在戏谑”（《东方朔窃桃图赞》）。到了晚明文学，这一倾向将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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